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东

(燕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电影是近代社会的产物，20世纪初期传入中国，其存在的空间经历了由城市到乡村的转变，面向的观众经历了由上层精英到普通民众的转变。电影的基本属性为艺术审美性，同时它亦具有社会属性与政治性。它是一定时期内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反映，与国家政治、社会生活存在着不可割舍的联系，并逐渐承载起一定的政治功能，常常被视为广泛而有力的宣传工具。

新中国成立初期，电影下乡成为全国性的重要政治事件，亦铸就了一段全民性的具有时代特征的集体记忆，实为党史与国史之重要构成。目前，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电影放映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这些成果集中于传播学、艺术学等学科领域，关注的内容侧重电影业运作机制和体制政策层面，对电影放映与农村农民的具体联结、相互作用环节关注较少，深入乡村透过露天电影探讨国家与基层社会的个案研究为数甚少。鉴于此，本文拟以文化名县昌黎为个案考察并探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电影如何深入农村？为何深得农民喜爱？宣教效果如何？进而思考电影下乡带来节庆式欢娱与推动政治日常化的双重功能。

一、国家主导：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网的建设

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在借助文艺进行宣传动员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电影下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主导推动的一项全国性政治举措。为此，国家政府积极建设电影放映网，推进电影进村放映，为其提供方针政策支持与人员组织保障。

(一)方针指引：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作为一种较新的艺术形式和广泛的传播媒介，电影具有“巨大的、无法估量的力量”，“是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工具”。1949年前后，中宣部和文化部积极推动人民电影事业的发展，多次召开会议，先后发布《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关于加强电影事业的决定》《加强党对于电影创作领导的决定》等文件，对电影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并逐步建立起服务于国家的电影体系。1953年12月24日，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建立电影放映网与电影工业的决定》，该《决定》明确将“首先面向工矿地区，然后面向农村；在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则以发展流动放映对为主”作为当时电影放映事业的发展方针。1965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发文再次强调：“革命电影，是文艺领域里最有影响、最有效力的教育人民群众的工具。……电影为工农兵服务，首先要为农民服务。积极发展农村电影发行放映网，整顿和改进革命影片在农村的发行放映工作，是文化部门、电影发行部门的重要任务。”接下来，在上述决定以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指导下，各地纷纷组建农村电影放映队，采取分片流动的方式到村庄放映影片，拉开了电影进村的大幕，亦开启了老一辈农民露天电影的集体记忆。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露天电影逐渐地进入昌黎农村，融入农民的日常生活。

(二)人员安排：发展农村放映队伍

农村电影放映网的建立，需要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亦需要行业群体的充实。电影下乡离不开农村电影放映队和奔波于村庄的放映员。“电影放映队是活跃在农村的文化尖兵。三个人，一套放映设备，组成一个农村放映队，人力物力所费不多，上山下乡都很方便。……要把革命的电影放映工作做好，必须组织一支革命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有文化有技术的放映队伍。”20世纪50年代，省级、地市级、县级电影放映队逐渐增多并开始下放。

1950年12月，河北省电影放映队在保定正式成立，共5个队。1953年12月，全省电影放映队发展到146个。1955年前三季度新建电影放映队65个。1957年，河北省各类电影放映单位发展到558个(比1952年增长12.65倍)。其中，农村放映队由22个增至454个。电影放映队的增多促使电影管理权下放，最初省设电影放映总队，专区设中队，所有的电影放映队由省总队统一管理。到1955年下半年，各专区先后将电影放映队交所属县管理。同时管理权的下放反过来又推动农村电影放映队的发展壮大。

在中央、河北省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昌黎农村电影放映队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据《昌黎县志》记载：1952年3月，唐山专署组建“中苏友好电影放映队”来昌黎县开展放映活动。1955年9月，唐山专署相继将102队、203队(以省属总计为编号)两个电影队下放到昌黎县。1956年2月，昌黎县建立第三电影队，9月建第四电影队。4个电影队分别负责一个片区，巡回放映。1958年，昌黎县又组建成红星社、曙光社2个公社电影队。同年，又组建果乡电影队。这时，全县共有7个农村电影放映队，按当时7个大公社划分放映区。1962年，红星、曙光、果乡3个电影队被收回到县统一管理。至此，全县7个电影队全部改为国办电影队，放映人员21人。1974年底，全县电影队增加到36个。1980年，全县社办、村办电影队发展到132个，放映员327人。1984年，发展到245个，放映队伍扩大到440人。与此同时，省、市、县还会不定期、分批举办培训班，开展集中学习，以培养新放映员、提升老放映员，使其更好地适应技术更新和政治形势。

