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介绍

作为21世纪初世界上原始生态环境保存较好的，同时也是中国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可可西里孕育了珍贵的生命。早在20世纪末，为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当地政府组织力量成立了野牦牛巡山队。电影《可可西里》便就地取材，以之为背景，较好地还原了当年武装巡山队守护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事迹。该片由陆川执导，于2004年10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之后便斩获第17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第41届台湾金马电影奖最佳影片等奖项。

影片以记者尕玉跟随可可西里巡山队进行的一次追捕猎杀藏羚犯罪团伙的行动为线索，以实景拍摄的纪录片摄影方式，记录了巡山队在追捕途中所遭遇的种种以及相继遇难的队员。在茫茫风雪中，饥饿、寒冷、流沙、生死枪战等一直笼罩在巡山队员们的头上，但他们从未停下追寻盗猎团伙的脚步。群山万里，鲜血晕染了可可西里，以队长日泰为首的队员们用生命守护着自己神圣的家园，守护着在草原上奔跑的藏羚羊群。在故事架构中，因自然规律、信仰守护或生存利益，可可西里、巡山队员、盗猎分子三方互相构成彼此间不可调和的狂暴冲突。影片通过对人与自然、他人、社会以及自身四大矛盾的深刻展现，击破了当下无数人梦想过的“诗和远方”，赋予了影片使命感和悲剧感，这“使我们必须正视自己的存在状态与人生的终极价值。”

影片中的矛盾

人与自然的矛盾。自人类诞生起，人类与自然的矛盾便产生了。在《可可西里》中也始终贯穿着这一矛盾，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人类的生存与恶劣自然条件的对抗性矛盾；其二是人类的贪婪和有限自然资源间的“原罪式”矛盾。

首先是人类生存与恶劣自然条件的对抗性矛盾。就自然条件而言，可可西里地貌复杂，雪山冰川林立，江河湖泊纵横，气候严酷，含氧量不足沿海地区的一半且干燥多风。影片中对此也多有体现，比如没有征兆而肆意扬起的风沙，难辨方向、雪砾扑面的雪山，噬人无声、无底漩涡般的流沙、烂泥潭等。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便常来的巡山队员都难免不时地流鼻血，人类生存条件堪忧。在马占林和尕玉的闲谈中，他说：“草丛变成了沙滩，牛啊羊啊死的死了卖的卖了，人也差点活不下去了。”影片借用盗猎分子帮凶马占林一家的情况表明，曾经的可可西里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洗劫。与此同时作为矛盾承载者和见证者的可可西里，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冲突漩涡当中，成为其中代表自然的一方：它被盗猎者失心疯一般地践踏摧残，而来自它的反噬行为则不加选择地反弹到了同为人类的巡山队员身上。在人与自然的这场冲突中，矛盾对立双方盘根错节，导致恶性循环也正如多米诺骨牌般一触即发，环境恶化使人类不计后果地强夺环境资源以求生存，进而导致环境持续恶化。

另外，人类的贪婪和有限自然资源间这一“原罪式”矛盾，则从影片大背景上就已经披露出来。影片中有这样一组震撼人心的镜头：卓乃湖旁，斑秃的草地上成群的秃鹫肆意啄食难以数计的藏羚羊尸身，巡山队员们只能沉默着将成堆的藏羚羊尸身火葬。历史记录中，西藏的藏羚羊数目曾达百万，而到1995年时全藏仅余5万多头藏羚羊。影片中提及的欧美市场对奢侈品沙图什披肩（藏羚羊绒所制）的热烈追求，正是导致藏羚羊被大批量盗猎最直接的原因。追根究底，市场的需求代表的是人类的贪欲。这种贪婪不仅是造成藏羚羊数目断崖式下跌的原因，更是人类对自然保护冷漠态度的真实写照。甘地有言：“地球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现代社会，人类无限膨胀的贪欲与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正日益凸显着。

