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芳

(河南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河南 开封 475001；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河南 开封 475001)

在韩国电影诞生百年之际，2019年5月，奉俊昊凭其新作《寄生虫》在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众望所归地捧走了金棕榈。这是韩国电影首次获得金棕榈奖，体现出国际电影界对《寄生虫》以及奉俊昊个人成绩的肯定，以及对韩国电影整体成就的认可。反观《寄生虫》本身，它之所以能得到影评家与广大观众的认可，主要在于它将韩国贫富差距与阶层固化这一严肃社会问题，通过荒诞的形式完美呈现出来，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镜像眩晕。

一、下流群体的阶层僭越与角色扮演

针对日本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社会现状，学者三浦展提出“下流社会”的概念，认为日本社会正陷入从“中流化”转向“下流化”的泥沼。虽没有证据直接证明韩国也正经历着这种“下流化”的困境，但有充分理由可以说明韩国的贫富差距也逐年拉大，阶层分化日渐严重，阶层的不平等成为构成韩国经济不平等的最重要部分。21世纪以来，向来重视现实的韩国电影创作者，拍出了《黄海》《爱，回家》《蚯蚓》《韩公主》等涉及家庭贫困的电影，也拍出了《下女》《吞噬：消失的女人》《第4名》等涉及阶层分化的电影，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电影仅将阶层主题作为叙事背景，没有深入探讨。不过，这种现状逐渐被打破。2018年，韩国电影大师李沧东向世界贡献了文艺片杰作——《燃烧》，其主题便是韩国社会阶层固化下年轻人的生活与精神状态。对比《燃烧》与《寄生虫》，从片名上可以看出，《燃烧》是一把愤怒的火，而《寄生虫》则是赤裸裸的社会批判；从内容上看，《燃烧》是下流阶层与上流阶层的失败沟通，是阶层间的彼此难以理解，而《寄生虫》则是下流阶层对上流阶层的出格僭越，而后者比前者更接地气，更有思考力度。在阶层流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当所有努力囿于阶层的桎梏而付诸东流时，渴望改变命运的群体便有可能不顾一切抓住所有向上爬的“改命稻草”而罔顾道德。身处下流阶层的金基泽一家便是这样。他们生活在半地下室里，全家失业，只能打临时工暂时维持生活。由于身份卑微，他们只能从事模仿工作——叠比萨饼盒。无比荒诞的是，他们在喷洒的消毒剂液中，一本正经效仿着手机小视频里的外国女性高速叠比萨饼盒的动作。但他们的产品被比萨饼店员工认为不合格，这是下流阶层急于求成但又屡遭失败的具体表现。其实，模仿叠比萨饼盒仅是他们失败的模仿生涯的一段。他们模仿开过炸鸡店，也跟风开过台湾古早味蛋糕店，但统统失败，“模仿—失败—再模仿—再失败”成了一个没有尽头的恶性循环。

当低级模仿之路不可行，他们便走向了高级模仿——扮演，即扮演与自身身份迥异的中产阶级。故此，影片最为荒诞的便是这种急迫改变现状而主动自我异化的“寄生上流”的非道德行为。考了四年大学却依然没成功的基宇，在朋友的推荐下拥有了接触上流社会的机会。为此，他走向了扮演之路。学历与姓名在韩国是一种身份象征，为了加大自己获得工作的砝码，他伪造延世大学的学历并取了英文名字，努力扮演一个优秀的名校大学生。当他目睹朴社长的高档别墅后，开始找寻机会推荐其妹妹、父亲和母亲，而他口中描述的家人身份远非下流阶层所能想象：妹妹是毕业于伊利诺州大学的成功海归人士，父亲是经验丰富的司机，母亲是大公司优秀管家。至此，通过如履薄冰地扮演他人，终于品尝到了成功滋味。除了基泽一家外，原管家雯光一家也是靠扮演而存在。雯光的丈夫由于借高利贷欠钱而秘密生活在朴社长别墅的地下室里，在四年多时间里没有正常人的自由，只是扮演着夜晚出来的“寄生虫”。下流阶层对上流阶层的僭越正是通过这类角色扮演实现。虽然表面上，他们的扮演很成功，获得了从前得不到的工作与暂时的安全感，但他们也为之付出沉重的道德代价。因为在本质上，扮演他人是违背人性的，在道德上，也非诚实。为目的不择手段，更容易受到道德批判，也容易遭受全盘皆输的失败打击。基婷为推荐父亲而设计陷害年轻的尹司机；父亲基泽为推荐其妻而设计赶走尽职尽责的原管家。通过非道德而换来的好结果，用扮演来换取希望，其代价便是出卖良心、寄生上流和失去真我，犹如寄生虫，时刻生活在被主人发现且被清理的恐惧中。

