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视野中的中华美学精神

2020-11-06姜春

美与时代·下 2020年8期

摘要：习近平在关于文艺与文化的重要论述中，多次涉及到“中华文化精神”“中国人审美追求”、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等问题，立足文化的视野与高度来探求如何继承中华美学的精神品质与传统价值，如何再现和重塑中华美学的魅力，从而实现精神传承和文化创新的统一。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何继承、发展与创新中华美学精神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原则与方法。在当下市场化的时代语境中，复兴中华美学精神就必须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文化审美风范”，而不能“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唯有如此，中华文化才可以真正影响、引领、矫正、提升人民的审美修养与文化品位，新时代的中华文化才能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关键词：习近平;中华文化;美学精神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发展研究”（19ZWB001）;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2015ZSJD010）;淮阴师范学院创意写作研究中心经费资助项目研究成果。

当代文化活动日益市场化、商业化、产业化、多元化与全球化，“这一切都深刻地导致了文学艺术场域的整体转型，甚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审美的经典定义”[1]。中华传统美学精神面临着空前的挑战，甚至受到了怀疑、排斥与责难，有人认为其已经不能很好地阐释当下的文化现实，甚至成了保守、落伍与落后的代名词。然而，认真探究起来，当今文化领域的种种“缺钙”与“疲软”症候，正是根源于中华美学精神的缺失与缺阵。许多文化活动与文艺作品丧失了核心价值判断和历史责任担当，迷失了自我与方向，存在“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等不良现象。习近平指出，“热衷于”“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2]25本文主要从习近平关于文艺与文化的重要论述入手，结合新世纪的市场化时代语境，探讨习近平文化视野中的中华美学精神追求与要求。

一、中华文化要“追求真善美”，

不能“去思想化”

新世纪中国文化领域迅速进入网络消费时代与多媒体时代，文艺观念呈现出复杂形态与多元状态，各种文化思潮此起彼伏，新的文化群落层出不穷。“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2]12许多创作者“把某些商业化、娱乐化因素引入写作……比较多地考虑了接受，怎样使书好看，轻松，热闹，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掌中之物”，许多文艺作品简直俗不可耐，呈媚俗、庸俗之状，而“我们呢，就像在观看一出闹剧，看得聚精会神，眉开眼笑，但回到家里，就不再想它了”[3]。有人认为，信息化时代“网络空间作为一种产物是属于柏拉图主义的”[4]91，把理念形式绝对化，造成作品空洞无物;同时，“对肉体的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已经成为新近的激进思想所取得的最可宝贵的成就之一”[5]7-8。这些文艺观念中有“理念”、有“肉体”，就是缺乏“思想”。身體的欲望与快感，成为日常生活审美化进入到文化消费主义的一条捷径，被游戏化与低俗化叙事肆意地渲染与表达。

当下，市场需求成了一些人规避社会责任与追逐名利的遮羞布，许多文化工作者不去对创作进行客观冷静的阐释，放弃了对接受者道德修养与审美水平的主动引导，一味迎合、媚俗。许多文化产品与作品跟着市场起舞，跟着世俗起舞，追求眼球效应，追逐低级趣味，缺乏责任感和道德感，在唯物化、商业化的浪潮中迷失了思想方向。这些作品热衷解构经典，热衷“消解”意义与告别崇高，声称“断裂”，却恰恰忘记了中华美学追求真善美的重要使命。面对此种情形，习近平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2]10并深刻警醒：“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2]20不难发现，“去思想化”的要害是鼓励文化娱乐化、低俗化、消闲化，把各类文化活动都纳入“文化工业”与消费主义的逻辑。这就使得强调美学精神的传统文化生产与活动被新起的、单一以“快乐”为目的的生产方式所替代。“它使文艺的认识、教育、审美功能发生大面积的转移和颠覆;它阻止人们去思考，只迷信于一种简单的‘快乐原则，甚至主张从‘娱乐到‘狂乐再到‘傻乐的一种‘集体性无意识”，也就是达到去思想化的目的。“由于对伦理、道德、世界观漠不关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被逐渐空壳化，这种创作也就失去了精神影响力和美学支点。”[6]于是，人迷失在物的世界中，消遣与娱乐成了人的最终目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早就深刻阐述过这种资本主义的“极端个人化”与“散文气息”对纯粹的文化与艺术的损害，“在大众化、市场化进程中，一切以利益为中心的操作方式必然影响艺术生产，甚至异化文学艺术”[7]。对此，文化工作者似乎并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20世纪末以来，许多文化活动与文学作品对文化的真善美思想性追求，有一种近乎本能又盲目的鄙视与排斥，认为其是落后守旧与思想僵化的表现，反而把文化的自由散漫与个人化当作丰富。我们自然明白，文化需要审美娱乐消遣功能，但这并不表示文化思想功用的无关紧要。“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2]20如果文化活动刻意忽视与消解自身的思想内涵与社会意义，只是专注于炫技与利益，必然会落入形式主义与拜金主义的泥潭。“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8]345文化的思想性不存在所谓的过时之说，只是其表现的内容、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需要相应地做出调整而已。“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最终都是为内容服务的，都是为了更鲜明、更独特、更透彻地说人说事说理。背离了这个原则，技巧和手段就毫无价值了，甚至还会产生负面效应。”[2]19文艺要“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2]24-25。这也是中华文化必须坚守的“思想”底线。

