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宁

(天津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天津 300204)

《空幻庄园》(

The

Hollow

)是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大侦探波洛系列”代表作，最初出版于1946年。该书于1951年被克里斯蒂本人改编为戏剧并成功上演，又于2004年由英国的ITV公司改编为影视作品上映。电影与原著大致相同，仅仅省略了次要人物并略微改变情节。一般来说，改编作品越忠实于原著就越成功。不过，《空幻庄园》是个例外，因为电影结尾的细微改编蕴含深意，使得电影在人物塑造和作品意义等方面胜于原著，特别体现在叙事特点方面有所不同。

作为代表性的叙事理论之一，法国结构主义理论认为每一个叙事都由故事(story,histoire)和话语(discourse,discours)组成。故事即“内容或事件(行动、事故)链条，外加所谓实存(人物、背景的各组件)”；话语即“表达，是内容被传达所经由的方式”。简言之，故事主要包括叙事的情节、人物、背景等，而话语是叙事表达的方式。文学与电影一样，其叙事也包括故事和话语。由同名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与原著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故事，但在话语表现方式上不同。基于同一文本《空幻庄园》的小说和电影是很好的例证。

一、叙事的故事不同

结构主义认为的故事包含事件、人物和其他背景等。事件包括行动和事故，即状态的改变。行动就是由一个行动源引发的或者对一个被动者造成影响的一种状态的改变。如果动作有情节意味，行动源或者被动者就被称为人物，即该叙事判断的叙事性主体。可见，事件与人物密切相关。人物的不同行动导致不同的事件，导致故事情节的不同。

小说《空幻庄园》主要叙述了安卡特尔爵士夫妇邀请约翰·克里斯托和妻子格尔达以及亨丽埃塔·萨弗纳克等一些亲戚来到伦敦郊外别墅“空幻庄园”(The Hollow)度周末，约翰在次日午餐前遭枪杀倒毙于游泳池边。受邀赴宴的大侦探波洛调查参加聚会的所有客人，找出真凶。电影《空幻庄园》省略了原著中的大卫·安卡特尔这个次要人物以及几个次要情节，大部分忠实于小说的原意。不过，有一点重要差异决定了电影与小说的显著不同。在小说结尾，格尔达在茶杯中下毒，企图毒死一直帮助她掩盖罪行的亨丽埃塔；波洛突然出现并提醒亨丽埃塔不要喝茶之后，格尔达自己误喝毒茶而死。而在电影结尾，格尔达注射氰化钾自杀。

小说和电影结局的不同反映了格尔达的品德和性格不同。小说结尾呈现的格尔达，据波洛分析，她就像陷阱中的狗，会咬任何碰它的人。亨丽埃塔知道她的很多秘密，因此格尔达企图杀人灭口。但是，这种情节安排在逻辑上很牵强。下毒者离开放有毒药的茶杯和无毒茶杯，在返回之后再喝其中的一杯茶，这是极其愚蠢的、荒谬的，因为这样下毒者很可能自己喝到毒茶。第二，格尔达在返回茶桌之后才看到波洛到来，即使她毒死帮助她的亨丽埃塔，她自己也是唯一的谋杀嫌疑人，因此，这不但不能掩盖自己谋杀丈夫的罪责，更是罪加一等，欲盖弥彰。这种情节安排证明，格尔达忘恩负义、道德败坏、内心险恶，而且比较愚蠢。

那么，格尔达这样的人品与小说先前塑造的人物形象是否一致？作者塑造这样的人物有何目的？这样的结尾表达了什么意义呢？她谋杀丈夫的动机是什么呢？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B.托马舍夫斯基认为，“人物是各种动机的一种有生命的载体”。可见动机与人物的性格和品德关系密切。对于侦探小说而言，犯罪动机是贯穿小说的主线，是解释罪犯的犯罪心理和人性的重要指南。