人与他人的矛盾。在影片中人与他人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巡山队和盗猎团伙之间。从工作性质来看，巡山队本就是为打击盗猎团伙的猖狂行为而出现的团体，两者的诉求是天然对立的。

影片开头强巴被盗猎分子枪杀，就展示了两者矛盾的不可调和，但如果就此将巡山队与盗猎团伙定论为单纯的对抗关系，是行不通的。巡山队与盗猎团伙虽分属对立阵营，但有别于一般影视作品中水火不容的“警匪”关系。从他们各自的身份来讲，巡山队和盗猎团伙的成员们都是来自于各个行业的普通人。巡山队中有司机、大学生、退役军人等，而盗猎分子中也有医生、牧民。相近的生存状况让他们产生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相互理解，这为他们彼此间的互助奠定了基础。遇到困难时，对立双方分别给予了对方不同程度的帮助：被抓的马占林一行人戴着手铐和巡山队员们一起拉出陷在淤泥中的大卡车；巡山队员将本就有限的食物省出来给马占林等人等。这正凸显了电影中的生命观，即生命在荒凉之中的平等与珍贵。

巡山队与盗猎分子都须在恶劣自然条件下极尽可能地寻求生存。然而，巨大的利益冲突始终横在他们之间。一方要“打羊子”“卖皮子”，另一方要保护藏羚羊，这种矛盾必然无法化解。影片结尾，日泰被盗猎团伙中一个连名字都没介绍的小角色射伤，被盗猎老板补枪杀死。他的死没有因廉价而刻意的煽情显得太过轻巧，让人意难平。或许正如尼采所言“较为杰出的、较为高雅的、较为独特的和难于理解的人，则往往孑然独立；他们常常在孤独中死于偶然事件，很少能繁衍下去。”这种看似压制了煽情的悄然牺牲，事实上也进一步加重了作品的悲剧性，并再一次揭示了矛盾的强烈与不可化解。

人与社会的矛盾。除了明显贯穿主线的护猎两方的矛盾之外，本片中不可忽视的另一大矛盾便是巡山队与社会的矛盾。首先社会对武装队的状况以及偏远的可可西里关注度不高，巡山队的辛苦付出没有得到社会的鼎力支持。影片开头，尕玉找到日泰，表示希望采访他时，日泰以没有时间为由一口回绝。或许在这之前就已经有过别的记者来采访过，但并未给保护可可西里带来任何的帮助。直到尕玉说，或许他可以在日泰筹建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这件事上出些力，日泰才让他留了下来。在追击盗猎头子的路上，尕玉从日泰的话中确认了武装队有时会卖些皮子来解决经费问题时，他自言自语说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好记者，却不知该怎么写这篇报道了。日泰打断他：“我知道你是记者，这可可西里就是你们记者保护着呗。”这句半开玩笑半讽刺的台词进一步说明了社会对藏羚羊盗猎事件的关注度不够。影片中也是在尕玉写出那篇轰动世界的报道后，才引起了大范围的社会高度关注。

而从社会经济角度看，可可西里所在的治多县整体经济状况较差，百姓生活贫困。这就造成了三大困难：首先是武装队人手和物资短缺。（原型中的野牦牛巡山队当时只装备有三把手枪一把冲锋枪，且受制于不合理的资金制度，收入基本靠罚款。他们的预防工作做得越好，收入反而会越少。）片中最直观的体现便是独自驻守在保护站3年的队员阿旺。面对人多势众的盗猎分子，巡山队工作的艰难可想而知。另外经济困难迫使许多当地百姓参与了这一灰色产业。他们对藏羚羊以及可可西里的环境保护意识太过薄弱，为了赚钱，通过羽绒服、棉袄等使尽浑身解数冒险为盗猎分子偷运藏羚羊绒。这令武装队防不胜防，执法过程中难上加难。再者，日泰的武装队并没有编制，这直接限制了他们的执法力度。影片中巡山队在进山路口设置关卡，拦截检查经过的一切车辆人员是否有所夹带。由于职能受限，日泰的武装队只能处以没收和罚款。有的人因反复被抓（比如马占林一家），一早就清楚后果最多不过罚钱，索性不在乎。百姓涉案其中，实难打压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武装巡山队就是在这样的重重矛盾之下生存，并坚定追求自己的信仰。这使他们身上散发出耀眼的理想主义光芒，同时也使得本片有了更高的艺术价值。

