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鹏飞

(青岛农业大学，山东 青岛 266109)

2019年8月16日，电影《送我上青云》在中国内地上映。电影围绕一位勇敢与命运、欲望不断抗争的现代女性展开，描摹了其在遭遇原生家庭矛盾、理想受挫、健康状况堪忧、物质生活窘迫等种种生活劫难后，与自己、与世界和解的故事。整体而言，这个故事算不得惊艳，却胜在摒弃关于女性遭遇、丑恶人性等的无情鞭笞与控诉，转而以一种释然且畅快的女性视角简单平实地展现于困顿的生活之中苦苦挣扎的女性甚或男性的心路历程。更难能可贵的是，这部电影第一次将女性的欲望真实坦荡地呈现于中国大银幕，这种主张释放女性欲望的勇敢尝试不失为一个华语女性题材电影创作的新视角，象征着中国女性电影的一次革新与进步。

一、中国女性电影的女性主义视角

女性电影，即女性主义电影，是西方女权运动及女性主义思潮的产物。女性主义电影理论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作为当代电影理论的一个流派，其主要研究任务是分析女性在电影文本中的呈现，进而探求电影文本中关于性别叙事的意识形态。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研究成果表明，女性电影的显著特征是由女性作为导演，作品以表现女性为主，以呈现女性的真实存在与觉醒为目的，密切关注女性之生存境遇，思索女性命运和前途。中国女性电影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便开始萌芽，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性电影才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被提上研究层面。起初，伴着女性意识的强化，女性概念化意识增强，中国女性电影所表现的是女性固有的性别因素被从“人”的身份中无形抽离，成为男性的对立面。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具有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女性意识的觉醒被理解和实践为对男性主导地位的强烈夺权。尔后，伴着董克娜、王好为、陆小雅等一批女导演的出现和崛起，中国女性电影的视角变得更为开阔，她们的作品更加注重外化于时代的女性意识形态，敢于直击社会问题，大多洋溢着浓郁的时代力量，以一种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腻描画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到了20世纪末，中国女性导演的作品更加广泛与多元化，电影作品的颠覆意味和其中体现的女性意识更加强烈。不过，囿于中国电影市场发展乃至传统意识的禁锢，这一时期的女性电影作品在赞美女性的同时很容易落入弱化男性的窠臼，甚至，在有的作品中男性是缺席的。从根本上而言，这种女性觉醒意识的表现形式是狭隘的。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女性电影开始彰显出独特的审美特征，摒弃男性创作视角，呈现出完全的女性主义样貌。这类作品中，女性自身的遭遇、困惑、情感等被立体呈现，在女性的救赎和崛起方面总是试图寻找一种跳脱男性关怀的只关乎女性自身与生命的自我个体观照。换言之，此类电影作品中，男性不是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女性亦不是活在男性阴影下的待宰羔羊，女性与男性平等相处，男性不再无端缺席，但也并不是女性生命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女性作为独立的个体存活于世，完全掌控着自我的命运。至此，中国女性电影走向关注女性本体的发展阶段，显现出全新的审美意义。

电影《送我上青云》几乎完全承托了新时期女性电影的美学特质，其关于女性生理、心理、精神、意识的阐释和发展以及女性与男性的相处甚至男性的生存困境的描画可谓丝丝入扣。这部电影对女性欲望的坦荡吐露，对男权规制的理智诉说，对女性经验的影视化剖白，并不激烈，却拥有不容忽视的温情力量，是一种以女性视角重构男权世界的全新范式，彰显了新时代的女性对女性意识的再理解。

