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刚 朱珠

摘 要：汉语在泰国的传播最早可追溯至西汉汉武帝时期。南北朝至宋元，佛教僧侣和商人是汉语传播的承担者。汉语传播范围窄、层次低，长期停留于内部传播阶段。明代建立了汉语传播的专门机构并取得积极成果，汉语传播成为一种组织传播。19世纪，日益壮大的华人社会推动汉语传播的纵深发展，汉语传播上升为一种自发传播，学校教育成为最为重要的传播形式并持续至今。本文从汉语在中南半岛的传播和汉语在暹罗的传播两个阶段来对其在古代泰国的传播历程进行分析，得出其传播特点，以期为汉语传播提供参考。

关键词：汉语;传播史;暹罗;华人;移民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866（2020）20-00-03

泰国长期与我国保持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是当今世界汉语教学与传播的热点重点地区之一。目前，学界对泰国汉语传播的研究存在“重现状轻历史”的倾向，即汉语传播及汉语教学的现状分析成为研究热点，汉语传播史的研究则处于冷寂状态。基于此，笔者对1939年暹罗改国号为“泰国”之前的中暹交往历史材料进行整理，在此基础上运用传播学理论进行分析总结，力图初步勾勒出汉语在暹罗传播的基本脉络，总结汉语在暹罗传播的路径及特点，以填补泰国汉语传播历史研究的空白。

一、汉语在中南半岛的传播

现代意义上的泰国始于公元1238年坡坤希鹰陀罗铁建立的素可泰王朝。在此之前，今泰国地区出现了众多孟人、泰人建立的城邦国家。孟人建立的国家自汉朝就已存在，如林阳、金邻、顿逊、盘盘、赤土、狼牙修、哥羅、丹丹、堕罗钵底、罗斛等。泰人建立的国家则出现在10世纪以后，如今泰国北部地区的兰那泰、哈里奔猜、帕耀等。基于此，将汉语在泰国的早期传播放在东南半岛的地理范围内进行考察，再通过梳理上述泰国境内存在过的古国与中国的友好往来历史，了解汉语在泰国传播的先声。[1]

（一）两汉三国时期

中国与今泰国地区在汉武帝时期已有贸易往来。《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一般认为，都元国、邑庐没国、堪离国分别在泰国的巴真府、素攀府、北碧府。最迟中国西汉时期，泰国南部地区已成为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的重要通道。西汉时期汉语是否进入今泰国境内，目前还没有直接的文字记载，但汉语随经贸往来传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公元244年至251年，三国中吴国派遣朱应、康泰出使中南半岛古国扶南，今泰国东南部即为扶南的一部分。《梁书·天竺传》记载，扶南国王范旃遣使出使天竺，天竺遣陈宋等二人回访，四年后二人达到扶南并会见朱应、康泰。康泰回国后著有《扶南土俗》对扶南风俗多有介绍。同时，该书对林阳国做了简要记载。林阳国位于扶南西边，一般认为在今泰国中部的柯叻（Korat）。朱应、康泰是否到过林阳国目前还缺乏文字记载，但从现有文献推测，他们极有可能是最早到达今泰国境内的中国人，他们出访扶南增加了汉语与当地语言接触的可能性。此外，道家《道藏太清金液神丹经》记载，葛洪也曾到过扶南。学界陈国符、饶宗颐、冯汉镛等皆认为葛洪扶南之行可信。经丁宏武考证，洪扶南之行应在公元306年至310年之间。综合前人考证，以朱应、康泰、葛洪为代表的使者、宗教人士是汉语进入包括今泰国在内中南半岛广大地区的最早推动者。[2]

