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琳

(太原师范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我和我的祖国》无疑是2019年献礼影片的扛鼎之作，它集齐了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电影人，为新中国70华诞献上了一份精美别致的光影盛宴。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献礼影片由来已久，且形成了特定的美学品格与类型规范。《我和我的祖国》对传统的献礼美学既有承继又有超越，影片通过历史复原、中国故事、类型缝合、情绪叙事等策略，建构起“全民记忆”的献礼景观，开启了献礼影片“共情”的新时代。

一、献礼美学传统的承继

献礼影片是为庆祝重大节日、纪念历史事件而拍摄的，具有特殊意识形态意义的影片，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国庆献礼影片。献礼影片的生产与我国长期的国营电影体制、文以载道的文艺传统及大众的审美习惯息息相关，与之相应的美学规范亦逐渐形成。献礼影片的第一次规模生产是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的前夕，以《战火中青春》《和平万岁》《聂耳》等作品为代表，它们类型复杂、题材多样、制作精良，至今仍在电影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由此可见，在献礼影片的初兴阶段，尚未形成严格的美学规范。在某种程度上，此时的献礼影片与优秀电影的标准几乎是等同的。直到1987年“主旋律电影”概念的提出，献礼美学已初具雏形。作为“主旋律电影”的核心构成，此时的献礼影片以宣扬主流意识形态为己任，在展现民族精神及优秀文化中重构历史记忆，建构理想的家国想象，革命历史题材、英雄叙事及史诗色彩为其基本的美学特征，如《开国大典》《开天辟地》《鸦片战争》《烈火金刚》等影片均是如此。但这无疑拉开了献礼影片与普通观众之间的距离，亦因此遭受诟病。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及好莱坞电影的冲击，“新主流电影”悄然替代“主旋律电影”成为新的献礼影片类型。如《东京审判》《紧急迫降》《张思德》等影片巧妙地在主流价值、美学、市场三个层面找寻平衡，平民视角、类型元素、民间资本的融入，无疑拓宽了献礼影片的美学道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建国大业》横空出世，正式开启了献礼影片的产业化进程，与之后的《建党伟业》《建军大业》《十月围城》等影片共同奠定了商业语境下明星群像、历史拼盘、记忆重构、场面宏大、史诗风格的献礼美学。而“战狼”系列、《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等影片则另辟蹊径，在打造民族自豪感上煞费苦心，以期建构高度的国族认同。尤其是后两部影片中香港商业导演的加入，使得商业外形与民族内核融合得更为自然，呈现出一种“港式大片”的迷人特质。而2019年的《我和我的祖国》则在书写集体记忆、建构国族认同的同时，成功撩拨了观众的个体经验，最大限度实现了与观众的“共情”。正如黄建新所言，“我们希望拍摄的是能够共同展现‘全民记忆’的聚合情感，主要是从情感的角度出发，强调了‘我’和‘我的祖国’，个体和国家心灵、情感、命运的联系”。这无疑准确切中了中国电影的脉搏，实现了献礼美学与时代的和谐共振。

二、历史复原与记忆重构

以历史为参照重构集体记忆是献礼影片的首要任务。献礼影片多从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入手，进而书写特殊的时代风貌与社会生活。《我和我的祖国》亦是如此，它特地选择了七个极其重要的历史瞬间，以此勾勒出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风雨历程。与以往不同的是，影片不再流于对历史事件的快速扫描，而是饱含深情地描绘出每个历史瞬间，且打破导演、风格、题材与类型之间的界限，首次采用短片拼盘式的结构进行叙事。七段短片分别由七位风格迥异的导演领衔，他们几乎覆盖了当代中国老中青三代导演，自建团队更加保证了作者风格的呈现，从而有效延展了影片接受的广度。虽然七个故事各有千秋，但均致力于还原历史的“真实”。《白昼流星》调用了当时真实使用过的特种车、降落伞及宇航服，并直接请来宇航员景海鹏、刘冬参与拍摄，这在中国电影的创作中当属首次。《夺冠》则再现了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弄堂，林立的棚户、简屋、阁楼，露天的公共厕所，密密麻麻的晾衣杆及老式的蜂窝煤炉、脚踏缝纫机随处可见，徐峥坦言剧组“把现在有的煤气管子全拆了，还专门从青岛工厂运来一个老古董冰箱,甚至连黑白电视机的绒布罩都是一比一复制的”。