二、女性欲望的坦荡吐露

近年来的中国女性电影在表达女性诉求和揭示女性困境方面的刻画已经炉火纯青、面面俱到，但唯独在表露女性欲望上表现得畏畏缩缩。这是我国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使然，打破这层禁锢，坦然面对女性欲望，才是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电影《送我上青云》是坦荡吐露女性欲望的先驱者，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送我上青云》的女主人公盛男在一次意外之后被查出患有卵巢癌，后来她得知卵巢癌患者在经过手术之后，由于不能分泌雄性激素会丧失性欲，无法再享受到性爱的快感，盛男开始正视自己与性隔绝的生活，甚至开始疯狂求爱以满足女性欲望。在与刘光明相识并渐渐产生爱慕之情后，盛男向刘光明的示爱竟是大胆的一句：“我想和你做爱。”没想到，盛男的洒脱求爱换来的竟是刘光明的落荒而逃，而这，正是自古有之的男性对女性直面欲望的错愕。

源自儒家经典著作《孟子·告子上》的“食色，性也”是古人论述食欲和性欲本质的经典之语，语出告子，表明性无善也无不善。这句话表明，从某种程度而言，性欲同食欲一样，是人的正常需求，没有什么可遮蔽的，更不能说它是羞耻的。但是，千百年来，女性欲望则被污名化，甚至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一种被女性个体坦然接受的社会规训。这种规训下，女性将自我的欲望视为一种羞耻、肮脏甚至罪恶之物，一旦萌生，便进行疯狂的自我打压和掩藏，以至于在得知其他女性的欲望需求时，毫不留情地对其掷以不屑，进而对对方产生敌对、孤立甚至仇视行为，从而使这些女性受到莫名其妙的伤害。如此一来，女性变成了“没有”欲望的群体，她们的欲望只能依托男性欲望的客体投射出来，女性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所天然拥有的自然本性被掩埋，她们作为女儿、妻子、母亲的社会属性则被逐渐放大，这构成了男权制社会的重要特征，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女性。《送我上青云》勇敢打破了这种男权遮蔽下的藩篱，为女性欲望的释放提供了合理的出口。

在求爱刘光明失败后，盛男并没有放弃对女性欲望的追求，她甚至想吃“窝边草”，逼迫四毛与她做爱，却被四毛拒绝了，显然，四毛和刘光明一样，难以接受女性欲望的大胆外放。在“求爱”这条路上两次受挫的盛男甚至被激怒了，考虑到四毛存在的色盲生理缺陷，她报复性地买了一套粉色的西装将四毛衣柜中的黑色西装换了出来，导致四毛在刘父的葬礼上被刘总赶了出来，这一刀切断了四毛的财路。愤怒的四毛找到盛男强迫和她做爱，因为他认为正是自己当初的拒绝才换来盛男的报复。不过，面对四毛的要求，盛男并没有坦然接受，反而拼命挣扎，并告诫四毛道：“你不能强来啊，你这是强奸，我可以报警。”四毛反诘道：“凭什么你想上我就可以，我想上你就是强奸？”盛男又道：“之前你不同意，我不是也放弃了吗？”而当四毛说出“你那是力气没我大，你要是力气大，早把我压身下了”之后，盛男开始享受性爱。可见，此处盛男一开始的表现是对男性霸权的反抗，当她意识到男性也具备性行为的知情同意权利后，便安然接受了这种男女对等的欲望交融。不过，性爱结束后，盛男并没有得到满足，开始自慰，直到自己的欲望完全得到满足之后她才平静下来。电影此举投射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女性在追求欲望满足的过程中，男性身体及其带来的性爱欢愉对女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即便不依附男性，女性欲望的生发和释放也并不可耻，因为性欲是一种天然的存在。毫不夸张地说，《送我上青云》突破世俗地展现女性情欲的创作手法，使其具备了非常重要的艺术价值。

三、对男权规制的理智诉说

传统意义上的女性电影多注重对女性人物形象的深入刻画，鲜少涉及对男性精神世界抑或生存困境的挖掘。《送我上青云》的另一处价值在于其在关注女性群体困境的同时，也以女性的视角剖析了男性生存的种种困境。

