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志龙 陈丽玲 李连翔 何金花

(1.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2.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1 研究背景

“政商关系”是中国政界和商界的热门话题，学术界对此也非常关注。尤其是“政治关联”“政治关系”“政企关系”等相关话题，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探析其对企业经营和企业战略的影响。然而，对于中国情境下的政商关系，现有文献或缺乏与中国情境的结合，或简单借鉴西方研究成果，研究结论不仅缺乏理论深度，也不足以指导企业实践。

对于中国管理学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及文献都指出现有研究存在以下3个方面的问题：①一些中国管理学领域的研究在应用西方管理理论时，虽然与中国管理实践相结合，但缺乏对中国实践的准确把握，其研究结论往往和中国实践相脱节[1]；②一些发表在一流期刊上的论文经常表现出对中国商业的肤浅理解甚至误解，特别是那些依赖二手数据进行研究的文章，大都浮于表面，而很少能产生切合实践的洞见[2]；③一些案例研究虽然以中国作为背景，但案例的展现、讨论和分析的方式却没有体现出中国特色[3]。鉴于此，很多学者(如徐淑英、陈春花、梁建、任兵等)呼吁，中国管理学研究需要更多地同中国管理实践相结合，其中厘清中国管理实践现象是基础性工作。由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对现有中国情境下的政商关系管理研究进行回顾，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希望能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方向性建议，以更好地指导企业实践。

鉴于企业是政商关系中的重要主体，本研究首先从企业角度对中国情境下的政商关系进行全面的理论分析。然后，在进行文献综述回答政商关系的现有研究“做了什么”后，对中国情境下的企业政商关系管理实践现象进行全面梳理，以回答政商关系研究中“中国企业的现实管理实践问题是什么、需要研究什么”，并继续回答“进一步研究方向和如何研究”等问题，以期有助于探索和推进中国情境下的政商关系研究。

2 政商关系现有文献回顾

2.1 现有文献中的“政商关系”相关概念

西方文献中虽然存在“商政关系”或“政商关系”这样的名词，如business-government(B-G)relationship、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state-business relationship[4]。但这些只是一般名词，西方文献中尚无“政商关系管理”(B-G relationship management)概念，更没有相关著作与教材对此进行探讨。西方文献中相关的学术概念是“企业政治策略与行为”(corporate political strategy and action/activities, CPA)，此概念主要针对的是美国情境下的政治环境特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政企分开”“政企关系”和“政商关系”这3个词依次出现。最近十几年里，“政商关系”更成为我国政商两界的热门话题。但我国学术界则主要遵循西方学者的研究话题和研究思路进行中国情境下的“企业政治策略/行为”研究，缺乏对企业如何进行“政商关系管理”的理论探讨。在现有研究中，与“政商关系”相关的概念主要分为两类，具体阐述如下。

(1)企业处理政府/政治相关事项过程中采取的策略与行动西方文献讨论政商关系时常用的概念是CPA。例如，通常用“企业政治行为”概念来讨论企业处理与政府/政策相关事项的策略、行为及其对企业的影响；对政治/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政策有效性等产生的影响[5]。现有文献中，学者们主要从如下4个方面对企业应对政治环境的行为进行探讨：①将政治环境理解为政府出台的影响企业运营的公共政策，主要探讨企业应对公共政策的行为以及对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施加影响的行为，后者通常被称为“企业政治行为”[6]。②将政治环境作为企业非市场环境的一个部分，探讨企业应对非市场环境的策略，即非市场策略(包括政治策略、CSR策略、环境策略)以及与市场策略的整合应用[7]。③将企业环境分为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将企业政治环境视为来自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制度压力的一个部分，探讨企业响应制度压力以及处理来自不同利益相关者相冲突的制度压力的行为[8]。④将企业国内外经营中的政治风险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企业如何进行政治风险管理[9]。

(2)企业的一种社会资本即企业及企业管理者与政府部门及官员间形成的关系的状态。现有文献通常将企业家/高层管理人员(以下简称高管)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或高管曾经在政府任职经历等的有无和数量用于衡量企业的政商关系[10]。目前，大多文献将上述政商关系称为政治关联，讨论其与企业经营行为或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另外，在社会学领域还有一些文献探讨扭曲的政商关系，即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政府官员)或企业等没有遵循自身应该扮演的角色，没有遵循规则而发生的关系(如企业行贿、官员寻租、“政商旋转门”[11～13])。还有文献研究了地方政府因地方经济发展、税收、就业或个人受贿原因而帮助本地企业伪装成“符合”上级政府(如中央政府)的政策，以获得上级政府支持或躲避有关监管[14]。

2.2 西方文献中的“政治环境-政治策略/行动-绩效”研究范式

现有对于中国情境下的政商关系研究，学者们多借鉴西方理论和西方研究范式，因此，本研究主要基于如下两方面文献进行回顾：①中文期刊中对“企业政治策略与行为”相关西方文献的综述类论文[15]；②英文期刊中与企业政治行为相关的综述类论文[5,16，17]。通过对上述文献的回顾，本研究辨析出西方学者关于企业政治行为研究的“环境-策略/行动-绩效”框架(见图1)。

图1 西方文献中政商关系研究的“环境-策略/行动-绩效”基本框架

从理论上而言，这一框架下的研究主要探讨如下问题：①“是什么”：分析企业政治环境、企业响应策略和行动等的内涵和特征；②“为什么”：研究政治环境对企业响应行为和绩效的作用机理；③“怎么办”：探讨企业响应策略和响应行动的具体方案。然而，现有的大部分中外文献主要探讨企业政治资本(如政治关联)与企业行为的相关性并以此推断关系机制，但回答“是什么”的问题的文献仍不多见。

2.3 中国情境下政商关系研究文献回顾

2.3.1中英文期刊选择、文献主题及文献的数量分布

(1)中文期刊文献首先，基于前文对政商关系相关研究主题的理解和梳理，本研究辨别出如下基本主题：政商关系、政企关系、政治关联/政治关系、政企互动、政府环境、政治资本、政治策略、政治行为、政治绩效。其次，以中国知网为基础，采用高级检索的方法，在“摘要”项中包含上述11个文献主题关键词中的任意一个，同时，在“摘要”项中包含“企业”或“公司”；年份选择“不限”至“2018年”；期刊来源选择“CSSCI”，从而检索出相关主题的1 419篇文献。为了进一步确保文献质量，笔者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认定的30种权威期刊为期刊来源，在中国知网中搜索得到337篇文献。最后，在剔除与中国政商关系研究无关的26篇文献后，最终得到311篇中文文献。

(2)英文期刊文献本研究在ProQuest数据库中搜索中国情境下政商关系研究的文献。首先，本研究辨析出如下基本主题：①business government relationship，business government interaction；②government environment，political environment；③ political strategy，political action/behavior，political activity；④political tie, political connection，political capital；⑤ political performance。其次，在ProQuest的学术检索平台中，在“标题”栏输入上述任意一个主题，在“摘要”栏输入“China / Chinese”，年份为“不限”至“2018年”，出版物类型为“学术期刊”，语言为“英语”。经过搜索，共得到124篇英文文献。在剔除与中国情境下政商关系无关的文献后，最终得到106篇英文文献。

