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舒圆

摘 要：新时代，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教育科学的整体面貌不断变化，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方式面临着新理念、新技术的不断冲击。“翻转”教育理念作为最新被广泛探讨的教育理念之一，为当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了一定的挑战。以北京外国语大学结合“翻转”教育理念开展的“故事育人”教育实践为例，对“翻转”教育理念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进行了初步的探究，以期为广大学者、教育者提供借鉴。

关键词：翻转学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北京外国语大学;故事育人

“翻转”教育理念的理论根源及现实涵义

“翻转”教育理念源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伍德兰德中学两位化学教师乔纳森·伯格曼和亚伦·萨姆斯在2007年的教学创新。为了给缺课的学生补课，这两位教师尝试录制教学视频，供学生在家学习。其后几年，伯格曼和薩姆斯不断完善这种教学实践，并于2012年共同创作发表《翻转你的课堂：时刻惠及课堂上的每位学生》一书。书中正式提出“翻转课堂”理念，即“在信息化环境中，课程教师提供以教学视频为主要形式的学习资源，学生在上课前完成对教学视频等学习资源的观看和学习，师生在课堂上一起完成作业答疑、协作探究和互动交流等活动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钟晓流等，2013年）。

不久，伯格曼和萨姆斯意识到“翻转课堂”的局限性，鉴于教学的成功最主要取决于学生的“学”，而非教师的“教”，因而于2014年提出“翻转学习”概念，并创办非营利性机构美国翻转学习网络（FLN），致力于推广“翻转学习”。FLN将“翻转学习”定义为一种教学方法，它把教师的教授过程从传统的课堂讲授转移到个人指导中，其结果是传统的教室转化为一个动态的互动学习场所，在这里教师指导学生提高概念理解能力，把新的、不同的教学方法带入教室，自由地使用课堂时间，开展个别指导和小组学习（吴萍，2017年）。

在此基础上，美国开始了可汗学院、慕课（MOOCs）系统等一系列“翻转”教育探索实践。2011年起， 我国的教育专家和学者把“翻转课堂”“翻转学习”等概念及实践引进移植到中国。2011年9月， 重庆聚奎中学率先尝试“翻转课堂”教学，随后，深圳南山实验教育集团、山东昌乐一中、C20慕课联盟学校都开始了“翻转”教育实践。

自“翻转课堂”一词问世至今，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结合中小学、高校及职业院校教学实践，对“翻转课堂”与“翻转学习”开展了大量研究。其中，相关学者对“翻转课堂”与“翻转学习”的横向对比及纵向演进分析对于本文所探讨的“翻转”教育理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翻转学习”是在“翻转课堂”策略的基础上全面关照深度学习的一种教学方法，即在课堂教学中，以掌握学习的理论支持学生个性化学习和主动学习，同时将“深度学习”引入“翻转课堂”，实现基于项目、问题、探究、挑战的主动学习（叶平，2015年）。“翻转学习”包括学习时空、学习方式从群体学习空间、传统统一性学习方式向个体学习空间、自由差异化学习方式的“翻转”，学习主导权由教师向学生的“翻转”，学习内容由知识继承向知识创造的“翻转”，学习目标由统一目标向个性化目标的“翻转”等（王竹立，2016年）。“翻转学习”要实现从课堂到学堂，再到深度学堂的转变;实现教师的教学方式从独白到对话，再到多声部对话的转变;实现教育目标从学到知，再到行的转变等（王洪林，2018年）。基于以上几位学者的观点，“翻转”教育理念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教育时空的“翻转”，即从课堂教学、集体教室向个人学习生活场所、课余碎片时间“翻转”;二是教育方式的“翻转”，结合信息技术，由传统课堂上的教师说教向针对不同学生的多媒体、差异化教育方式“翻转”;三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关系的“翻转”，教师、教职工等传统教育者群体也成为受教育者，学生也成为教育者。

由于教育方式的“翻转”往往伴随教育时空的“翻转”而发生，在具体实践中难以明确区分彼此界限，且教育方式的“翻转”主要包含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的翻转，故本文基于“翻转”教育理念的三个方面，延伸提出“翻转”教育的三个元素：教育内容的“翻转”，教育形式的“翻转”，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关系的“翻转”，即教育主体的“翻转”，并据此对“翻转”教育理念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应用进行分析考量。

“翻转”教育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实践—以北京外国语大学“故事育人”模式为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几年来，北京外国语大学整合教育资源，以“故事育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翻转”实践探索。通过邀请“名师讲好中国故事、教授讲好人生故事、朋辈讲好成长故事”，尝试将思政教育的主体、内容、形式进行翻转，让思政教育的教育主体从教师向学生翻转;教育内容从知识学习向综合素质能力翻转;教育形式从以教师“主导、主演”的教育活动形式向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教育活动形式“翻转”。

1.“故事育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模式概述。“故事育人”旨在搭建集参与性、实践性、感受性、分享性、引导性于一体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平台。通过邀请名师、校友、朋辈等讲述中国故事、人生故事和成长故事，以分享会、脱口秀、微视频、小戏剧等形式展出和传播，在讲故事中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刻内涵融入真实生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体验感和代入感，让学生身临其境受教育，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事例口耳相传，变学生被动接受为学生主动参与，让自我教育、相互教育交融，用故事感化人、教育人，逐渐形成覆盖面广、针对性强、润物无声、效果明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新模式。

