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立得

（乐山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费德林①尼古拉·特罗菲莫维奇·费德林（1912-2000），俄苏著名的汉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主要研究中国文学，有中国文化史、一般文艺理论、中国古典文学及现代文学、日本文学等方面的著作。于20世纪30年代末至50年代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在俄苏汉学界是非常有名的，他不但对中国文学有着较为深厚的研究，而且也翻译了不少中国文学著作，对中国文学及文化在俄苏的传播和影响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费德林虽然并不是前苏联学术界研究屈原的第一人，但他却是将郭沫若的话剧《屈原》介绍给普通读者和观众的第一人。他的介绍一方面让前苏联观众更为立体直观地认识了屈原这个人物，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屈原这一历史人物在前苏联的影响力和接受面。本文着重根据历史剧《屈原》被译成俄文的契机、其在前苏联演出情况以及其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戏剧进入到前苏联舞台的影响来梳理费德林译介郭沫若历史剧《屈原》的前后始末以及《屈原》在前苏联的影响。

一、费德林翻译郭沫若历史剧《屈原》的历史契机

费德林翻译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并不是偶然，一方面因为费德林是屈原的研究者，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与郭沫若及其历史剧《屈原》有着亲近的关系。

在翻译郭沫若的《屈原》之前，费德林就已经对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屈原有了十分深入的了解和研究。20世纪30年代末至50年代，他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任职，其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费德林住在重庆。期间他广泛搜集中国古典和近代的中国文学资料，以期发现中国文学的发展之路，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博士论文《屈原的生平及其创作之研究》。并于1943年获得博士学位。该论文写成后，他很想将它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表，于是就请郭沫若帮忙。戈宝权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当时的情景：“他希望能把他的论文和有关文章译成中文，在郭老主编的《中原》杂志上发表，郭老就请我来翻译。译文发表时没有用我的本名，而是由郭老代我取了个叫‘苏牧’的笔名，取‘苏武牧羊’的意思吧。”①戈宝权：《谈郭沫若与外国文学的问题——在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载四川大学学报学刊《郭沫若研究专刊》第1集（1979年7月）。

相对于欧美来说，前苏联的屈原研究算是起步较晚的，正如戈宝权在翻译费德林的博士论文时所说，当时“西欧的汉学派，早已就研究过屈原的生平和作品，而屈原的不朽之作《离骚》，也早已被译为英法德等国的文字；至于前苏联的汉学家来研究和翻译屈原，还是近年来的事。”苏联有关屈原的研究和翻译的佼佼者“当推费德林的新著：《屈原的生平及其作品之研究》和《离骚》的全译了。”②（苏）费德林著，戈宝权选译：《屈原的生平及其创作之研究》，载《中原》1944年第1卷第4期，第20页。根据上下文，此处引文中的《屈原的生平及其作品之研究》，应该为《屈原的生平及其创作之研究》，与戈宝权先生的译稿保持一致。该题目出现译文题目和不一致情况，或者是译者笔误，或者是报纸的印刷错误。

对于费德林的这部有关屈原的专题研究，郭沫若是及其推崇的，在应费德林之请为该文所写的序中，郭沫若如是说：“我自然是感受着无上的光荣的，因为我有了这样一位伟大的弟子……费博士真可以算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③郭沫若：《费译屈原研究序》，载《华商报·热风版》1948年1月11日。有关这部著作的题目，后来翦伯赞先生予以了更正：“郭沫若先生序，‘费著’误为‘费译’，‘屈原新论’误为‘屈原研究’”。参见翦伯赞：《序费德林博士〈屈原新论〉》，《华商报》，1948，（第725期）。张铁弦先生也指出该论文“见解精审，论断多所创获”④（苏）费德林著，张铁弦译：《屈原的生平及其创作之研究》，载《中国学术》，1946年创刊号，第57页。；翦伯赞亦在费德林的中译本序中毫不吝惜赞赏之词：“在这本著作中，他根据丰富的史料和科学的方法，客观而辩证地批判了过去许多中国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意见，并在批判中展开他自己的论断，在写作的方法上，是很严谨的。”⑤翦伯赞：《序费德林博士〈屈原新论〉》，《华商报》，1948，（第 725期）。