注：图中粗实线框变量是管理学领域对于政商关系的研究话题，细实线框变量是其他学科领域期刊研究话题；为了确保研究质量，图中仅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认定的30种权威期刊中的311篇中文文献、ProQuest中的106篇英文文献为依据；图中的“→”上的数字是指研究该变量或变量之间关系的文献篇数，研究话题下的数字单指该主题的文献篇数；“/”前后的数值分别为中文期刊和英文期刊中的文献篇数。图2 与中国情境相关的政商关系的中英文文献研究主题分布

(3)文献主题分布本研究以上述311篇中文文献和106篇英文文献为基础进行分析。有关文献研究的主要变量及关系描述见图2。在311篇中文文献中，探讨政治资本/政治关联与企业经营行为或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文献共181篇，占比58.2%；探讨政治环境、企业响应策略/行为及政治绩效关系的文献共38篇，占比12.2%。在106篇英文文献中，探讨政治关联与企业经营行为或企业绩效的文献为72篇，占比67.9%；分析政治环境、企业政治行为和企业绩效的文献仅为16篇，占比15.1%。这表明，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期刊的研究中，对于中国情境下的政商关系，都以分析政治关联与企业行为或绩效的关系为主，而对中国政治环境下企业政治环境、政治行为、企业绩效的剖析和探索较少。

2.3.2基于研究主题分类的文献回顾

(1)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及经营管理行为的关联关系研究本研究将政治关联、政治关系、政治资本都归类为“政治关联”。在样本文献中，有58.2%的中文文献、67.9%的英文文献研究中国情境下的政治关联与政治绩效以及企业行为的关系(见图2)。这些文献用“政治关联”来表达中国企业的政治资本，采用“企业高管是否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否曾在政府任职、是否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等来测量企业的“政治关联”，并对其与企业绩效或企业经营行为的相关性进行定量分析。具体阐述如下：①企业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对于这两者间的关系，样本文献主要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提出“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获得更多市场发展机会和资源”的假设，并主要通过二手数据(特别是上市公司数据)进行检验[18]。这些文献大都认为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的资源获取、市场开拓、效率提升、财务绩效。②企业政治关联与企业经营管理行为。本研究将这些文献研究的企业经营管理行为分为4个方面：一是公司层战略选择。例如，对于并购而言，政治关联企业实施了更多的并购和规模更大的并购，拥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并购绩效更好[19]。二是企业竞争战略选择。例如，中央政治关联企业更可能选择差异化战略，地方政治关联企业更可能选择低成本战略[20]。三是企业战略实施方式。例如，企业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国际化成长有促进作用，但深度的国际化对企业价值有正向促进作用[21]。四是企业职能活动。例如，政治关联强的公司，在企业绩效预期逆差的情况下，会弱化民营家族企业的创新行为，强化他们对社会规范的破坏性行为[22]。

(2)政治环境与企业经营行为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所处政治环境的影响，现有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了企业政治环境与企业经营行为的关系(共68篇样本文献，包括60篇中文文献和8篇英文文献)。具体如下：①税收优惠，如政府环境税等；②中国政府特征，如政府干预、政府管制等；③中国制度背景，如中国转型经济的特殊背景、制度环境等；④法律法规，包括地区法律制度水平、环境政策/环境规制、环境保护信息披露、货币政策环境等。有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政府特征、制度背景、法律法规等政治环境对企业的战略决策、职能活动等均有影响。例如，地方政府会通过环境规制来确保环境规制执行[23]，环境规制会加强企业技术投入[24]。

(3)中国情境下的政治环境、政治策略与政治绩效共有48篇中文文献和22篇英文文献涉及相关研究，具体如下。

(i)中国情境下的政治环境及其特征。与政商关系相关的大部分文献都会提及政治环境或相近的词(如政府环境、制度环境等)，并没有详细描述。在管理学领域有少量文献从案例研究和定性研究角度详细探讨中国政治环境的要素与特点。社会学领域的部分学者从社会学角度对中国情境下的政治集权/经济分权和晋升锦标赛等现象做了深入研究[25～27]。

(ii)中国情境下企业对政治环境的响应策略与行动。在中国情境下，企业政治策略是指企业为构建自身发展所需的市场环境而采取的会影响政府决策或行为的策略，实施上述策略的行为被称作企业政治行为[28]。学者们辨别出7种政治策略：政治经营、直接参与、政府关联、财务刺激、代言人、制度创新、信息咨询和调动社会力量[28]。在狭义的定义上，企业政治策略是指在中国环境下，企业通过接近和发展与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而取得资源、得到优待的做法和行为。有学者将这些政治战略分为先发制人战略和被动反应战略[29]。在探讨中国情境下的企业政治策略时，学者们还注重与西方情境下的政治策略进行比较。相似的方面如游说、宣传、信息提供等；不同之处如中国企业直接参与或通过企业经营活动参与等，而西方企业则通过选民培养、政治捐款等。此外，虽然中西方在政治策略的名词表达上相似，但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在策略的目的、方式、内涵上有很大差别。

(iii)中国情境下的企业政治绩效。探讨政商关系的中文文献都会提及企业处理政商关系的价值所在,即政治绩效。学者们将企业政治绩效定义为企业通过实施政治策略和行动而获得的政治和经济收益，包括获取经济资源(如财政支持等)和关系资源(如企业组织身份等)，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提升企业经济效益[29，30]。

(iv)中国情境下的企业特征、行业特征及其对企业政治策略与绩效的影响。现有文献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探讨企业特征和行业特征对企业政治策略选择，以及对企业绩效的中介和调节作用：①一般特征的影响；②企业家特征对于政治策略和行为的影响；③企业政治资本的作用。

(v)企业通过政治行为对政府政策过程进行影响。在样本文献中，学者们将中国情境下企业影响政府决策的策略分为以下3类：①企业高管通过获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身份参政议政，直接影响政府政策[31]。与中国不同，西方工会组织、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说客等在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6]。②企业通过新闻媒体等舆论工具对政府施加压力，间接影响政府政策[31]。这在中国和西方都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在西方，西方企业会发动员工和股东向政府施压，以维护企业利益。③企业通过贿赂、钱权交易等腐败手段获得政府产业发展、政策扶持等信息或政策资源，影响政府决策行为[29]。与中国不同，西方主要通过竞选、政治献金等方式参与政治活动，从而参与或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7]。

(4)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本研究还对其他学科领域(科技管理、社会学、行政管理与政治学)与政商关系有关的文献做了搜索，涉及如下话题：政府转型、晋升锦标赛、政企互动、政企联盟、官产学合作、行业协会、政商旋转门、腐败与寻租、政府事务管理等。

