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洋 邹明阳 谢国强 李仲秋 倪文斌

(1. 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 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3. 浙江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1 研究背景

2020年初，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对人们的生活、企业发展、社会经济带来巨大影响。在疫情阴霾之下，大量的消费场景被强制瓦解，大范围企业停工导致经济市场遭受严重损失。2020年3月13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支持产业链协同有序复工复产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会议指出，当前正同时面临着人员物流不畅、上下游企业复工复产不同步、供应链整体运转效率不高等问题[1]。由此，如何在此类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下进行供应链恢复，不仅是当代经济市场稳定运行的关键，也是企业管理探索的重点和运营实践的难点。

此次供应链恢复面临着较以往不同的严峻困难：①以往文献研究的多是地域灾害而导致的供应链中断，表现为一种愈合式的局部恢复[2]；而新冠疫情带来的是供应链大范围中断，需要探讨供应链的全面唤醒模式。②以往文献研究主体主要聚焦于企业，分析上下游相关的单条或多条供应链的恢复[3]；而新冠疫情下的全面供应链恢复则需要站在整体角度，研究各个环节的动态协同。③以往研究供应链恢复多是以灾难结束为前提的[4]；但是新冠肺炎疫情仍在继续，因此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研究灾难中的供应链恢复。本研究将以各省政府出台的相关文件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理论进行质性研究，构建唤醒式供应链恢复机制。以期通过本研究总结出科学规律和科学模式，以此来减轻或避免疫情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2 文献综述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本地及全球供应链中断，对经济市场平稳运行产生严重冲击，对企业和政府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以往的研究文献中，关于供应链的恢复问题主要集中在恢复策略、恢复过程和恢复影响因素等方面。

2.1 供应链恢复策略

对供应链恢复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5个方面：供应网络、采购能力、物流运输、产能恢复以及供应链恢复模型。具体为：①集成而协同的供应网络有助于快速恢复供应链，一个良好的供应网络可以有效提高供应链金融绩效[5]；②企业可以通过柔性采购能力实现供应链恢复，如采购多元化、紧急采购、备用供应商等[6, 7]；③畅通的物流是打通供应链的重要前提[8]，企业可以采取物流引导、物流补贴等措施来恢复物流能力[7, 8]；④在产能恢复上，企业可以通过小规模生产的试运行来恢复产能[9]；⑤也有学者开展关于供应链恢复模型的研究，如弹性供应链工程模型等[10]。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对大范围的、涉及各行各业的大规模供应链瘫痪的研究明显不足，因此有必要对整体的供应链恢复方法进行探索。

2.2 供应链恢复过程

供应链的恢复具体包括以下阶段：①在感知阶段，对触发中断的事件做到快速感知，能够有效降低后期供应链综合恢复成本[11]。企业需要成立响应团队来提高感知有效性[12]，对供应链进行治理，以识别潜在风险[13]；感知到危机后，应当第一时间作出应急反应[11]，并着手开始技术恢复工作[9]。②在准备阶段，企业要营造迅速响应的文化氛围，并且广泛收集信息，寻找各种可能的合作伙伴[14]。③在产能与运营恢复阶段，可以由小规模的试生产开始[9]，借助一定的政策支持[15]，并进行评估、资源重新分配等多项反应性活动。④进入供应链再造阶段。恢复到常态后的企业需要总结经验，打造更具弹性的供应链[9]，如集群供应链等[12]。

2.3 供应链恢复的影响因素

关于企业供应链恢复的影响因素主要涉及3个方面，即政府、企业、消费者。①政府因素，包括信任机制、行业监管力度、政府补贴、外部知识引入等[4,16]。政府应该采取适度的干预策略，帮助企业建立外部信任机制，引入外部知识[14]，为再制造商提供补贴激励再制造活动[16]。②企业因素，如自身资源和能力等[17]。企业文化会对其员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能够让企业在思想上重视供应链突发事件，并迅速对其作出反应；多渠道供应商的选择可以使企业在发生重大灾难后，仍然拥有稳定货源并继续平稳运行[18]。③消费者因素。供应链突发事件带来的直接后果，使供应商考虑重新调配资源，优先满足更加紧急的消费者需求。

