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加李

外交礼宾处于外交最表层，是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因较强的操作性，外交礼宾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大多数成果停留在操作性层面，学理性研究较为缺乏。外交礼宾具有较强的外在性、直观性以及政治属性，所以，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能揭示国际政治中的深刻道理，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尽管世界上已经形成一套得到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承认与践行的系统性外交礼宾规范，但国际政治中还存在一些外交礼宾特例。基于此，本文聚焦于以礼宾升格与降格为主要形式的特例，尝试通过对“为什么会有这些特例，它们出现的原因是什么”等问题的回答，挖掘外交礼宾特例之独特的学术价值。

国际政治中的外交礼宾规范与特例现象

外交是用来调节和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种手段与方法，礼宾是其中的重要手段。世界上已经形成一套得到绝大多数国家接受与践行的礼宾规范，然而，笔者观察发现，在外交礼宾实践中存在一些与规范不一致的现象，它们多以外交礼宾升格与降格的形式出现。下面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为范围，对有代表性的一些礼宾升格与降格案例进行梳理。

（一）国际政治中的外交礼宾升格

礼宾升格是指在国家间关系中，一国以礼宾规范为基础，在外交礼宾上刻意给予另一国外交代表超常规的升格礼遇。

新中国刚成立时曾给予所有承认新中国的外交代表超规格礼遇。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抵京时受到了中方隆重的欢迎。时任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周恩来率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苏联大使、北京市市长等党政领导赴火车站迎接，还有三千多名群众挥动彩旗和花环欢迎。按照国际惯例，一国大使到任，往往是由驻在国外交部的礼宾官员迎接，我国此举足见其礼宾规格之高。隆重的场面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礼宾具有大规模、高规格、超隆重的特点。中方的做法给贵宾留下了深刻印象，获得高度评价，也为中国赢得了朋友。

1979年与1997年中国两位国家领导人访问美国，均得到美方的礼宾升格礼遇。1979年时任中国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美国，美方的接机人员由原来安排的国务卿万斯临时升格为副总统蒙代尔；在欢迎仪式上，时任美国总统的卡特亲自参加欢迎仪式并陪同邓小平检阅仪仗队；美方鸣放了只有政府首脑才能享受的19响礼炮；等等。美方的礼宾升格为邓小平成功访美营造了氛围，为两国关系向着友好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

1997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方提升了礼宾规格并主要通过鸣放礼炮体现出来。一般情况下，东道国会为来访的国家元首鸣放一次礼炮。但美方打破惯例为江泽民主席鸣放了三次21响礼炮。美方的超规格礼遇显示了尊重，释放了善意，为1998年克林顿访华奠定了基础，使两国关系向着友好与建设性的方向发展。

军机护航是外交礼宾中东道方表示尊重的最高形式之一，升格信号非常明显，各国并不会轻易地给予来访国国家元首以军机护航礼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后尊享十多次军机护航礼遇。超规格礼遇是友谊的象征，也是两国关系向着良性方向发展的信号。

礼宾礼仪升格的做法各不相同，但背后的实质是一致的，即体现了国家之间友好的关系、亲密的友谊与良好的合作前景。当然，两国关系也有出现障碍、矛盾的时候，外交礼宾降格往往成为一种表达信号的手段。

（二）国际政治中的外交礼宾降格

礼宾降格是指在国家间关系中，一国以礼宾规范为基础，在外交礼宾上故意降低对另一国外交代表的礼遇。

礼宾降格的例子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少见。礼宾也见证了中苏关系的巨大变化。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访问中国，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礼宾相比，赫鲁晓夫感受到的是毛泽东、刘少奇和政府官员们彬彬有礼但远非热情的接待，中方礼宾上的冷淡与疏离非常明显。几天后，赫鲁晓夫取消外地参观计划，缩短日程提前回国，苏联首脑的访问以这种方式尴尬地结束了。中苏关系由出现裂痕走向分歧公开化。

位次排序外交礼宾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它在外交史上引发的争吵最多，在现代外交中也非常敏感。2010年1月11日，因不满土耳其拍摄的一部损害以色列形象的电视剧，时任以色列外交部副部长的阿亚隆刻意羞辱了土耳其驻以色列大使切利克科尔。阿亚隆故意让土耳其大使坐在较矮的沙发上，之后，以色列报纸还刊登了一张标注了“耻辱的高度”的照片。更为少见的是，2018年9月18日，波兰总统杜达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战略合作协议时，竟然出现了主方没有为波兰总统安排位子的情况。波兰总统杜达不得不在特朗普办公桌的边角站着签署这份协议，这完全不符合外交礼宾惯例。这一礼宾安排引发波兰民众的极大不满。波兰民众批评杜达“卑躬屈膝”，使自己和整个国家受辱，也指责特朗普不尊重波兰。