费德林的博士论文一共分为七章：第一章是问题的提出，第二章是胡适之和廖季平（井研廖平字季平）两人的假说的批评，第三章是屈原是一个历史的人物，第四章是论屈原的时代及其思想意境，第五章是论屈原的文学遗产及其著作，第六章是论屈原的艺术文体和语言，第七章则是“离骚”的俄文全译。戈宝权先生翻译了其中的第一章和第四章，译文发表在郭沫若主编的《中原》1944年第1卷第4期上。译文发表后，“深得读者的赞许”，⑥（苏）费德林著，张铁弦译：《屈原的生平及其创作之研究》，载《中国学术》1946年创刊号，第57页。于是张铁弦先生继续了戈宝权先生的工作，翻译了论文第二章的后半部分以及第三章。

除了这篇博士论文外，费德林还专门写了历史剧《屈原》的评论，即《论郭沫若之<屈原>》。该文章是费德林在观看完重庆公演的《屈原》之后应俄 文 版 《 国 际 文 学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杂志之约所写的。该文由戈宝权先生以“苏牧”笔名翻译，发表在郭沫若主编的《中原》（1944年第1卷第4期）上，《中苏文化交流》上也对此进行了刊印。在该评论文章中，费德林对历史剧《屈原》给予了极高的赞誉，认为“郭沫若新著的历史剧《屈原》的出现，是近几年来中国文坛上的一件重大的事情。”同时费德林对《屈原》之所以受到那么大的关注，受到那么广泛的接受，取得“中国现代历史上的空前未有的大成功”，除了有全国抗战这一重大历史背景外，主要是因为以下几点：首先，“郭沫若在他的剧本《屈原》中用了庞大的诗意的想象力和特别丰富的艺术色彩所创造出来的屈原，在读者和观众的面前是以一个异常的形象出现的，但同时也是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复杂的和综合的形象。”其次，郭沫若写出了屈原的主要特质之一，“就是他至死不渝的和伟大的博爱，就是他对于人民的忠诚献身，就是他准备为了正义与真理而作最大的牺牲。郭沫若对屈原的这种特点和性格，正是写得最成功。”再次，郭沫若除了非常客观地再现屈原个人特征外，还加入了他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在这个剧本的整个结构里，我们除了看到它的客观内容之外，还有着这剧本作者关于他本人自身，关于他自己对于生活与斗争的认识之路的某些自传成份的（也就是他独特的）叙述。”①（苏）费德林著，戈宝权译：《论郭沫若之“屈原”》，载《中苏文化杂志》1944年第15卷第3-4期，第60-61页。

所有这些特质，在费德林看来，都是源于郭沫若对屈原长期、深入而又有独特见地的研究结果，“因为郭沫若怀着真挚的热爱与创作的灵感多年来研究屈原的结果……只有对屈原的时代，屈原的创作与生活做了深刻与客观的科学研究之后，郭沫若才写出了这个剧本《屈原》。”②（苏）费德林著，戈宝权译：《论郭沫若之“屈原”》，载《文学评论》1944年第3卷第2期，第69-70页。

另外一个为费德林翻译历史剧《屈原》提供便利的条件是，他与郭沫若有着极其笃厚的师生情，他对屈原的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认识，对屈原个人行为所呈现出的民族精神的认识都与郭沫若的引领和指导密不可分。

走上屈原研究之路，正如费德林自己所说，是借助两方面的“有利条件”一方面是他“多年生活在四川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临时首都重庆”；另一方面则是当时在陪都重庆聚集了大批中国学者，如侯外庐、翦伯赞、郭沫若等。这些人在费德林走向屈原研究的道路上给予了不少帮助，成为费德林的老师和被咨询的专家，而这其中，“杰出学者、作家郭沫若，见解精辟、学识渊博，起特别重要的作用。”③（苏）费德林著，尚本汇译：《费德林谈他与郭沫若的屈原研究》，载《郭沫若学刊》1988年第4期，第50页。该文摘译自费德林：《屈原留给后代的有现实意义的遗产》，载《文学评论》（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критик）1986 年第 9期。

