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鸿章

新疆航空队初创于1937年，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背景下建立起来的。1933年新疆“四一二”政变后，盛世才成为了新疆地区实质上的统治者。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盛世才与苏联保持着良好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新疆获得了特殊的统战环境，对获得苏联援助、迎接西路军余部入疆休整和稳定后方具有重要意义。陈云指导西路军余部休整之余，看准盛世才现有的现代化机械作战训练的优良条件，希望为我所用。1937年，在陈云的倡议下，中共中央及时选派一批红军干部进入盛世才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技术，新疆航空队应运而生。

新疆航空队要求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在选拔工作中，陈云综合考察候选人的知识水平和政治素养，优先选派教育水平较高、历经长征锻炼的优秀共产党员。因工作需要，招生主要在新疆的西路军余部驻地和延安两地开展，利用一切“土办法”考验所选人员的素质和条件。在选拔过程中，陈云等多次强调一切行动要听从中共中央指示，听从党代表指导，要求在航空队中设立党支部，下辖六个党小组。邓发对选拔优胜者“约法十条”，为每个人都起了化名，便于保密工作的开展。党对创建新疆航空队的重点关注，极大增强了同志们的信心和决心。

新疆航空队虽然在盛世才航校的管理下，按照苏联的教学模式进行培养，但是其实质上以中共中央的指示为指南。新疆航空队在跃向天空、展翅飞翔之前，首先投入了紧张的航空理论学习。因为文化水平的差距，他们多次被航校教员和地方学员嘲笑。第一次上课时，红军学员连一些基本的航空术语都不知道。航校在集体测试后，发现红军学员数理知识较差，不禁在内部产生了“没念过书就想学航空，简直是对牛弹琴”等质疑的声音。但是，在党代表邓发和党支部的指导下，红军学员一次次突破难关。为了更好地掌握航空理论知识，红军学员苦学加巧学。他们以党支部为单位，自行划分为若干学习小组，理论基础好者充当临时教员，迎战每周的理论学习考核。把飞机基本构造编成快板帮助记忆。他们下课不离教室，吃饭不离讨论，外出不离笔记，更有甚者睡觉时都在背诵航空术语。凭着爬雪山、过草地般的毅力，他们一个多月便掌握了航空理论知识，刷新了航校的纪录。1939年8月周恩来途经迪化时曾代表中共中央亲自勉励他们：“我们党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你们40多名同志既有会飞行的，又有搞机械的，一有飞机就能形成战斗力。党中央对你们寄予很大期望，你们要珍惜目前的学习机会，争取用更好的成绩向党中央汇报”。这令红军学员备受鼓舞，进一步增强了学习的积极性。

陈云1938年对红军学员的讲话

完成理论学习后，更大的困难在飞行技术的实践。飞机的操作系统灵敏精密，要求驾驶员胆大心细。但红军学员普遍动作粗放，驾驶飞机就像“扭秧歌”，给飞行训练造成很多问题，遭到教官和其他学员的鄙视和讽刺。红军学员在支部大会上决定“以加倍的努力，对待冷嘲热讽！”“以优异的成绩，向党中央汇报！”几件简陋的地面练习器成了宝贝，乘坐汽车成了他们练习的好时机。他们拿棍子作驾驶杆，两人互相磨练操作技巧。利用这种练兵方法，红军飞行队学员完成了驾驶考核，且成绩都在4分以上（满分5分），又一次打破了航校纪录。前两期的淘汰率分别是37%和7%，而这一期学员只有4%，这令苏联教官惊叹不已。航校也对这批红军学员刮目相看。1941年秋，红军飞行队学员完成了规定的所有科目，按照协定将担任航校飞行官。但在人多机少的条件下，红军学员巩固技术的机会很少。于是，红军学员一致同意推迟毕业，要技术不要官衔。这一举措使得红军学员成了航校眼中的“怪人、木头人”，可是他们哪能懂得共产党人的胸怀呢？

与此同时，机械班的红军学员以“一定要把航空技术学到手”为信念，与地方高学历的学员展开了“龟兔赛跑”。他们超时限、超负荷地练习，为了理解飞机的相关机械原理，经常在飞机上摸爬，反复观察琢磨，满身油垢，直到把复杂的部件构造、管路走向弄明白。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半的刻苦学习，他们都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配到机务队担任机械员。即使拥有较高的待遇，他们依然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把自己的福利津贴用来帮助飞行班学员改善条件。飞行班学员飞行训练结束后一起参与检修飞机，空勤地勤的这种团结局面是航空界罕见的！

