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动

张晓林先生的《书法菩提——金明池洗砚》，收录51篇笔记体小说，讲述有宋一代书法家的奇闻轶事与独特风骨，既可单独成篇，又相映成趣，堪称“一部有文化、有内涵、有故事、有趣味的好书”[1]。

中国书法艺术是无言的诗，无形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始于汉字产生，代有传承，薪火不绝。宋代尤其是北宋时期，文化艺术高度发达，被中外学者誉为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有宋一代，书法艺术更是蔚为大观，并为时人所推崇。“散朝后，大臣们回到家中，纷纷把孩子叫到跟前，叮嘱他们一定要练好书法，将来像王著一样光耀门庭”（《舛误》）。由于宋代帝王雅好书法，积极倡导，以至于书法竟成为蟾宫折桂、光耀门庭的终南捷径。颇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相似，也与“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异曲同工。

人如其书，书如其人。张晓林也认同此理：“书法界自古有书如其人一说，宋代此风尤盛”（《书法之谜》）。因此，晓林先生笔下的宋朝书家，人各有秉性，书各有性情。“徐铉的篆书，据说如果放在灯下观看，就会发现每一笔画的中间，有一缕铁丝一般的浓墨，绝不偏侧，后世的徐氏书法研究者们，把徐铉的篆书称之为铁骨篆法”（《灯影下的篆书》）。南唐旧臣徐铉的篆书，有“铁骨”之称，其人也是孤高耿介，坚硬如铁。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徐铉总是高昂起头，意志决绝地说：“不！”这是他向流俗酬酢的拒绝，也是对整个世界的拒绝，用拒绝来维护自己的骄傲，捍卫自己内心的那片净土。

宋朝书法尚意，注重抒情。“无论作诗、填词，还是挥毫写书法，石曼卿看重的都是一个性情”（《侍砚》）。石曼卿是众多宋朝书家中的一个典型，其书崇尚个性，抒发性情，无疑是书法史上的一股清流。而林逋的书法，“清瘦而孤峭，讲求的是一种袅袅如缕的韵致”（《疏影》）。林逋原本也是有济世安邦之志的，但宋真宗的封禅闹剧，让林逋心寒，于是他隐居孤山，终日与梅鹤相伴，与世无争，逍遥自在，颇得道家所追求的“撄宁”的人生境界。林逋的作为，其实是退守内心的一隅，远离黑暗污浊世事的纷争而独善其身，自标高格，这种人格和境界，令人景仰和神往，所以作者在小说中直抒胸臆，誉以美辞：“林逋：暗香疏影，诗如其人，字如其人。”王安石与司马光在道德修为方面惊人的相似，他们在政见上多有分歧，但私下里论及学问时又宛然一对亲密无间的异性兄弟。王安石病逝，司马光连夜向宋英宗上了一道奏章：“王安石一生為朝廷操劳，朝廷当以厚礼葬之！”（《司马光的最后一道奏章》）。这种丝毫不计个人恩怨的道德境界，让作者不由得感喟：“政事和个人友谊如此泾渭分明，大概也只有古圣贤才能做得到了。”“文学是人学”，人物是小说最重要的要素，写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写人物，人物写活了，小说自然也就精彩了。晓林先生的小说正是如此，人物写得活，小说自然精彩。

《书法菩提——金明池洗砚》虽是写史，却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欧阳修看似论琴，其实是在论人啊！官做得越大，名利场也就越大，诱惑也就多起来，心静不下来了！乐在于心，心中无乐了，琴再好，又怎么能弹出快乐呢？”（《论琴帖》）。古今万物一理，书法何尝不是如此，做人何尝不是如此。只有远离诱惑，沉得下心来，耐得住寂寞，真正做到“乐在于心”，方能臻于艺术的化境，也才能永葆君子本色，做个“真人”。小说的现实劝谕色彩和警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张晓林的笔记体小说，好看，悦读，还颇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这种茶之所以叫石岩白，是因为在寺院后山的悬崖峭壁之上，从石缝中生出一株茶树，每逢茶树新芽初发时节，总有一个遍身雪白的老猿在茶树周围腾跃，其身手迅捷而空灵”（《茶与胡须》）。这段描写就很“魔幻”。“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作者的根本目的是试图借助魔幻来表现现实，而不是把魔幻当成现实来表现。”[2]可见，魔幻现实主义表现生活的策略就是通过作家的想象，利用艺术夸张、荒诞、变形等手段来完成作家对现实的思考与传达。这种艺术表现，颇与中国道家文化相契合。“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3]老子心目中的“善为道者”，微妙畅达，与天相通，深刻玄远，人不可识。这种思路颇有神秘主义倾向，也是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张晓林笔下，遍身雪白的老猿，身手矫捷而空灵，在茶树周围腾挪闪跃，宛如身怀异秉绝技的武林豪侠，完全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呈现，显然氤氲着神秘主义的气息。

