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夏目漱石《行人》中讲述了一郎和阿直失败的婚姻，不仅构建了凄凉动人的爱情故事，也塑造了囿于书斋之中，勤于思考却愈加迷失自我的男性主人公一郎形象。一郎这一典型的明治时代知识分子痛苦、焦躁的生活状态侧面反映出社会局限性对个人的压抑。而夏目漱石受“则天去私”思想影响，将社会问题寄希望于大自然中解决，但小说最终的悲剧结局预示着其解救明治社会的理想之路道阻且长。

关键词：夏目漱石 《行人》 一郎

小说《行人》以二郎为叙述者讲述了以哥哥一郎为核心的支离破碎的家庭生活。一郎的弟弟二郎原本与三泽约定在大阪旅行，一郎带着母亲、妻子以担心佣人阿贞的婚事为借口从东京赶来大阪与二郎会和。在四人离开大阪开始和歌浦之行中，一郎伺机告诉二郎，他怀疑妻子阿直喜欢二郎并拜托二郎带阿直去和歌山夜宿借以测试阿直的贞洁。二郎在无奈之下答应此事。二郎与阿直因暴风雨留宿在和歌山，在两人归来后，一郎急切想知道两人夜宿的细节，但二郎只是保证嫂子的人品端正却没有详细汇报夜宿和歌山的情况，这加深了一郎对其怀疑。敏感孤独又不善表达内心情感的一郎与家人之间矛盾重重，他将自己囿于书斋之中不与家人沟通，精神一度处在崩溃的边缘。夏目漱石以“行人”为题，刻画了鲜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他通过描写一郎这一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状态，在其中寄予了自己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思考。

一.在家庭环境中压抑自我的一郎

一郎是父母的长子、弟妹的长兄、妻子阿直和女儿的唯一依赖。“家”本身是最具血缘与情感意义的代名词，但在一八九八年颁布的《明治民法》中更进一步强调的是其家父长制伦理构造存在的城堡意义。一郎在外人眼中本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他拥有受人尊重的大学教授的社会身份，父母健在，妻子知书达理。他的独女精灵可爱，兄弟和妹妹无需帮衬，虽还没有各自成家，但也算是独立，没有经济上的负担。在这样一个看似无忧的家庭环境中，一郎却时刻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

一郎是一个带着面具生活的社会人，他在家中因自己的敏感多疑与家人格格不入，但在外人面前却要装作一个稳重的好人。当家人暗自抱怨他使家里的空气都变得沉闷了并开始担心他的健康状态的时候，他最好的朋友H却觉得他与平常没有什么不一样。二郎认为，“在我看来，他比一般的长子娇生惯养得多，不仅对我，即使对母亲和嫂子也只有在他高兴地时候才会好得出奇，一旦闹了别扭，几天都阴沉着脸，故意缄口不言。可哥哥只要是在人前，就会像变了个人似的，总能保持绅士风度，一副夫妻美满的样子。因此他的朋友都深信哥哥是位稳重的好人。”（《哥哥》6）可见，一郎在家中的表现与在外人面前的表现截然不同。他虽要求别人达到所谓的“绝对境界”，而自己却是疏离于自己的信仰的。一郎同他厌恶的那类人一样，也善于伪装自己。而这种灵与肉的不统一也致使一郎逐渐迷失自我，犹如寻觅不到正确道路的行人。

其次，一郎对家人十分不满。他讨厌父亲的圆滑世故，憎恨母亲背着他与弟弟玩些小动作，甚至认为全家人都极其伪善。因此，整个家庭氛围都是冷冰冰、不和谐的。一郎听过父亲谈论盲女的故事后，变得愁眉不展，更加坚定地认为父亲是一个轻佻且不真诚的人。家人认为长期躲在书房做学问的一郎是个不谙世事的怪胎。父母抱怨到，“因为哥哥一个人，家里的空气都变得沉闷了，这让人感到难受。他们相信自己对哥哥的爱超过了一般父母，这更加深了他们的抱怨，他们暗自认为自己没有理由要从爱子身上遭受这样的不愉快。”（《烦恼》12）妹妹阿重本来是厌恶嫂子对哥哥冷漠的态度，同情哥哥一郎孤立无援的状态，但在一郎变得越来越敏感，直至二郎搬出家之后，阿重也开始抱怨哥哥一郎太过分了。

结合作者夏目漱石的生平经历可知，伴着明治维新长大的夏目漱石亲眼目睹了西方文明给国人带来的消极颓废的精神危机。另外，他两次被送走当养子的特殊生活经历也促使作者塑造了敏感任性、不被家庭理解的一郎形象。因此，一郎对家人的猜疑与不满不能不说也代表着夏目漱石对家人的态度。整个长野一家虽处在不和谐的家庭环境之中，却又缺乏积极有效的沟通，致使家人之间如同互不理解、缺乏同理心的游人一般，整个家庭处在分崩离析的边缘。

