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玉丰

(河南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特赦1959》作为共和国70年献礼，在2019年暑期档于中央一台黄金时段播出，其政治意义不言而喻，它将严肃而庄重的宏大政治叙事和个人的日常生活叙事结合起来，以大量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蓝本，以真实人物为原型，上演了一场以“身体政治学”为核心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成为暑期档的一个关注亮点。

身体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但“身体”并没有一个严格守一的定义，这本身也是“身体”这一概念丰富性和复杂性所在，但我们认为，身体包含物质性身体和精神性身体，正如梅洛—庞蒂所说：“在本世纪(即20世纪，引者注)中，‘身体’和‘精神’的界限变得模糊。人们把人的生命看成既是精神的，也是身体的，人的生命始终以身体为基础，在其最具体的方式中始终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19世纪末的许多思想家看来，身体是一块物质，一堆机械结构。在20世纪，人们修正和深化了肉体，即有生命的身体的概念。”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思想改造是这部剧作着重表现的主题，但思想改造的开端，无疑是从身体开始的，而该剧对于身体的重视，也使得思想改造得以顺利进行。因此，身体叙事成为该剧的切入点和表现核心，身体作为书写内容、表现对象和传达思想的媒介，承载着主题表达、推动情节发展等重要作用。随着剧情的展开，《特赦1959》的身体叙事从身体规训、身体改造、身体隐喻的层面逐渐展开，使得国民党将领的肉体、身份和思想得以重新塑造，最终从战犯、罪人变成了社会主义新人，重塑归属感，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增砖添瓦，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身体规训

对于国民党高级将领这一特殊战犯群体的管理，首先是从身体规训开始的，功德林将他们依然消极抵抗、不服管教的身体逐渐规整，使其被纳入到统一化管理中来，这主要体现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

(一)空间管理

将所有高级战犯都押到功德林这座清朝末年建立的高级监狱里进行集中化管理，功德林的高墙和严密的警戒系统使得身体的叛逃成为不可能，而全景式敞视监狱对所有的身体都是一视同仁的，逐渐排除了原国民党体系中的等级制度，实现了他们的身份转变，他们之间互称同学，平等相处，体现了一种基本的尊重，对其最后的脱胎换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管理人员则直接称呼他们的姓名，他们与战犯虽然存在政治身份上的区别，但也只是体现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不存在话语暴力和身体暴力。虽然刚刚获得解放的他们还对国民党的罪恶记忆犹新，但他们逐渐洞悉上级高瞻远瞩、影响深远的战略性政策，从而逐渐从不理解到理解，他们的身份也从监视控制人员变成了医生和保姆，最终完成了战犯改造的工作。

同时，在功德林这个空间中，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衣食住行的标准配置，从而形成一张全面的活物表格，形成身体的统一化管理。但是在这种统一性标准化管理之外，还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差异性细节区分，例如对于重病号开辟更为舒适的房间，提供更有营养的小灶等，这种“攻心”的方式最早是从身体开始的。

(二)时间管理

时间控制身体的方式是通过节奏，在具体的活动中，这种节奏性体现为纪律性的统一，将身体融入到集体之中，共同行动，共同生活，例如集体出操和劳动、定时开饭、定时熄灯等。这种统一化管理最终要达到身体去特殊性，让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逐渐从身体的统一化管理中，意识到自己身处的具体位置，从而完成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转变，从“我”变成“我们”，从个体变成集体的一员，去掉个性，体现出典型的纪律性。这种纪律性的结果，正如福柯所说，“纪律既增强了人体的力量(从功利的经济角度看)，又减弱了这些力量(从服从的政治角度看)”。

在《特赦1959》中我们看到，通过空间和时间的控制，那些蠢蠢欲动的身体逐渐安分下来，并且逐渐恢复身体机能和身体生产，为后面进行的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打下坚实基础。

二、身体改造

刚进入功德林，有一些战犯深知罪孽深重，怀必死之心，甚至要“杀身成仁”，但功德林不杀不辱、不打不骂的管理政策又使得他们心怀活命的希望，这里“没有折磨，没有惩罚，没有报复，更没有枪毙、活埋、乱棍打死”，在他们度过基本的生死关以后，功德林对他们进行了积极的身体改造。

(一)治病救人

杜聿明病入膏肓，危在旦夕，我党派专人为其从香港购买抗生素，日夜兼程，终于将抗生素如期送达，挽救了杜聿明的生命，可谓是“身体再造”。正是在一系列挽救生命的过程中，杜聿明逐渐加深了对我党的认识，对最后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作用。针对杜聿明、陈瑞章、蔡守元等身体病重羸弱之人，专门提供病号餐，增加营养，强健身体。虽然肉体的治愈不能从根本上完成思想改造，但却在整体改造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整个改造的起点，是使国民党高级将领从反动、病弱身体变成先进、健康身体的重要一环，没有身体的改造，思想的改造就无从谈起。正是在对杜聿明、陈瑞章、蔡守元等人的疾病治疗和身体康复中，他们初步获得了对于共产党的信任。

(二)制度优待

在生活待遇方面，战犯有着比一般战犯甚至是管理者更为优渥的条件。当叶立三抗议伙食不好的时候，张英光采取了现场办公的方式，带着叶立三到了食堂，让他看到管理人员的伙食和战犯伙食的对比，叶立三才意识到战犯的伙食比管教人员要好得多，他们不是被当作普通犯人被虐待，而是作为特殊的战犯给予优待。在穿的方面，也力求穿得舒适，把他们原来不遮寒的甚至是破破烂烂的衣服换下来，穿上统一配备的服装。住则采取集体宿舍的方式，便于互相照顾和学习，在发现使用的桌椅板凳都已经老化陈旧时，又及时更换。又开班授课，设立阅览室，方便讨论和学习，在日常生活中，鼓励他们提出自己的要求，并尽最大努力给予满足，以便改造顺利完成。