3 中国情境下的政商关系管理实践举要

3.1 中国情境下管理实践现象与揭示其本质的思路

借鉴管理哲学思考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如何/怎么办)，以及关于组织行为及环境因素和人的因素的影响的讨论，本研究认为，可以从如下两个维度来描述与研究话题相关的管理实践及其情境，并研究现象背后的本质(见图3)。具体如下：①第一个维度，即企业管理实践或组织行为涉及的层次。学者们应当了解如下3个层面及其联系：一是在组织层面显现的管理实践活动本身，二是特定管理实践活动与外部环境因素的直接和间接联系，三是组织中的人和外部环境中的人在特定管理实践活动中的参与。在描述管理实践活动现象时，以及在学者们试图揭示特定现象背后的本质时，这3个层次中的两个层次间或全部层次间的关系是值得探讨的对象。②第二个维度，即待研究的问题构成。在描述现象，或揭示现象的本质时，需要回答如下3个问题：是什么、如何和为什么。

但是，在描述现象时与揭示本质时，对这3个问题的理解是有差异的。描述管理实践活动时，首先，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即什么组织进行了什么管理实践活动？是什么内容、谁参与及什么阶段参与？直接与间接的外部环境(制度、事件、技术、行业发展阶段、市场等)是什么？其次，回答“如何发生”的问题，即活动阶段、演化过程或行动-结果链是什么。再次，回答“为何发生”的问题，即外部环境(制度、事件、技术、行业发展阶段、市场等)的状态及其变化如何影响特定管理实践活动的过程，以及内外部人参与情况等如何影响管理实践活动。此外，揭示管理实践活动的本质的研究工作是将现象层面的情境知识转化成一般性知识的工作。首先，回答的“是什么”问题，涉及到特定的管理实践的一般概念是什么、有哪些要素、如何定义等；其次，解释“为什么”问题，包括组织行为、环境、人的因素等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机制；再次，回答“怎么办”的问题，将这些研究结论转化为向管理人员提供的管理启示，即在日常的管理实践过程中应该如何做。

图3 中国情境下企业管理实践活动的现象及其本质的思路

3.2 中国情境下的政商关系管理实践现象

3.2.1中国情境下政商关系中的政府与企业

本研究主要从组织角度描述中国情境下政商关系中的政府与企业，为理解企业的政治环境特征提供一个观察视角。基于组织内部特征和外部环境，本研究从性质(从外部辨别组织的特征)、目标/功能、组织结构/运行、参与人员4个维度来描述中国情境下政商关系中的政府与企业。

(1)中国情境下政商关系中的政府特征本研究从4个维度描述中国情境下企业面对的政府(见图4)，也即从这4个维度来分析中国企业所处的政治环境特征。

图4 中国情境下政商关系中的政府四维度框架

(i)性质维度。该维度包括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这是区分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的重要变量。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核心特点是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改革开放40多年里具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征，且在目前处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的阶段(1)见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如下特点：首先，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完善；其次，虽然近几年政府宣布全面取消了非行政许可审批，但是政府对市场活动的行政管制(如各种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可的审批)依然比较多；第三，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以国有投资的形式在经济中发挥作用；第四，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主体(企业)缺乏的情况下，政府发挥了培育市场主体的作用。在上述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形成了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并形成了“晋升锦标赛”的现象[25,27]。

(ii)目标/功能维度。总体而言，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国家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而相对来讲，地方政府的目标则是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在全国排名中的提升[25]。而在政府功能上，本研究辨析出6个方面：①制定公共政策，形成市场经济的规则并维护规则；②在商业活动需要行政许可的方面实施行政管制，这依然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体现出中国的转型经济特征；③制定政府采购政策，实施采购；④在市场主体(即企业)缺乏和新兴产业缺乏的情况下，制定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来招商引资和推动一些新兴行业发展；④体现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国有资产投资和国有企业管理，以便在关键的行业领域实现政府意志和社会公共利益；④党的领导，这是我国宪法中的规定。党的领导有多种体现形式，包括党组织在各级政府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在各个企业建立党组织等。

(iii)政府组织/运行维度。具体如下：①组织维度。可以从结构/层次/地区3个方面描述。在结构上，中国政府由四大主体构成：共产党委员会、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府行政部门；在层级上，有上面四大主体的是中央政府、3级地方政府(34个省、333个市/行署、2 851个县/区)(2)见2018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②地区维度。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差距巨大，在讨论地方政府时，需要在地区维度上区分东部/中部/西部、南部/北部、城/乡、9级城市(1～6级城市)。③运行维度。在运行方面，中国4级政府(中央、省、市、区/县4级)在行政管理上实施政治集权和经济相对分权，地方政府围绕地方经济发展进入“晋升锦标赛”，地方经济发展是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25]。另外，每一级政府的经济政策决策都体现了党组织的集中统一领导作用[32]。

(iv)参与人员维度。在中国情境下的企业治环境特征体现在政府各项功能履行过程中(如政策决策与执行过程中)，不同政府主体及其成员的参与差异。在各级政府发布的经济政策的决策与执行过程中，党组织成员(如书记及分管副书记、职能官员)和人民政府行政机构的成员(如省级政府的省长和分管不同事项的副省长、各厅局级正副领导和行政人员)扮演着决策者的角色，而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如各级人大常委会主任和副主任、各类委员会以及人大代表)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员(如各级政协主席和副主席、各种委员会以及政协委员)则发挥建言献策和监督作用(3)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18修正)》与《中国共产党章程》。。

(2)中国情境下政商关系中的企业特征本研究从以下4个维度描述了中国情境下政商关系中的企业特征(见图5)。

图5 中国情境下政商关系中的企业四维度框架

(i)性质维度。本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描述企业的外在特征：①所有制(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合资企业等)；②行业(行业/子行业)；③科技领域(传统/高科技等)；④地域范围(如地方性公司、全国性公司或国际化公司等)；⑤在当地的地位与影响(如规模、地位、地方排名、行业排名等)。在这里列出的企业性质维度上，有些统计意义上的企业样本是研究政商关系的学者们需要注意的。以下列举两个例子：①中国上市公司的地区分布极不均衡现象。2019年中国深沪两市共有3 700多家上市公司，其中广东618家、浙江458家、江苏428家、北京346家、上海308家，这5个省份/直辖市的上市公司数量总和占中国深沪两市上市公司总数的60%以上。②中国企业的研发状况。2018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动企业所占比重为28%(4)数据来源为《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9》中的“表2-1”。另，2011年起，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为2 000万元及以上的法人工业企业。。

(ii)目标/功能维度。一般而言，企业的目标包括如下两个方面：①市场成功(规模与盈利能力、市场地位与竞争实力、品牌影响力等)；②社会认可(在当地的影响力和地位、从各级政府获得的企业称号和政治认可等)。由此，企业的使命或功能就常常表现为满足市场需求和做出社会贡献。这个维度上的企业特征影响着企业是否以及如何响应政府环境。

