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洁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推行后，相关案件层出不穷，截至2019 年12 月，在中国司法案例列表网上以“规范性文件违法”为关键词能搜索到行政裁判文书四千余件①分别是2015 年379 件，2016 年656 件，2017 年719 件，2018 年1017 件，2019 年1329 件，，说明当前规范性文件“任性”情况比较常见，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是司法监督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但是由于相关配套制度不够完善，审查标准不够明确，法院面对这一新规仍处于适应阶段，实务运用中还存在着不知如何说理、后续举措断层、审查标准不明甚至规避审查的情况，此时最高院推出的指导性案例显得尤为重要，在指导基层法院办案中起到引导作用。

一、典型案例的指导作用

最高法针对《行政诉讼法》第53 条的运用公布了9 个典型案例，案例涉及社会治安、城市管理、医疗保障、食品安全、城市物业等多个方面，从审查对象、审查程序以及审查后续处理等多方面进行梳理：

从9 个典型案例①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九个典型行政诉讼附带审查的案例分别是徐云英诉山东省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不予报销医疗费用案（下文简称徐云英案）；方才女诉浙江省淳安县公安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一案（下文简称方才女案）；袁西北诉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政府物价行政征收一案（下文简称袁西北案）；大昌三昶（上海）商贸有限公司诉北京市丰台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案（下文简称大昌案）；郑晓琴诉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批准案（下文简称郑晓琴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