历经二十载，随着上级电影队下放以及村社电影队的建立，农村电影放映网逐渐建构起来。其中，党和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人员安排，为其提供了牢固的制度保障，亦规定了其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而放映的原则，成为新中国电影下乡并在广大农村普及放映的最重要的驱动力和方向盘。

二、寓教于乐：电影宣传的理念思路

电影宣传是电影进村承担的重要使命，也是每位放映员肩负的重要任务，它大致分为映前宣传、映中解说、映后座谈等环节。作为全国农村整体之部分，昌黎农村电影宣传是电影进村与国家宣传这一话语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他们遵循普遍的宣传内容和规则，同时又树立起农村电影宣传典范被推而广之。1964年，昌黎县果乡电影队到中宣部幻灯会演，受到中央领导的好评，在省内幻灯会演中表现也非常突出，被评为河北省“红旗电影队”。昌黎县农村电影宣传的经验广为传播，见诸《人民日报》《河北日报》《河南日报》等，引发唐山专区、河北省乃至全国范围的效仿和学习。果乡电影队放映员张子诚亦多次到各地传授宣传经验、推广工作方法。综观概览，昌黎电影宣传的理念和思路主要有：

(一)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

1955年，河北省文化局根据本省情况及外地经验，制定了《关于电影宣传工作的规定》，强调“放映员必须在做好宣传工作后才能放映电影”。昌黎县电影宣传以“党的中心工作是什么就宣传什么”为指导思想，1954—1955年，“在宣传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第一个五年计划、镇反等运动中，扩大了电影宣传面积，增加了收入，取得企业自给，减少了国家贴补，并在全县范围内建立了放映点37个，组织业余服务人员223人，有力地巩固了电影在农村中的宣传阵地”。1958年电影宣传随着国家中心工作的变化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方面。人民公社化初期，还一度出现社办队，不过很快随着三年困难时期到来而销声匿迹。“四清运动”时期，农村电影队渐趋复苏，积极参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作为电影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昌黎县的幻灯会演亦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展开。1965年7月30日，中共昌黎县委副书记赵其钧在幻灯宣传汇报演出会议上指出：“幻灯要跟紧中心，长年不停；中心工作搞什么，幻灯就搞什么。要像打篮球盯人那样，跟得紧，紧紧盯住不放，向党支部要任务，紧紧围绕中心，配合运动，长年坚持。”1972年，昌黎县电影管理站号召本站内人员“以路线为纲，围绕中心工作积极开展幻灯宣传”，“1969年以来，绘制了各种幻灯片324套，为群众映出6058场。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是新中国电影宣传的核心理念和指导思想，贯穿昌黎乃至全国的电影放映工作中。

(二)结合农村、农民的现实

昌黎县的电影宣传之所以获得好评，并被全国范围地推广学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抓住了农村和农民的现实，从实际出发，编制宣传材料，选择宣传方式。昌黎的宣传能手张子诚的很多宣传素材就来自身边农村的现实生活和社员思想情况，比如《残而不废的好队长》《五里营》《东风继续压倒西风》。这些演唱，直接反映了当地群众的思想和生活实际，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张子诚的映间插话应群众实际需求而出现。农民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存在因人物服装变换或其他原因搞不清楚人物关系，把这个人的事情安到那个人头上的现象。有一次，一位观影的社员对张子诚说：“这是啥回事儿？解说解说！”老队长也说：“你帮助说一说，有啥不好呢！”在农民的要求下，张子诚结合自身特长采用快板、大鼓、民歌等多种形式进行映间解说，深受农民喜爱。农村露天电影的宣传来源于现实，服务于现实，任何一项农村工作都必须面对农村和农民的现实。

(三)链接乡村传统文化

历经历史涤荡淘洗，传统文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乡村仍然有强大的约束力，根植于农民骨子里的思想观念依然支配着他们的思维逻辑和行为举止。昌黎的电影宣传恰恰抓住了这一点，借助是非善恶、敌友恩仇等观念，在解说的过程中渗透农民固有的、日常的传统道德观和革命情感，来调动农民的情绪，从而实现情感共鸣。昌黎县的农村电影放映队为了做好中心工作的宣传，注重收集和利用民间故事、曲艺和说唱小段，此外，还注意收集农谚，比如谷雨前后，种瓜点豆；芒种不可强种等。昌黎电影宣传的历史实践证明，挖掘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是做好农村工作的有力推手。

