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岚 刘家肇

(成都理工大学 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于2019年9月30日在全国上映。影片采取时间轴的方式讲述故事，通过串联七位导演的思路组构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七个事件。《我和我的祖国》不具备传统献礼片的规制，没有宏大事件的重现，而是将目光聚焦于大时代大事件背景下的小人物，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七个经典瞬间为核心战场，将默默付出的平凡者放大以贴合影片主题，即“我”和“我的祖国”。

一、叙事结构——模式援引与理念类比呼应

“时间”是人们可以直观感受并辅以长久经验理解的概念。我们处在时间变更的感知中，借助电影的叙事手法将对时间惯例变化的体验加以遵循“时序”的艺术实践。“时序”基于人们日常习惯塑造经典叙事，以贴近观众常识经验的线性、平行叙事为影视作品的塑造基础。但同时，由于时间在电影语境中所具有的弹性，不少电影会突破契合现实的叙事技巧创新经典叙事法则，例如《党同伐异》《荒蛮故事》等电影，以电影的艺术实践割裂时间连贯性。

艺术会打破经验与模板对人类的束缚，以新的刻度为审美标准诠释影视艺术的尝试机遇，分段叙事即为相关理念的尝试与实践。早在1916年，格里菲斯就以《党同伐异》的母体文本对电影叙事做了形式创新。影片对巴比伦的没落、法国宗教大屠杀等四个故事以“爱”与“宽容”为主题加以衔接，通过平行发展与交叉剪辑促进段落分支的完美切合，塑造出分段叙事的基石意义。2014年达米安·斯兹弗隆执导的电影《荒蛮故事》对分段叙事再次做了尝试。影片以主题贯穿并置了六个片段，通过人性非理性、黑暗与荒谬展现了人类的失控行径。《荒蛮故事》将六个独立故事作为主要内容，分别借助飞机、餐馆、婚礼等六个情境囊括了人性黑暗面的藏匿。

《我和我的祖国》以主题为核心宗旨延续了分段叙事的叙事结构，是主旋律电影对分段叙事的一次尝试。《前夜》以开国大典前夕的准备工作为主要事件，讲述设计师林治远克服多重困难配合毛主席顺利升旗的经典瞬间。从借红布到去天安门广场安装阻断球，其间人民群众的捐助、工作人员的谨慎忙碌无疑为最后国歌奏响国旗顺利升起的感动瞬间做了烘托。《相遇》以原子弹爆炸试验为背景，致敬了默默无闻的国防科技英雄们。以工作人员高远为基础视点，呈现出他为解除实验危机感染核辐射，坚守祖国国防科技事业保密工作放弃个人感情“舍小家顾大家”的奉献精神。《夺冠》将女排夺冠与两个小朋友的告别嫁接在一起，讲述了小朋友冬冬为了让弄堂的大伙儿顺利观看女排比赛而放弃送别好友的故事，站在小朋友的立场上表达了责任感与爱国情。《回归》讲述了香港回归的谈判历程及回归仪式，将谈判现场与升旗仪式做了历史再现，赞扬了整个过程中为之付出的无名之辈。《北京你好》讲述奥运会入场券持有者张北京，将入场券送给汶川地震中幸存的小朋友让其亲手抚摸逝世父亲修的奥运护栏的故事。《白昼流星》将扶贫和航天事业结合起来，讲述李叔用自身及返航神舟舱感化两个问题青年使其实现精神脱贫的故事。《护航》中吕潇然辛苦训练，成绩卓越却放弃理想接受组织安排成为备飞。通过对影片的梳理可以发现，《我和我的祖国》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片合集，将祖国的繁荣昌盛、各领域小人物的无私奉献、大时代小人物的自我实现作为七个段落核心因素“职责、牺牲、选择、使命、成全、感化、责任”的主题统摄。通过对激动人心的历史瞬间和那些不为人知细微之处的出色刻画，讲述了小人物对历史事件的在意与体验，进而贴近个体生命，感受平凡人物与时代脉搏的紧密相连。