(iii)结构/运行维度。企业的组织结构以及总部/分子公司在各地方的分布决定着企业可能要与哪些层级的地方政府打交道。在运行方面，企业的政府事务在总部与分支机构的集权与分权、企业的政府事务管理系统与能力的建立、项目考核与激励机制以及处理政府事务的方法等都影响着企业政商关系管理实践的开展与效果。

(iv)人员维度。一般而言，企业中有4类人员可能会参与到政府事务活动中：①股东/董事(如企业创始人/董事/主要投资人)；②公司总部的高管层(如总经理/副总经理)；③事业部/职能领域的高层管理者、基层管理人员；④公司专职处理政府事务的部门主管及专员。这些不同的人员可能参与到企业政商关系管理的不同事项和不同环节，扮演不同的角色。需要注意的是，有政治身份的人员与其他人员在政商关系管理中存在差异。

3.2.2中国情境下企业政治环境的6种场景

基于对中国政府性质维度和目标/功能维度的讨论(见图4)，本研究将中国情境下企业政治环境划分为以下6种场景(见图6)：即一般性政治环境的3种场景、产业发展/市场主体培育的1种场景和社会主义性质的2种场景。为了说明这6种场景的特点，本研究引入美国情境下的企业政治环境进行对比分析。

图6 中国情境下企业政治环境的6种场景与6类型政商关系

(1)一般性政治环境的3种场景：公共政策、行政管制、政府采购具体阐述如下：①公共政策。指影响企业市场运营的各种法律法规和政策。此方面中美之间的差别体现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差异。从理论上而言，公共政策的制定通常经历如下过程：问题的形成、议程的形成、备选方案的提出、政策目标确立、政策方案设计、政策方案的评估和论证、政策方案的抉择和筛选、政策执行、反馈和修正等流程。而中美间的重要区别在于参与者及角色的差异。中国的经济政策基本上由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的行政部门组织制定，由政府部门提出，而在美国，联邦政府的经济政策主要由总统及其行政部门提出再经由两院批准；各州的经济政策由州长及其行政部门提出，再由州议会审查批准。当然，政策议案的提出者也可能是各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但议程的形成到政策方案的抉择都是议会议员及委员会决定，并由议会投票通过。②行政管制。指政府对企业经营的行政许可。在美国情境下，需要政府发放经营许可的情况不多，但美国政府会以国家安全名义对外国投资并购等进行行政审查。而中国目前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审批”发放行政许可的领域和数量依然较为庞大，虽然数量正在逐年减少[26]。③政府采购。指各级政府为了日常政务活动、为公众服务等而从国内外市场获取货物、劳务和工程的行为。

(2)产业发展/市场主体培育的1种场景：产业政策/创新政策、行政帮助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不仅要解决市场经济制度缺乏的问题，更要解决市场主体(即企业)缺乏的问题，这个任务在我国经济落后地区尤其重要。为鼓励各地方政府积极发展地方经济，特别是推动当地的市场经济从无到有的发展，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呈现以下特征[27]：①政治集权，指政治和行政上实行中央政府和共产党在统一领导，由上级政府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对下一级政府的政绩进行评估并决定其领导人的升迁。②经济分权，指各地方政府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负责，具有制定与上级政府政策一致但又有自己特色的经济政策的权力。上述权力安排也包含着一种基于相对排名的“晋升锦标赛”机制，或称为“官场竞争”；在这一机制下，各地方政府间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包括对人才、投资、产业和对上级政府资源的竞争等。“官场”排名依据的主要是市场经济指标[27]。为推动经济发展，各地政府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出台各种支持本地企业和吸引国内外企业投资的地方优惠政策[33]。最典型的举措是，中央政府和省、市、县/区地方政府出台推动企业创新行为的创新政策(包括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建立县级、市级、省级和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及科技园区。然后，政府基于企业身份和资质给予相应企业财政补助、税收优惠、融资支持以及政治肯定。所谓政治肯定是指政府基于特定企业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在当地的影响力和获得的企业身份等，推荐企业创始人和高管参与区、市、省、国家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参事等政治身份的竞争，给予企业一定的参政议政的机会[34]。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推出的众多创新政策是鼓励性政策(或非强制性政策)，且在不同地区(县、市、省)间、在经济开发区或园区与非开发区/园区间、在不同行业/子行业间存在巨大差别。甚至在一些地区，地方政府会针对特定企业采取“一企一策”支持政策；很多地方政府都实施了党政负责人与当地主要企业的直接联系制度。相比较而言，美国经济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其市场经济已经相当成熟与发达。美国政府已经很少直接干预企业发展。虽然近年来美国一些地方政府也通过招商引资政策吸引企业到本地投资，但其依据的政策也在当地议会批准的政策范围内。

(3)社会主义性质的2种场景：国资投资与党的领导首先，国有资产投资和国有企业一定程度的存在是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重要特征的表现。在国内国有企业是显性的存在。我国宪法规定，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在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国有企业从政府直接管理的工厂发展到成为按《公司法》独立自主经营的企业，其中的中小型国企在20世纪90年代“抓大放小”政策下改制成了民营企业。在这期间，民营企业不断发展[35]。我国一些民营企业尝试通过与国有资本/国有企业结盟的方式获得政治认可[36]。其次，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场景是党的领导。这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①各级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是在同级党组织直接领导下进行；②党组织在企业的设置、受党的领导的工会在企业的设置以及活动的开展。上述中国特有的现象是西方国家没有的企业政治环境场景。

3.2.3中国情境下企业要应对的政商关系的6种类型

根据前文中图4和图5的描述，并结合图6中的场景描述，本研究将政商关系总结为企业与政府根据各自的性质和各自的目的，在履行各自功能时形成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现象。在该思路下，本研究将中国情境下的政商关系分为以下6种类型(见图6)。具体如下：①第一类，指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规则(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制定者、监管者与企业作为规则执行者和被监管者关系。②第二类，指在行政管制方面各级政府作为行政许可方和行政审批方与企业作为经营许可和资质的申请方的关系。政府的行政管制在某些行业(如医药、食品、房地产等行业)，比其他行业更多。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某些不够许可条件的企业可能会通过直接或间接贿赂政府官员的方式获得政府行政认可。③第三类，指政府作为货物、服务和工程项目的采购者与企业作为供应商的关系。这种关系发生在为了获得政府订单的企业与各级政府之间。这种关系下也可能发生某些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行贿有决策权力的政府官员获得政府订单的行为。④第四类，指政府/地方政府作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责任人、招商引资者，与企业作为投资者和税收、就业贡献者间的关系。这种场景下企业作为投资者可能利用不同地方间的竞争而与地方政府讨价还价，因此，这种场景下的政商关系也是一种特殊的交换关系。在地方政府与企业共同从上级政府申请政策支持时，双方之间是合作关系，因此，这种场景下的政商关系可能涉及企业与政府间的大量互动行为。⑤第五类，指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投资者和管理者与被投资的企业间的关系。由于国有投资企业常常会被要求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从而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信任，一些民营企业在从事有政治敏感性的经营活动时可能邀请国有企业参与，从而增加经营活动的政治合法性[36]。⑥第六类，指政府(党组织)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领导者，同企业作为被领导者的关系[37]。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本研究辨析出了政商关系的6种类型，但学者们研究各种类型政商关系现象时，需要注意“政”与“商”本身的复杂性；①“政”的复杂性(见图4)。中国有中央、省、市、县、乡、村等6级政府，县级以上政府都有人大、政协、党委和行政四大班子，还涉及具体的不同政府部门。在中国，不同层级的政府间和同层次的不同地方政府间存在利益的一致性和利益分割上的相互竞争与博弈，即“晋升锦标赛”。②“商”的复杂性(见图5)。各企业间因所有制、所在地区、所在行业等方面的不同而在发展条件、发展权利和发展地位上存在差异。上述两方面复杂性的叠加造成了政商关系利益格局、主体性质上的复杂性。由此，在中国情境下，政商关系既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也是不同政府组织与企业组织间的关系，还是企业组织中的人与政府部门中的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不宜将中国情境下的企业或政府简化成单维度的点变量来探讨其内涵和作用。