外交主体的微观行为是礼宾降格的另一形式，包括致意方式、举止服饰等。1971年曾发生中国外交官黄华拒绝与苏联大使马立克握手的事件，场面非常尴尬。除了握手，致意礼节中的吻手礼也曾险些酿成外交事件。2007年1月25日，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接见来巴黎参加“援助黎巴嫩国际大会”的数十个国家代表，希拉克对参会女性代表行了法国传统的“吻手礼”。可轮到63岁的英国女外交大臣贝克特时，希拉克只是略微欠身算是致意。这一画面被媒体公布后，引起诸多议论。强烈的反差令英国人非常不快。他们都为贝克特的遭遇鸣不平，甚至将此视为欺辱。

外交场合的服饰具有丰富的外交内涵，因表达方式的含蓄性和斗而不破的特点，也成为一方实施礼宾降格的工具。2002年2月，时任新西兰女总理的克拉克在款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国宴上，穿着随意的上衣和休闲裤，背着极为普通的挎包出席国宴，与女王的华服、皇冠、绶带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引起极为重视礼仪的英国的不满。2011年12月19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在金正日去世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身着鲜艳的红衣，涂抹艳丽的口红亮相，引发朝方反感，使朝美关系朝着更加恶化的方向发展。

礼宾升格与降格是对正常礼宾规范程度不一的偏离，它们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有的以剧烈的形式呈现，有的以柔和的方式表达，所产生的影响与效果也正负不一、程度不同。由于礼宾对等与互惠的特点，礼宾降格往往引发对方的不满、抗议甚至反制，礼宾升格往往伴随着两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刻意实施的礼宾升格与降格都不是毫无根据，特例只是表象，探寻其背后的原因，挖掘其隐含的价值，才能发挥外交礼宾在国际政治中见微知著的作用。

外交礼宾特例的原因探讨

如果把外交当成一部机器，礼宾是外交这部机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礼宾特例则是礼宾特殊的表现形式。外交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外交礼宾的高度政治化，使之成为外交最鲜明的政治形式、职能与手段。外交礼宾特例的出现往往不是孤立的，其与国际体系力量变化、国家间关系变化、一国国内政治、领导人人格特质以及礼宾特例的信号传递优势等不无关系。

（一）国际政治因素

外交礼宾特例受到国际政治中多种因素的影响。

礼宾特例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国际体系力量的变化。外交礼宾的众多功能之一是权力政治的功能。威望是权力的体现，外交礼宾是威望政策所使用的主要工具之一。一国给予另一国国家元首或外交人员的礼宾待遇是对当事人及所属国家的身份、地位、权力、威望的认可。因此，礼宾升格与降格可以成为观察国际体系力量变化的一个窗口。进入21世纪，国际体系经历深刻的历史性变革，最典型的变化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整体崛起，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正在由超级大国向崛起大国转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职至今享受到十多个国家的军机护航礼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些国家对他所代表的中国这一支全球新兴力量的重视与认可，军机护航礼遇正是外部世界对待中国国际地位变化在礼宾上的体现。

作为表象的礼宾特例还受到错综复杂的地区与国际政治因素影响。以色列外交副部长对土耳其大使实施的礼宾降格案例较为典型，其重要原因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影响了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两国矛盾逐渐加深，双方对抗不断。以色列方面对土耳其大使的羞辱以及双方在礼宾上的争吵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复杂的地区与国际政治因素交织互动并通过礼宾降格这一特殊形式外化的结果。

国家间关系的亲疏远近及变化也会为礼宾升格与降格的出现创造条件。国际政治中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各国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必然导致国家间关系的波动与变化。两国关系一旦变得亲密或恶化，就可能通过礼宾特例展现出来。如美国1979年给予邓小平的礼宾升格待遇是两国关系由敌对转向友好的体现；2007年法国总统希拉克通过吻手礼不公平对待英国外交大臣贝克特，亦显示出希拉克与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长期不和的政治生态与两国关系存在的矛盾；希拉里在金正日去世后的记者会上的红衣朱唇体现着美国对朝鲜的敌视与两国关系的恶劣程度；等等。这些都说明了特殊的礼宾反映着特殊的国家关系。

（二）国内政治因素

国内政治因素是礼宾特例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一切外交手段的运用都是为了适应本国内政的需要，这条原理从古至今没有变化。礼宾升格与降格往往是一国内政在外交上的特殊表现。

很多外交礼宾的升格与降格都可以从一国的内政中找到解释。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给予新建交国家超规格礼遇为例。新中国刚成立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政权，保障革命果实，同时努力恢复、发展因长期抗日与内战导致的停滞的国民经济。中国渴望在政治上打破帝国主义孤立中国的图谋，获得更多国家的承认，在世界舞台上站稳脚跟，更好地维护国家的权益。给予首先承认新中国的外交代表超规格礼遇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中国内政的需要。同样，中国两位国家领导人于1979年与1997年分别访美时受到的破格礼遇，也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1997年美方给予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的礼宾升格与两国逐渐升温的关系有密切联系，是美国接触政策的体现。

