黄晴晴

摘 要：20世纪60年代，托马斯·库恩在科学界提出范式理论，将其发展史看作是范式转移的历史，认为每一次已定范式的危机和弱化将引起范式的转移，新的理论标志着新范式的确立。设计这一创造活动也遵循着自身特定范式，有着特定的观察问题的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手段。由“造物”向“设计”转变过程中，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现实，传统稳定的范式不能再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中国设计范式发生转移。

关键词：现代设计;设计范式;范式转向

中图分类号：J5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905（2020）27-00-02

一、中国造物的传统范式

（一）技艺相通的工艺性

“造物”概念是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起来的，传统的中国设计范式始终离不开“物”，由于受到生产技术水平的限制，“物”的价值侧重于匠人的手工技艺是否精湛，在形式上对于装饰性更有考究，“物”的样式则依赖于匠人的想象力和主观审美情趣，因此艺术价值和欣赏性更高。造物设计的工艺性不仅体现在工艺技法的展现，还包涵设计巧思。古时景德镇依据物理学上的虹吸原理设计制作的公道杯，器如其名，盛酒时只能浅平，不可以太满，当杯中的酒超过杯子九分高度时，就会漫过虹吸管的上端流入杯座，直到流空。中国造物设计追求技艺的精益求精，讲究器物功能，整个造物过程对材料、工艺以及形式的重视表现强烈。[1]

（二）严苛的礼制性和等级观念

当人类发展到社会性聚居的发达阶段，等级的划分不可避免。儒家的礼制文化对中国传统造物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造物活动受制于传统的伦理意识，“礼”指规范、制度，即古代设计形成以及其存在的政治因素和文化背景。传统手工艺所制造出来的物具有象征性，重视所造之物在伦理道德上的感化作用，通常含有特定的寓意。

等级观念主要体现在所造物品的数量、色彩、装饰、材质上。数量上主要表现为量的多少以及尺度的大小，《唐六典》（卷23佐校署）记载：“凡宫室之制，自天子至于士庶，各有等差。”器皿的数量、建筑的规模和使用者的身份和地位是成正比的。色彩的选择上要按照身份的高低进行选择，并建立了严格的五色制度，即青、赤、白、黑、黄五色。以“礼”出发，以“五色”为正色其他为间色，赋予色彩贵贱尊卑等级的象征意义，在使用上严禁混淆颠倒。《管子·君臣下》中记载：“旌之以衣服。”表明用服饰的颜色来标明阶级身份，建筑中的装饰和彩画也严格遵循等级制度。装饰上主要以标志性的纹样来区分，在满足和周边自然环境协调统一的情况下按照所规定的制度装饰建筑。所谓“物以稀为贵”，稀有的原料抑或新材料往往多为上层提供使用。

（三）建立在哲学观上的造物思想

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影响着古代的造物活动，甚至规范着所造之物的形制。儒、道、释三大宗教的理论体系对传统的造物设计的思想渗透，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中和为美，强调“适宜”二字，要求功能与形式的有机统一，讲究造物尺度。明式家具作为中国古代家具史上的一个高峰，在确保使用功能的前提下，选材细致、造型简洁、装饰适度，给人以视觉上的舒适。“重己抑物”是荀子提出的，阐明了“致用利人”的观念，主张器物的核心价值是使用功能，要让器物服务与人。“器近乎道”，中华元文化应该是“道器并重”，这里所说的“道”是万事万物运行的规律、道义、谋略，“器”是器物、手段、技术，二者在造物设计中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2]

二、中国现代设计的本土转化动因

（一）寻找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平衡

20世纪初，来自西方的新材料、新科技比起中国传统的確实有很大的优点，如现代建筑营造更大的使用空间，满足更多的功能需求，但设计的目的是人，民族的一些共性便是普遍性，每个时代的设计形态都和当下的生活方式有关，因此单从时代角度讲述民族文化不免显得有些狭隘。当今的中国传统艺术设计更多的转向纯粹的装饰艺术品，各领域的设计师致力于寻找中国元素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形成自身设计风格。而设计师所追求的民族元素如果不经过重组和改造就难以符合现代设计的规则以及现代人的审美法则，但一旦进行改造则必然会失去其民族性的一些特征。因此，如何取舍、寻找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就格外重要。[3]

（二）非物质社会驱动

重新审视设计的社会语境，不断的商业扩张、技术革新、全球范围的文化入侵以及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汇聚在一起推动设计的现代化发展。社会发展改变了自身结构，导致人们为了适应新的环境而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大众期许以设计来解决社会问题，从而推动社会创新。