费德林和郭沫若的关系非比寻常，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件事上感受得到。

从郭沫若的信函中能窥到费德林与之关系。1943年10月16日在给赵清阁的信中，郭沫若提到如果赵清阁若到白果树，“晨来晚去，只要公路车不抛锚，或许可能。但不能保险。最好约请沈慧兄同访费德林博士，看他有下乡机会否？搭他们的小车，那就万无一失了。”④赵清阁：《忆文学大师郭沫若》，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第77页。从信中也能看出郭沫若和费德林不是泛泛之交，否则他也不会让赵清阁冒然去寻求这一“便利”。

1944年，费德林因事要回国，临走之前他准备了笔墨纸砚，邀请当时的重庆文化界好友为其落墨留念。徐悲鸿、傅抱石、茅盾、陶行知、老舍、郭沫若等二十七位文化界翘楚为其撰文、绘画，集结成册，名为《美在其中》。此为郭沫若应费德林之嘱托而题。郭沫若以留墨《拟屈原答渔父词》一首为赠：

“平生契稷志，无意拟庄老。相谋道不同，隔叶鸣黄鸟。君有江上舟，飘浮任潦倒。我有水中室，荷盖甚精巧。出世君如尘，飞扬亦何好。入世我长生，化为泥与草。荷蕖发幽香，光争日月皎。”

郭沫若念及费德林在屈原研究上与自己的交往，用这首诗相赠，应该是意在期许费德林在屈原以及楚辞研究乃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上继续努力，达到“荷蕖发幽香，光争日月皎”的程度。可以说费德林也没有辜负郭沫若的深意，几十年如一日地在中国文化的沃土中耕耘，写出了数量众多的研究成果，主要著述有70余种⑤此统计结果仅包括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参见赵永穆编选，奉真，董青子等译，《费德林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6-370页。，其中与郭沫若有关的就有10余种。费德林对郭沫若一直心怀挂念，几十年后依然对重庆郭沫若的家记忆犹新：“他是天官府街四号郭沫若私邸的常客。那幢很像上海亭子间的小楼书房里，壁上的名画、桌上的古瓶、铜鼎，依稀仍有印象……苏联科学院220周年庆典邀请郭沫若出席的请柬，是他亲自登上小楼送到郭的手里的。”他还记得就连老舍送的珍贵礼品——一盒龙井茶，郭沫若都会与他一起分享：“郭沫若打开茶叶盒，‘费德林在这里，我与他共产主义，一人一半’。”⑥史中兴著：《每一天都是年轻的》，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第481-482页。

最能体现费德林与郭沫若甚笃交情的莫过于二人在屈原研究上的交流了。在重庆期间，费德林经常到郭沫若处，多与其一起讨论问题，这其中有关屈原的内容占了绝大成分。无论在重庆还是在南京，以及后来的北京，费德林一直都在郭沫若的指导下从事有关屈原的研究工作。在郭沫若的指导和引领下，费德林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认识从扁平的历史人物层面上升到立体层面，深刻地体悟到屈原作品在表现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自己的感情和追求的同时，也具象化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他们一起讨论屈原的生活和创作问题，讨论屈原的处世态度和作品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问题，讨论屈原诗歌创作的生活基础问题和屈原的创作源泉问题。正是通过这些讨论，他们得出了“屈原之所以能在生活中站稳脚跟，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是祖国的儿子”的结论，达成了“屈原渴望精神自由，是他创作灵感的源泉”的共识，深化了屈原最终走向自杀之路不仅是其个人的悲剧也是“他那个时代的悲剧”的认识。费德林一直保存着他当时与郭沫若谈论屈原问题时的札记，这些札记不但是二人师生情的见证，也是费德林的屈原认识得以更加深入的底本。