2.“故事育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蕴含的“翻转”元素。一是教育主体由教师、辅导员等传统教育者向学生翻转。“故事育人”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符合新时期大学生的特点，将学生由教育客体变成教育主体。一方面，使学生在自我展示中自我总结、自我提高、自我教育;另一方面，学生自己成为教育者，通过朋辈辅导，榜样育人的形式向身边学生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翻转”成教育者，与受众学生一起探讨青春、价值等话题达到教育效果。二是教育内容由知识灌输向综合素质能力提升“翻转”。“故事育人”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打通校内外的教育资源，充分调动各领域的校友、名师、大咖与学生在平等开放的平台上交流，不谈学术，只谈人生，脱离了书本上僵化的知识，用自身鲜活的实例教育学生，使学生开阔眼界，提升认识，发展综合素质与能力，在不断完善人生观的过程中深入理解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是教育形式由以教师“主导主演”向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翻转”。挖掘学生自主性和创造性，让学生成为编剧、导演和主角，编导演出身边的故事，通过这种微视频和微电影，传递学生中的正能量，讲述学生自己的故事。这不仅是教育主角的“翻转”，而且也是教育模式从传统到现代的“翻转”。学生自己的故事通过学生自己忠实还原、精心制作、广泛传播，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创新载体。

3.将“翻转”元素应用于“故事育人”模式的效果分析。“故事育人”教育模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核心，融合“翻转”教育元素，创新开展思政教育，引导学生联系自身实际，自觉转变观念、转变思想，真正实现了大学生群体思想与行动的有机互动。它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实践平台，是学生乐于接受、主动参与、自我教育、相互教育的综合成长平台，也是学生自我展现和自我完善的平台，每一位大学生的学习、感悟、修炼都能在平台上找到回应，从而促进大学生群体的健康成长。

“故事育人”模式更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渠道，是将“翻转”教育元素应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尝试。统计结果显示：该教育模式下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动参与度高，对活动意义和效果反馈积极。实践证明，该教育模式在价值观教育中实现了三个增强，即增强了学生的“四个自信”，促进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引导学生自觉端正社会价值取向;增强了学生成才励志创新的时代使命感，帮助学生选择正确的个人价值追求。

对“翻转”教育理念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的思考

结合北京外国语大学“故事育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模式暨思想政治教育“翻转”实践的经验，笔者对将“翻转”教育理念应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如下几点思考：

1.着重发掘并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和能力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翻转”实践的内在根源。发掘并引导学生自主教育，不是指放任學生的行为，而是使其自觉自主开展个性化思想教育活动。一是引导学生充分利用各类资源进行自我教育、反思成长，获得自我价值认可，激发学生自我教育的动力;二是引导学生转变学习观，根据自身的专业学习和自身兴趣，“私人订制”思想成长体验，避免思政教育流于形式;三是引导学生明确自身优点与短板，广泛开展朋辈交流，通过合作竞争，达到“1+1>2”的整体学习效果，从而提升每个学生的成长动力。

2.重视建立平等互信的师生关系。平等互信的师生关系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翻转”实践的基础。教育者须尊重每一个受教育者的人格，并根据后者的天赋与经历采取相应的教育方式，与之平等交流。因此，教育者在实践中应做到“一退一进”：“退”就是从教育活动台前“独白”式的“教学权威者”退而成为学生学习活动的指导者、组织者、设计者，通过与学生平等对话交往共同完成教育活动;“进”则是要在自身专业及信息技术素养等方面更进一步，在扎实专业知识储备、了解相关学科的前沿发展之外，高效运用信息技术制作教育资源，对学生提供个性化指导。

3.积极营造全员参与的教育氛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翻转”实践，离不开思政课教师、辅导员、学生工作人员等主要教育者，离不开专业课教师、行政人员、党务人员、后勤保卫人员等教育参与者，离不开每一位学生及其家人的支持，也离不开全社会思想政治生态文明的进步和“翻转”教育理念在中国的落地生根。这种全员参与的理念与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三全育人”的理念不谋而合，在具体实施上也可循着“三全育人”中聚焦“整体格局”“关键少数”“关键环节”“关键领域”的路径指引，形成合力育人、协同育人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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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洪林.“翻转”理念反思：从翻转课堂到翻转学习再到深度翻转学习[J].基础外语教育，2018，20（1）：3-9，105.

[5]王竹立.移动互联时代的碎片化学习及应对之策—从零存整取到“互联网+”课堂[J].远程教育杂志，2016，34（4）：9-16.

[6]吴萍.浅谈翻转学习新发现—基于乔纳森·伯格曼翻转学习研究[J].科教导刊（上旬刊），2017（12）：50-51.

[7]叶平.从翻转课堂到翻转学习的演进—美国中小学翻转课堂如何关照深度学习 [J].中国信息技术教育，2015（2）： 16-19.

[8]钟晓流， 宋述强， 焦丽珍.信息化环境中基于翻转课堂理念的教学设计研究 [J]. 开放教育研究， 2013，19（1）： 58-64.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工作部）

[责任编辑：翟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