（二）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包括泰国在内的东南半岛出现了一批熟练掌握汉语的学者。6世纪，扶南与中国交往更加密切，建康设有“扶南馆”专司扶南事务。除商贸往来，扶南还派遣高僧到中国传译佛经，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曼陀罗、僧伽婆罗、须菩提和真谛。四位高僧的汉语已具备较高水平，特别是真谛和僧伽婆罗更是其中的佼佼者。真谛于公元546年来华，留居中国23年，译经5百余卷，与鸠摩罗什、玄奘并称中国佛教三大译师。僧伽婆罗精通汉语在内的多国语言，其汉语水平之高，令梁武帝萧衍亲自上门笔受其文。曼陀罗、僧伽婆罗、须菩提、真谛来华译经的事迹说明，在当时的东南半岛，汉语已在佛教僧侣中传播，并由此产生一批熟练掌握汉语的学者。四位高僧也是东南半岛最早的汉语学习者和汉语传播的最早受益者。[3]

（三）隋唐时期

隋代，中国官方首次派遣使臣出访东南半岛诸国。公元603年，隋炀帝派常骏、王君政等出使赤土国。一般认为赤土国位于泰国南部地区的马来半岛，据许云樵考证，其国都为现在的泰国宋卡（Songkhla）。常骏、王君政到赤土后受到隆重接待，二人与赤土国王室成员言语交际，已具备第二语言交际的特征。二人在会谈中介绍中国的文化与语言，可能性是极高的。访问结束后，赤土国王子那邪迦组成外交使团随常骏、王君政访问中国，受到隋炀帝接见。那邪迦来华期间向常骏、王君政了解中国文化甚至学习简单的汉语可能性也是极高的。

唐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更加密切。唐王朝先后与今泰国今南万伦湾境内的盘盘国、佛统境内的堕罗钵底国、克拉地峡境内的哥罗国开展友好往来。伴随往来的密切与深入，唐代已有中国人到今泰国领土境内居住。目前，在泰国安达曼湾和暹罗湾出土大量中国唐代的瓷器碎片及钱币，由此可推测9世纪已有中国商人到达泰国南部地区经商，由此停留并短暂居住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除了商人，中国僧侣西行求法，陆续停驻泰国。《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提及到达今泰国境内的僧人就有义朗、知岸、义辉、道琳四位。知岸、义辉老死郎迦戌国，郎迦戌即狼牙修，位于今泰国北大年。此外还有高僧大乘灯禅师，他自幼随母亲迁往杜和罗钵底，并在此出家。杜和罗钵底即堕罗钵底国，在今泰国佛统。大乘灯禅师的事迹说明，不仅有中国人留居泰国，还有中国人在泰国出家。汉语在泰国传播的推动者由政府使节开始转变为商人和僧侣。

（四）宋元时期

宋代，停住泰国的中国人范围逐渐扩大，由商人、僧侣扩大到普通民众。《宋会要辑稿》载：“自元裕以后，押贩海船，人时有附带，曾经赴试士人及过犯停替青吏，过海入番，或名为过冬，留在彼国数年不回，有二十年者，娶妻养子，转于近北诸番国，无所不至。”可见在宋代已出现中国人定居海外的情况。据黎道纲先生推测，至迟在1165年，已有中国人到今日泰国境内从事贸易并定居，成为最早的华侨。宋代定居泰国的中国人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宋末丞相陈宜中。崖山之战后，陈宜中携幼帝逃亡暹国。暹即素可泰王朝，陈宜中带领一大批随从眷属定居暹国，主观上为避祸，客观上则将汉语带到泰国境内。陈宜中入暹也使得汉语输入泰国从个体行为变为集体行为。

元代，中国人不仅留居中南半岛还与当地人通婚。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记载，中国商人到达中南半岛后都会迎娶当地女性作为妻子以方便生意往来。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则提到，在今泰国北大年地区，华人广受尊敬。宋元两朝，一定数量定居华人的出现，为早期的汉语传播奠定基础。