在小说的前半部，格尔达在道德上没有缺陷，甚至可以说高尚。她一直是贤妻良母，对丈夫忠诚信任，顶礼膜拜。直到亲见丈夫与初恋情人维罗妮卡·克雷幽会，她才如梦方醒，意识到丈夫表里不一，一直在欺骗她。事实上，约翰风流成性，亨丽埃塔就是他的情人。“都是谎言——一切！我认为他所说的一切。”“我不能忍受。我不得不杀了他！”可见，格尔达杀死丈夫的动机是痛恨谎言和欺骗。因此，格尔达的杀人行为在法律上应受到惩罚，但其杀人动机在道德层面上有值得同情之处。然而，从小说的结尾她试图毒死亨丽埃塔来看，她似乎是杀人惯犯，本性残忍。在小说前后，格尔达在道德层面形成明显的反差和矛盾，让读者惊愕、困惑。对于这样的格尔达，读者看到的是人性的荒谬的根本恶，看不到人性向善的任何希望，从而读者找不到小说要表达的主要意义。而小说在逻辑上的不一致，也使读者对作者的写作技巧产生怀疑。犯罪小说家兼评论家罗伯特·巴纳德(Robert Barnard)对小说《空幻庄园》的评价是，情节比以前的创作更加复杂，是最好的十部小说之一，但后半部不太好。

而在电影结尾，格尔达得知自己的罪行败露，借口去楼上拿东西，深情地抚摸着孩子的照片，将其与丈夫的照片分开，然后注射氰化钾自杀。这呈现的是格尔达对孩子恋恋不舍，对丈夫痛恨，以死谢罪。那么，她杀死丈夫的动机是什么？当亨丽埃塔提出这个问题时，格尔达回答说，“(丈夫说的)都是谎言！”表达了她对丈夫说谎行为的惊愕和愤怒。这样的改编把格尔达表现为长期受到花心丈夫欺骗后突然洞悉真相而愤然杀人的角色。剥夺他人生命属于道德败坏的行为，但她随后自杀是谢罪和自我救赎的表现，给观众留下人性向善的希望。这符合她一贯的贤妻良母形象，使观众觉得比较自然。

为什么要追究人物的道德品质呢？对人物做出道德判断是自古以来理论家们的传统。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的第二章开篇就谈到模仿者表现的是行动中的人，这些人必然不是好人，便是卑俗低劣者。他认为，人物是情节的产物，是功能性的，而不是真正的人。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B．托马舍夫斯基认为，人物是第二位的，是情节的派生物。但是，本文强调人物与情节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人物作为行动者，其道德品质决定其行为，行为一定会受到道德评判。因此，人物的道德品质直接影响故事中的事件，也影响整部作品(无论小说、电影或者其他)要表达的观点和蕴含的意义。

二、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不同

一个叙事，具体而言，一部小说或者电影作品的观点和意义如何表现？结构主义强调，故事中的事件通过话语，即呈现的方法，转化为情节。叙事的观点和意义是通过叙事的主体和对象的互动来表达的，特别应该区分真实作者、隐含作者、真实读者和隐含读者之间的关系。

真实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总是试图探寻作者的写作动机、目的和原则，读者的推断不能被认为是真实作者的写作动机、目的和原则，而是韦恩·布斯所称的“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不管我们把这个隐含的作者称为‘正式的书记员’，还是采用最近由凯瑟琳·蒂洛森所复活的术语——作者的‘第二自我’，有一点很清楚，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取得的画像是作者最重要的效果之一。”也就是说，隐含作者是读者从叙事中重构出来的，是读者认为的“作者”。隐含作者总是存在。而真实作者可以虚构不同的叙事，读者从不同的叙事中就会推断出不同的隐含作者。

西摩·查特曼认为，隐含作者的对立面是“隐含读者(implied reader)”，即“由叙事本身所预设的受众”。隐含读者一定存在，因为隐含作者通过叙述或者人物告知真正读者如何扮演隐含读者，接受何种世界观。因此，隐含作者的目的应该明确，观点应该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故事(情节和人物)的不同导致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的不同，进而导致文本和电影的意义和目的不同。如上所述，《空幻庄园》的小说和电影形式在结尾情节的不同，反映了人物的道德品质和性格的差异，也含蓄地表达了作品不同的观点和意义。