当时费德林受教于郭沫若的最大成果莫过于他所写的题目为《屈原的生平及其创作之研究》的博士论文，凭借该论文，费德林不但于1943年获得了博士学位，还使自己成为苏联研究屈原的最前沿学者。

费德林是前苏联屈原研究中唯一一个亲历郭沫若写历史剧《屈原》的人，郭沫若酝酿着将所有作家联合在一起以打击敌人之时，费德林在其身边；郭沫若想要以自己熟知的中国古代史为题材写一个剧本，以此来“歌颂人民为祖国独立而战斗的大型作品……有着人民大众通俗易懂的剧情和形式，以利于宣传抗战的思想”时，费德林是见证者；当郭沫若创作正酣，突遇钢笔折断时，费德林递上自己的钢笔，使得诗人泉涌的思绪得以继续，用这支笔完成《屈原》①（苏）费德林著，唐鸿棣译：《我译〈屈原〉的前前后后》，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第26页。。费德林是郭沫若创作历史剧《屈原》的参与者，是该剧在重庆乃至全国掀起热潮的见证者，也是郭沫若屈原研究的深刻体会者。这也就难怪郭沫若会说这样的话了，“费德林博士是屈原研究专家，当这个剧本的写作和演出时，他也正在重庆；我是怎样写这个剧本的，这个剧本演出时的一般反映情况是怎样，他知道得很清楚。因此，费德林博士可以说是再适当也没有的译者了。”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1页。

二、历史剧《屈原》在苏联演出情况

郭沫若的剧本《屈原》于1949年被费德林译成俄文，1951年在莫斯科以单行本发行，1954年1月在前苏联被搬上了话剧舞台。其实在这个剧本被译成俄文后，前苏联就已经有将之搬上舞台的打算，而且这件事还有前苏联作协高层的支持。据郭沫若回忆，早在1952年三月的时候，费德林就“告诉我，莫斯科戏剧界正在酝酿着这个剧本的演出，法捷耶夫也表示支持。法捷耶夫也曾告诉我，他很欣赏这个剧本，人物塑造很鲜明，我的‘耽心’是过虑。”③见《人民日报》，1952年5月28日。国内有不少报道和文章指出了该剧在前苏联的具体演出时间，都认为是1954年1月30日。如《戏剧报》1954年2月15日报道称，“莫斯科的叶尔莫洛娃剧院，于今年一月三十日开始演出郭沫若的五幕话剧《屈原》，受到莫斯科观众们的热烈欢迎。”④《话剧“屈原”在苏联、日本演出》，载《戏剧报》1954年第3期，第30页。，陈云先在论文中也给出了类似的信息：“1954年1月30日，在莫斯科叶而尔娃剧院正式演出，受到苏联人名的热烈欢迎。”⑤陈云先周晓晴：《〈屈原〉演出在国外》，载《郭沫若学刊》2012年第1期，第15页。此外，该文章还给出了“1954年1月30日，《屈原》在莫斯科叶尔洛娃剧场演出剧照”。

但笔者查阅了前苏联时期发行量和影响力都很大的几家全国性报纸，如《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真理报》（Правда）、《苏联文化报》（Совет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文学报》（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等，发现在1954年1月30日这一天，这些报纸都未刊有《屈原》一剧在莫斯科剧院的上演消息。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屈原》一剧在前苏联的演出情况做一番梳理，下面笔者从演出时间，演出地点及演出影响三个层面予以阐释。