综合文献分析可以发现，以往文献研究所反映出来的供应链恢复是一种局部愈合式的恢复模式，这种模式可以给新冠疫情下局部或某一具体企业的供应链恢复提供参考；但是面对全国范围内各行各业和各个环节的供应链中断，想要在疫情肆虐的同时又实现供应链的全面恢复，则需要探索新的恢复模式。

3 研究设计

3.1 案例背景

2020年初，突然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导致大范围企业停工停产，从而带来大面积的供应链中断。数据表明，3月初中国大陆有9 000家以上的工厂、1 500个以上的一级/次级供应商受到疫情影响，到3月2日为止，有10.8%的供应商面临中断[19]。供应链涉及多个企业的协同，若某个企业出现差错，可能会造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负面结果，因此，如何恢复被迫中断的供应链成为了政府及各行各业的难题。

在中国各级政府的指导下，各地企业复工复产向着积极的态势发展，供应链也在逐步恢复。同时，李克强总理在2020年3月1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作了相关部署[20]，为供应链的恢复提供指导性意见。 新冠疫情打破了全国范围内供应链的运行秩序，如此大范围内的供应链恢复工作对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考验。由于区域疫情不同，各地政策在复工时间、人员流动、对物流运输的容忍程度等方面可能存在不一致的现象，从而约束供应链全面恢复的实现[8]。由此，针对新冠疫情，从整体的角度来研究政府如何快速有效推动供应链恢复，保证“全国一盘棋”，对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3.2 数据收集

此次研究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以“新冠肺炎疫情下政府如何全面恢复被迫中断的供应链”为中心。在疫情发生和蔓延期间，国内各地政府均在第一时间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鉴于相关政府文件的数量和种类繁多，此次资料的选择以内地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政府办公厅在疫情期间发布的政府文件为主，收集时间为2020年1月20日～2020年3月19日，共收集107份政府文件(其中71份进行扎根理论分析， 36份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研究资料均在各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上查询和下载，资料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得到保证。之所以选择以2020年3月19日为资料收集的截止日期，是因为截至该日，除湖北、天津、北京、上海、河北5省市仍维持省级一级应急响应外，其余26个省市均已下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对于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府文件，团队成员以省份为单位进行分工，通过浏览各政府官网中的文件库，查询和下载相关政府文件，最终汇总得到此次研究所需的资料库。

3.3 研究方法

各省级政府官方网站所发布的关于疫情下如何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文件，为此次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资料。针对这些文本资料，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作为研究方法[21]。扎根理论不仅能够全面有效地处理和分析文本性资料，而且在理论归纳和理论演绎方面的独特优势有助于理论模型的构建和完善。本研究遵循扎根理论相关流程[22]，依次通过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来进行资料分析，提炼和归纳核心要素，并构建理论模型。

4 数据分析

此次研究的编码工作由团队成员共同完成。首先，成员以背靠背的形式对资料进行开放性编码，初步提炼出概念和范畴；其次，在主轴编码阶段，团队成员通过梳理和讨论不同范畴之间的关联，逐步归纳出主范畴；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选择性编码形成核心范畴和故事线；对于编码过程中的不同意见，成员之间通过不断商讨和反复比较，最终达成共识。

4.1 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主要对所收集的文本资料进行详细解读和分析，为满足此要求，随机抽取71份政府文件作为开放性编码的样本资料；然后采用逐句贴标签的方式对所选取的政府文件进行处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概念化提炼和进一步地归纳范畴；最终提炼出37个范畴和135个概念，部分概念和范畴举例见表1。

表1 开放性编码示例

4.2 主轴编码

在开放性编码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料进一步的对比和分析，识别37个范畴间的逻辑关系和演化规律，并由此归纳出如下7个主范畴。主范畴及其与范畴之间的关系见表2。

