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近似于地理风情志的小说《上塘书》中，孙惠芬勾勒出一个兼具中国传统乡村特点与时代特色的小村庄——上塘，展现了世紀之交村民们的日常生产、精神面貌与思想变化。《上塘书》体现了作者对乡村女性生存状况一以贯之的关注与沉思，以务工女性、女教师、传统乡村妇女等一系列形象，从其期盼“进城”、平缓琐屑的婚姻家庭生活与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悸动和幻灭等方面，呈现出世纪初较为典型的乡村妇女群像及其出路问题、生活与感情困境。

关键词：上塘书;孙惠芬;妇女群像

《上塘书》是孙惠芬于2004年出版的一部乡土题材的长篇小说，与她之前以“歇马山庄”为背景的系列小说可谓一脉相成。该书以16万字的篇幅，将上塘这一个并不知名的、地图上也鲜见其踪迹的辽南小村庄及其村民的方方面面，诸如住房、交通、教育、婚姻、贸易等一一道来，颇像是一部详尽独到、匠心独运的地理志。正是如此“小题大作”，作者在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今“为一个小乡村留下了一个文化样本”[1]。她将这样一个富有代表性的小村庄的风土人情缓缓铺叙开来，反映了传统的乡村伦理、日常的乡村景观与生产生活等，以及它们在现代文明与时代浪潮影响下的深刻变迁。

《上塘书》类似于一部较为琐碎的地方志，其小说的故事性、情节性较弱，也缺少较为突出、饱满的典型人物，但在日常生产生活诸多方面的勾勒中，我们还是能窥见世纪之交时的村民群像，特别是作者一贯关注的乡村女性的生活与思想状况。

一、闪烁的“城市梦”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繁华的城市成为许多乡民的向往之地，关于城乡间的迁徙流动、村民们闪烁跃动的“城市梦”的书写，也成为新时期乡土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对外面未知的广大世界常心怀憧憬，正如孙惠芬在其书写童年与乡村记忆的散文集中写道：“对小镇上事物的热切向往，是我童年生活的灵魂所在。”[2]277而其居住的老宅、前街、院子等场所“只是我身边的现实生活，并不是我理想的生活，我理想的生活在外边”[2]277。远方的城镇那样繁华而新奇，是令人疑虑重重又忍不住心生向往的广阔天地，《上塘书》中，村民们不时也会拿农产品去城里走亲戚，带回城里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物资家具，城乡间的交通担当了多地物资交流、信息沟通的重要使命。

但遗憾的是，这条路上不止有皆大欢喜或啼笑皆非的故事，还有急于求成的悲剧。有名的“聪明人”申玉凤通过进城探亲，把儿子成功托付给了城里多年未见的姑姑。受此鼓舞，她一鼓作气地又把女儿送到了丈夫的老姨——一个她眼中的“体面人”那里。为了让女儿安心在城里工作，她干脆编造谎言，彻底拆散了女儿的恋情。但女儿在城里的亲戚身边生活得格外压抑，草草与人结了婚，最后竟在长期的郁郁寡欢下得了绝症。申玉凤此时心碎欲裂，百般哭诉甚至下跪诉说原委，却始终得不到女儿的原谅。

从此，心理负担沉重的申玉凤为了逃避现实，很少在村中待着，而经常在城乡间通行，她在路上遇到同村人也急忙避开。到了这地步，她还想着“别人笑话也就笑话，就是不能让那姜淑花笑话”，又体现出重“面子”、要“脸面”的传统观念在普通民众思想中留下的阴影。而这种“不能让人（特别是弟妹姜淑花）笑话”的观念，让申玉凤硬挺着不去看望隔壁弟媳处的母亲，只因为她和弟媳吵架时放了狠话再也不进她家门。这“面子”使得她与一墙之隔的母亲咫尺天涯，又揠苗助长害了女儿的一生。可以说，正是她情感与生活悲剧的思想根源，也是无数面子为大的人们因小失大的一个缩影。