电影中，在初识刘光明的盛男眼里，刘光明似乎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存在，他怀有悲悯之心，看待事物的方式与众不同，拥有善于思考的智慧，这使得盛男对他一见倾心。电影前段，刘光明的每次出现都闪耀着十足的文艺小生的高傲姿态，殊不知，其真正的生活境遇令人大跌眼镜。刘光明有知识、有见解，却被出身、金钱和名利制约。他向往高等学府，却在参加了三次高考之后勉强考了一个大专；他向往被尊重的生活，却在娶了富商李平的女儿为妻后，时不时地遭到岳父的无视和调侃，还经常被岳父和妻子要求在众人面前表演背诵“圆周率”。渴望尊重而不得的他在家里玄关处贴着一张自己的照片，这样，岳父在每次换鞋的时候都能对他鞠上一躬，甚至在刘父的葬礼上，他幼稚地挪动着轮椅停在逝去老人的棺材后面，借机接受众人的鞠躬，以此获得被尊重的满足感。

相比于电影中的其他男性角色，刘光明算不得一个坏人，从他帮助老妇人的举动来看甚至可以看到他内心深处的善良，然而他却是压抑的、畏缩的、可怜的，他想通过跳楼的方式结束一切痛苦却不得，还落下了残疾，更加深了这个人物形象的悲剧色彩。刘光明这个人物所代表的是那些迫切需要得到外界认可和尊重的男性，他们崇尚尊严和高尚，却往往想要而不得。体现在电影中，金钱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获得他人尊重的标尺，盛男的父亲虽然破产却还要借钱为情妇买LV包来撑足面子，获得情妇的逢迎；刘总为了促成一桩生意不惜纵火烧山，以在人前营造爱民形象；他出口伤人，却获得了最多的拥趸。可见，正是金钱、地位使男性个体变成男权社会的统治者，而不能掌控金钱的刘光明一类，则成为男权逻辑的囚徒和男权制度的受害者。电影以此所展现的，是男性作为平凡人的无奈与挣扎，其以一种超越性别的温柔视角，对男性的心理世界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将矛头直指男权社会的虚伪和灌注于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的无形高压，指明男权社会中男性群体同为施暴者和受害者的矛盾关系，从而达成对男性困境的怜悯。由此，电影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四、对女性经验的影视化剖白

女性主义是一种以女性经验为来源和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女性主义视角电影则是一种如实尊重女性经验的电影类型。《送我上青云》中，女性经验的表达主要体现在情绪弹性方面。

女性固有的感性化人格促成了女性作为一种情绪饱满的个体而存在，“为母则刚”的坚强和弱不禁风的孱弱都可以是一位女性个体的情绪外化反映，因此，女性在情绪接纳方面的弹性是非常大的。电影中，有不少情节体现了这一点。比如盛男出发去山里工作，其母亲梁美枝固执地要求一起前往，盛男起初表示了坚决的反对，甚至不惜推搡母亲，直到受到全车人的指摘才允许母亲同行。车行驶的过程中，盛男一再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但当镜头一转，梁美枝平静地睡着，身上披的则是盛男的外套，而前座的盛男，正回头温柔地注视着母亲……联系整个故事的推进会发现，盛男之所以不够尊重和体恤母亲，在于她作为独立女性对于母亲面对父亲出轨仍旧忍气吞声的软弱的不屑，以及对母亲种种幼稚行为的不理解。梁美枝这个人物形象实质上是传统女性的缩写，她们深刻了解自己所处困境的来源，却从不奢求改变，即便是改变，也是出于某种隐忍下的报复，诚如梁美枝不离婚却投身刘父的追求当中，成为又一个出轨者。因此，盛男表现出的对母亲的态度，代表了这部电影关于传统女性的怜悯、不解和点播，深沉且无奈。

电影《送我上青云》在聚焦当代中国都市独立女性的困苦和挣扎的同时，独辟蹊径地超越一般女性电影的窠臼，以大胆的创新思维展开关于女性的欲望书写，实为一次中国女性电影创作的难得进步。另外，这部电影站在女性主义之上对男权社会的深刻辩驳，也使其流露出浓烈的女性审美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