3.2.4中国情境下企业与政府间的互动行为

由前文分析可知，特别在地方政府培育当地的企业主体以及推动当地的产业与经济发展这一场景下，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丰富且独特的互动行为[34]。在这一场景中，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与企业一样是有明确目标、策略、行动、绩效要求等的行为主体。

(1)政商互动中政府作为行动主体的行为一般而言，地方政府的目标较为明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地方经济发展，这涉及到本地企业的成长、本地产业的发展、本地就业与社会发展以及本地在全国、本省、本市的相对排名的提升4个方面；②地方官员政绩的提升，这涉及到地方政绩的完成以及官员职务的提升。当然，政府绩效是以当地企业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市场经济竞争中的发展与成长为基础的。为发展地方经济，各级政府除了在统一的法律法规和中央经济政策指导下发展市场经济以外，还特别地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进行招商引资，促进当地目标产业和当地优势企业的发展。地方政府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行为包括：通过调整地方法规改善投资环境，建开发区创造优越的投资环境，出台本地的产业政策，创造本地政策资源并支持本地企业获取上级政府政策资源，采取地方保护手段支持本地企业，协调本地企业的行动，支持本地企业开拓外地市场等[28，30，34]。地方政府的这些行为都是在与企业积极互动中进行的。

(2)政商互动中企业作为行动主体的行为在地方政府产业发展和培育当地市场主体的场景下，企业与政府互动的目标就是获取各级政府的政策资源(包括合法性资源、各种政府财政补贴和行政资源的支持)，从而促进企业的总体发展。为实现企业目标，企业可能实施如下行为：①在认知上理解各级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的要求；②进行资源投入以建立技术、产品和市场能力，从而满足政府产业政策/创新政策对企业的诉求；③在组织上改进组织方式和积累经验与能力以提升政府事务管理水平；④基于上述能力获得政府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的支持，以及影响政府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行动[28，38]。企业的这些行为也是在与各级政府积极互动中进行的。

3.2.5中国情境下企业从政商关系管理中获得的利益

本研究认为，在企业政治环境的不同场景下(见图6)，企业可能获得不同的利益。具体如下：①在一般性政治环境的3种场景下，企业通过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的要求，从而获得合法经营的权利、获得经营许可以及通过正当竞争获得政府订单。②在政府的产业发展/市场主体培育的场景下，当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的经营活动符合政府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鼓励的范围，且投资规模和经营成果达到政府政策要求时，企业首先可能获得如下这些企业身份/资质：一是进入各级政府的产业园的资质；二是获得科技型企业身份；三是获得示范项目称号；四是企业研发机构获得省级或国家级研发中心称号；五是企业员工获得政府的人才称号；六是企业的项目进入地方政府专项支持的计划，甚至被列入地方政府工作报告的工作内容等[34]。企业依据从政府获得的上述身份/资质，可能从各级政府申请如下5个方面的支持：一是税收优惠；二是税收减免；三是企业研发项目直接获得的政府资金；四是企业专利申请、人才引进等活动直接获得政府一定数量的资金补助；五是某些在当地有一定重要性的企业可能获得地方政府“一企一策”的政策与行政支持[34]。③在社会主义性质的2种场景下，一家企业的国有投资身份或一家企业在党建和工会建设方面的突出表面等都可能给企业带来政府与社会对企业的认可。④在综合的场境下，当一家企业有较好的市场和社会绩效、从政府获得较高的企业身份/资质认可，且在当地有较大影响时，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或企业家很可能被当地政府推荐参加当地政府或更高一级政府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的竞争，从而获得政治认可。

4 中国情境下的政商关系管理研究：3层任务框架的提出

4.1 中国情境下的政商关系现有文献评述：不足是什么

基于前文分析，本研究认为，现有文献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①对中国情境下丰富的企业政商关系管理实践缺乏深入详细的了解和分类，相关的研究很少；②基于上市公司资料探讨政治关联与企业行为及绩效相关性关系的论文太多，对“政治关联”的理解可能存在与企业实践脱节的问题。具体阐述如下。

4.1.1对“是什么、如何发生”的研究严重缺乏

在现有文献中，学者们很少探讨前文图3中界定的研究任务涉及的“是什么、如何发生”的问题。目前，管理学领域有少量文献对中国情境下企业政治环境的特点进行了研究，并揭示了中国企业政治策略与行动的特征，也对企业政治绩效的构成要素做了一定的描述。但现有研究也存在如下不足：①将由多个层级(中央、省、市/地区、县/区)构成、纵向关联但横向差异的中国“政府”当成点概念来处理，忽视中国政府内部的丰富层次和相对的多样性而进行“企业政治环境”研究，这样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常常比较笼统，对企业决策缺乏参考价值。②将丰富的政府经济政策当成点概念处理。例如，中央、省、地/市、县/区4级政府都出台纵向关联但横向差异化的创新政策，不同的政府创新政策在推动企业活动从企业价值链的技术研发端向市场端转化中发挥着不同作用[34]。由此，学者们探讨“为什么”的问题之前需要回答下面这些“是什么、如何发生”的问题，即各级政府出台的影响企业经营活动的产业政策/创新政策是什么？其制定过程是什么？政府补贴如何决定发或不发给哪些企业？如果学者们把中国政府政策当成点变量来处理，就会忽略对上述问题的思考，研究结论的参考价值也就有限。

鉴于此，当研究中国情境下的政商关系管理实践活动时，需要考虑中国情境下企业政治环境的丰富性(见图4和图6)。例如，市场规则和政府作用的同时发挥、政府多重功能的履行、不同类型政府机构的角色、地方政府的庞大数量下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间的巨大差异、中央与地方间的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形成的晋升锦标赛，以及中国企业的多样性特征。