二.在自然环境中找寻自我的一郎

小说以主人公二郎去大阪旅行开篇，一郎與妻子之间的矛盾在旅行当中也逐渐被家庭当中的其他成员知晓和干涉，最终，小说以一郎和好友H旅行散心为结局，可以说，“行人”一词微妙地贯穿了夏目漱石《行人》的全篇。夏目漱石擅长描写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苦闷、矛盾、困惑的心理状态，《行人》中在旅行中找寻自我的一郎表现出了在西方文明对日本社会的冲击下，日本知识分子在苦闷的状态下找寻自我、寻求精神自由的过程。

一郎追寻的自然之美已经不是常人的欣赏心态，他渴望在自然中寻找自己在生活中探寻不到的谜题，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他一次次在社会和自然中寻求慰藉，但社会却和内心想法存在巨大偏差，他做不到自己要求的绝对真诚，与自我无法妥协。一郎自白道：“我在电车或者什么地方突然抬头看向旁边，有时会看到一张无忧无虑的面孔。……我的内心像干旱中快要枯死的稻穗获得甘霖般复活了。对待自然，我的态度也完全一样，像从前那样，只是因为美丽才想要去欣赏，对现在的我来说，完全没有那样的心情。”他向家庭与社会求救的讯号日渐衰减，在大自然中“寻医问药”的一郎没有寻找到医治自我的良方，他在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当中找不到平衡，追求绝对纯粹的一郎只能在逐步的探索之中走向更深的失望。

一郎借助旅行经历了对他人与自我的两重探索来获得精神上的发展与解脱。首先，他借助弟弟的力量，想要掌控妻子的精神境界，通过和歌山上的旅游一郎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他认为家人都是虚伪的、不纯粹的人，向他们探寻答案如同作茧自缚，于是他又转向自身寻找答案。一郎与H出游时曾告白自己的心绪：“我从前就喜欢大自然，大概是跟人合不来，不得已才潜心大自然的啊。”可以说，《行人》不仅体现了文本中一郎在现世生活中苦苦挣扎，在一次次出游中找寻自我，寻找精神上的“纯粹真诚”的个人“探路史”，也体现出了夏目漱石作为日本近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对禅宗和“则天去私”观点的探索与实验。

三.矛盾无解的学者一郎

一郎是明治时期的大学教授，他勤于思考，是典型的“书斋式”的学者，但他孤傲敏感的性格使他与家人之间矛盾重重。叩问内心，寻求自由独立精神的一郎本没有错，但是他只沉迷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当一郎怀疑妻子与弟弟的关系时便听不进旁人的解释，当他听到父亲讲述的盲女的故事后便根据自己的内心准则批判父亲是一个伪善的人。此类事件在一郎身上不胜枚举。

一郎在与弟弟的谈话中提到，自己对妻子，既没有抓住她的灵魂也没有抓住她的精神，这也直接导致了一场闹剧：一郎让弟弟二郎测试妻子阿直的贞洁。这在外人看来简直是有悖人伦、荒诞不经的事，但站在孤注一掷，对他人没有信任感的一郎的立场来说又是合情合理的。一郎主张和家人去和歌浦旅行，而实际上是想暗中找机会和弟弟商量，让弟弟带妻子外宿以测试妻子的忠贞，这一无理的要求想要说出口着实需要作者的巧妙安排。夏目漱石采用平淡的叙述口吻，仿佛叙述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琐事一般将其全盘托出：

我们俩的油头开始冒出油汗，并且昨晚吃的砂锅蒸鲷鱼确实让我有点中毒。渐渐爬高的太阳炙烤着我昏昏沉沉的脑袋，我默不作声地走着，哥哥也一言不发地走着。从店里借来的木屐发出陷在沙子里时沙沙的声音。……哥哥环顾四周道：“还是这里安静，咱们可以在这里慢慢地聊天了。”（《哥哥》17）

作者不紧不慢地将暗涛汹涌的矛盾隐藏在兄弟二人的行走之中。炙热的天气、幽静的环境都成为了作者叙述小说第一个高潮的帮手，但随之而来的一郎直白地表明自己认为阿直喜欢上了二郎，怀疑二人之间的关系就犹如晴空霹雳打破了之前的平静。夏目漱石将矛盾痛苦的一郎轻易地和盘托出，也体现出了他从容不迫的“余裕”论的思想。二郎与嫂子单独外出时，走过一段很难走的沙路，一路无语的他们谈论着这段“很难走的路”，不仅是前往和歌山的现实生活中沙路，更是一郎夫妻的婚姻生活，岌岌可危的長野家庭生活以及受西欧影响的日本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囿于书斋中的一郎代表着广大痛苦迷茫的明治知识分子，他最终走出书斋，走向大自然寻找解脱的途径，但依旧无法解决现实社会中不可调和的矛盾。

参考文献

[1]李国栋.夏目漱石文学主脉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2]李光贞.夏目漱石小说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3]夏目漱石.张正立译.行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4]夏爱元.晦涩家庭中的孤苦学者——试析夏目漱石《行人》中的一郎形象[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5（3）.

（作者介绍：王晓雪，宁夏大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中外文学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