二、上流群体的阶层意识与界限心理

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属性，而上流阶层最大的属性是拥有强烈的阶层优越感，且会努力全面巩固与捍卫这种优越感。

一方面，他们通过衣食住行等来彰显自己的上流格调与品位。别墅、美酒、艺术、学业、事业、豪车、美国货等成为上流阶层的标配。在《寄生虫》中，朴社长一家住在艺术家设计的山间别墅，其环境幽雅，有竹子、草地、阳光；其房屋宽敞、典雅，有三层(加上地下室，则有四层)，人人都有独自私密空间；墙壁上挂着一家四口家庭照、朴社长获奖照、儿子绘画作品等，通过家庭美满、事业有成、孩子聪颖等共同彰显阶层特性；地窖藏有各类价格昂贵的美酒、饮料等，象征物质丰盈；拥有两辆私家车，而且高价雇司机接送自己，以此来烘托朴社长企业主的高贵身份；聘请名校大学生来辅导孩子学业，是为了通过学业为家庭带来荣誉；购买昂贵垃圾桶与美国货，也是为展现财力。

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对他人的要求来巩固自己的阶层身份。他们对聘请的家庭老师、司机与管家都有着特殊阶层要求，即与自己的阶层相同或者稍微低于自己的阶层，且懂礼仪、有技术、有能力。当基宇初次去朴社长家面试英语家教时，夫人对其要求则是在名牌学校毕业的前提下，还需要有真才实学。上层对他人的要求，最严格的则是保持恰当界限与距离，明确主仆关系，忌身份越界。电影中的上流阶级认为尹司机、雯光管家与基泽司机等越了界，让自己特别介意与不舒服。当坐车的朴社长偶然发现被基婷设计好的内裤时，便异常敏感地回到家与夫人商谈，责备尹司机的性行为是对自己的冒犯，并自我臆想吸毒等情节，而异常吃惊的夫人则承诺快速辞退尹司机。在这一过程中，朴社长用笔挑起内裤的细节，以及夫人戴上手套查看内裤的细节，都从行为方面展示了自己阶层的清洁；而对女性吸毒深信不疑的猜测与臆想，则是对阶层间界限的过度敏感。同样，被陷害的雯光也因无中生有的健康问题而引起夫人不满并被辞退，而这与夫人之前对管家“是一家人”的褒奖形成自我矛盾。矛盾根源则不仅是上流群体的自私，更是阶层意识与界限心理共同作用下的必然。此外，基泽也多次刺激到朴社长的界限意识。在开车途中，朴社长对雯光管家的离开感到惋惜，并表达了自己“最讨厌逾越界限的人”的界限意识。但稍后，基泽便逾越了界限，引起了朴社长的不满。朴社长在批评夫人的生活能力极差时，基泽竟然不合时宜地询问起朴社长夫妇间的情感生活；当意外交通事故发生时，基泽竟在主人面前口出脏话。可以说，在情感隐私、生命安全、文明礼仪等多方面，基泽无疑都违逆了朴社长的阶层意识与界限心理。因为在上流阶层看来，雇佣关系双方仅是一种固定的主仆关系，绝非平等关系，忌讳语言与行为越界，且主人意志永远不可被违逆。