4.1.2“政治关联”的实证研究过多且可能存在偏误

前文分析指出，在中国情境下政商关系相关研究中，约58.2%的中文文献和67.9%的英文文献探讨政治关联与企业经营行为和绩效的关系。在这些研究中，几乎所有研究都将企业与政府之间建立的关系称为“政治关联”，并将企业高管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前政府官员身份等作为是否具有政治关联的测量方式。这些文献的基本结论是，企业的政治关联与企业经营行为或企业绩效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且从资源基础观的角度将上述变量间的相关性当成因果关系，来解释企业建立政治关联是否有用。但这些研究对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及经营行为间的因果假设可能存在偏误。

“政治关联”相关文献主要探讨它是否有用以及产生何种作用。但这些文献没有回答的关键问题在于：“某企业家为什么能成为该省的全国人大代表(一个省份一般仅几人至20人左右来自企业界)？”或“一地级市某企业家为什么能成为该市的省级人大代表？”正如本研究中第3节所描述的，该问题的答案可能是，该企业因其市场绩效和社会绩效优秀且具有省级或国家级科技企业资质，而在当地有较大影响，故能帮助有关企业家在当地或更高一级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竞选中胜出，而不是相反。但是，对于此类内生性问题，尚鲜有研究进行关注。由此，本研究认为，在中国情境下“政治关联”不是一个独立的自变量，仅将政治关联作为自变量来分析其对企业绩效和经营行为的影响作用的做法是对中国政商关系实践的误解。

4.1.3使用上市公司大样本数据来研究企业政商关系可能存在偏差

在有关实证研究中，我国数千家上市公司常常被作为大样本数据来研究企业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或经营行为间的关系。大样本的定量研究对于寻找事物间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将不同地区的上市公司放在一个大样本里研究政治关联与企业经营行为间的关系可能会导致存在偏差甚至错误的结论，不足以指导企业实践。这是因为这些上市公司在地域分布上相对集中，而各地区人大代表或政协代表中企业代表的数量或比例是相似的，这可能会导致抽样误差。举例而言，从经济发展角度看，2019年广东省和湖北省的GDP分别是10.77万亿元和4.58万亿元，两省的上市公司数量分别是618家和106家。一方面，这表明湖北省的优秀企业在数量和质量上是大大低于广东省的；另一方面，从政治角度看，各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会的数量基本相似，且来自企业界的人数占比相似。由于各地区都是较优秀企业的高管才可能被选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因此，如果将广东省的618家和湖北省的106家上市公司放在一起来研究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不仅不具有可比性，实证分析结果，以及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的实践启示对企业而言也是缺乏参考价值的。

4.1.4其他可能的问题

具体如下：①现有实证研究很多是基于资源基础观提出研究假设，并基于跨行业、跨地区的大样本数据来检验企业资源/能力与经营绩效、企业行为间的关系。但这样的研究可能存在偏误。这是因为资源基础观所讨论的资源是有边界的，如果行业内所有企业都具有某种资源能力，企业资源便不再具有独特性，其拥有就不再使得企业拥有独特竞争优势。由此，笼统地探讨企业资源与企业绩效或行为间的相关关系，这样的研究结果未必有意义。②以大样本企业数据得出的相关性研究结论可能对被研究的具体企业缺乏指导意义。定量研究对于发现变量间的关系与规律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无法揭示现象的本质和内在机制。企业一般也不会根据大样本统计规律做出战略决策。有学者认为，统计规律可以指导具体企业从长期角度调整自己的资源特征，并以此提出管理启示。但本研究认为这种思路存在局限性，无法针对企业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进行指导。

4.2 揭示中国情境下企业政商关系管理的本质：需要做哪些研究

鉴于本研究是从企业角度来探讨政商关系进行管理，因此，根据前文第3节提出的思路，可从如下这些方面来揭示中国情境下政商关系管理的本质：企业政商关系管理行为的理论表达；企业在政商关系管理行为中的外部联系；企业政商关系管理行为中的参与者。由此，本研究对中国情境下“需要做哪些研究”进行梳理。

4.2.1政商关系管理的概念界定

在中国情境下，虽然许多企业设有“政府事务管理”部门和相关管理职位，如“政府事务总监/专员”，但学术界鲜有文献从“政商关系管理”的角度来探讨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及其管理。本研究将中国情境下的政商关系管理定义为，在理解政治环境中的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对企业的要求以及可能的资源支持基础上，企业为应对政治环境呈现的机遇与挑战而制定与实施处理6类政商关系的策略和举措，从而满足政治环境要素的要求并得到政策资源的支持，实现企业健康发展的过程。此外，政商关系管理也是企业内部人员同政府官员及公务人员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可能包括如下的活动：与政府部门和官员互动，加强对政策内容和过程的动态理解；为获取政策支持做好技术能力与组织能力准备并认真执行已获得的政策项目；在政策执行过程和一些政策出台和调整过程中产生影响做准备；管理本企业在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如利用不同地方政策间的竞争与当地政府博弈)。从组织行为的角度而言，企业做好以上活动时需要将公关、法律事务、战略管理、营销与公益、政府事务、研发等职能能力整合起来，发挥合力[28，38]。

4.2.2“政商关系管理”研究任务：一个三层任务框架的提出

基于前文第3节提出的研究思路和对中国情境下政商关系管理实践现象的描述，本研究认为探讨现象背后实质的研究任务有以下下3个层面(见图7)。

图7 中国情境下的政商关系管理研究：3层任务框架

(1)基于组织与环境关系层面探讨政商关系管理涉及的政治环境-企业政商关系管理行为-企业绩效等主要素的内涵及其关系机制(见图7中A部分)。中国情境下企业的政治环境场景同西方国家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即使是相同的方面，政治环境的内涵也存在差异。由此，需要将中国情境下企业政治环境的不同场景特征，对企业应对不同政治环境场景的策略和行动研究得更清楚。不仅要关注企业对政治环境的响应行为，还要关注特定场景下政府与企业间的互动行为。此外，还需要注意各级/各地政府内部以及企业群体内部的巨大差异性，不宜将政府或企业作为点变量来看待。

(2)基于组织层面探讨企业政商关系管理中的决策分析、选择和实施过程。这涉及从组织层面对企业的政商关系管理实践活动进行深入理论研究(见图7中B部分)：①探讨政治环境的不同场景(背景/要素)下政商关系管理行为的差异；②探讨企业政商关系管理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的目的、任务、行动方式、行动子过程，参与者(企业内/企业外部)、角色、内外参与者间的互动行为等等。

(3)从组织内外的参与者角度探讨政商关系管理过程中企业-政府互动的微观行为(见图7中C部分)：①参与者组织行为分析，包括组织层的动机、目标、行动与组织方式、能力建设，以及个体层面的心理与社会要素：动机、情感、信任、关系的影响研究；②政商互动行为研究，包括组织层面的互动情境、互动内容、互动方式、互动规则，以及个体层面的互动情境、互动内容、互动方式、互动规则的研究。

5 中国情境下的政商关系管理：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前文对现有文献研究不足的述评和提出的待研究任务(见图7中的3层任务框架)，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中国情境下“政商关系管理”的未来研究方向。