这正如同前文村民们照城里格局盖新房，盖不起房的人们则争相砌墙来显示“气派”“讲究”最后竟致道路堵塞一样，都体现了好面子、重“体面”的国民性弱点与弊端。但作者的叙述姿态并不尖刻，其意不在于批判揭露，而在于呈现“素常人生中的精神世界”[3]。“孙惠芬的乡土世界既没有启蒙理念的引导也没有审美思想的诗意构建，她的人物是冲动而迷茫的，这种特点源自于时代的特质。”[4]

除了城乡间的往来者，更多比较年轻力壮、思想活跃的村民选择了进城打工，期望能在城市里找到一片立足之地，进而成为“城里人”。很多乡村女性也不满足平淡如水的乡土生活轨迹，纷纷走进城里编织“城市梦”。但由于愿望比较急切或文化水平限制，她们往往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欺骗与侮辱，造成人身与经济的巨大损失，只能无奈地归来，更有些甚至走上堕落的道路。《上塘书》中，李明柱媳妇之前在城里打工，她原本工作业绩突出，却被部门经理诱骗、之后又被总经理欺辱，万念俱灰的她摒弃了道德，只求能在城里糊口。而其中的“成功者”许妹娜（《吉宽的马车》）虽然通过婚姻留在了城中，却只得忍受丈夫——一个小老板的苛责，这段婚姻也并无感情可言。通过这几个打工女子形象的塑造，孙惠芬展现了进城农民尤其是务工妇女生活的困境，体现了她的深刻思索与真切担忧。

二、在婚姻家庭中

由于传统思想文化和生产经营方式的深远影响，世纪之交时，广大乡村仍然保留了乡土社会的许多特质。孙惠芬认为，村民们是“一辈子沉溺在由季节和土地，简单的劳动，繁复的日子，单一的饭食，永恒的时间摊派而成的周而复始的生活”。[5]147因此，她尝试从琐屑平淡、家长里短的零碎生活中描绘出诸多乡村妇女的生命轨迹。“在不急不躁不温不火的讲述中，真实的乡村生活就这样复活了。”[6]

婚姻和家庭的日常经营，常常是女性书写绕不开的话题。“生活永远都是这样的，院子是大街的后方，屋子是院子的后方，娘家是婆家的后方。”[7]上塘村还基本保留着乡土社会的家庭格局，已婚女性一般是住在丈夫家，与公婆、丈夫未婚的兄弟姐妹朝夕相处。人口较多、几代同堂，这就引发了掌握家庭话语权的问题，而一家之主的强势也往往产生不少家庭矛盾和问题。上塘村独具特色的婚俗——人们通过观察新娘子“坐床”时用的是婆家还是娘家的褥子，以及她的表情是否情愿来判断她的脾气秉性、是否好相处等，也隐隐体现了对于家庭话语权的维护与争夺，带有一定的传统宗法伦理色彩。

上塘村中，女儿回娘家也颇为讲究。除了逢年过节、思念家人，便往往是女儿在婆家受了气跑回娘家。看着大包小包跑回娘家的女儿，母亲就不由在高兴之余感到焦虑，知道可能是女儿的婚姻出了问题。这时母亲往往会借着家长里短，迂回着劝说女儿，或者痛斥女婿的过错。在女儿感到母亲的斥责有些过分之时，母亲就止住话头，见好就收。有时，母亲还会拿出父亲偷情的陈年往事，让女儿的心理重新获得平衡，最终消了气。

因此，“女人回娘家，看起来要的是男人的说法，实际上是母亲的说法。看上去是看到了自己的成功，实际上是看到所有女人的失败”[8]。生气后回娘家的，往往是较年轻气盛的女子。当到了一定岁数，娘家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妇女们就很少在吵架后回娘家了。只有张五贵媳妇，还在有了委屈时到父母坟地痛哭一场，用这种近乎固执的方式换来丈夫的挽留和歉意，试图保留自己在家庭中的一点尊严。