礼宾降格现象也往往程度不一地包含了一国国内的政治因素。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受到了中国的礼宾冷遇，中苏关系大幅度转变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国家利益的冲突，因国家利益产生的冲突结合其他因素注定了赫鲁晓夫访华时无法受到高规格的礼遇。

礼宾的政治性决定了礼宾是为体现、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服务的，是为国内政治服务的，礼宾升格与降格只不过是礼宾较为特殊与极端的形式与方式，外交实践中的案例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三）领导人个人因素

个体“人”是国际政治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角度，“如果不理解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政治学理论”。每一个国家领导人都有自身的人格特质与行事风格，这些会影响领导人的政治行为、外交决策与对外政策，进而或直接或间接地对国家间关系产生影响。分析外交礼宾特例也需要关注领导者人格。

1959年赫鲁晓夫来华时受到的礼宾降格受多种因素影响，毛泽东的人格是值得关注的一个角度。作为一国领导者的毛泽东被视为领袖，在党内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拥有支配性地位。毛泽东的人格中具有很强的斗争与抵抗精神，他的一生都强调斗争，不会轻易地屈服于某一种权威。他个性鲜明，不怕鬼，不信邪，斗争精神较强。对于苏联的大国、大党主义，被苏联称为民族主义者的毛泽东是很难容忍的。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反感决定了他无法在赫鲁晓夫1954年第一次访问北京时展现兄弟般的热情，取而代之的是礼宾上的疏离与冷淡。

人格因素同样对时任新西兰女总理的克拉克身着简易服饰出席国宴具有一定解释力。克拉克个性鲜明、喜爱挑战、作风强硬、不惧困难，是一位公认的政坛女强人，被人称为新西兰的“铁娘子”。克拉克的强硬还表现在她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对于新西兰英联邦国家的身份，克拉克持不支持的态度，她“一直希望新西兰有朝一日脱离英联邦，成为独立的共和国”。鉴于对新西兰英联邦地位的不满与脱离英联邦的政治诉求，不难理解她采用柔性服饰符号对女王实施礼宾降格的行为。

波兰总统签署协议时遭遇的礼宾降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交风格与行事作风不无关系。特朗普的人格特质鲜明。“自恋偏执”是特朗普人格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包括极度自信、以自我为中心，较强的优越感、特权感，目中无人、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看法，等等。这种人格特质导致他对外交制度、礼宾规范以及专业团队的轻视，因此，礼宾中出现较多突出他个人的表现就不足为奇了。这不难解释为何签署两国双边协议时，波兰总统连一个平等、对等的签约条件都被忽视了，更重要的是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只是特朗普众多违反礼宾规范的案例之一。

如前所述，政治心理学分析研究的多是不同寻常的政治人物，毛泽东、克拉克以及特朗普的个性鲜明、独特、异于常人，都成为研究礼宾特例较好的样本，也使这一研究视角成为其他研究的有益补充。

（四）信号传递因素

沟通是外交的本质，外交涉及政治之间的沟通。沟通之于外交就像血液之于人体一样，每当交流停止时，国际政治的主体部分——外交进程——就会消亡，从而带来暴力冲突或关系冷淡的后果。在国际关系中，一国往往需要对自己的意图进行声明，外交姿态也是一种信号，比如召回大使、断绝关系、外交怠慢、礼宾升格或降格等。

礼宾是发送信号的工具，不同的礼遇与规格体现着不同的意义与内涵。在信号传递的功能与作用上，礼宾特例比常规性的规范具有更大的优势，礼宾升格可以发送积极信号，如善意、友好，而礼宾降格则可以发送消极信号，如不满与抗议。

1971年中国外交官黄华拒绝与苏联大使马立克握手具有很强的信号传递的寓意。黄华通过拒绝握手羞辱苏联代表的方式是他当着联合国其他三大常任理事国代表的面发送的一个外交信号：曾经的同志加兄弟的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为敌对关系，中国把苏联看成是对中国安全威胁最大的超级大国，这超级大国比“美帝国主义”还危险得多。

以上从宏观到微观剖析了礼宾升格与降格形成的原因。需要说明的是，某一种因素也许是某一个或一类礼宾特例形成的主要因素，但国际政治中的外交礼宾特例往往是多种政治因素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

小结

以升格和降格为形式的礼宾特例绝不只是简单的形式问题，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这些价值往往是常规性的礼宾规范很难体现与反映的，却恰恰体现出国际政治中的一些核心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论是优化外交实践还是提升学术研究都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