二、叙事策略——语境共享与元素调度凝结

20世纪70年代末，为提升主流文化认同感，凝聚国家力量，人们将视线对准电影作品。电影有着不同于其他宣传方式的视听优势，通过对叙事策略的研究，可以提升主旋律影片的吸引力。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以人物、空间、叙事动力三个维度构成了叙事策略的执行，并以共情为最终诉求诠释影片叙事策略的突出特点。

影片以七个故事为片段组合成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经典集合，并在人物塑造方面延展出影片主题的应和意义。短片《前夜》中，林治远身为开国大典升旗卡点的技术人员，以严谨忘我的态度解决着面临的所有困难。此片段以开国大典前所有准备事宜中的一部分为切入点，描绘了身在平凡岗位的林治远如何尽职尽责完善自己的工作。《夺冠》对于人物的塑造颇具趣味性，以冬冬送别即将出国的好友与调整天线辅助顺利观看女排比赛形成人物的选择与冲突。冬冬在关键时刻，还是选择搭建天线为大伙儿顺利看女排比赛而放弃送别好友。影片以小朋友的友情为切入点，经抉择后选择舍弃小我的立意成功刻画了大背景与小人物的情节枢纽，尤其最后一句“爸，咱家天线太烂了”，为冬冬的人物形象增添逼真性与趣味性。

美国学者大卫·波德维尔曾提出“空间在电影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空间的塑造同样使得《我和我的祖国》在叙事策略方面获得了较之其他主旋律电影更为突出的特征和评价。影片将空间设置分为两层。第一，真实的地理空间。《前夜》依据现实中的地理空间构造了电影中的叙事地点，《前夜》里的技术人员林治远以及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确实存在于历史中。将相应的人物或空间搬到大银幕中，制造了宛如历史文献般的戏剧效果，富有文本真实性特征。第二，地理位置的拟用与重建。将叙事空间的设置建立在还原历史的基础上加以剧情发展意义上的设置与编写，可以表达出短片真实感的倾向，突出历史经典事件的戏剧性。以《夺冠》为例，徐峥将影片故事的发生地点置于上海的一个弄堂里。对于小弄堂的空间设置，源于艺术与生活的关联。《夺冠》通过重置小弄堂的影视环境塑造出冬冬的两难选择，侧面反映了小人物的自我情怀，并建构了女排历史背景下其地点具体展现的另一维度。

叙事动力的搭建也成为《我和我的祖国》的叙事策略之一，影片试图通过七个短片表现小人物与大时代背景的相互交缠。从梅里爱发现“活动画面”的巨大潜力，再到格里菲斯“最后一分钟营救”制造的戏剧冲突延伸至今，电影的叙事手法产生了诸多变革。影片叙事无疑推动电影内容深度与广度的发展，然而支撑起叙事手段、叙事结构的则是叙事动力。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C.艾伦与道格拉斯·戈梅里所说“我们希望看到施动和受动的人物”，即叙事动力承载剧情起承转合，引导人物做出行动。《我和我的祖国》叙事动力围绕“高光时刻”背后的散光展开人物行动。例如《北京你好》聚焦于奥运前夕的小人物张北京——一个爱显摆的出租车司机，他选择放弃“小家”用奥运开幕式入场券成全汶川幸存小朋友对父亲的思念。张北京的行为借助奥运的背景作为叙事推动铺垫，凝视奥运高光下的平凡光束。除了列举的片段外，国防科技实验员、成绩卓越的备飞等均是高光时刻的盲区存在，共同铸就着祖国发展的经典时刻。“剧中人，镜中我”，站在屏幕前的我们，实际与片中人处在了同样的心理位置，以同样的情怀感受到了同样的时刻。