表2 主轴编码分析结果

(1)全局统筹规划供应链恢复是一个全局性和系统性工作，为保证快速有效的恢复，需要做好供应链恢复的全局统筹工作，包括：强化供应链的整体布局，统筹协调各个相关企业的活动，推进全产业链的复工；分行业、分区域、分类分批安排企业有序复工；促进不同区域间的供应链协作，消除信息不对称性；统筹供应链金融，提供专项融资服务；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并接受地区政府的指导和监督；发展新兴产业和数字经济，为供应链的未来布局做准备。

(2)重点企业支持借助对供应链内重点企业的支持，发挥该类企业对其他企业复工的拉动作用，促进供应链整体的恢复。这些支持措施包括：建立重点企业名录；从企业的运营资源、生产、研发以及用工等方面为重点企业提供运营援助；通过贴息和较低的贷款利率等优惠措施为重点企业提供信贷支持；通过财税政策的倾斜为重点企业提供补助资金；为重点企业提供多元化投资，以缓解重点企业的资金压力；简化企业的审批程序，优化企业所需的公共服务环境，为重点企业提供便利。

(3)防控企业支持支持防控物资企业有助于带动供应链恢复，包括：为防控类企业提供政策性援助，降低其扩产成本，促进该类企业的产能扩张；政府对防控企业的产品进行采购收储，能够降低这类企业的销售压力；有效的协调机制能够保证防控物资供应链内企业的工作衔接；采取措施帮助防控物资全供应链的恢复，为运营网络的激活添砖加瓦；整合供应链内的供需等信息，能够为防控企业的生产提供指导；全链条内的优惠贷款利率、金融服务等能够为参与疫情防控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相关的政策激励能够刺激社会企业参与到疫情防控中来。

(4)国有企业支持国有企业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能够帮助实现供应链的有效恢复，包括：国有企业可以采取率先复工并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等措施来稳定产业链的运行；足额支付与中小微企业间的合同款项；中小微企业若因疫情而无法按时完成与国有企业间的合同义务，国有企业可以适当延长合同的履行期限；减少中小微企业承租国有企业房产的租金，帮助中小微企业应对危机。

(5)供应网络支持优化供应网络能力，包括：提供原料保障；政府通过垫付、补贴等形式为企业提供采购资金，减轻企业负担；解决采购难题，简化采购程序，为企业采购提供便利化采购服务；借助采购计划、物资储备和提前调运物资等措施，优化采购的组织程序，保证供应网络的稳定。

(6)流通网络支持打通流通网络的“堵点”，提高供应网络的稳定性，包括：做好流通网络的统筹工作，形成企业、政府、流通渠道和流通平台四方面的合力；支持流通企业复工，保障流通市场的供应能力；加强市场监管能够稳定流通网络的运行秩序和运行质量；加强市场开拓，提升流通网络的覆盖面，促进流通网络升级；出台相关措施帮助外贸企业解决因疫情导致的合同无法完成等难题；通过资金补贴和政策优惠等措施，为流通网络提供资金支持。

(7)物流网络支持物流支持能够为供应链的恢复提档提速，包括：在政策扶持的作用下，加强物流企业的复工力度，倡导打造完善的物流平台，同时通过布局创新型物流业态，完善流通网络；道路交通网络的通畅以及抗疫绿色通道的建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物流的畅通运行；降低物流企业运行的相关税费用，提升其复工活力；信贷支持、财税支持及延长交通运输困难企业因疫情造成亏损的结转年限，保障这些已复工的物流企业的运营活力。