昌黎县的电影宣传的工作经验随着昌黎县电影宣传工作的扬名而被结集成《我们是这样做农村电影宣传工作的》小册子，并推而广之。以史为鉴，探寻规律，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的培育与践行依然需要做到：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结合农村、农民现实，衔接乡村传统文化。

三、乐在其中：农民眼中的露天电影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是国家与农民互动的过程，宣教效果的实现既需要国家自上而下的输入，更要关注农民的反应和态度。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接受方，农民眼中的露天电影是怎样的呢？据笔者对昌黎侯家营及周边村民的访谈和田野调查，农民谈到露天电影满是回忆和眷恋，交谈中他们津津乐道、娓娓道来，有的甚至还情不自禁地哼唱几句配乐、台词。农村露天电影已然超越电影的本来含义，定格为几代农村人的集体记忆。在农民眼中，露天电影既是劳作之余的文化娱乐，更是受教育的有效途径。他们在看热闹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受到了教育，详细分析如下：

(一)看热闹，劳作之余的消遣娱乐

电影集声、光、电、图于一体，直观形象、光怪陆离，相较其他文艺更容易吸引人的眼球。电影是外来的新的文艺形式，农民因少见而倍觉新鲜。紧张的日常劳作之余，尤其在晚上能看上一场电影对农民来说是极大的欢娱，等电影、追电影成为不少农民乐此不疲的趣事。在农民的追述中，看电影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村庄公共性的集体欢娱。

2013—2016年间，笔者就农村露天电影多次到河北、山东农村进行田野调查，其中对昌黎侯家营村民访谈最为深入，涉及32个家庭、近50人。以下分别是对女性、男性村民的访谈对话，代表了侯家营村民对露天电影普遍性的感知：

1.笔者对女性村民YY的访谈

L：村里啥时候开始放映电影？

YY：解放后，解放前没有。一九六几年就开始正式放了，哪里的都来，平常有的时候，来电影了就看电影去，那时候还没喇叭呢，没安有线喇叭，都一广播，整个大喇叭筒喊：看电影了，来电影喽！

L：您爱看电影吗？

YY：过去看电影就看去，那时候孩子小，那抱着孩子也看去，新鲜玩意儿，要不上哪儿看那个东西去呀，是吧，村民都乐意看。

L：最初看电影时觉得新鲜吗？

YY：少见多怪，哈哈哈哈，确实都不知道是咋回事，就是演电影，新鲜事儿嘛。嗯，这好么样的，这个机器一摇，噌噌就出来多少人，那多奇怪呀，奇了怪了，群众都没看见过。

2.笔者对男性村民HDY的访谈

L：咱村什么时候开始放电影？

HDY：一九六几年，“四清运动”的时候。

L：那时候放电影多吗？

HDY：那时候不多，一年平均一两个月放一次。那时候放电影呀，也随着农村季节，像这个农闲的时候次数就多点，再一个冬季多一点，过去人民公社化那时候，一到农忙，不出勤不行啊，……农忙时候放电影不影响生产嘛，所以那时候它就少。一到夏季，到了7月份以后，那时候就属于农闲了庄稼也不用管理了，基本上就等着收秋了，那时候放电影就多一些。

L：老百姓愿意看吗？

HDY：愿意看，那时候娱乐活动很少，又没电视，就是看个电影。放映队事先通知咱们大队，说给你们村放电影，哪天哪天，就安排场地，就在大街上，完了广播通知大家，说今晚上放电影，演啥片，大伙都看去，自己带着凳子。

从上述村民的回忆可知，“四清运动”时期，电影队到侯家营大队放映，每年放映次数并不多，集中于农闲季节。但不可否认，这一时期村民已经有机会接触到电影这一新鲜事物，村民爱用“追赶”“拥挤”“热闹”“欢乐”“全家老小出动”等词语描述记忆中看电影的情形。总之，他们对看电影充满了欣喜。在大众传媒技术相对落后、文艺形式较为单一的年代，长久生活在相对闭塞空间的农民，对电影这一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电影令他们感到惊讶和神奇。村民常常会讨论电影里的人是怎么进入幕布的，又是怎么出来的，偶尔还会为此争论不休。看电影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种农业劳作之外的新日常，能够带来舒适和快乐，同时也提供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二)受教育，乐于接受的教育方式