（一）演出时间

前苏联的文化生活较为丰富，几乎在每一个城市都有剧院，音乐厅、电影院等设施，为此，普通居民只需花费很少的钱就可以去看戏剧演出、听音乐会。为了能够让普通民众及时知晓演出信息，前苏联发行量及影响力都巨大的几家报纸如《真理报》《消息报》《苏联文化报》，都会刊登此类消息。笔者查阅上述的报纸，发现最早刊登《屈原》一剧上演消息的是《真理报》，时间为1954年1月31日。在《真理报》1月31日的“莫斯科今日剧场”（Сегодня в театрах Москвы）一栏刊登了叶尔莫洛娃剧院上演剧目的信息：昼场为《成功的保证》（Залог успеха），夜场为《屈原》（Цюй Юань）。在《屈原》的后面特别标注了“首演”①见《真理报》1945年1月31日，第4版。字样。而同一天的《消息报》“今日剧场”（Сегодня в театрах）一栏未见《屈原》的演出消息。②见《消息报》1945年1月31日，第4版。同年2月2日，《苏联文化报》对《屈原》一剧的上演做了报道：“1月31日，莫斯科玛·尼·叶尔莫洛娃剧院首次上演了著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活动家和国务要人，斯大林国际和平奖获得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剧本。悲剧《屈原》写于1942年，讲述了伟大的中国民族诗人屈原（前340-278年）的命运”③见《苏联文化报》1945年2月2日，第4版。。刊登演出消息的同时，该报还附上了第三幕的剧照：屈原揭露张仪的瞬间。从这两则报纸消息中可以得知，《屈原》在前苏联的演出时间为1954年1月31日，而不是国内报纸所说的1月30日。

（二）演出地点

《屈原》的首场演出是在莫斯科的叶尔莫洛娃剧院（Московский Драматический Театр имени Ермоловой），且演出阵容也足够庞大：导演是克多·科米萨尔热夫斯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功勋艺术工作者，苏联戏剧和电影导演，戏剧评论家；作曲是列·格利埃尔（Р.Глиэр），苏联著名作曲家，指挥家，教育家，苏联人民演员（1938），3次斯大林奖一等奖获得者（1946，1948，1950），圣彼得堡城市歌作曲者；布景为瓦吉姆·伦金（В.Рындин），苏联风景画家，剧院艺术总监，舞台设计师，教育家，教授，苏联艺术学院院士，苏联人民艺术家，斯大林奖二等奖获得者，也是1952年瓦赫坦戈夫剧院上演的《白毛女》的艺术总监。屈原的扮演者是费德尔·科尔恰金（Ф.Корчагин），秦国丞相由尼古拉·菲利波夫（Н.Филиппов）扮演，婵娟由功勋演员、人民演员伊维塔·基谢廖娃（И.Киселева）扮演，南后郑袖由艾斯菲力·基里洛娃（Э.Кириллова）扮演。

从演出阵容上可以看出，《屈原》的首次演出是受到了相当大的重视的。这些重量级人物的参与也让这场演出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也对五十年代中国戏剧进入到前苏联的剧院舞台打下了基础。

（三）演出影响

话剧《屈原》在前苏联成功上演后，引起了前苏联观众的极大兴趣，反响强烈，评论也随之而来。其中一位评论者指出：“表演深刻而形象地传达了作者的时代、语言和风格的独创性，有趣而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伟大诗人，思想家和战士的形象。”④Вершинина И.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 Огонек.1954.No 39.С.25.

当时中苏文化交流正处于十分活跃时期。自1950年代初以来，在中苏两国共同的意识形态和革命理想的基础上，加强了在文化领域的积极合作。前苏联文化部副部长达尼洛夫在他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文化合作是在共同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这种发展是我们为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而进行的共同斗争。它充满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和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反对各种修正主义的共同斗争。”⑤Доклад заместителя министра культуры СССР об улучшении культурных связей? с зарубеж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1959 г.//ЦГАЛИ СПб (Центр.гос.арх.лит.и искусства СПб.).Ф.105.Оп.1.Д.809.Л.3.