本研究的范畴经和前人研究对比后发现，在主轴编码过程中提出的定义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拓展性定义，另一类是创新性定义。一部分定义在沿用以往研究中的相关观点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和补充。如根据供应链整体布局和协作而提出的全局统筹规划这一主范畴，包含了HILLETOFTH等[3]提出的供应链协作的概念，并且又提出强化整体布局等新概念，进一步扩充了对供应链协作的研究范畴；此外，根据IVANOV[15]提出的可利用其他工厂自有产能进行恢复的思路，综合考虑疫情因素和中国情境下的经济市场特征，提出国有企业支持；结合DUONG等[23]提出的物流补贴以及IVANOV[15]提出的物流引导等概念，同时关注物流流动和资金供应问题，统一进行归类后提出物流网络支持。另一部分定义则是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性而提炼出的新概念。一方面，对企业层面的支持，以往研究更加强调提高技术和产能[9]，本研究则更加强调对生产制造等国家重点项目或企业，以及防控物资生产企业的重点推动，提出重点企业支持和防控企业支持两个概念；另一方面，对供应和流通网络的支持，以往研究中将其描述为构建产业集群[9]，强调产业间的相互协作与支撑，本研究强调更加细化的提升市场供应和流通能力，畅通供应链网络。

4.3 选择性编码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员工为了对抗疫情，被困在家中无法上班，从而造成了全国范围的企业停产停工。在这种情形下，研究供应链恢复问题就需要从4个方面进行思考：①供应链中断的范围。受疫情影响，供应链的中断是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几乎涉及到各行各业，关系到供应链各个环节，因此需要站在供应链整体的角度上开展研究，进行统筹布局。②疫情及防控措施的区域差异。由于不同地区的疫情存在差异，因此各地的防控措施也存在不同。特别是在交通设施和人员流动上的管理差异，将会直接影响到供应链的恢复与运营。③企业的风险控制能力及其在供应链中的角色定位。企业的综合实力不同，在供应链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实现供应链的全面恢复，需要优先考虑那些能够带动整个供应链的重点企业。④应对高不确定性外部环境的紧急程度。根据各地政府号召，企业最早的复工时间为2020年2月10日，而当时外部疫情正处于非常严峻的阶段，企业一方面要复工，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对抗疫情，保证员工安全。由此可见，虽然供应链出现大范围中断，但是防控物资必须得到充分保障，与防控相关的企业与供应链必须保证高效运转。

图1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唤醒式供应链恢复机制

综合研究结果，新冠疫情下供应链恢复的过程具有全局统筹、分布激发、协同复工的特征。由此，本研究选择性编码所提炼出的核心范畴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唤醒式供应链恢复机制(见图1)。由图1可见，其主体故事线为：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站在供应链整体的角度来进行全局统筹，推动重点企业有序复工(分布激活)；通过重点企业特别是疫情防控相关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复产复工，来带动上下游关联企业复工(协同唤醒)；在此过程中，以重点企业为核心的供应网络、流通网络以及物流体系被全面激活，最终实现整条供应链的全面恢复(全面唤醒)。

4.4 理论饱和度检验

模型建立之后，对该模型的理论饱和度进行检验，先是随机抽取71份政府文件进行扎根理论分析，然后用其余的36份文件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结果显示，模型中的范畴已经发展得非常丰富，并无新的概念和范畴，因此可以认为上述理论模型是饱和的[22]。

5 研究发现

5.1 两种供应链恢复模式

与地震、火灾等自然灾害不同，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停工停产，对供应链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国范围的供应链中断。鉴于此，要研究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供应链恢复模式，需要先对局部灾难与大范围疫情灾难两种情境进行区分。

5.1.1愈合式供应链恢复模式

对于局部灾害来说，供应链中断也是部分发生的甚至是以企业为单位的。对灾区外企业来说，需要尽快弥补局部出现的供应链伤口，采取紧急措施或者绕开灾区企业，寻找新的链接对象。对于灾区企业来说，也需要迫切修复供应链，以维护其角色地位。所以，以往关于供应链恢复的研究主要是以企业为单位，例如，已有研究站在企业角度研究了供应链中断对企业产生的严重影响[24]，以及企业如何迅速采取针对性措施来减轻负面影响。另有学者认为，企业间可以通过信息共享、资源共享、深入沟通、联合知识创造、联合决策、关系管理、增强信息系统能力等措施来加速供应链的恢复[9, 23]。