1942年，盛世才投靠蒋介石国民政府，新疆航空队被迫停止训练，遭到关押软禁。在五度越狱寻找党组织未果的情况下，新疆航空队学员们与苏联领事馆联系并向中共中央发出求救电报。面对敌特分子的迫害，他们始终没有屈服，把铁笼当做学校，继续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和航空知识学习。面对更加严峻的形势，新疆航空队与狱中党组织积极联络，展开了与敌特分子的长期斗争。他们始终不屈不挠，用生命守护信仰，12名学员壮烈牺牲。在中共中央千方百计的营救下，幸存的同志终于在1946年6月10日踏上回延安的革命旅程。经过短暂休整，他们在延安建立了“八路军总部航空队”，踏上了人民解放事业的新征程。

1946年7月10日回到延安的航空队同志及狱中党组织领导人合影

抗日战争硝烟未散，国民党反动派便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也作出相应准备。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新疆航空队全体成员奔赴东北，帮助筹建共产党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學校。他们不辱使命，长达半年奔波，转道朝鲜，终于到达东北。东北老航校的情况很复杂，人员成分多元，党员干部人数较少，有收编的日军航空队、汪伪政府的起义人员和中共中央早期派往东北的航空技术干部和各类技术人员。尽管全体成员都凝聚在同一个目标下，但在思想、工作、作风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于是，原新疆航空队的同志积极与他们谈心交朋友，请他们提出改进意见等，改善了航校全体成员的关系。

1948年春，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生重大转变，东北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航校党委便把接收国民党空军遗留的航空器材等任务交给原新疆航空队的相关同志。他们不负重托，奔赴各地接收接管，为建立人民空军奠定了基础。1949年初，三大战役先后取得胜利，国民党主力被我军歼灭，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空军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一个统管全国航空的专门机构——军委航空局。在组建过程中，原新疆航空队的同志发挥了骨干力量，不少重要岗位的工作均由他们担任。1949年10月1日，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一个月之前，原新疆航空队方槐、夏伯勋、安志敏接到了开国大典检阅空军力量的任务。他们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用一个月时间协同其他同志完成了天安门的空中受阅和空中警戒任务，为共和国的诞生献礼。

开国大典上的受阅机

袁彬在讲解战术动作

新中国成立后，组建人民空军的时机逐渐成熟。中共中央决定在苏联的帮助下，大办航校，快出人才，为组建第一支人民空军作组织准备。1949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创办航校的方案。10月16日，毛泽东亲自约见刘亚楼，对创办航校作出指示。此前，原新疆航空队的吕黎平与空军司令刘亚楼赴苏谈判，为建设人民空军创造了有利条件。经过一番考量，中央军委决定了六所航校的领导班子成员，尤其是让经过战火、狱火考验的原新疆航空队同志唱主角，四所驱逐机航校的校长都出自新疆航空队。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工作，新航校于12月1日全部开学。以原新疆航空队为主力的空军指战员用不到一年时间，创造了世界空军建校史上的“中国速度”。他们艰苦奋斗，紧张备战，为我国第一支航空兵部队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原新疆航空队勇挑重担，奔赴前线。1950年4月11日，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下，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混成旅建立。该旅选用原新疆航空队的方子翼担任旅长，部分原新疆航空队的同志担任团长等职。随后，方子翼任空四师师长，袁彬任副师长，夏伯勋任空三师代理师长。同时，原新疆航空队的曹麟辉、王云清也为抗美援朝战时航材保障工作作出了贡献。他们克服了“有器材就能保证飞行”的消极等待思想，提出要面向飞机、深入机场，树立为飞行服务的观念。这对当时的物资供应保障工作起到了积极指导作用，为空军后勤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为适应新形势和新中国需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创办民用航空。1949年11月2日，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民用航空局，并将这一重任交给原新疆航空队的方槐。经过各方的不懈努力，1950年9月前后，各地建立起第一批民航学校。1951年9月，毛泽东亲自签署命令，任命方槐为天津民航学校（中国民航大学前身）校长。1952年，新中国第一家人民航空公司成立，任命方槐为经理，周恩來亲笔题写了“中国人民航空公司”。此外，中共中央还先后选用六名原新疆航空队队员负责民航重要工作，助力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发展。原新疆航空队人数虽少，但在新中国民航发展史上留有重要一笔。

（责任编辑 王煜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