5.1 政商关系管理：主干要素及其关系机制研究

由图7中A部分可知，第一个层面要研究的是中国情境下企业政商关系管理行为的主干要素以及与企业政治环境因素的关系，即从总体上探讨政治环境-企业政商关系管理行为-绩效各是什么以及三者间的关系。这与西方文献中学者们使用的分析框架(见图1)一致。未来有待深入的研究如下：①更深入地研究中国情境下企业政治环境的不同场景的特征、不同场景下不同类型企业响应策略/响应行为、政治绩效等要素的内涵；②探讨上述要素间的关系机制。此外，除直接从政治环境角度来进行探讨外，还可以从制度压力、非市场环境、政治风险等角度对企业的政治环境及企业的响应行为进行探究。

5.1.1各要素“是什么”的深入研究

(1)对中国情境下的企业政治环境的深入理解和研究本研究辨析出中国情境下企业政治环境的6种场景(见图6)。学者们可以对各场景下的政治环境进行深入研究，也可以进行更详细的分类研究。鉴于此，提出这些场景下的一些范例，以帮助学者们开展相关研究。具体如下：①企业政治环境中宏观制度的改善及其实施方面的研究。例如，政府对企业家成长环境相关的政策的调整与落实的过程研究，可研究的案例包括2018年10月中央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②与中国政府相关的有关特征的研究。包括：各级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行动主体及其演变；地方政府培育本地产业和市场主体的行为，即“晋升锦标赛”下的地方政府压力如何传递至当地企业？这是否以及如何加剧了企业间的竞争？在地方经济发展和地区间竞争的环境下，当地企业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企业如何在不同地方政府间进行博弈？在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从0到1再到n的发育过程，以及当前我国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出现的因人才、资金和技术等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失而造成的市场经济从n到m的退化过程中，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如何演变？③政府对企业行为进行行政管制的环境以及企业的应对策略研究。例如，政府通过政策和通过行政手段(如行政约谈)方式影响企业产品价格、用工方式等的行为以及企业的响应。④各级政府赋予企业各种身份及价值研究。例如，各地政府以及上级政府通常会给当地成长中的企业(特别是符合政府产业政策条件的科技型企业)各种身份/资质，包括组织身份(如高新技术企业、省级技术中心、示范工程等)以及个人身份(如企业高管的县级或市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各级政府通过什么政策和行政手段创造了哪些企业身份？各级政府是如何分配这些企业身份的？政府是如何赋予这些企业身份意义从而使企业感知其价值的？企业获取各类身份的过程和方式是什么？企业如何发挥所获得的企业身份价值？⑤对政府官员的政治企业家行为的研究。一般而言，推动法律法规、公共政策和产业政策创新的很可能是各级政府官员。对于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而言，如果政府官员意图有所政绩，那么要在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上有所创新，从而才能在“晋升锦标赛”中胜出。这类官员可以被称为“政治企业家”[27]。但管理学领域主流学术期刊很少有文献讨论这类话题。此外，从企业政商关系管理角度研究中国情境下的政治环境时，有如下两点需要注意：①不要忽视中国政府或政府政策内涵的丰富性(如图4)，误将其当成点变量对待；②不要将企业身份(如企业家政治身份)作为独立自变量研究其作用，因为这些企业身份的获得是各级政府对达到政府政策要求的企业给予的认可。

(2)企业政商关系管理行为中的策略、行动与绩效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企业针对企业政治环境的一般性策略研究和针对政治环境的6种场景的具体响应行为研究。具体如下：①中国情境下企业对政治环境的一般性响应策略、行动和绩效研究。这可能有两个极端：一端的企业有具体的总体目标、策略、组织和资源保障；另一端的企业只在必要处理政府关系时采用应急策略或一事一议的办法处理。多数企业可能处于二者之间。②企业针对政治环境的6种场景的不同应对策略与行动研究。例如，当地政府行政力量借用策略(如开拓外地市场和国外市场，帮助协调与投资人、债权人的关系等)；政府市场开发策略[38]。③企业影响法律法规、公共政策、地方性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策略及行动研究。这些行为包括维护现有制度和推动制度变迁两个方面。当然，推动法律法规和政策变化的既可能是企业家(可被称为制度企业家)[39]，也可能是各级政府官员(可被称为政治企业家)[40]，其行为被称为“制度创业”[39]。④企业管理与多个地方政府关系的策略与行为。例如，一些企业常常需在多个地方进行投资，那么，这些企业如何管理与多个地方政府的关系？如何处理企业在一地投资的力度占公司投资的比重？如何对公司总部与分部对某个地方经济影响力度等进行管理？⑤某些政商关系的典型负面事件。

5.1.2主干要素间的关系机制研究

未来可从如下4个方面进行研究。

(1)探讨企业从政府获得的各种身份(组织身份与个人身份)在获取政府资源(如财务资源和行政支持等)、赢得市场竞争和获得社会认可方面是如何起作用的。大量的现有文献直接探讨企业获得的个人身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描述为政治关联)与企业行为或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并将这种相关关系延伸为因果关系来讨论企业身份/资质的作用，其结论与实践启示是有偏误的。现实情况可能是，这些政治身份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信号传递的作用[41]。例如，这些政治身份形成的良好声誉在信息不对称的新兴市场中作为补充渠道，会传达企业经营良好的信息，可帮助消除利益相关者因为信息不对称而进行的逆向选择；或有曾在政府任职的高管熟悉有关部门的工作流程进而更好地表达企业自身的诉求[42,43]。对于这些现象，学术界还需要进行大量的案例研究以揭示企业高管个人政治身份的内涵与作用机制。

(2)企业利用外部压力促进公司内部创新的策略与行为研究。例如，研究企业家如何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与政府、社会的关系)来影响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如股东、董事、高管、员工、供应商等)对企业家的认可和对企业的支持[39]。

(3)企业将在海外的影响力转化为对国内政府和社会影响力的策略与行为研究。随着中国国际化进程的加快，有的中国企业成功地将在海外经营中的影响转化为对国内的影响，并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改变现有规则以建立竞争优势或获取资源。这些企业将在国外市场和政府的影响、对行业的影响与对本国政府的影响等多方面结合起来。那么，它们是如何进行转化的？这些企业是如何处理转化过程中的风险的？例如，中国华信通过在海外经营中的运作，反过来在国内产生政治影响。虽然此公司因违法受到查处，但这种现象仍值得关注和研究。

(4)在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与政府重要作用的双重影响下的企业应对策略和行动研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与政府影响力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政府和市场作为两种关键因素长期同时影响着企业的创业、创新和发展战略[27,35]。

5.2 政商关系管理行为：认知、决策与实施过程研究

由前文图7中的B部分可知，政商关系管理研究的第二个层面主要探讨企业在进行政商关系管理时，如何决策和实施。但现有文献中对于这些方面的研究还比较缺乏。虽然战略管理理论提供了战略决策过程的基本思路，但还需要有更多的定性研究或案例研究加深对这些抽象过程的各个环节的深入理解。例如，探讨现有政治关联文献广泛提到的企业家政治身份会在企业的政商关系管理过程的哪些环节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何种作用。

