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显刚

最近一段时间，多地上演了类似版本的“老人与码”事件。

在大连，一位老人因没有“健康码”而无法进入地铁，情急之下与地铁工作人员发生了冲突；在哈尔滨，一位老人因没有手机扫不了“健康码”，被公交司机拒载，被车上乘客指责“为老不尊”，甚至被赶来处置的警察“赶”下了公交车；在黑河，同样因为无法出示“健康码”，一位老人被防控人员打得满脸是血，仅有的一部老年机也被摔坏……

诸如此类的事件，呈现的是老年人群体在智能手机时代的孤立无援和彷徨无助，以及来自社会的厌烦、恶意乃至羞辱。不知不觉间，老人们被时代的车轮碾过生存的空间，沦为了寸步难行的手机“难民”。

事实上，这些老人的境遇，仅仅是一个缩影。一组令人扎心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有2.5388亿，其中接触过网络的仅有0.6056亿。这意味着，将近两亿的中国老人，是与网络绝缘的！他们或者没有手机，或者笨拙地使用功能简单的老年机，或者拿着儿女为其配备的智能手机却无从下手。这样的老人可谓“一抓一大把”，网络上的精彩生态与他们无关，互联网对他们来说已是神秘之物，更不要说“万物互联”的手机智能网络和名目繁多的App了。

面对这样一个庞大而特殊的弱势群体，社会本应有更多的耐心和包容，但“老人与码”之类事件的反复上演却警示人们，在不少地方和不少人心中，这样的耐心和包容是缺失的。

其实，“老人与码”事件原本不必发生。比如在一些地方，考虑到一些乘客尤其是老年乘客可能因某种原因无法扫码，公共汽车上都会专门准备一支笔和一个记录簿，方便这些乘客进行登记。这样的措施，既满足了防疫需要，又十分人性化，应当为之点赞。然而，原本通过一支笔和一个记录簿就可以化解的问题，在一些地方却因为粗暴的“一刀切”式操作，不仅给老年人群体造成了诸多困扰，还引发了代际、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样的恶果，殊为不该，亦令人痛心。

其实，此类“一刀切”式的操作并不少见。比如，一些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和医院之类的公立服务机构，出于工作上的便利，统一规定办理相关业务时，必须提前网上预约，相关操作须通过专门的手机App或者公众平台完成。这样的操作流程，无疑给那些远离网络、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制造了难题。不难想象，这些老年人本就行动不便，辛辛苦苦出门办事或去医院看病，却因不会网上预约流程而被拒之门外、无功而返，既得不到同情的帮助，甚至还会遭遇轻蔑的眼神。然而他们的全部“过错”，仅仅是“落伍”而已。

实际上，尊重和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便利，不仅仅是道德责任，更是早已载入法律的法定义务。1996年10月开始施行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就明确规定：“国家和社会应当采取措施，逐步改善保障老年人生活、健康以及参与社会发展的条件”；“国家保护老年人依法享有的权益”；“医疗机构应当为老年人就医提供方便”；“在参观、游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方面，对老年人给予优待和照顾”，等等。

白纸黑字的法律规定，终究要靠不折不扣的执行才能真正落地。否则，不仅无法兑现对老年人的“优待”和“照顾”，恐怕连“平等对待”的基本权利都无法保障。“老人与码”事件暴露的正是这样的危险，由此不难理解老年人群体的委屈、失落乃至愤怒，也不难看到缺乏同理心的社会伤痕。

的确，面对飞速前行的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应努力跟上时代的潮流。然而，总有一些人尤其是老年人因为种种原因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信息科技发展和网络生活变迁，对此，人们并没有嘲笑、奚落和指责的权利，而是应该多一点包容与耐心，停下匆忙的脚步，等一等步履蹒跚的弱者。

从更深的层面而言，近期不断上演的“老人与码”事件，也足以引发所有人的自我反省。

老龄化社会正加速走来，每个人终有一天也会老去，从这个意义而言，善待老年人，不让他们沦为网络时代的“难民”，既是道德责任，也是法律义务，更是每个人为未来的生存所积存的一份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