因此，即使下流群体对上流群体进行有意识阶层僭越，也必须是谨小慎微的，一切以上流群体为中心。因为从边缘到中心的靠近，远不是物理距离的靠近，而是阶层品位与意识的靠近，也即心理距离的靠近。一旦被上流阶层嗅出下流阶层的味道，他们便有可能被打回边缘。而尹司机与雯光以及基泽的行为，在朴社长夫妇看来便是越了界，而这种越界与其说是对人的冒犯，不如说是对上流阶层与身份的冒犯。

三、不同群体的阶层对立与真实眩晕

获得戛纳电影节的巨大褒奖后，《寄生虫》不仅在韩国，而且在法国、越南等国家取得相当理想的票房，但在电影评价上，却出现两极分化的立场，其中，剧情是否真实则成为争论的主要焦点。对观众而言，这部电影虽然视听语言相当高级、叙事十分流畅，但剧情却难以令人信服。具体批评指向在于前文所论述的“身份扮演”。在电影的前半部分，其主要情节是基泽一家如何欺骗朴社长一家，成功成为朴社长家的“寄生虫”。这个过程被人批评为太过顺利与简单，其中的穷人形象是如此聪明却长期失业，富人形象是如此容易被骗却如此富有，这些不符合逻辑，在现实中也不可能存在。

但正如学者所说，表意不能从一个孤立的影像来得到彰显,它要依赖于影像之间密切关联和互动。因此，若将各种矛盾放置于整部电影中，便不难发现，矛盾设置正是导演有意为之，因为导演意在将其简化与符号化，人物、情节等都成了服务主题的符号，最终成为一则无力的、悲观的警世寓言。其实，它指向了一种寓言化的现实真实，而这种真实足够让人眩晕。在现实生活中，有无数基泽式的人物。他们足够聪明与勤劳，却由于出身卑微等先天的身份问题而深陷困境；相反，也存在敏赫式的人物，在父辈的巨大资本中轻松生活。而且下流阶层的聪明只有在计划的秩序下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一旦意外出现，便极容易走向混乱与溃败。当被辞退后的雯光突然出现以及地下室“寄生虫”秘密揭露后，基泽一家便乱了阵脚，由主动走向被动。一场意外的暴雨，更是粉碎了其改变命运的希望，徒然发出“所以人不该有计划”这宿命般的命运喟叹。当父亲基泽放弃计划后，儿子基宇却希望杀死雯光一家而获得命运改变。但结果却是妹妹死亡，父亲逃逸、雯光一家死亡，自己与母亲坐牢。可以说，电影前半部分喜剧氛围下的“骗与被骗”与后半部分悲剧氛围下的“下流阶层的相互撕咬”、阶层间的“侮辱与被侮辱”“杀与被杀”产生强烈对比，更具讽刺意味与绝望的宿命论意涵。

不管下流群体多么聪明，但由于阶层固化这一现实的坚硬存在，下层那些计划都显得无能为力，因为他们既要在同一阶层里相互争夺有限资源与稀缺的上升机会，又要突破上流群体的阶层意识与界限心理。他们纵然可能获得暂时成功，但极有可能因意外发生与身份暴露而前功尽弃。正如朴社长一家所评价的“地铁里的气味”一样，下流阶层即使身份扮演尽职尽责，但其阶层“气味”是他们始终摆脱不了的身份印记与胎记。

电影中阶层的僭越与寄生共存场景，足够令人眩晕，且其激发起现实的寄生恐惧，足以让人体验到艺术真实与现实真实带来的双层眩晕，也足以引发当代人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警醒与思考。《寄生虫》所指向的并不是单纯的个人或者家庭，而是后资本主义时代的阶层固化现实。在当下韩国，上流与下流阶层严重对立，阶层间有巨大鸿沟，阶层流动的可能性特别小。其结果便是，道德缺失与寄生意识蔓延。但也正如渴望寄生的基泽一家与雯光一家一样，虽然也是阶层固化现实下的无奈之举，但寄生终不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