人与自身的矛盾。人自身本就是一个矛盾体系，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却普遍存在。如果将武装队和盗猎分子之间的对抗看作人类的自身矛盾的话，那么每个人也都存在着自我矛盾。黑格尔认为，悲剧的实质就是伦理实体的自我分裂与重新和解，伦理实体的分裂是悲剧冲突产生的根源，悲剧冲突是两种片面的伦理实体的交锋。体现在本片之中，悲剧冲突便是巡山队员保护家园的理想与各种不利因素之间的矛盾，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日泰——他是一名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他热爱可可西里，致力于建设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并为此付出了很多，但他有时仍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尕玉说到自己不知该怎么写这篇报道的时候，日泰半调侃地回应：“这可可西里就你们记者保护着呗。我日泰可以进监狱，我知道卖皮子是犯法的。但我现在不会考虑你说的这些。我只考虑可可西里，考虑我的兄弟们。”在残酷的现实之下，队里任何一起突发事件都可能难倒这个铁血汉子，有时他必须靠卖皮子来维持队伍的周转，甚至有时也拿皮子来换救命的钱，但他始终坚定自己的底线，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动那些皮子。因此当盗猎分子提出以钱、房子、车子等来换不被抓捕的自由时，他一拳挥在盗猎分子头上，也因此悲惨死去。这位英雄让人钦佩，他的身上有着藏民族创造性和奋进性的精神，同时他也是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冲突的矛盾承载体。

尕玉——自来到可可西里，他并未马上从他的工作中跳出去看到真正的可可西里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所以他的自我挣扎其实是一个略长的、渐进的过程。他对央金有警惕，所以收起了正在看的照片。但从他见到大片血淋淋的藏羚羊尸身开始，在阿旺独自驻守的保护站看到队员们的苦中作乐，发现日泰对盗猎分子和盗猎分子对日泰等人的态度落差，到见证了日泰牺牲的整个过程中，他渐渐体会到了队员们对可可西里的热爱，也明白了如果他们没有信仰，他们完全可以选择一条不必直面生死的道路，而日泰也完全不用死，只需要去接受盗猎分子的贿赂。影片中，尕玉内心挣扎的明确外化是在他纠结于自己是当一个写出事实的好记者，还是同情包庇这些巡山队员“卖皮子”的犯罪行为。他希望自己写出全部的内容，这样可可西里会多一份希望，他又不忍写出队员们的犯罪行为，这样或许可以免去这些队员们的牢狱之灾。正像日泰对尕玉说的那样：“见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的手和脸脏得很，可他们的心特别干净。”他既作为旁观者见证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也作为主人公展现了职业操守与美好的人性，同时内心中也在经受着理性与感性矛盾的挣扎。

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但也更易使道德被弱化。巡山队长日泰为救治伤者无奈地卖皮子；而对普通牧民马占林这样的小人物来说，无法再养牲畜时，扒皮子或许是他为数不多的选择中来钱最快的方式。他们一方是“不完美的好人”，一方是“不够恶的坏人”，在自我矛盾中进行着双方对抗。片中几个主要人物身上展现出的矛盾不仅塑造了非常立体的人物形象，丰富了电影的层次感，也令整个故事的悲剧性更加强烈。