电影在爱国主义、阶级观念、集体意识和婚育观念等方面都给予农民不同程度的影响。农民通过观影对片中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有所感触，并且认为他们高尚的品质和崇高的精神值得赞扬，在实际生活中会自觉不自觉地向雷锋、李双双等典型人物学习。在思想观念层面，电影对农民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部分村民，尤其是村庄干部，对电影进村放映的政治宣教性有更为清晰的认识，如：多年担任村庄职务的HDY这样看待当时的电影：“宣传土地法大纲、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它实际上就是随着形势，文艺是为形势服务的，政治服务的，到现在也是，过去这个文艺是党的喉舌，实为宣传党的政策呀，文艺实际上是为党服务的。给我的印象，我是这么想的。”HDY还说：“看一部好片子，等于上一堂生动的政治课，我认为呀，电影是人们最好接受的教育形式，像给民众开会讲啥的，干巴讲挺枯燥的，起作用都不如电影明显，通过电影那个画面，人们理解的快。”另一位女性干部YY亦认为：“电影就是宣传，宣传工具，也是文艺，文艺宣传，比开会，比各村演讲，都深入人心，它通过一个故事讲给大伙看。”

侯家营村民HYS在谈及影片《刘巧儿》时，发自内心地赞同婚恋自由，能够领会并欣然接受《刘巧儿》所宣扬的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提倡婚恋自由的观念。这位年过八十的慈祥平静的老人在讲述中透露出的对婚恋自由的深切感触，令人惊奇。

L：您还记得看过哪些电影吗？

HYS：看过《刘巧儿》《小女婿》。那讲的不是刘巧儿反抗封建包办婚姻，自由恋爱嘛。

L：您赞同这部片子里宣扬的婚恋观念吗？

HYS：赞同，那时候都是父母包办，两个人都不见面就结婚了，我老伴比我小6岁，去年没了，我那时候22，她16就结婚了。

L：当时现实生活中有反抗的例子吗？

HYS：有反抗的，有反抗成功了，有的不够坚决，反抗了也没啥结果。像人家，这村里W、Q反抗了，最后结婚了，后来过得挺好。

L：您反抗过吗？

HYS：反抗过，我那时候团支部搞活动，在一块活动演节目，搞宣传活动，男女经常接触，社会主义青年团，都是团员，积极优秀青年。后来家里知道了一说，不行，说那成天蹦蹦跶跶的，怎么过好日子，反抗得不够坚决。

L：《刘巧儿》这部影片里宣扬反抗包办婚姻，婚恋自由的思想观念对您有影响吗？

HYS：影响大呗，我对我的孩子，不管她们，我大闺女、老二闺女都是个人找的，谈的对象，我不阻拦他们，愿意上哪儿，上哪儿去，我觉着个人找的还是比父母包办的好。

从HYS的人生经历不难看出，电影影响了他的婚恋观，他认为电影的教育意义很大，能够直接影响农民的行动。

L：您觉得电影的教育意义大吗？

HYS：大，愿意看意义就大了，在实际行动中有表现，你比方大佛教、一贯道，通过演电影都退出来的，国民党的潜伏派，它属于反动组织。

史实证明，电影寓教于乐的宣传是有成效的，村民对此种宣传形式是认可的，他们纷纷表示这比开会、单纯说教受欢迎，更容易受到教育。

四、余论：电影与政治相互交错

电影包含多重范畴，政治是其重要范畴。它与大众娱乐、其他大众传播媒体、国家经济体制以及其他艺术形式错综交叉。新中国集体化时期电影从创作到放映，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明显；电影进村亦不单是为了群众娱乐消遣，而是肩负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电影为政治的重要载体，被视为最广泛的宣传工具。电影进村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使农民在娱乐消遣中深受教育，实现了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世界观的传输、渗透，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电影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农民的日常生活，充当了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

当然，电影宣传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孤立的。客观、准确地认识农村露天电影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和位置需要明确：其一，电影只是当时农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是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文艺宣传的一种，它与皮影、戏剧、秧歌等传统文艺形式形成合力，共同作用于农民。其二，对于电影宣传的内容，农民并非照单全收，而是有选择的。另外，性别、年龄、文化水平等因素的差异也会造成农民对电影的感知和理解不同。其三，电影对农民的影响会随时空的转换而变化。电影放映场中的观影感受多少带有“剧场效应”，走出电影放映场到另一个场域或者过一段时间，电影在农民身上所产生的传播效应就有可能淡化、弱化，或深化、强化。

电影宣传效果受多重社会因素和个体因素影响，但是毋庸置疑，电影下乡这一举措作为全国性政治事件，助推了新中国政治社会化、大众化、日常化的进程。电影下乡配合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推行，深刻地改变着中国乡村社会的日常生产、生活结构，在塑造新中国新农民，推动形成新中国新型国家—农村关系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