三、叙事主题——高光临界与盲区投影交互

自进入21世纪后，商业电影的发展一度趋向强烈，主旋律电影在面对市场、流量等因素在电影市场比重增加的情况下也做出了些许改变，将精英主义、宏大场面、教化意义的硬输出转向了意义场域的平均覆盖、时代语境的渗透感染、小人物的自我实现。以此为基础，聚焦小人物的家国情怀，引起观众在观影时的情绪起伏并与影片主题表达产生共鸣。

首先，是意义场域的选择。电影文本的主题表达既是影片叙事的核心推动力，也是影片意义场域的统摄前提。将《我和我的祖国》七个小故事的七个场域以范围标准进行区别，分别为大场域与小场域。大场域以祖国经典历史瞬间的宏观性为主要特征，而小场域则突出小人物在高光时刻的闪光点。两类场域以时空双线交织构成心理感官上相对立体的意义场域，减缓了主旋律电影价值观宣传的叙事单一性。以张一白导演的《相遇》为例，宏观场域为国防科技实验基地。身为其中一员的高远为避免实验事故的发生不惧感染核辐射，身患重病的他从医院出来后在公交车上碰到了阔别三年的恋人，此处为个人的意义场域。从宏观场域得知有一群辛苦的科研人员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做着贡献，从微观场域得知林远因为工作的保密要求三年不与恋人联系。两个意义场域借助林远个人得以转换衔接，通过意义呈现平衡了家国情与个人情的焊接。

其次，是时代语境的配合。开国大典、原子弹爆炸、女排夺冠、香港回归、北京奥运、神州返航、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七件事件的历史背景均是叙事主题所依赖的时代背景。《我和我的祖国》叙事主题既弘扬了祖国繁荣昌盛不断进步的盛世之景，也发扬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奉献精神。以小人物的小事件为塑造内容，侧面反映小人物所处大时代背景下的思想体验。时代语境的建构关联人物行动与剧情行进，对叙事主题有着关键作用。正如卡点升国旗对时间的严苛把握，正是因为要配合新中国成立的时代意义，所以要求开国大典的任何环节都不能出错。因此，开国大典、原子弹试验、北京奥运等均以责任、使命、担当等相应主题契合影片的主干叙事主旨。以家国情怀为表达重心，展现了不同时代语境下不同小人物的付出，隐晦宣传了爱国主义思想。

除此之外，在不同时代语境下不同人物的爱国情怀呈现了叙事主题的又一视域拓展，即家国使命下的自我实现。在影片中，最直观的感受便是大时代的隐退与小人物的浮现，正如布尔迪厄在某种关系的规则之下捕捉到与世界实践关系经由目光蜕变引发实践逻辑的真理的重新占有，而产生对自我的思考，影片中的小人物也会在小我和大爱的关系规则之下抓到爱国情怀的实践方式，突出自我的改变。例如影片中，林治远一遍遍模拟升旗减少失误与隐患，高远甘愿遭受核辐射避免原子弹的实验事故，冬冬放弃送别好友协助大伙儿收看女排比赛等事件。从职业延伸至环境为其特征依托，其实这些人就在我们身边。与其说他们是为了祖国的进步贡献自己，不如说他们携带使命，完成了一个平凡人该完成的工作，在平实的叙事下表现出主题张力。这种张力延伸至屏幕内外，不仅屏中人实现了自我，也使屏外人将自己代入电影感受个人在大背景下的价值秩序，完成局外人共情体验下的自我实现。

《我和我的祖国》以七部短片拼贴组构电影，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时间线，将与主题对应的七个故事分段呈现。其形式延续分段叙事的逻辑思维，并为日后的主旋律电影提供了创新思路。除其形式外，影片聚焦于高光背后的盲区，没有采用主旋律价值的生硬说教，也没有致力于政治和道德的刻意灌输，而是回归对于核心事件背后无名付出者的关怀与挖掘，进而在平民视角叙事中塑造出巨大的情感空间，通过七个故事的别致组接，引起观众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