结合文献综述可知，局部灾难下的供应链恢复是一种愈合模式(见图2)。就像皮肤上的伤口，伤口之外的组织是完好的，在政府、社会及灾区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对伤口进行修复，最终抹平伤口，从而实现供应链的恢复。

图2 愈合式供应链恢复模式

5.1.2唤醒式供应链恢复模式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时机恰逢春节长假，从而导致全国范围的企业停工停产，对供应链的影响可以说是“瘫痪”，而不仅仅是中断。在这种情形下，对于供应链恢复的研究就需要站在国家、行业和产业链的全局进行思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2月23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产业链环环相扣，一个环节阻滞，上下游企业都无法运转。区域之间要加强上下游产销对接，推动产业链各环节协同复工复产。”[25]

由于企业复工时疫情正在肆虐，加上社会的资源和精力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大范围的供应链恢复不能一蹴而就，而是要抓住关键环节，通过重点企业来带动上下游企业，进而实现整个供应网络的全面恢复。与愈合式供应链恢复模式相比，这种恢复模式是着眼于全局的，是分布激活和协同唤醒相结合的复苏模式，本研究称之为唤醒式供应链恢复模式(见图3)。

图3 唤醒式供应链恢复模式

与愈合式供应链恢复模式相比，唤醒模式具有以下4项特征：①分布性。供应网络本身就具有分布性特征，不同企业在网络中承担不同的战略角色。而不同区域新冠疫情风险的程度差异，则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分布特征，因此，在思考供应链全面恢复时，需要充分考虑供应网络的分布性特征，针对不同区域、不同产业进行规划。②协同性。在这种大范围企业停产的情况下，必须立足于全局统筹，思考企业之间的联动与协同问题，不仅包括业务层面协作，还包括资源共享(如员工共享)和相互扶持。③渐进性。基于上述两点特征，供应链恢复工作是“以点带面、纲举目张”的形式逐渐铺开的，由待工状态进入就绪状态，最终实现全面唤醒。④动态性。迄今为止，新冠疫情呈现出了显著的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等“乌卡(VUCA)”特征[26]。唤醒式供应链恢复模式可以根据疫情情况实时调整所激活的重点企业，把尽可能多的空间留给供应网络的自组织，因此可以有效减少政府资源浪费，实现动态适应。

5.2 分布激活重点企业

5.2.1统筹唤醒规划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全国范围内的供应链中断，因此恢复工作需要全局的角度进行统筹规划和安排，进而实现全面唤醒。文献研究也表明，即使是局部供应链中断，其恢复工作也需要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的广泛协作。企业间的广泛协作，在快速响应供应链中断事件和实现供应链恢复的工作中起到关键作用[27]。同时，有学者研究确认了供应链内企业间的相互协作在供应链恢复过程中的有用性，认为协作能够降低运输和库存成本，并通过共享更优质的资源和能力促进供应链恢复[23]。

政府对于供应链全面恢复的统筹，主要表现在6个方面：①强化整体布局，分析供应链的关键环节以及短板弱项；②安排有序复工，通过精准扶持优先推动重点企业复工，分布唤醒供应链的关键节点；③加强供应链协作，充分发挥重点企业的带头作用，在原材料供应等方面加大对其他企业的支持，逐步唤醒整条供应链；④统筹供应链金融，拓展供应链融资方式；⑤清晰责任主体，既要强化属地责任，又要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把落实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措施作为企业复工的首要条件，保障全产业链正常运行；⑥布局产业未来，推动供应链企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升级。