文化合作具体表现在相互的文化交流，其中，戏剧艺术交流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根据双方的文化合作策略，介绍性文章开始出现在前苏联杂志和报纸上，向前苏联读者介绍中国戏剧艺术。为此，《屈原》能够在前苏联上演，且受到高度重视，也是两国文化深入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同时该剧的演出也为两国的戏剧艺术交流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在1954年流行的杂志《星火》（Огонек）中，弗谢沃洛德·奥夫奇尼科夫（В.Овчинников）⑥Овчинников В.Театральная жизнь Пекина// Огонек.1954.No 27.С.25-26.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介绍京剧和戏剧剧院的曲目。作者向前苏联读者详细介绍了三场表演：历史音乐剧《白蛇传》，现代音乐剧《王贵和李香香》和当代剧《龙须沟》。演出的剧目主要表现中国人民反对封建制度、渴望自由的思想。正如当时的一位作者在文章中写道：“戏剧以白素贞的形象表达了人们对解放人类情感，选择自由道路的渴望。中国伟大的作家鲁迅说，雷峰塔的倒塌是封建基础倒塌的象征。”

除了媒体上的出版物外，前苏联汉学家在努力推进中国戏剧在前苏联的普及上也是功不可没。1956年，莫斯科艺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中国戏剧集，内有包括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雷雨》，老舍的《龙须沟》，胡可的《战斗力成长》，陈其通的《万水千山》等五部中国戏剧译本。前苏联著名戏剧作家阿纳斯塔西耶夫为该集子写了序言，文中对戏剧进行包括内容及历史背景在内的全面分析，进而指出，新中国戏剧的形成与革命运动、人民反对封建压迫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密不可分。①Анастасьев А.Н.Пьесы наших друзей?//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пьесы.М.,1956.С.3-14.其实早在1950年代初期，前苏联导演就已开始对中国戏剧的演出感兴趣，阿纳斯塔西耶夫就曾这样写道：“中国戏剧作品在苏维埃剧院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兴奋而愉快地观看了《贵妃醉酒》，《屈原》和音乐剧《白毛女》等表演。”②Образцов С.В.Театр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М.,1957.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戏剧的演出仅在莫斯科进行，莫斯科之外的城市都没能有机会引入中国戏剧，这给别的城市带来了遗憾。在列宁格勒市议会文化部负责人在会议上，科洛巴什金多次强调要在列宁格勒剧院的剧目中引入中国戏剧，时任列宁格勒新剧院总导演和艺术总监的尼古拉·阿基莫夫（Н.П.Акимов）③尼古拉·巴甫洛维奇·阿基莫夫（Николай Павлович Акимов），1901-1968。苏联戏剧导演，艺术总监，舞台设计师，出版人，苏联人民演员（1960）。也对此充满了期待，他说“我去年在莫斯科剧院观看演出时从郭沫若戏剧中获得了创作灵感，但随后我意识到，没去过中国，任何导演和其他艺术工作者都没有权利从事中国题目创作，因为有多少去中国的人不是为了看长城啊！”④参见《1955年1月26日在苏共区域委员会科学部召开的1955年戏剧剧院保留节目计划会议》.ЦГАИПД СПб (Центр.гос.арх.ист.-полит.док.СПб.).Ф.24.Оп.96.Д.69.Л.59-60.

前景人物从右到左分别是：屈原（费·科尔恰金饰），秦国丞相（尼·菲利波夫饰），卫士（阿·伊瓦绍夫饰），楚怀王（谢·格鲁尚斯基饰），靳尚（尼·托尔卡切夫饰）。

三、结语

费德林凭借自己对中国文化及文学的深入研究以及与郭沫若之间的长期交往和学术探讨，历时性地成为了翻译郭沫若历史剧《屈原》的不二人选，又通过中苏两国1950年代的友好局面和相关文化政策，适时地将该剧引进到前苏联，搬上了舞台。有不少学者还撰写文章介绍和研究中国戏剧，如阿纳斯塔西耶夫，尼科利斯卡娅⑤Никольская Л.А.Драматургия Цао Юя // Сов.китаеведение.1958.№ 4.С.81-84.，谢曼诺夫⑥Семанов В.И.Драматургия Лао Шэ// Писатели стран народ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М.,1960.Вып.4.С.5-76.等。正是费德林们的努力，才使得《屈原》《贵妃醉酒》《白毛女》《西厢记》《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些中国话剧、戏曲能登上前苏联的舞台，为前苏联人民更进一步地了解中国，更深入地认知中国的戏剧艺术和人文创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