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浩帆

【摘 要】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生存与反叛》是底层视角来讲述农民生存伦理的书籍。本文首先介绍了斯科特所描述的道义小农的“安全第一”和互惠理念;之后讲述了东南亚的道义小农所市场经济冲击之下所面临的风险，并分析了其在新的殖民统治体系压迫下所衍生出来的道义愤怒是否会导致农民叛乱的发生;最后结合土地和农业商品化两大因素做了反思。

【关键词】生存伦理;道义经济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农民是受压迫、剥削的群体。但纵观数千年的封建农民历史，其并未造成封建农业社会根本性的崩溃，农民同地主的关系相对稳定。这同农民的生存伦理，即“安全第一”原则和长期存在于农村社会的互惠体系有相关的联系[1]。

一、道义小农的生存伦理

小农为何要极力“避免风险”，周期性的局部旱涝、时发的瘟疫，粮食歉收等使得东南亚小农充满了对饥饿的恐惧。斯科特以农民的选择和价值标准中的生存保障为出发点，通过分析乡村中的“风险与社会分层”、“乡村的风险保障”、“租佃制与分层租佃的风险”以及“风险与政府的作用”等，指出在东南亚的农村中，支配农民经济和政治行为的是其背后“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

在传统的东南亚农业社会，农民们往往愿意接受那种“分成地租制”形式，即根据收成来确定地租比例。因为它首先的作用就是保障佃户的生存，当遇上灾荒年间，地主相应减免地租。相反，农村市场化和商品化所带来的“固定地租制”，往往招致农民的激烈反对。因为固定地租制实施后，农民当然可以在丰收年景里得到一些余粮，可一旦遇上灾荒，他们的租额依然不变。这也就意味着即便农民自身低于生存线以下时，也得想办法去缴纳地租。分成地租使得农民的收益（虽然随年景而变化）首先得到保障，并让国家和地主一同承担风险 [2]。

与追求“安全第一”相关联，书中的另一个生存原则是社会关系是一种“互惠性”的关系[3]。在这种社会互惠关系中，国家和地主首先应该尊重佃户维持基本生存的“权利”，当这种“权利”受到威胁时，统治者和收租人应当减轻或豁免各种形式的税租。

斯科特认为，互惠规范是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一条基本道德原则。保护人是拥有较高经济和社会地位，当佃户的家庭经济因灾而即将陷入崩溃边缘时，地主就应给佃户更多的帮助和照顾。作为互惠的条件，佃户则向地主提供支持和帮助，包括一些个人的服务，如在节假日向其地主问安，帮地主修建房屋等。

二、殖民统治体系下的生存风险与道义愤怒

殖民统治将传统的东南亚小农推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而市场取向的不稳定性则降低了农民群体的生存保障能力。当稻谷进入市场流通机制，那交纳地租、税收或者付利息很少再以农民家庭 自己收入量的多少為标准，而是依靠统一的市场行情和价值机制为主。因此，尽管需要交纳的现金和实际收获物的总量未变，但今年以现金交付的赋税、地租和利息可能还是相当于去年交付的稻谷数量的两倍 [4]。

斯科特认为下东南亚地区的农民暴乱和政治运动是由于社会中缺乏经济保障而引发的。在传统农业时代，东南亚小农的生存危机的范围和规模一直都仅受地区自然因素的影响，而且在灾荒年间还能够在互惠体系的保护之下勉强挣扎于生存线之上。但在农产品被市场化之后，农民的地租交付将大幅受市场价格影响，当物价下跌至去年一半时，固定不变的现金地租可能要交付至去年的二倍才能使得农民继续下一阶段的农业生产;此外乡村保护弱化，森林、池塘等在传统农业社会本属于公共的资源也被富人侵占。这使得在遭遇饥荒等生存安全时，农民无法再动用这些辅助性生存资源，便只得反抗或离开农村。

最终，当传统的“安全”原则遭到践踏、互惠体系出现崩塌、商品经济逻辑逐渐渗入并取代传统农业经济逻辑。精英阶层对社会秩序的认识开始不同于农民群体，并最终导致了传统“小共同体”的瓦解。传统互惠和交换平衡的原则被侵犯，农民的道义愤怒随之而来。

那这种愤怒是否会演变成集体的农民反叛？ 在斯科特看来，东南亚小农受制于国家权力的绝对增长、市场经济逻辑全方位的侵入以及对以往镇压的恐惧记忆[5]，农民可能更多以无形的、软性的抵抗来抗争[6]。

三、反思

对于大部分从农村中走出去的人来说，最终回到农村也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土地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生存资本，是他们的生存保障。尽管农民也会不时的抱怨土地的产出太少，但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和保障功能性是其它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农民对土地的情感，应该就像城市中的人对房产的感情一样，拥有了土地才会有最终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其次，农业商品化有一定的必要性。市场化和商品化对农民的影响有两种作用，在冲击传统农业社会的同时，也给农民带来了新的机遇。比如农民可以借此脱离土地，进入第二、三产业。为此，可以帮助农民顺应向现代化农业经济市场的转变，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主动承担起对农民的基本生存的兜底，消除农民的生存顾虑，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加入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当中去。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程立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 社，2013.

[2]刘金源.农民的生存伦理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1（06）：50-53.

[3]浦徐进，范旺达，路璐.公平偏好、强互惠倾向和农民合作社生产规范的演化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1（01）：51-62.

[4]王培刚.生活世界理论框架下的农民生存与反叛 读《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有感[J].社会，2007（05）：197-20

[5]白文静，蔡燕航.农民日常反抗的道义标准与策略——斯科特的农民研究[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3（01）：123-131.

[6]王明前.政府的“勒索”和“后台”的反抗——詹姆斯·斯科特农民学研究的西方中心论范式[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7（04）：124-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