二、汉语在暹罗的传播

1238年素可泰王朝建立，1296年，周达观第一次用暹罗称呼素可泰王朝。1377年，明太祖朱元璋册封阿瑜陀耶国王为暹罗国王，暹罗成为泰国正式的汉语名称。

中国明代，汉语在泰国的传播有两大标志性事件。

第一，1371年，暹罗开始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学习汉语。与此同时，明王朝也开始培养精通泰语的中国人。1497年，广东布政司招募一批懂泰文的中国人入京备用;1515年开始，在暹罗使团中挑选适合者送往四夷馆担任泰语教师。

第二，中国政府在四译馆中增设暹罗馆，专门负责暹罗语言、文字的翻译和教习。1579年1月30日暹罗馆正式开馆，首批招收学生12名。暹罗馆初期，有握闷辣、握文铁、握文贴、握文源等教师十八人。这些教师中，握闷辣、握文贴汉泰尤为精通，握文源为暹罗华人，泰文不精，但尤善口语。至明朝末年暹罗馆有教师4人，学生10人，清初有教师5人，学生9人。暹罗馆培养了一大批精通泰语的双语人才，为两国文化交流，特别是汉语在暹罗的传播做出积极贡献。

为扫除两国人民学习彼此语言的障碍，暹罗馆编辑最早的泰汉双语字典《暹罗馆译语》。该字典收常用字共18类3 550个。分析该词典收录的词语，已出现汉语官话、方言词汇尤其闽南语词汇进入暹罗语言系统的情况。辞典的出现，是语言传播纵深发展的重要标志，说明在当时的暹罗，已经出现了解、学习汉语的现实需求且这种需求较为强烈必要。《暹罗馆译语》的出现说明，汉语在暹罗传播开始从特定阶层、人群走向普通民众。

此外，暹羅馆留存的两国往来文书也是汉语在泰国传播的重要证据。暹罗发往中国明朝的官方文书称为“金叶表文”，分别用暹罗文字和汉字书写。从田生金《报暹罗国进贡疏》和谈迁的《枣林杂俎》留存的金叶表文看，文笔流畅，深谙文书程式，需要汉语尤其文言水平较高且精通表文程式的人才写得出来。由此可确定，在当时的暹罗已经出现一批熟悉汉语且汉文化知识广博的知识分子，当然，这些人也极有可能是定居当地的华人。明代已有定居暹罗的华人担任官职的情况，如上文提及的握文源定居暹罗，既是翻译又是暹罗使臣。

派遣留学生，成立暹罗馆，编撰《暹罗馆译语》，暹罗语言中的汉语词汇等共同说明，明代，汉语与暹罗当地语言已经出现较为密切频繁的接触，在暹罗已经产生了解学习汉语的现实需要。

明末清初，移居暹罗的中国人逐渐在今北大年、宋卡、暹罗首都大城等地形成固定居住区，泰国华人社会得以初步形成。据西川如见的《华夷通商考》统计，17世纪初期定居大城的华人约有四千人，在北大年，中国人的数目远远超过当地居民数。到了17世纪下半叶，据斯金纳估计，定居暹罗的中国人至少一万人。华人已成为暹罗不可忽视的社会阶层之一。

19世纪，华人遍布暹罗全境，据斯金纳统计，1822年，暹罗全国有华人44万人，1827年增加到80万，1849年则达到111万。华人社会的发展壮大为汉语在暹罗的传承传播夯实了社会基础。暹罗华人重文学，好诗书，他们通过开办私塾、书斋等形式，教授后代中国语言和中华文化。私塾之外，汉语传承与传播的重要机构——华文学校最迟在19世纪也已出现。目前有据可查泰国最早教授汉语的学校为创立于节基王朝一世皇时期（1782—1909）的Kolian（Kaolian）学校，招收学生约200人。此外创立于拉玛四世皇时期（1851—1868）的Rachadong基督教学校开设有汉语课，建校初期有学生27人，1860年改为泰文学校，汉语教学也随之停止。