在乡村，较年长的妇女接受的思想教育一般较为传统，她们又在长期艰苦的劳作、朴素的物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逐渐具备了如地母般的韧性与耐受力，在婚姻中两性间往往缺少相互吸引的激情，夫妻感情甚笃还常会引得村民议论纷纷，人们组建家庭更多是出于共同组织生产和繁衍抚育后代的使命与责任。因此，人们明里暗里互传心意也就不足为奇。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作者在本书中还描写了一对原本十分恩爱的夫妻，却因嫉妒和误会而逐渐生分，最终家庭趋于破裂。这些关于家庭生活的细致描摹都体现了她对乡村妇女情感婚姻的关注与两种极端情况的担忧。

值得注意的是，上塘有一项颇有特色的家庭生产——织网。因为不算脏活累活、比较干净，又能在干活时和同伴聊天解闷，织网“是上塘青年女子落入凡俗、忙碌之前的一根救命稻草，是上塘青年女子拒绝过农家日子的一个武器”[5]165。对于想要进城成为城里人却往往被骗、最终无奈还乡的打工女子来说，尽可能织网挣钱也就成了生活的动力和面对不定未来的庇护所。然而，随着织成的渔网而来的，便是她们的长辈们不断重复的命运轨迹：怀孕，分娩，抚育，做活……逐渐意识到这点的她们不愿再织网，而转而去织草包，让轰鸣的噪声刮走心头苦闷或落寞的思绪。往日绚丽的“城市梦”终于成为了逝去的泡影，无数新人成了旧人，这也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道路。

孙惠芬就从织网和织草包两种辽南农村独特的生产活动中，表现了乡村妇女改变自身命运的尝试和她们在现实生活中屡遭挫败的痛苦与妥协，体现了她对于进城农民特别是务工妇女的出路问题的深刻思考。

三、“约定俗成”中的情感波动

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促使我国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璀璨的农耕文明，几千年来，人们与土为伴，早已和土地有割舍不断的血肉联系，正因为固着于土地，传统的乡土社会往往缺乏流动性。“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9]在地域上的相对孤立与隔膜的条件下形成的自然是一个“熟悉”的社会，其间少有外人往来，人们由熟识生发信任，几乎不需要成文的契约条款的存在;而由于事物同样缺少变动，从“熟悉”里习得的经验认识也可以代代传授，几乎屡试不爽，掌握着大量生活常识与生产经验的老人也往往德高望重、被人尊敬。而乡村里代代相传的歌谣谚语、不断延续的民俗传统和几乎不变的仪式，正印证了乡土社会内部的黏着性甚至是固定性。

乡民日常的生产生活也可以说是约定俗成的，在平凡的日子里，能引起人们感情上的激动的，就是一些“节外生枝”的、并不常见的事件，如到镇上赶集、婚丧嫁娶、过年时热闹的秧歌歌舞等。每次过年时，最令人期待的就是张五忱的高跷表演。他平时精神不振，但一到演艺队伍中，就变成了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他技艺高超娴熟，扮相活灵活现。尽管他的动作是程式化的，人们却永远兴致高涨、百看不厌。一次他因为身体不适，巧妙地改了个更高难度的动作，却让观众们怅然若失，纷纷提不起精神。因此，赶集、秧歌与歌舞表演看似是日常生活的“旁枝逸出”，是普通日子的“变异”，但归根到底，婚丧仪式的流程、文艺表演的动作却仍是确定的，实际上也是一套重复的程序，反映了传统乡土社会的固着与刻板性。

在这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中，乡村女性的感情偶尔也能激起波澜和火花。张五忱的表演正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光明正大的观察他人的机会，人们在这一套固定的程式中得以发现左邻右舍的细微变化再反观自身。而在张五忱平日的寡淡平凡和表演时眉飞色舞的鲜明反差中，许多观看的女人都有所触动，进而生发出别样的情感。更为大胆的鞠文通媳妇，在他表演时一个动作的撩拨下甚至连夜摸进了他的屋子，但她的满腔激情被狠狠浇了冷水并彻底熄灭。在近乎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中，这个能形成巨大反差的男人便对女人们格外具有吸引力，激发她们情感的火花。作者却给他设置隐疾，让张五忱的两段婚姻草草结束，他本人生活落魄，也使得女人们的情感悸动最终幻灭。多年后，张五忱伴着高跷的死亡更是使她们的感情波澜归于虚无。

