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沟通是领导活动的关键环节，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取得成功，与党的主要领导在各个关键时期、紧急关头、危难情势下的沟通力密切相关。从沟通的视角看，遵义会议并非在遵义城的一次性会议沟通就取得了成功，而是经过会前的沟通谋划酝酿铺垫、会上的正面交锋沟通配合、会后的持续沟通巩固共识，才真正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领导，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中国革命转危为机。遵义会议的成功可以说是危机沟通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危机沟通能力的强力展现，对于今天的政府和领导者提升危机沟通能力、处理突发事件无疑会带来有益的启示。

一、沟通谋略：争取化解危机的力量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临时中央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实行“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国民党军队逐渐占领了中央苏区大部分地区。1934 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在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领导下前往湖南西部会合红二、六军团。这样的军事计划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长征初期，红军部队像搬家一样，每天根据定好的路线缓慢行进。国民党摸清了红军的动向，在前往湘西的沿线构筑了多道封锁线。湘江血战红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撕开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此时红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如何使红军摒弃错误的军事战略走出可能面临的灭顶之灾呢？

运用“下钩子”策略，毛泽东说服争取中央领导。所谓“下钩子”就是制造机会与目标人物进行沟通。毛泽东早就认识到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和当时军事战略的问题，但苦于孤掌难鸣，他需要有力的支持者。长征出发前毛泽东得知中央政治局成员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的消息，便主动提出同王稼祥、张闻天一路同行，因为他俩都是有分量的中央领导。王稼祥与毛泽东都有病在身躺在担架上，张闻天则时而骑马，时而步行，毛泽东与他们仔细分析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失败的原因。尤其是湘江血战后形势格外危急，毛泽东指出红军不能再按原定计划转移，否则会陷入敌人布好的“口袋”里。一路上毛泽东鞭辟入里的分析深深折服了王稼祥和张闻天，使曾经在党内执行过“左”倾错误方针的他们意识到了“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师哲在《我所知道的张闻天》中有记述，“毛泽东说，在长征路上，他用很大的耐心，隐忍着种种痛苦，极力接近张闻天，苦口婆心地开导他，说服他，陈述自己对某些重大问题的观点和想法。毛泽东还说，这是因为，只要能说服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通过张闻天再影响、说服别人就容易多了。这个方针、办法果然灵。”

后来，毛泽东的身体有所康复后，有时便不坐担架，时常到各个军团跟指挥员、政委们谈心。时隔40多年后，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一书中写道：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危急关头针锋相对，毛泽东力主调整进军方向。湘江战役后，12月12日应毛泽东提议，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左”倾领导者仍然坚持前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不能去湖南西部，而应该转道贵州。”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同意转道贵州，使红军避开敌人的重兵包围圈。此时的红军，虽然对进军路线做了调整，暂时解了燃眉之急，但并未从根本上统一思想认识，李德还是坚持去湘西的错误观点。接着，中央政治局于12月18日在贵州召开黎平会议，继续讨论红军的战略方针与进军路线问题。博古坚持原定计划，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会议还明确了在时机成熟时要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转折。

“橘林密谈”，党和红军领导人共商挽救红军危局之策。12月20日，军委纵队来到黄平，张闻天、王稼祥在一片橘林中休息，两人秘密商谈请毛泽东出山来挽救红军危局。随后，王稼祥与彭德怀、聂荣臻等人谈心、交换看法，他们都表示支持。接着，王稼祥又找刘伯承、彭德怀、杨尚昆等党和军队领导交换意见，他们也纷纷赞成。橘园中的沟通谈话，使原定的遵义会议内容中增加了组织人事变动的重要事项。34年的最后一天中央召开猴场会议，沟通明确了几项重要内容，并作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的决定。这一规定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改变了李德甩开军委集体领导、压制不同意见、个人包办的状况，把“处理一切”的军事指挥和领导权收回到政治局。这次沟通的结果是战略转移中极为重要的一步棋。

二、智勇争锋：形成扭转危机的《决议》

基于前期的酝酿，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除中央领导外，会议还邀请了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参加，作为军人、红军将领，他们更了解战士们对长征以来在一些问题上的质疑和反应，对于军事战略更有话语权。

主动担责扭转沟通局面。会议由博古主持。博古首先做了关于反第五次“围剿”总结报告。他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等客观因素，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不承认有路线错误，更不承认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领导上存在严重错误。这样的“总结”没有从根源上认识错误，引发了张闻天的质问：为什么前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而你领导的战略转移出现如此惨重的损失？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周恩来出于公心，不計个人得失的领导风范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并对会议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随即，张闻天根据事先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好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批判了博古、李德从反“围剿”一直到长征出发后的错误军事指挥。赢得了军团长们一致叫好。