1909年孙中山在曼谷组建中华会馆，并创办华益学堂。华益学堂为泰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汉语学校，其成立对泰国华文教育及汉语在泰国的传播都具有标志性意义。此后，大同、南英、敬德、明德、培元、育英等学校陆续建立。1933年，泰国全境教授汉语的学校117所，学生约5千人，1936年增加到224所，学生9 124人。

语言教育是语言传播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华人社会私塾、华文学校的出现，说明在当时的暹罗，汉语传播已具备自发传播的基本形态。所谓自发传播，即华人社团这一语言接受群体根据自己的需要而非外来影响学习使用汉语，最终导致汉语在暹罗当地学习和使用。

华文学校主要解决汉语在华人社团内部的传播与传承，属于组织内传播。放眼华人社团之外的暹罗社会，从19世纪开始，暹罗华人基于社会现实及自身发展需要逐渐舍弃自己的语言与文化，逐渐本地化成为地道的暹罗人，汉语传播也受到当地语言的冲击。第一代暹罗华人在私塾、书斋学习中国语言文化，这些私塾沿袭中国国内的教育制度、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第二代华人则在华文学校完成学业，学习汉语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更多接触泰国语言文化。第三代华人基本不接触汉语，完全暹罗化。从这个角度看，汉语传播正在弱化。

三、汉语传播的基本特点

18世纪前，汉语进入泰国但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传播。此时，伴随中国与今泰国境内城邦国家政治、佛教和贸易往来，学习彼此语言成为需要。汉语也随使节、僧侣、商人进入泰国，但并未真正传播开来。

第一，进入泰国的中国人数量不大，他们实现各自或外交或宗教或贸易的目的之后大都回国，定居泰国的为极少数，无法形成一定数量的汉语传播者。第二，两国之间的各种往来可借助双方都熟悉的第三种语言，没有必要一定使用汉语。第三，移民泰国的中国人大都来自农村，没有受到良好教育，无法充当汉语传播者。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汉语在泰国并未实现有效传播。比如，明代建立的暹罗馆以初步具备汉语传播机构的属性。暹罗向中国派遣官生学习汉语，一些华人进入暹罗官僚体系担任翻译、使臣等职务都积极促进了暹罗人对汉语的认知。

18世纪后，泰国华人社区逐渐形成，汉语在华裔族群中的传承成为必需，由此催生了“书斋”及泰国历史上第一批华人学校。它们既是最早的汉语教育机构，也是最早的汉语传播机构，汉语在泰国传播也由此开始。但这个时期汉语主要在华人华裔内部传承，泰国其他社会阶层接触较少，总体上属于内部传播。伴随华人逐渐暹罗化，汉语无可避免受到当地语言的冲击，也是造成其传播范围有限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历史照进现实，现代泰国汉语传播的火热在中泰文化交流历史中可找到答案。汉语在泰国的传播历史最早可追溯至西汉汉武帝时期，汉语随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包括今泰国在内的东南半岛，传播者主要为商人，此时的汉语传播只是贸易往来的副产品。南北朝时期，往来两国的佛教僧侣成为汉语在当地传播的主要推动者，汉语传播依然是宗教传播的副产品。宋元之后，日益壮大的华人社团逐渐成为汉语在当地传播的主要推动者，但仍长期停留于内部传播阶段。明代是汉语在暹罗传播的重要时期，此时建立了专司暹罗汉语传播的官方机构——暹罗馆。暹罗馆建立后培养了一批汉语传播人才，编撰了汉泰双语词典，标志着汉语在暹罗的传播进入组织传播的新阶段。19世纪，日益壮大的华人社会推动汉语传播的纵深发展，汉语传播上升为一种自发传播，学校教育成为其最为重要的传播形式并持续至今。

参考文献：

[1]朱杰勤.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海上交通路线试探.中外关系史论文集[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

[2]桑吉.中泰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J].法音，2003（1）：18-27.

[3]汤开建，田渝.明清时期华人向暹罗的移民[J].世界民族，2006（6）：5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