除了对物质的复刻，《我和我的祖国》亦尝试利用技术手段直接嫁接真实的历史情境，打造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如《前夜》不仅在开场插入了1949年北平的黑白纪录片，还在结尾设计了“戏中戏”的形式，角色在最新修复的开国大典彩色影像中漫游，与伟人亲密接触，观众亦跟随角色体验了一场跨越70年的时光旅行。这种对纪录片与电影边界的模糊，有效缝合了影片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真实质感。更为重要的是，它恰到好处地敲击着观众的情绪，当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之时，观众之前累积的情绪终于一泻千里，这种穿透镜像的、强烈的共情无疑是深刻有力的。《回归》亦有异曲同工之妙，镜头在虚拟表演与真实影像之间穿梭，营造出一种历史庄严的凝重感。同时，对修表师傅、女警长、升旗手等小人物日常生活的演绎，又为历史的高光时刻增加了几分真实。而《相遇》《夺冠》则是借助电视新闻、报纸特写、广播报道等方式重返历史现场。此外，影片尽可能多层次拓展历史的深度，在核心历史事件之外，《北京，你好》巧妙连接了2008年的另一件大事——汶川地震，而《白昼流星》则成功捕捉到扶贫工程的剪影。这种对历史真实的追求，尤其是情感真实的艺术呈现，使得《我和我的祖国》超越了献礼影片的范畴，跻身经典行列。

三、中国故事与情感叙事

对中国故事的讲述是《我和我的祖国》激发“共情”的关键。著名学者李云雷指出，“中国故事，是指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与情感的故事，在其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而在当下的电影创作中，“中国故事”可代指那些具有中国立场，讲述中国人民生活经验，反映时代精神与大众情绪的作品。以往的献礼影片或着力突出历史伟人与英模人物，如《周恩来》《林则徐》《雷锋》等；或过于彰显个人英雄主义，如模仿好莱坞的“战狼”系列；或以描绘集体群像取胜，如《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它们并未真正走进大众生活。而《我和我的祖国》则从历史事件中小人物的个体记忆与情感体验出发，塑造了丰富的小人物群像：一丝不苟的工程师，紧张备战的小战士，无私奉献的科研员，为女排流泪的普通市民，分秒不差的升旗手，传承工匠精神的修表师傅等。同时，这些小人物开始具有鲜活的性格，如热情幽默的出租车司机张北京也有着贫嘴、虚荣的一面，备飞女兵吕潇然并非毫无私心。这些时代浪潮中的小人物如此真实立体，他们经历着与“我们”一样的故事与情感，作为历史真正的参与者与创造者，他们不仅代表角色本身，更代表千千万万的“我们”，强烈的代入感极易引发情感共鸣。

影片尝试融入多元的叙事视角，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夺冠》中儿童叙事视角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成人世界的新的叙事逻辑，甚至一些看似荒诞的情节也变得合情合理，如冬冬变身着披风、飞檐走壁的超人，弄堂上空数次出现鲜艳的五星红旗。儿童视角一方面增加了故事的纯真、童趣，使得情感内核真挚饱满；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中国少年的勃勃生机，进而迸发出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北京，你好》则增加了汶川少年的叙事视角，一是代表一种外来文化的汇入，二是隐性缅怀汶川地震的伤痛，三是感恩北京奥运会开幕盛典背后劳动人民的艰辛付出，这无疑再度拓展了影片的内涵。《护航》首次聚焦英姿飒爽的女飞行兵，实现了女性视角与主流价值的巧妙融合，带有较好的示范作用。而《白昼流星》则借助他者视角，书写了一个有关“天地人”的当代寓言，传达出几分哲学意味。此外，平民化的视角还带来视听语言的调整，《我和我的祖国》摒弃了献礼影片惯用的人物高光、低角度仰拍、激昂配乐，而是更加接近时尚、大众化的审美倾向，如《夺冠》中反复出现游戏通关的配乐，《前夜》中采用虚焦的手法从背后拍摄历史伟人，将真正的光环给予普通人物等。