在不如意的婚姻之外，上塘村也有一些人情意相投。不同于其中的大多数人，教师徐兰和为人尊重的鞠文采间的感情是“心通，而身体不通”。他们在各自的家庭困境中惺惺相惜，許诺来世比翼双飞。但徐兰丈夫和鞠文采微妙的竞争关系又使得他们在别人面前只能故作生分，被压抑的激情却更为深厚热烈，使二人无须言语便心有灵犀。很明显，无论是胆大的鞠文通媳妇，还是内敛隐忍的徐兰，她们在平淡的生活中燃烧的热情都无法结成良缘，徐兰和鞠文采的关系之后更是阴差阳错间暴露在众人面前，二人顿时颜面扫地，而张五忱的生命力也几乎只有在进行表演时才能高扬。这也体现了作者对于乡村女性乃至整个乡土世界压抑的情感状态的关注与隐忧。

四、结语

孙惠芬生于乡村，长于乡村，其离乡后“‘空间位移和‘时序错置的介入，是产生乡土想象的契机，也使乡土想象的最终完成成为可能”[10]。她的作品大篇幅地书写着令人怀念而感伤的故土。她更是一直关注着时代发展下乡村妇女的生活状况与思想转变，如《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怀着城市梦几番挣扎却只能还乡的李平，时髦靓丽而心高气傲的潘桃，《女人林芬和女人小米》中命途多舛但始终温和坚韧、自尊自立的小米等。

总地来说，《上塘书》文风疏淡平和，其中的女性形象，不管是村里唯一的女教师徐兰、精明而好面子的申玉凤、敢爱敢恨的鞠文通媳妇，还是初步在城中站稳脚跟的张家二姑娘、城市梦支离破碎的李明柱媳妇，尽管有诸多遗憾和无奈，但其生活节奏大体上还是平缓的。而《上塘书》最后一章，在描述了上塘人缓慢滞后的时间感后，就转到了村长父亲与儿媳的矛盾以及妯娌间的纠纷。紧接着被负气扔入老井的泥人雕像、村长父亲突然去世等意外的接连发生则打破了人们循环往复的日子，在令人不安的沉寂中埋下了不平静的种子。而面对妻子偷情败露，村长一反常态的沉默更像是一个做出转变的预告。

在2015年出版的《后上塘书》中，孙惠芬改变了其平和舒缓的叙事姿态，和任由乡村生活自然流淌、徐徐舒展的语调。该书以上塘村令人心悸的惨叫声和离奇的命案开篇，随即引出村长刘杰夫家的一场凶杀案。全书大篇章采用了颇具特色的逝者徐兰的视角，淋漓地叙述了她长期的缺乏感情的婚姻及其迷失于物质海洋的痛苦与茫然。《后上塘书》直面现代性文明逼近时乡土传统伦理秩序的日渐崩塌，呈现乡村的道德风气遭受异变与败坏的痛楚。正所谓“后上塘书里的一些元素是与上塘书不相融洽的，它提供了一种否定性的新质。”[1]这也许正是《后上塘书》问世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周立民.隐秘与敞开：上塘的乡村伦理——读孙惠芬的长篇小说《上塘书》[J].当代作家评论，2005（2）：92-96.

[2]孙惠芬.街与道的宗教[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张赟，孙惠芬.在城乡之间游动的心灵——孙惠芬访谈[J].小说评论，2007（2）：39-44.

[4]庞秀慧.孙惠芬小说中的伦理悖论[J].文艺争鸣，2008（8）：167-170.

[5]孙惠芬.赢吻[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0.

[6]孟繁华，吴丽艳.不确定性与作家的历史观——当下乡土中国的三种叙事[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6）：1-5.

[7]孙惠芬.歌者[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8：114.

[8]孙惠芬.上塘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71.

[9]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5.

[10]叶君.乡土·农村·家园·荒野——论中国当代作家的乡村想象[J].文艺研究，2006（7）：17-26+158.

[11]贺绍俊.孙惠芬的“变”与“不变”——评《后上塘书》[J].当代作家评论，2016（7）：39-44.

作者简介：杨一梦，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