小说中的格尔达先前善良、贤惠，后来冷酷谋杀丈夫，又企图毒死帮她掩盖罪行的好友，她的性格和道德品质方面的矛盾性使读者在心灵中建构的隐含作者也是不一致的，难以推断出隐含作者对格尔达的态度，开始似乎是赞扬、同情，旨在表达女性对感情和家庭的投入、奉献和坚守，那么结尾为什么把她描写为冷血杀手呢？这样的安排不合逻辑。小说的内在矛盾性很难使读者找到作品的意义。

那么，隐含读者是什么人群呢？由于小说的叙事结构没有能够使读者推断出隐含作者要传达的观点，小说没有明确的意义，也就难以规定读者应该扮演什么样的隐含读者，应该接受何种世界观。

而在电影中，格尔达忠贞贤惠、痛恨丈夫的滥情和谎言而杀夫，最后自杀谢罪，这一系列的行为背后贯穿着其性格和品德的逻辑一致性。由此，观众能够推测的隐含作者的观点比较多。欺骗和负心的丈夫被杀，暗示隐含作者反对说谎，痛恨婚外情；为家庭忠贞奉献的格尔达畏罪自杀，通过波洛同情的表情，暗示隐含作者对她的同情和遗憾；女性对于爱情的专一、对于家庭的奉献与丈夫风流成性形成鲜明对比，暗示作者对于女性的同情和对男性滥情的谴责；等等。由此，隐含作者要告诉隐含读者的思想是，或者说隐含作者借助隐含读者要告诉真实读者的思想是：应该诚实，对爱情和婚姻忠贞，不要朝三暮四而引来杀身之祸；同时，个人不能因自己的感情和恩怨而杀人，必须遵守法律。这样的叙事才能使隐含作者的观点清晰表达，才能对人物进行鲜明的善恶是非判断，才有明确的伦理意义。

三、叙事的视点不同

叙事话语的重要表达形式之一是视点。从字面上讲，视点表现的是某人通过五官特别是眼睛对外界的感知，其比喻意义为通过某人的世界观(意识形态、观念系统、信仰等)揭示叙事的观点和意义；也可以从某人的利益优势(表现其总体兴趣、利益、福利、安康等特征)揭示叙事的意义。视点意味着表达从何种角度展开。因此，通过人物的视点或者其他视点，优秀作品对读者和观众在感性、审美方面震撼心灵，从理性上启迪心智，增强道德感、崇高感，憎恨假恶丑。而视点不鲜明的作品，则难以明确表达作品的目的和意义。视点理论适用面很广，包括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等，并且视点的具体表现有所不同。小说中有人物、叙述者、隐含作者等，体现一种或者多种视点。电影的视点灵活多样，包括视觉和听觉两个渠道。

小说《空幻庄园》的叙事方式包括叙述、对话、心理活动等，由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进行叙述，交替地从叙述者和几个主要人物的视点展开全文。例如，关于约翰的性格和人品的描写，以第三人称为视点进行叙述事件、对话，以约翰为视点进行心理描写等。约翰回忆他与情妇亨丽埃塔上一次见面时，他很愤怒，自言自语道：“我知道她是雕塑家。我知道她的工作好。但是，可恶，她就不能有时候把工作抛开吗？她就不能有时想到我——别的什么都不想吗？”这个内心独白突出了约翰从自己的情感和利益出发的自私自大，不顾情人的利益。接着，第三人称的叙述说“他是不公平的。他知道他是不公平的……”。后者从叙述者的视点进行客观的道德判断，约翰是不公平的、自私的；前者从约翰的视点说明他对自己的不公平有自知之明，因为亨丽埃塔对他很好。约翰接着回忆他对亨丽埃塔发火，问她是否能为他放弃一切。“你会把我逼疯的，亨丽埃塔。我从未感到我对你有丝毫影响力。”“为什么你要有影响力？”“我不知道，我就是想要。我想成为最重要的。”“你是的，约翰。”可见，从约翰的视点进行叙事，充分表明他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完全是以自己为中心，试图控制他人，不为他人着想。而且，他对婚姻不忠，道德低下。这样的叙事为约翰以后被杀埋下伏笔。相比之下，约翰的妻子格尔达对丈夫毕恭毕敬，缺少独立人格，小说几乎没有从格尔达的视点进行描写，直到最后才通过波洛与亨丽埃塔的对话揭示格尔达的心理和思想。而在小说中，格尔达的性格和行为前后不一致，读者很难探究一致的隐含作者，很难推断小说要传达的思想和意义。