非物质概念最早由西方历史学家约瑟夫·汤因比（Joseph.Toynbee）提出，他认为人类将没有生命的和未加工的物质转换为工具，并赋予它们以未加工物质从未有过的样式和功能，这就是通过物质创造“非物质”。“非物质”社会所指的是一种数字化和虚拟化的社会，以资源共享为发展趋势，自身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主要以先进知识在消费产品和新型服务中体现。非物质社会所催生的设计是一个社会的设计，建立在世界性的背景之中，设计活动随着社会从一种“硬件形式”向“软件形式”而转变，提出“参与方式”理论，通过信息交换的过程与产品功能相联系，并作为构成设计有机组成部分的指南。在信息时代，它借助计算机、互联网来实现自己的服务过程，使物质产品的价值发生了变化，产品价值、原材料价值和体力劳动价值转变为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以确保产品的功效发挥到最大，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

三、中国现代设计的范式转向

（一）由“物质”转向“服务”

柳冠中在《设计，无处不在》中写道：“设计”一旦被囿于一种“物”的设计的话，设计师就已经被这个物的现象和概念束缚了创造力。设计在社会向可持续转型的过程中成为一种驱动力。后工业经济模式以服务为主导，1982年，肖斯塔克（G.Lynn Shostack）在其《设计提供的服务》一书中第一次将“设计”与“服务”这两个概念结合，服务设计不能和产品设计、交互设计放在同一范畴上理解。其本身没有特定的产出，只有特定的标准，但是服务的落脚点往往是人与物，如人与人的组织方式、界面、物体。1991年服务设计正式在设计学领域作为学科提出。在服务设计的过程中，“人”永远摆在首要位置，尽管自人类造物活动开始，当造物者试图以物质形态或者精神层面来满足使用者的需求时，服务这一特性就体现出来了，但后工业社会中，“服务”概念被放大化，商业性被发掘。

（二）生态设计诉求

庄子提出了“天人合一”思想，这一思想造就了古代园林设计的典范，并依据这个思想而深入发展，现代设计师提出为了人与社会与自然的生态设计。人们对于生态设计的诉求与设计伦理观的提出有关。维克多·巴巴纳克（Victor.Papanek）在其《为真实世界的设计》一书中将社会伦理推及设计领域，认为设计的基础是“符合社会的利益”，对消费社会中的滥用、浪费等现状进行分析与批评。由此，设计师们开始反思过去，回归本真，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为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寻求解决办法。可持续设计目前主要体现在环境生态设计与产品生态设计这两个方面，广东中山市的岐江公园是在造船厂遗址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主题公园，引入西方环境主义、生态修复及城市更新的设计理念，打破了“公园”或“园林”的固有概念，称之为城市空间。产品生态设计主要提倡绿色材料的使用，为超越产品本身、延长其生命周期而设计，换而言之也就是产品的可持续性。

（三）世界性的本地主义——本地性与全球性

世界性的本地主义是埃佐·曼兹尼（Ezio.Manzini）在其《设计，在人人设计的时代，社会创新设计导论》一书提出的，通过“立足本地并保持开放”的方式来解决设计问题，设计这一行为必须是在地的可实践的，并认为解决问题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让问题的根源成为资源的一部分，如近年针对老龄化问题提出的“少老合住养居互助模式”，青年群体以低房租甚至零房租居住在有住房资源且需要陪伴的空巢老人家中，同时解决青年人居住和老年人养老两种社会问题。还有一种是将一些在A环境下已经司空见惯的模式套用在B环境下，使其在B环境中发展起来，A环境和B环境在一定程度下产生关联，并且实现资源的对接，这便是本地性与开放性的平衡。广西柳州爱农会的建立是这样的一种模式，一开始只是个体对有机食品的需求，后来转变为群体对生态农业的追求，目的是达到农户与城市消费者友好互惠。

四、结束语

設计的范式由社会需求催生并且随时都在演变转化，设计活动由一开始的设计师群体参与到现在人人都可以参与进行设计，增加了设计的可能性，使设计迈入更广阔的领域。

参考文献：

[1][意大利]埃佐·曼兹尼.设计，在人人设计的年代，社会创新设计导论[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2]李超.中国当代设计的道德与消费话语[J].上海工艺美术，2019（03）：99-101.

[3]王国盛.服务创新与设计[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