5.2.2确定重点企业

关于重点企业的确定，需要综合考虑3点因素：①行业因素，主要考虑的是该行业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如保障疫情防控等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领域；②企业因素，主要考虑企业的风险控制能力及其在供应网络中的角色地位，风险控制能力越强，角色地位越重要，其复工所发挥的综合效用会越大，包括国有企业、各类龙头企业和重点企业等；③区域因素，企业所在的区域疫情不同，复工的风险和难度也不同。所以，中国政府一再强调要分区分级来制定复工和防控策略，“低风险地区要尽快将防控策略调整到外防输入上来，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中风险地区要依据防控形势有序复工复产；高风险地区要继续集中精力抓好疫情防控工作”[25]。对于尚不具备复工条件的企业，不可操之过急、盲目开工。

由此，要针对不同区域选择有条件的企业作为优先唤醒的重点企业。企业复工状态及重点企业的判断模型见图4。由图4可知，对于低风险地区的企业，在严防疫情输入和做好安全措施的前提下，所有企业均可有序复工。结合行业因素和企业因素，其中，A、B、C、D、E 5类企业为优先复工的重点企业；对于中风险地区的企业，需要结合当地的疫情发展形势，在做好防疫和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对F类企业进行优先复工，其余企业次之；对于高风险地区的企业而言，由于当地疫情处于高度风险，所以主要精力需要放在疫情防控上，在此基础上再考虑综合实力强且与疫情防控息息相关的企业复工。现实表明，即使是处于高风险地区，像上汽通用汽车武汉工厂这种能够带动200家供应商复工复产的龙头企业，也可以考虑复工[28]。综合来看，A、B、C、D、E、F 6类最有可能被确定为重点企业。

图4 企业复工状态及重点企业的判断模型

5.2.3分布激活策略

重点企业不仅要率先复工复产，还要肩负带动上下游企业复工的重任。由此，对于重点企业，政府需要采取激励措施，进行重点扶持，包括：按照国家、地方分级建立重点企业名录；优先保障重点企业的原材料、防控物资和能源等资源的供应；为重点企业提供信贷、财务和投资支持；加大重点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并引导社会资金向重点企业倾斜等；优化分类指导和服务保障。比如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吉利汽车集团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主机厂和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复工，最终供应链被分布激活[28]。

5.3 协同唤醒全供应链

在重点企业中有两类企业需要特别关注，一类是与疫情防控密切相关的企业(图4中的A、B、D、F类)，另一类是国有企业。前者因为关系到抗疫大局，所以不仅要复工，还要尽可能地扩大运营能力和加速科研攻关。为了维持这类企业的高效运转，应确保有大量的经营资源和相关企业参与进来，从而激发整个供应网络的运转。对于后者来说，其经营业务未必与疫情防控直接相关，但是作为国家出资的经营组织，国有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由此可见，在全供应链的唤醒模式上，防控重点企业和国有企业承担的作用有所不同。

5.3.1聚能唤醒模式

疫情防控相关的重点企业，包括医药研发与生产企业、农副产品生产与流通企业、防控物资运输企业等类型。如前所述，该类企业关系着疫情防控的成败，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开足马力进行复工生产。所以，政府对防控重点企业提供了大量的优先支持，如支持其扩张产能，优先采购其生产的产品，甚至对剩余产品进行兜底采购收储。

然而，防控重点企业只是供应链中的关键一环，围绕着该类企业的经营，需要汇聚大量的物资、设备、技术和人力等资源。也就是说，通过支持这类企业扩大生产和经营，在满足疫情防控需求的同时带动上游和下游的供应链，进而盘活整个产业生态。所以，本研究把通过防控重点企业复工来唤醒整条供应链的模式，称为聚能唤醒供应链恢复模式。防控重点企业对供应链的聚能唤醒作用，表现在政府对上下游企业复工的直接支持上，包括：支持防控企业供应链上下游环节的全面复工，从原料、生产到运输、销售，给予充分的资源、能源和用工支持；对上下游企业的运营能力、技术改造也提供政策支持，加速相关资质认定和手续办理，推动企业开足马力、释放产能；由政府出面建立工作衔接机制，协调重点医疗应急防控物资的生产、调拨、运输和配送等工作。