5.2.1认知

认知是指企业对政治环境信息进行理解、解读的方法、方式及其过程。以下两类问题值得探讨：一是对待政治环境的态度，即企业处理政治环境事项的总体思路是什么？企业对政治环境的总体状况、现状、未来趋势及事项的了解和认识处于什么水平？企业对政治环境是“一事一议”，还是会采取系统举措进行应对？二是企业解读政治环境信息的方法与过程。例如，企业如何收集、解读和传递政治环境信息？由谁主导？过程是什么？企业的什么人与什么层面的政府官员联系，获取什么样的信息(显性的与隐性的)？

本研究建议针对具体的政治环境事项进行分类探讨。例如，所涉及的政治事项是法律法规、公共政策、鼓励性创新政策/产业政策、政府行政行为中的哪些方面？对于认知环节的研究是在对政治环境信息理解和解读的基础上，评估其对行业及本公司的影响。此外，需要探讨的问题还包括：①对某个政治事项生命周期和演变规律以及各相关方影响的分析来判断该政治事项对行业及本企业的意义与影响；②研究企业如何从成本和收益两个方面探讨某个特定政治事项的影响性质与大小，分析不同类型企业、不同类型事项的异同点。

5.2.2目标确定与策略选择

此方面主要是研究不同类型企业在不同政治事项下如何确定自己的目标和应对事项的策略。例如，企业的目标是什么？采用的响应策略如何分类？在不同政治事项下，企业确定目标和策略时的考虑因素有何差别？企业如何考虑不同策略的风险及防范举措？企业目标及应对策略如何受企业领导人特质与领导风格的影响？企业如何通过策略的实施放大政治事项对自身的有利影响；同时，规避政治事项(有时也称为制度变革)对自身的不利影响？

5.2.3行动方案选择和实施监控

此方面值得研究的问题包括，企业如何根据企业类型、政治事项类型及事项生命周期特点、应对策略来对政治事项采取具体的行动方案和监控行为。可供研究的选题还包括：决策过程的模式、决策过程中不同步骤的转换机制、企业进行政治事项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策略等。

5.3 政商关系管理：政商互动及参与者组织行为研究

5.3.1参与者组织行为研究

在政商关系管理实践活动中，本企业有关部门及人员，以及政府有关部门与人员是关键参与者，同行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等也可能是主要参与者。另外，给上述参与者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等也是参与者之一。由此，需要对企业政商关系管理活动中的参与者组织行为进行研究。可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探讨：①各方参与者的动机和目标各是什么？②各方组织内部何人以及如何参与到其中？以企业为例，企业中的什么部门及人员参与到其中？企业在此过程中与政府、政党的什么部门及人员打交道？企业在政府政策决策和实施过程中，与哪些利益相关者打交道？企业是否以及如何利用外部中介机构的资源及协助？③各方参与者组织内部的结构、组织方式与规则是什么？例如，企业内的组织方式与分工、合作的原则如何建立？④企业的政商关系管理能力是什么以及如何构建？企业响应政府政策法规要求和应对政治事项的能力如何建立？例如，企业满足创新政策要求的技术能力，以及企业应对政府事务的组织管理能力如何建立？企业高管的政治身份发挥什么作用？

5.3.2政商互动行为研究

各级政府部门或官员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行为与企业响应行为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企业与政府间会有众多的互动，且这些互动行为存在于企业政商关系管理过程(认知-策略-行动)的各个阶段。鉴于此，政府-企业间的互动行为值得研究，列举以下4个方面待研究问题。

(1)政企互动情境和过程问题例如，在认知层面，企业政商管理管理过程的各个环节中都可能存在着政府和企业的互动行为。那么，企业在收集政治事项的有关信息时，会与哪些政府部门打交道？在与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企业会有哪些人员参与其中，以及各自发挥怎样的作用？当企业争取更高层级政府资源或项目时，企业是否以及如何利用当地政府官员的帮助，以及怎样与更高层级政府部门和官员互动？

(2)政企互动策略与方式问题例如，在政商关系的不同场景下，企业怎样判断某个政治事项对企业的价值？企业如何判断和看待企业自身在当地政府处的重要性？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相互依赖作用是怎样发展？企业与政府是直接互动还是通过第三方中介机构来进行互动？在与政府互动的过程中，企业如何处理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3)政企互动有效性问题在分析政企互动有效性问题时，需要理解政府作为行动主体的组织行为以及政府资源配置过程，并且还应当考虑到政企互动动机不批判的问题。例如，在哪些事项上，政府希望企业参与但企业缺乏动机，或政府缺乏动机而企业积极性高？再如，上级政府会激发下级政府开展“晋升锦标赛”，因此，地方政府会拉动本地企业参与而形成政商互动行为，但是企业在政府鼓励下可能会出现盲目投资行为。

(4)政商关系管理涉及的一般性问题例如，企业获取各级政府授予的各种企业身份这个事项，在何种程度上或哪些方面取决于企业经营绩效和社会贡献的积累？在何种情况下取决于企业(企业家/高管/政府事务部门人员)与各级政府(政府部门/官员/公务人员)关系的积累？又如，政商互动中政府方面的不确定性问题，如新官不理旧账情况下企业面临的困境。

6 结语

通过对现有中国情境下政商关系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以及对中国情境下政商关系管理实践的探析，本研究指出了现有相关研究的不足，并提出了基于中国情境特征的政商关系管理的概念和一个3层任务框架，以期进一步夯实未来开展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受篇幅所限，没有对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政治行为进行深入剖析，有待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在中国情境下的政商关系管理研究上，除前文提及的未来研究方向外，本研究进一步提出如下3点建议：①关注点，应更多地关注中国企业政治环境的细节；②研究方法，要用系统的定性研究方法去对有关案例进行透彻分析来加深对中国的情境理解；③研究内容，不仅要研究政商关系的宏观要素层面的关系，还要探究企业在进行政商关系管理方面的认知-决策-行动过程和政商间互动的微观行为过程。

此外，在基于回顾和总结对某个话题的中国管理学研究进行展望方面，本研究建议，不仅要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综述，更要对该话题相关的中国管理实践进行深入梳理。从中国管理实践现象的描述到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然而，正是由于对中国管理实践现象缺乏深入理解，导致现有学术研究成果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指导作用尚有待加强。由此，虽然一些学者们认为理论研究，即探讨“为什么”更重要，但本研究认为，目前阶段更需要学者们对中国管理实践进行深入理解，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有助于学者们切实地从中国情境中探索和发展更符合中国企业实践的理论。

致谢论文撰写过程中，张金隆、费显政、谢洪明、谭力文、龙立荣、严若森、韩翼、曹祖毅、高勇强、袁晓东等教授对论文的修改完善提出建议。任兵、章凯、孙新波、张鹏程等教授亦就本研究提出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几位匿名审稿人也对论文的修改提出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