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岚婷

（中国计量大学，浙江杭州 310018）

我国作为茶叶大国，饮茶的历史已经十分久远，有证据显示，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的饮茶习惯便是由我国流传过去的，而茶叶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载体，也为国家税收和商业发展提供了巨大助力。但是提到我国究竟在何时开始饮茶，学者们的观点莫衷一是，大体说来，有“神农说”、“商周说”、“三国说”、“西汉说“等几种说法，但总体而言，更多的观点倾向于我国有记载的饮茶习惯是从西汉开始的，证据主要是基于王褒在《僮约》中，要求便了应当承担的事务中就包括“烹荼尽具”和“武阳买荼”，此外，清人郝懿行也曾在《证俗文》中提到：“茗饮之法，始见于汉末，而已萌芽于前汉。司马相如凡将篇有荈诧，王褒僮约有武阳买茶。”本文大体依据这一观点，就从西汉始来研究我国古代茶叶的计量。

1 两汉时期的茶叶计量

既然自西汉时起，就已经有饮茶的习惯了，那么当时的人们时如何去确定茶叶的量呢？首先是茶叶的计量单位，这就不得不从西汉的度量衡制说起。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政权后，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和律令，这其中就包括度量衡史上的里程碑《汉书·律历志》，在这部著作之中，西汉对度、量、权衡，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长度、容量和重量的单位及换算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而茶叶的计量单位也是由此而来。《汉书·律历志》规定：“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1]，由此可知，西汉时以北方中等大小黍子的重量为基准以衡量各单位，1200粒则为12铢，24铢为1两，16两为1斤，30斤为1钧，4钧就是1石。

其次就是茶叶的计量器具，在西汉时期，重量的计量器主要承继自战国和秦而来的天平砝码，后期即使出现杆秤，主要也是称斤、几十斤或百斤以上的大秤量，对于生活中的饮茶之用并无太大帮助。因此可以推测，西汉时用来称量茶叶的器具主要还是天平和砝码，其中砝码由于是权衡器，也被称为“权”，其制造方式在《汉书·律历志》中曾有所说明：“五权之制，以义立之，以物钧之，其余小大之差，以轻重为宜。圜而环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无端，终而复始，无穷已也”，特意强调了权衡器大小轻重的得当和外观的圆润，而天平的外观并未记载，对此，战国时起楚国出土的天平及铜权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使我们得以一窥汉代茶叶称量器具之形状。

图1 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天平与砝码

可以看出这套天平，上面是扁条形的衡杆，木杆正中穿一孔，穿丝线以作提纽。衡杆两端各钻一孔，穿4根丝线以系铜盘，铜盘上可置砝码以称量物之重量。由此可以推测，西汉时茶叶的称量多是以此方式来进行的。

2 南北朝时期至唐的茶叶计量

自南北朝时起，饮茶越发地受文人雅客的欢迎。南北朝时期，朝纲不振，社会混乱，文人志士苦于无法改变社会现状，往往寄情于山水，吟诗作画饮酒，如著名的“竹林七贤”，然酒终非能被所有人所接受，便以茶代酒，宴宾客，谈抱负、诉衷肠，加之茶本有药用之效，对身体更有多种好处，在文人雅客之中受到欢迎自是理所当然。到了隋唐时期，国家稳定，经济发展，茶便成为一种饮料广泛地流传开来，人们对其愈发依赖。唐中叶，为了提高税收，唐政府对茶征税，推行茶税制，更对流入边境民族的茶进行严加管控，由此，我国古代茶叶管理体系也逐渐形成。

在茶叶计量单位上，南北朝时期量值混乱，严重不统一，隋统一全国后统一了度量衡制，然隋享国日短，李唐登上历史舞台，唐代度量衡制大部分承袭了汉代的相关内容，重量的计量单位为铢、两、斤，取消了汉代的石（120斤）和钧（30斤），而同时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为了适应日常生活对于精准计量的要求，还出现了更小的“钱”和“分”，其中十钱等于一两，六铢为一分。[2]此外，南北朝之后还出现了“大小制”，即“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制用小升小两，自余公私用大升大两”[3]，也就是说，在钟律、侧影及医药金银等需要精细计量的行业使用小制，其他时候使用大制，其中在重量上1大斤等于3小斤。可以推知，在茶叶的计量上，日常生活中主要采用小制，尤其是作为药用之时，而其他时候，如缴纳赋税之时则采用大制，有《通典·食货志》记载“夷陵郡(贡茶二百五十斤……)”为证。[4]

茶叶的计量单位除了上述常规重量单位以外，不得不提的是另外一个专属于茶叶计量的单位“穿”。《茶经》“二之具”曰：“穿：江东、淮南剖竹为之；巴川峡山，纫（捻线，搓绳）谷皮为之。江东以一斤为上穿，半斤为中穿，四、五两为小穿……文以平声书之，义以去声呼之。其字，以‘穿’名之。”这段话大意上是指江东、淮南两地用竹作串，将茶饼串联起来，又解释到，若“穿”字读一声，则作动词依原意，若读四声，则为量词，说“一穿”，实则指“一串”。[5]