在此基础上，政府给予最高优先级别来解决防控重点企业的原料供应和物流运输问题。同时，鉴于抗疫形势十分迫切，各地纷纷完善抗疫物资储备机制，确保应急物资的生产、收储、调运等全链条高效运行，这必然又会激活防控重点企业的流通和销售网络。此外，政府还在协调服务外包，对于防控重点企业的外包机构和企业，也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

在供应链信息共享与融资方面，防控重点企业也在发挥重要的聚能作用。比如，各地政府需要及时准确地掌握当地的疫情防控物资供需情况，站在供应链整体的角度上进行名单管理和信息共享。在供应链金融上，多地政府也表示对重点医疗防控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生产、运输和销售的重点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提供财政贴息。

5.3.2赋能唤醒模式

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会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宏观经济，引领经济发展，同时还需要承担着较多的社会任务[29]。在严峻的疫情发展情境下，国有企业需要勇于担当，充分发挥先锋作用，通过承担更多的责任来支持企业的运营，为其他特别是对中小微企业进行赋能，从而带动供应链的全面恢复。本研究把这种模式称之为赋能唤醒供应链恢复模式。

国有企业的赋能唤醒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①稳定供应链运行上。包括支持国有企业率先复工开工，加大对产业链上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产品与服务；在重大项目招标中也优先中标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②合同款项的支付上。各地均纷纷提出，国有企业要按照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有关款项，且不得形成新增逾期拖欠；甚至鼓励国有企业提前预付中小微企业采购款，并提前支付原有未到期采购款。③延长合同履行期限上。对于已经与国有企业签订合同的中小微企业，如果因疫情影响无法按时履行合同义务，则可以适当延长合同履行期限，具体延长期限可以由双方协商后重新确定。④ 中小企业房租的减免上。对承租国有企业经营性用房的中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可以酌情减免3个月的房租。

以往关于供应链恢复机制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以部署策略、恢复进度、恢复时间等角度来体现的，这些研究展现了供应链恢复机制的不同路径，为本研究提供了其他视角下的验证基础。以往研究中对产业集群和供应链的研究也表明，一个良好的集群式供应网络有助于快速恢复供应链，进一步验证了本研究提出的聚能与赋能唤醒模型是饱和的，与相关文献能够互相补充验证。同时，与以往研究的比较也体现了本研究的创新之处，聚能唤醒和赋能唤醒模式，更加聚焦于供应链自身以重点企业为代表的关键环节和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强健单元，强调重点企业的聚能推动、国有企业的赋能牵引，这样可以在保证供应恢复工作整体性和协同性的同时，保证恢复过程的自组织和动态性。

5.3.3协同唤醒策略

(1)唤醒供应网络供应网络是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由多个企业组成，企业间通过交换信息、产品和服务来寻求最大化利润，而企业间信息交换等合作行为能够帮助中断的供应链得到恢复[23]。由此，政府需要促进企业间合作，对供应网络进行唤醒，主要策略包括：制定采购计划，加强物资储备，安排紧急采购等；提供采购资金支持，垫付采购资金、补贴企业采购成本等；优化采购相关服务，简化采购程序、提供海外采购专项服务等。

(2)唤醒流通网络研究表明，分销商和零售商作为作物供应链中的两个关键成员[30]，在供应链中断后的产品销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发生供应链严重中断时，销售网络成员彼此孤立，生产和分销网络自我优化能力严重下降，此时可以通过增加货物流通程度来促进整体供应链的恢复时间[15]。由此，新冠疫情下以重点企业为核心的流通网络唤醒策略包括：统筹流通网络，加强与重点商贸流通企业联系沟通以及疏通流通渠道等；保障市场供应，推动流通企业复工，支持批发企业紧急组织货源，开展跨区调运；加强市场监管，保证产品质量安全；支持市场开拓与对外贸易，推动流通企业发展新商业模式；为流通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实行减负、信贷、稳岗、减免税费等组合政策措施。