四、类型缝合与商业探索

《我和我的祖国》再次深化了献礼美学中的类型元素运用。从近几年商业主流电影“战狼”系列、《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流浪地球》《烈火英雄》的走红，不难窥到类型元素在当下国内电影市场中的商业价值。“战狼”系列中浅尝辄止的爱情元素在《我和我的祖国》中得到舒展，《夺冠》中情窦初开的懵懂儿童，《护航》中女强男弱的青年爱情，《回归》中相濡以沫的中年夫妻，《白昼流星》中深情款款的老年夫妻，直至发展成为短片《相遇》的主题。《相遇》用极为简洁的笔触勾勒出特殊年代爱情的隐忍、坚贞与伟大，尤其是方敏在公交车上的真挚告白，令人动容。喜剧元素的大量注入亦是《我和我的祖国》的重要突破，如《北京，你好》将市井小人物的悲喜生活刻画得入木三分，为献礼影片注入了浓浓的人情味。短片有几处喜剧的设计可圈可点，其一是张北京的红鞋换黑鞋的戏谑效果；其二是张北京满口京腔、热心幽默颇具亲近感；其三是人物情感捕捉极为巧妙，张北京虚荣炫耀、恼羞成怒、转悲为喜都有生动表现；其四是张北京后脑勺的红旗贴纸令人印象深刻。同样是喜剧导演出身的徐峥和文牧野，也为各自的短片增添了喜剧元素，如天线上挂猪肉、分手的尬聊等，均恰到好处地调动了观众的情绪。

类型元素与中国故事的缝合程度，决定着献礼影片的本土化程度。较之以往的献礼影片，《我和我的祖国》精准地找寻到了二者的平衡，它虽然套用了商业外形，却讲述了七个原汁原味的中国故事。影片开场的第一个故事《前夜》当属优秀代表，它特别聚焦了国旗电动装置的设计者林治远的经历，以小见大地再现了1949年开国大典前全民准备的盛况。导演管虎熟练运用商业经验，套用好莱坞的经典模式“最后一分钟营救”，将原先数月的工程压缩到一夜，巧妙营造了开国大典前夜的紧张气氛，戏剧张力十足。故事始终贯穿“倒计时”的情节设置，时间的紧迫感被反复渲染，人物的设计、配乐的使用、冲突的展现、悬念的制造都紧紧围绕紧张情绪进行铺设。除了客观时序，七个短片之间有着更深的关联性，如国旗的意象贯穿始终，《前夜》中第一面升起的五星红旗奠定了全片的基调，《夺冠》中弄堂上空出现的国旗，《回归》中的升旗仪式，《北京，你好》中的国旗贴纸，《白昼流星》中宇航员手持的国旗等，均传达出“我”和祖国之间的深情厚谊。此外，梦想、时间也是全片的核心意象，个人梦、家庭梦及中国梦最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汇聚成为一朵朵浪花。

质而言之，《我和我的祖国》在承继传统献礼美学品格的同时，亦契合时代精神与大众情绪，在历史复原、中国故事、类型元素、情绪叙事等方面探索革新，使得影片无论在主题展现、人物设置、情节编排，还是在场面调度、镜像语言、艺术特效上，都恰到好处地敲击着观众的情绪。影片对民族共通情感的敏锐捕捉，对全民记忆的巧妙重构，为当下献礼影片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这个意义上，《我和我的祖国》或已超越了献礼影片的范畴，将中国主流电影的创作推向新的“共情”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