在茶叶计量器具上，主要的权衡器是秤，而且是提系杆秤，根据资料推测，提系杆秤可能出现于东汉，但并没有出土实物予以佐证，而目前已经发现的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的执秤图则是在南北朝时期的，图2可见其真实形状。南北朝时期后，随着技术的进步，杆秤做的更加精细，精度提高，也可以称量两以下的钱或铢的小秤量，使用起来比天平方便而且读数也相对直观，这对于茶叶的买卖和普及也具有重要作用。

图2 敦煌莫高窟北魏壁画中的执秤图

3 宋代至明清的茶叶计量

宋代之后承袭唐代饮茶之风，从帝王官府到文人雅士，甚至于平民百姓皆喜饮茶，宋人吴自牧曾有言道：“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充分说明，从宋代始，茶就成为开门“七件事”之一，是每户人家不可或缺之物。而在社会生活中，“茶肆”也能看出茶的普及范围之广：“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会等物于其上……夜市于太街有东担设浮铺，点茶汤以便游玩观之人。大凡茶楼多有富室子弟，诸司下直等人会聚，司学乐器、上教曲赚之类，谓之‘挂牌儿’。人情茶肆，本非以点茶汤为业，但将此为由，多觅茶金耳。又有茶肆专是王奴打聚处，亦有诸行借买志人会聚行老，谓之‘市头’。大街有三五家靠茶肆，楼上专安着妓女，名曰‘夜茶坊’，……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或朔望日，如遇吉凶二事，点送邻里茶水，倩其往来传语。又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乞觅钱物，谓之‘龊茶’。僧道头陀欲行题注，先以茶水沿门点送，以为进身之阶。”[7]这说明南宋都城临安各种茶肆林立，不同身份的人聚在不同的茶肆之中，有提茶瓶沿门点茶，也有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之属，充分说明了宋代茶叶受欢迎的程度以及普及范围之广。宋代政府为了提高税收，保持国家稳定，不仅实行政府茶叶专卖，还专门设置了茶马司来管理边境地区以茶易马的商贸交易。

到了明清，百姓对茶的热爱有增无减，散茶越来越多，至明太祖终于放弃了唐宋时贡茶需用团饼茶这样的规定，促进了芽茶和叶茶的发展。茶叶种植的工艺技术改进，更加重视茶园的管理，茶叶的种类也多了起来。此外，明清时期还形成了独特的茶文化，其一，在冲泡时，要采用冲瀹法，能保证冲泡时芽叶完整，美不胜收；在品茶时，要在清净、无喧闹之处，讲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其二，更加重视茶具之美，如明代盛行紫砂壶，紫砂壶的形制和材质迎合了当时社会推崇的平淡、端庄、质朴等精神特质。制造紫砂壶是个极具艺术性的过程，后期形成了自己的艺术流派，也出现了许多名家；其三，茶馆的普及，茶馆，作为明清之际，特别是清代盛行的平民饮茶场所，不仅承担着供人饮茶这一项职能，还兼备着点心饮食或是听书，甚至有时还被作为纠纷解决的场所。可以说，茶叶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已经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之物了。

随着茶叶的普及和发展，散茶的出现，宋代以后对于茶叶称量的需求更为急迫。在茶叶计量单位上，宋代以后基本延续了唐代的相关规定，但取消了大小制之分，计量单位主要仍为石、钧、斤、两、铢，大型的茶叶计量，比如贡茶或茶叶买卖，仍用“斤”或“两”表示，而日常生活中的饮用时的茶叶计量单位则更多的像药用一般，用钱或分来表示。

在宋代以后的计量器具上，首先不得不提的是北宋时期主管国库收支的官员刘承珪经过潜心研制，而发明的一种精致灵巧的小型杆秤，被称为戥子。这种杆秤根据《宋史·律历志》的记载，有两种规格，量程分别为一钱半和一两，上有刻度，尤为精密，这种杆秤一直被沿用，直到现代天平出现才被取代。其次，虽然杆秤得到普及，但天平因其直观、灵敏仍然被人们所应用。比如在清朝时，民间的普通的货物交易用杆秤，细致的金银珠宝用天平，药店则用戥子。此外各类砝码的规格也变得更为齐全，例如清朝官方就对砝码的铸造和颁布作了明确规定：“法马由部审定轻重，工部铸造，各布政使司遣官赴领。户部司官与工部司官面加祥较，将正副法马封交赴领官赉回。……部颁法马由一分至九分、一钱至九钱、一两至十两、二十两、三十两、五十两、一百两、二百两、三百两、五百两，正副各一副。”[8]在这一规定中不仅明确了砝码的管理部门及检校规范，还对各砝码的规格进行了阐述，正说明了天平在实际生活中应用之广。

4 结语

总体来说，我国古代，即自西汉以来茶叶的计量，从计量单位上来讲，《汉书·律历志》中关于衡制的相关规定基本延续下来，唐代以后基于实际生活的需要减少了更大的单位，如石、钧，相应也增加了更为精细的单位，如钱、分。从计量器具上来讲，主要为天平和秤，其中秤主要用来称量更大的茶叶量，而天平则在日常生活中饮茶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