关于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郭沫若强调“失事求似”，姚雪垠主张“深入历史，跳出历史”，讲的都是创作历史题材作品，既要尽可能真实准确地把握与表现历史的精神，又可以充分发挥历史的想象力，“和史事尽可以出入”。这些其实都是文界先贤在创作实践中摸索出的至要法门，可作为后来者创作时效法的艺术良方妙法，甚至可以作为历史题材作品创作的最高圭臬。张晓林的笔记体小说，尽得个中奥妙，既立足史料的爬梳，又能发挥艺术的想象，虚实结合，相映成趣。“一个秋雨连绵的日子，霜叶早已铺满汴京的大小街道”（《侍砚》）;“汴河上的杨柳才刚刚吐絮，婀娜的枝条恰如春天里的细雨一样在湿润的空中摇曳”（《苏轼的房子》）;而宋徽宗赵佶乔装到樊楼与一代名妓李师师幽会时的黄昏，“天空正有一只孤雁飞过”（《赐你一张琴》）。上述景物描写，即有“濠梁之辩”的意味。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当代作家张晓林，如何知晓北宋书家石曼卿与范仲淹、韩琦诸友雅聚的时日，秋雨连绵而且霜叶铺满街道呢？又如何知晓苏轼初到汴京时，汴河上的杨柳才刚刚吐絮呢？赵佶与李师师幽会的那天黄昏，天空真的有一只孤雁飞过吗？作者又如何得知？答案只有一个：作家心游万仞，艺术的想象是也。

丁亥冬，宋朝的雪再次下白了一千年后的汴京城。黄昏，在白水巷雷婆婆小酒馆，我与作家刘恪、青年雕塑家蠢疯正举杯小酌。窗外雪花飘落，一片、两片、三四片，落过窗前皆不见。

我们一边喝酒，一边漫无边际地闲扯，后来刘恪问我：“《宋朝故事》写到哪儿了？”

小说《狐仙图》开头写作家和友人小酌，然后由友人刘恪的问询，穿越历史浩渺的时空隧道，呈现宋代书家米芾所遇异事的传奇，结尾则生发议论：“历史上还有多少谜底隐藏在这狭窄的小巷之中啊！”将故事叙述得如此扑朔迷离，现实与历史重叠展现，宛如电影中的蒙太奇，既有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又富含深刻的现实感悟，从而实现了历史和现实的对接与映照，显示出作者高超的叙事策略。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是《红楼梦》里的一副对联。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认为，要写好小说应该先做好两件事，一是“应看一大堆好作品”“在书本上学安排故事，使用文字”;二是“在人事上学明白人事”。“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和“在人事上学明白人事”，都是对作家思想修养和阅历识见的要求。古人讲，“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清代文论家叶燮看重“才、胆、识、力”。所以说，识见和学识，对于一个作家至关重要，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作为衡量一个作家是否成熟和卓越的一把衡尺。张晓林的笔记体小说，行云流水娴熟老辣，人生哲理喷薄而出，生活箴言俯拾皆是，窃以为主要归功于晓林先生阅历的丰富，识见的卓异和眼界的开阔。比如，苏轼具有文人情怀，才高八斗，文采飞扬，但是由于说话多无遮拦，因此得罪不少人，以至于命运多舛，屡遭被贬下狱之祸。在狱中，“苏轼半晌没有言语。造化给他开了个玩笑，而正是这个玩笑，让他彻骨地感受到，在生命面前：一切艺术都是那样的苍白”（《鱼的虚惊》）。其实不是艺术在生命面前显得苍白，而是最高的艺术都是生命的艺术，只有把全部激情甚至生命灌注到艺术作品里面，艺术才会葳蕤繁茂，生机盎然。这是小说《鱼的虚惊》蕴含的第一层哲理。敬畏生命，珍视生命，就要顺应自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切不可违逆客观规律，恣意而为。这是作品蕴含的第二层哲理。短短一篇《鱼的虚惊》，竟写得如此跌宕起伏，山重水复，花明柳暗，一波三折，微言大义，尽抒机杼，由此可见晓林先生的艺术才华和卓异识见。

最后，我想以著名评论家刘海燕女士对张晓林先生的评价作结：“张晓林找到了一个作家精神上的故乡，他也将成为河南乃至中国作家中独一无二的这一个。”[4]因为这个论断，“於我心有戚戚焉”。

参考文献：

[1]何弘：《说的是宋朝书家那些有意思的事儿》，收录张晓林著《书法菩提——金明池洗砚》，长江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2]吴晓东：《20世纪外国文学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

[3]饶尚宽：《老子》，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7页。

[4]刘海燕：《扎根于“历史”和“理想”》，收录张晓林著《书法菩提——金明池洗砚》，长江出版社2015年版，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