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衍

我又一次登上了天台。已是黄昏，晚霞像血一样铺开，占满天空，太阳在地平线上一点点落下。我刚刚爬上通往天台的楼梯口，就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后脑勺。父亲的后脑勺并不像他的同龄人那样过早地显示出狰狞的面目，他遗传了祖母优良的基因。祖母在她74岁时死去。祖母死去时脸上布满岁月侵蚀的褶皱，但她的头发却避过了不断向前推进的时间。因此父亲的后脑勺在我的记忆中保持着与他年龄不相符的年轻。

父亲与天台的联系产生于两年前。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如此长久地坐在天台上。盛夏时节的午后，一向有午睡习惯的父亲早早吃过了饭，便开始他这一天中短暂幸福的午睡。午睡醒来的父亲有些反常——父亲醒来后一言不发，直直地走进卧室，拿起马扎便去往通向天台的楼梯。我对父亲的行为感到诧异，我呆呆地望着父亲，父亲还是一言不发。父亲就这样在天台上坐了四个小时，其间我偷偷爬上楼梯口想一探究竟，现实无疑使我好奇的心又平静下来。父亲就那样呆呆地坐在那里，望着东边市区气派华丽的建筑与滚动不息的车流，他的眼睛几乎没有动过。父亲就这样站在贫与富的界线上，同时被两者抛弃。

父亲就这样固执而坚强地开始了他在天台的定期久坐。只要是一个太阳当头的晴朗午后，我都会看到午休过后的父亲在那里久坐。父亲的眼神没有被时间吓倒，相反，他的眼神在面对华丽的建筑与街道后发出愈发澄澈明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