畅所欲言引发共鸣共识。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通过具体的分析说明只要战略战术、方针政策得当，红军是可以以少胜多、打败敌人的“围剿”的。毛泽东讲话幽默、生动，令会场气氛非常活跃。他用三个“主义”概括博古、李德的“左”傾军事路线，即“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针对李德的瞎指挥，毛泽东讲到：“有些人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毛泽东发完言后，当时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开门见山讲了三句话：第一，完全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第二，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的人来指挥;第三，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接着朱德严肃地指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也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他严肃地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紧扣议题确保会议成效。会议紧紧围绕军事路线问题展开讨论，不涉及其他。这是一个特别睿智的决定，锁定了遵义会议的重大成果。张闻天、毛泽东在发言中重点分析了军事路线方面的问题，而王稼祥、朱德提出要变更军事指挥者，让毛泽东做军事总指挥。会上产生了激烈争论。大家推选毛泽东接替博古领导全党的工作，毛泽东果断推辞，提出由张闻天做党的总负责。毛泽东深知博古是苏区时选出来并在共产国际报备的，如果此时由他接替博古，在党内会产生过分震动。

会议连续开了三天，争论起起伏伏。最后根据多数同志的意见，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样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三、据理力争：坚持战胜危机的军事路线

遵义会议后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怎么把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运用到实践中，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周博长谈”领导权顺利交接。博古对遵义会议上遭受的严厉批评和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委员一直想不通。在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村子研究常委分工问题时，周恩来同博古进行了一次长谈。周恩来推心置腹地讲，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领袖，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而毛泽东搞农民运动出身，熟悉中国国情。他领导了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有很强军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帅才。只有他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周恩来的耐心劝导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顺利实现了博（古）洛（甫）交权。在水田寨花房子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彻底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

传达会议《决议》振奋士气。1935年2月8日在“扎西会议”上，通过了张闻天按照中央指示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路线上的严重错误，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充分肯定并决定贯彻实施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会议决定将《决议》传达到各军团、师、连队，以鼓舞士气。为了让各级指挥员、战士们更准确地理解、接受，毛泽东 张闻天、周恩来、陈云等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达遵义会议决议，战士们听了信心百倍，非常激动。刘伯承在《回忆长征》中记述：“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直到后来过大渡河、过草地时将士们都有一股子信念支撑。

力排众议坚持正确军事路线。1935年2月18日-21日，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3月10日林彪、聂荣臻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消灭驻扎在那里的黔军。张闻天立即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苟坝会议）进行讨论。会上出现严重分歧，朱德认为可以打，因为打鼓新场是通往黔西的战略要地。参会的20多人都同意打，他们认为此时的红军急需根据地，刚刚取得大胜士气正旺，应乘胜消灭战斗力弱的黔军。毛泽东则强烈反对，他认为打鼓新场城墙坚固，易守难攻，附近敌人兵力众多，一旦进攻，敌人主力会迅速集结形成合围，红军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毛泽东讲：“我们为什么要去攻那个堡垒呢？攻坚往往吃力不讨好。我们应该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乘隙歼敌，避实击虚，这才是上策。” 毛泽东再三反对，并表示如果大家坚持要打，他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最终会议以投票方式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免除了毛泽东刚上任一周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散会后毛泽东反复琢磨，觉得必须坚持既定的军事路线，不能与优势敌人血拼。为此他决定作最后的努力去说服周恩来和朱德，因为他们一个是党内委托的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领导者，一位是红军总司令，他们更了解军事行动的生死攸关，对军事行动的影响力也更强。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前去周恩来驻地，再三劝说周恩来“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巧的是凌晨周恩来收到情报，验证了毛泽东的预判。说服了周恩来后，二人又一同说服了朱德，三人决定次日再说服大家。在一早的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详细分析敌我形势，加上新情报的佐证，与会同志同意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

事实证明，这次毛泽东的据理力争，避免了红军的重大危机，进一步提高了其威信。3月12日中央政治局苟坝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代表党中央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由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也进一步确立起来。此后为牵制敌人，三渡赤水掌握主动，又四渡赤水跳出贵州到云南，巧渡金沙江，中央红军终于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小胜靠技，中胜靠智，大胜靠德。危机沟通固然需要策略、技巧、方法，但从遵义会议前前后后每一次的危机沟通中，更彰显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党的领导者坚持真理、忠诚党和红军利益的品格，不顾个人进退得失、敢于直言的坦荡襟怀，顾全大局、坦承错误的勇气担当，始终如一抱持对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使命感。如此的担当和胸襟、如此的品格和风范、如此的智慧和勇气，才是当今政府和领导们提升危机沟通能力的硬核之所在。

作者简介：

冷秀华（1967.2-），女，江苏靖江人，国家税务总局党校公共教研部（党建）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公共管理硕士，研究方向：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