文字叙事擅长基于时间顺序展现叙事内容，而电影叙事更易于展现空间关系。电影叙事主要通过对话、摄影等，把人物和事件等直接呈现给观众来判断故事情节的合理性、人物的道德水平、电影的思想和意义。那么，观众如何判断？视点是很好的工具。电影中的视点包括视觉的和听觉的，主要是视觉的。电影通过多种方式强调某个人物的视点。其一，把人物置于重要位置，镜头随着人物的视线而移动，画面随着人物视点的移动而变化。其二，运用蒙太奇的匹配剪辑，如果第一个镜头中的人物望向某个方向，紧接着切换到他视野中的事物，那就可以假定他是从那一个视点观察事物的。

电影《空幻庄园》没有叙述者，视点多样化，很多画面以男主角大侦探波洛的视点为主导。例如，剧情展现波洛两次来到“空幻庄园”做客以及整个破案过程，都是通过他的眼睛观察庄园的自然环境，人物特征和行为，事件的发生、演变和结局。波洛并非仅仅起到视点工具的作用，他的所见所感和分析判断，引领观众的感情共鸣和理性思索。比如，他见到宜人美景流露出欣喜的表情，表现他对自然之美的热爱；他听到枪声立即跑向案发地点，表现他对人的生命的关切；他对亨丽埃塔的盘问和怀疑，表现他对婚外情的质疑和对谎言的洞察力；结尾时他揭穿格尔达的犯罪真相，表达了对罪恶的痛斥和对正义的执着，随后迅速追随格尔达上楼，看到她自杀后又表示同情和惋惜，表明他对忠贞爱家的格尔达生命陨落的同情和对她走入歧途的憎恨和惋惜。可见，电影通过视点传达的不仅是可感之物，更能够传递价值观和思想意义。具体而言，电影赞颂的是波洛追求真理、匡扶正义、珍爱生命的人道主义精神。

电影中的视点并不局限于波洛。电影结尾聚焦亨丽埃塔，她在格尔达的门口与波洛告别，感谢波洛不追究她掩护格尔达的行为，随后驾车疾驰而去，泪流满面，背景音乐节奏鲜明而悲怆。这表现的是亨丽埃塔对格尔达的同情？对约翰的思念？还是对自己爱情幻灭的悲叹？这一幕具有多种可能性，激发观众思索人性、爱情、生活、生存的本质，这是影片最重要的意义。

该电影还采取超越人物的、广泛的全景视点，客观地展现庄园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大场景。特别运用对比的手法，凸显自然环境的优美与杀人场面的冷酷。庄园中苍绿的草坪上绿树挺拔，火红和金黄的树叶婆娑起舞，蓝色的游泳池上漂着红叶，也漂着约翰的鲜血。约翰躺在游泳池边上，周围站着格尔达、亨丽埃塔和女主人露西等美丽优雅的女性。这一场景体现了小说和电影标题的出处来自英国著名诗人丁尼生的诗《莫德》(

Maud

)，表现了空幻庄园中红叶、鲜血、死亡的意象。自然之美蕴含着死亡的征兆，人物之美掩盖着人性之丑。另外，聚会场面豪华热闹，却难以掩盖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虚伪的外表难以掩盖贪婪的欲望。约翰的初恋情人维罗妮卡·克雷的出现，暴露了约翰的好色本性，促使格尔达认清真相，最终酿成悲剧。

小说《空幻庄园》叙事感人、主题深刻，但是，应用结构主义的叙事理论进行分析证明，小说结尾在情节和人物方面一致性不强，格尔达的形象削弱了作品的意义。而电影在结尾的细微改编非常成功，情节更具逻辑性，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生动，伦理意义更加明确。人类无法避免爱、恨、情、仇；贪婪无度的欲望害人害己；暴力毁灭他人，也毁灭自己。探究人性本质、解决存在难题，这正是人类永恒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