(3)唤醒物流网络供应链上每一环节的产品运输都离不开物流支撑。在唤醒供应网络和流通网络的同时，还需要对企业的物流网络进行唤醒。根据中断的持续时间和恢复的成本不同，可以考虑采取不同的物流恢复策略。由此，面对新冠疫情，以重点企业为核心的物流网络唤醒策略包括：统筹物流网络，完善物流平台，支持物流企业复工和物流业态创新；协调物流运输困难，保证交通运输网络顺畅，为纳入应急运输保障的物资提供绿色通；降低物流成本，给企业提供税收和社会保险支持；为物流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除了信贷和财务资金支持之外，对于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交通运输企业在2020年度发生的亏损，可以延长最长结转年限。

6 结语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1)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了大范围内的供应链中断，各行各业的供应链处于一种“瘫痪”状态，因此恢复工作需要在整体的视角下进行全局性思考，以达到供应链的全面唤醒。在复工前需要规划整体的恢复结构和层次，结合疫情防控要求制定详细具体的唤醒计划，按计划有序地协调各个企业开展复工。在此过程中，需要充分加强供应链的相互协作，发挥重点企业的支点作用，采用局部带动整体的分布唤醒模式。另外，疫情之后企业还需要思考未来的发展规划，打造可持续性供应链。

(2)在唤醒式供应链恢复模式中，需要针对不同企业类型，设计不同的唤醒角色，各自承担责任来实现供应链的全面复苏。新冠疫情给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这些企业同样是供应链中的必要环节。面对困境，基于不同类型重点企业的供应链唤醒模式也存在区别：一方面，通过聚能唤醒的恢复模式，支持疫情防控相关的重点企业恢复和扩大运营，进一步带动上游和下游的供应链，从而激活整个供应链恢复；另一方面，通过赋能唤醒的恢复模式，引导国有企业充分发挥先锋作用，通过承担更多的责任来支持其他企业的恢复，为行业相关的中小微企业注入能量，进而促进整体供应链的恢复。可见，在供应链的恢复过程中，疫情防控重点企业和国有企业发挥了不同的唤醒作用。

(3)唤醒式供应链恢复模式有助于实现动态的供应链恢复过程。在国家倡导供应链全面恢复的时候，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结束，甚至在国际范围内愈演愈烈。此时的供应链恢复是在灾难进行中的恢复，其恢复过程存在高度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鉴于此，供应链恢复必须要考虑疫情的影响，充分考虑供应链的柔性和动态能力，综合考虑疫情、行业和企业等多方面因素确定重点企业，在此基础上检测市场供需情况并协调生产与防控物资，加强供应链协作和用工调剂。所以，唤醒式供应链恢复模式的优势之一，就是可以根据疫情发展趋势针对性地确定唤醒对象，调整唤醒范围和唤醒速度，实现恢复过程的动态化、系统化、协同化。

(4)尽快进行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是企业应对类似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避免再次出现大范围供应链中断的重要途径。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时候，企业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作用已经充分显现。为应对未来企业要面对类似动荡或危机，减少损失，企业需要加速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与改造，发展数字经济，完善网络平台，创造无接触配送等新型业态形式。

虽然本研究得出若干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结论，但依然存在一定的不足：①在数据搜集方面，由于新冠疫情尚未结束，本研究只以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政府办公厅发布的有关企业复产稳岗的政府文件为样本，无法展现疫情的全部过程。②在质性研究的分布性上，本研究并未分析各层次政府出台的所有相关文件。由于在中国各地疫情状况不同，各地区出台了大量政策，为了提高研究的可行性，本研究重点选择了省/直辖市政府办公厅发布的文件进行分析。③本研究只针对中国情境下进行分析，然而，不同体制的国家对于供应链恢复的政策有所差异。在未来研究中，将分析其他情境，进而对本研究得出的结论进行补充和完善，进一步系统地揭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全供应链恢复机制内在机理；与此同时，未来还可以采用量化分析的方式进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