矛盾背后的悲剧美学价值

叔本华认为：“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

本片中包含的主要矛盾，所折射出的正是第三种悲剧的残酷之美。影片当中出现的每个角色都是一个个普通人，当面临生存问题时，他们急需破解这道利益还是信仰的世纪性选择难题。片中的正恶两方相对，一方为了生存不择手段，另一方则选择坚守底线和信仰。日泰对尕玉说：“钱也没有，人也没有，枪也没有，我的弟兄们一年都没有工资了。队里的经费都是我们自己解决的。”这句话不仅是在陈述武装队现存的实际困难，更把巡山队员们要保护可可西里的坚定信念撕开来给观众看。当达瓦重病生命垂危之际，日泰面无表情地脱口而出“卖皮子”，让影片的悲剧性瞬间得到了提升。

悲剧的美学意义在于它就是让人们正视死亡，正视人生痛苦，但悲剧又不是让人沉沦。悲剧把个体的死亡与毁灭看做是一类群体，乃至一个世界的毁灭，但它同时坚信宇宙是坚固的、永恒的、无止境的。当年原型巡山队的两任队长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均死于任上，而本片中也毫无保留地展示了邪恶战胜正义这一残酷的现实。正是这位丝毫没有“主角光环”傍身的英雄日泰，也正是因为这部去光环化的悲剧，才让人内心激荡着久远的震撼。

本片的悲剧美学告诉观众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在以自身的意志去改变自然的面貌，但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总是会不可避免地败下阵来。影片片头进山时武装队的八名成员，到结尾只三人走出绝地，而马占林一行人几乎全军覆灭。大自然不懂得辨别谁是谁非，但人类犯的错终将由人类自己买单。

本片的悲剧性建立于信仰在现实面前的悲壮毁灭之上，但理想主义者的死亡从来都不代表他信仰的失败。如同凤凰浴火，悲剧在崇高中毁灭，也在崇高中获得新生。片中日泰的死亡是当时斗争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但以更广的视角去看，不流血何以成功。人们要保护自然，但也要保持挑战自然的勇气、信心与毅力。片中的武装队员们身处绝地，面对车子报废、救援难驰、食物濒临耗尽的情况下都没有放弃求生的希望，顶着暴风雪冲出了可可西里。日泰的葬礼上那三位本来饥寒交迫等待刘栋救援的队员的出现便告诉观众：在伟大的自然面前保持一颗虔诚之心十分重要，但面对绝境不能只靠勇气、信心和毅力去征服，也绝对不该放弃一切求生的希望。

2006年起，可可西里再没有响起盗猎者的枪声。2014年我国藏羚羊的数量接近30万只，较1997年最低谷翻了十倍不止。如今的可可西里拥有着更加完备的森林公安系统，更高效的保护措施，也有更强大的国际公约及国内法律的保护。坐火车或开车经过可可西里时，人们经常能看到包括藏羚羊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奔跑在原野上。尽管可可西里保护区的生态还并未完全恢复，但它获得的这份平静正是代代巡山人所想要看到的。信仰得以传承，这便是最伟大的胜利。

人类历史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悲剧，已经造成的结果虽永远无法扭转，却总能从个人的渺小窥见全人类的伟大。这部影片让人们明白：既要直面悲惨的现实，又要继续生活，继续斗争。

结语

陆川导演的这部《可可西里》没有刻意的煽情和复杂的情节，却能以朴实的方式震撼观众的心灵。这部并未一味追求强调环保的影片不仅探讨了自然、生存与信仰之间的关系，还揭露了背后难以回避的复杂矛盾。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使人类再次经受了正视现实所不能回避的阵痛。但阵痛总会过去，现实必须正视，历史将证明一切。人们必须要认真思考，如何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如何在社会大环境下实现个人价值，怎样面对现实和理想的冲突，以及怎么平衡生存与信仰的关系，挖掘出生命原本的意义。《可可西里》不仅是一部反映生态问题的影片，更是一部剖析矛盾的影片。影片中，自然与人类、生存与信仰不停交战。而战争的最后，往往少不了“日泰”等理想主义者的悲壮牺牲。牺牲永远不是终点，信仰的传承与一代代人生命价值的实现却会在历史长河中无限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