(三)劳动改造

作为身体重要机能的劳动，在改造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劳动的意义当然主要不在于解除精神上的痛苦，更重要的是，劳动本身是体现人之尊严和价值的基本方式。”通过劳动体现出来的尊严政治，是剧中特别强调的。劳动在刚开始是常规性的，还谈不到尊严政治，对很多人来说，很可能是“屈尊”。但是从抗美援朝开始，他们主动要求“做点什么”，到后来的兴趣才能小组再到后来的社会主义基地劳动，这种尊严政治逐渐显现。通过劳动这一具体行为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他们不仅重新体验到朴素的劳动生产的快乐，而且通过劳动确立了自我的价值和尊严，产生出新的身份，从无用之人变成有用之人，生产出新的社会主体性。正是通过劳动，将自我的个人理想和国家建设结成一体，为他们建构了新的身体政治。

(四)情感感化

优待这些曾经在战场上造成我军和人民巨大伤亡的国民党战犯，功德林的管理人员刚开始很难接受，可是当他们真正领悟了上级领导高瞻远瞩的改造目的之后，便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来，从情感上去接近这些战犯，相信、照顾、关心他们。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女护士梁冬芳，她既是一名老革命，也是一个娇女子，不骄不躁，一心一意地干好本职工作，对这些曾经的罪人施以温暖和爱心，这既是一名老革命的政治觉悟，也是一名医护人员优秀素质的表现。在剧中，她给杜聿明做模具，无微不至地照顾蔡守元，并且为其唱歌，庆祝生日和新生，给这些忐忑不安的心灵以安慰、鼓励，这种情感感化对功德林学员的思想改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思想改造

相对于肉体由病弱转为健康，思想上的转变才更为重要，这也是战犯的最终改造目标。在功德林，最初的思想改造是从反思战争失败的原因开始的，战犯们将他们的失败归结于政治的腐败、内斗、指挥失利、共产党占尽天时地利等，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百般不服，认为是共产党“运气好”。在改造过程中，他们逐渐认识到精神信仰和民心所向的重要作用，在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更是茅塞顿开，尤其是抗美援朝的胜利，更是让他们口服心服。他们开始从精神信仰理解的高度上，来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不仅认识到了人民军队顽强不息的战斗精神、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心，而且自身也成为受益者，被这种精神信仰所感染、所激动，改造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新中国蒸蒸日上的建设过程中，最终完成思想转变，成为人民的一分子。

三、身体隐喻

隐喻是修辞的重要手段，也是人类思维的重要表现方式之一，本质是以一事物去理解思想意义相关或相似的事物。梅洛-庞蒂认为，我们的身体是在世的身体、情境化的身体，“作为物质性和处境性存在相结合的身体，它本身就是肉体与精神的结合，在有限与无限的交会之处，是联系性的，也是隐喻性的”。身体具有隐喻性功能，《特赦1959》的身体隐喻叙事主要从三个方面展现出来。

(一)身体疾病隐喻

很多战犯最初都是疾病缠身，这些破败羸弱的身体同时是国民党千疮百孔统治的隐喻。杜聿明、陈瑞章等人在长期的战争生活中严重损坏了身体，在国民党那里无法完成对自身的拯救，到了功德林以后，通过多方积极努力，终于使得“病体”变成“健康体”。这不仅是身体的治愈和重生，更是生命和思想的重生，通过一系列新鲜“血液”(如劳动改造、情感感化、理论学习)等的重新灌注，他们终于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二)身体符号隐喻

身体作为叙事符号，在叙事中也有重要体现。如黄维的胡子就成为维系他和蒋家王朝关系重要的情感纽带，在叙事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黄维思想的顽固和反动从他坚持留胡子中得到充分体现，而最后他剃掉胡子，预示着他与蒋介石集团关系的彻底断裂，也是对自己精神信仰的怀疑和放弃；洁癖作为叶立三的标签，在其早期生活中也有重要体现，叶立三对别人坐过的凳子反复擦拭，和张英明第一次握手以后偷偷把手擦干净，可是在以后多次合作中，逐渐受到了党和事业的感化，后来见到张英明时，主动热情地握住他的手，正是从这个身体抗拒—身体欢迎的举动中，显示出叶立三从对党的抗拒到对党的主动依附，也显示出思想改造的成功。

(三)身体政治隐喻

如果将新中国比喻成一个百废待兴而又生机勃勃的身体的话，那么，战犯无疑是一个“毒瘤”，而如何将这个“毒瘤”治愈、根除，也就成为新中国年轻、健康、充满活力的“新身体”的重要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功德林”实际是将罪人熔炼成社会主义新人的“身体熔炉”，战犯们不但使自己获得了新生，而且也与中国的新生隐隐对照并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共同书写共和国的历史新篇章。

《特赦1959》从身体入手，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党战犯改造的历史图景，通过被俘前后的身体对比，即从病弱到健康再到舒适——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真正地从“残枝败叶”找回“自身的价值和尊严”，通过思想改造，将他们对国民党的忠心转变为对人民的信仰，树立起新的人生理想，真正是脱胎换骨，重燃人生的希望，最终成为新中国这个革命有机体的社会主义新人。《特赦1959》正是通过身体叙事，将身体作为政治、社会、历史等多重维度中的意义载体，表现功德林战犯改造的重大成就，达到了历史叙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