二、中华文化要有“批评精神”，

不能“去价值化”

文化的全球化与市场化，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华文化的创作主体与受众，市场化、物质化和媒介化语境，以及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享乐观、娱乐观等，对文化领域造成强烈冲击，一些文化活动被“物化”“简化”或“异化”，衍生了“文化垃圾化”“文化泡沫化”等诸多怪现象。近些年，一些文化工作者丧失了应有的批评精神与价值判断能力，对待传统中华美学精神的态度与立场不明确、不坚定，美学话语被市场与利益团体操控，中华美学的批判精神有被掏空的危险。

当下文化界“圈子”和“党派”众多，其中大多数并不是因志趣、价值观与审美观相同自愿结成的，而仅仅是出于某种利益需要，依托于某种人脉关系，无原则地、势利地、随意地汇聚在一起，根本目的是获得更大的利益。这样一来，在文化圈中，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沆瀣一气随处可见，毫无独立、公正的批评精神可言。我们经常看到的是，许多人为一己或小群体的私利，颐指气使，为所欲为，霸道地把控文化话语权与学术话语权，在一些所谓的“文化大家”里“著作等‘身者不少、著作等‘心者不多”[9]。

中华文化如果丧失了自身曾引以为豪的独立品格与审美判断，成为权势、金钱与市场的奴隶的话，其独特价值必将不复存在。有学者深刻地指出：“当下文艺批评的式微，不是批评本身出了毛病，而是批评家出了毛病，如果从事批评的人们不去深入地反省，仅仅局限于同媒体一同聒噪，中国的文艺批评真的有被垃圾化的危险。”[10]一些文化批评者“写的东西，或虚情假意，或玩弄词藻，或指鹿为马，棒杀或捧杀。他们把做人和作文绝然分开了，没有爱、怜悯心、平民意识。或见风使舵，或落井下石，或空话连篇。现在的文学评论界，商人气太重，八股风太猛，势利眼太多”[11]。然而，对于中华文化来说，若取消了价值尺度，丧失了批评精神，就不会让人得出美丑判断，就不可能进行正确的价值引领。“思想和价值观念是灵魂，一切表现形式都是表达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载体。离开了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再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也是苍白无力的。文艺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以反映时代精神为神圣使命。”[12]真正有力道、具有批评精神的文化批评，可以是锐利的“投枪”和“匕首”，也可以是自然明丽的“小花”和“小草”，可以大声疾呼、催人警醒，也可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关键在于要“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2]23。去除价值因素的文化批评，会“立刻显出不死不活相”，变得游戏化、浅表化，“只能变成为空虚、苍白、枯燥、无聊、逃避净化功能的语言和文字游戏”，也就虚弱得如无根的浮萍了。

这样的文化批评，“不仅会误导创作，而且会使低俗作品大行其道，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粗制滥造，不仅是对文艺的一种伤害，也是对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文艺要赢得人民认可，花拳绣腿不行，投机取巧不行，沽名钓誉不行，自我炒作不行，‘大花轿，人抬人也不行。”[2]9-10“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2]29一切以个人利益是从，就不可能真正传承好中华美学的批判精神。中华美学精神應如习近平说的那样，“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2]29。要讲真话、诉真情，对真理价值进行可能的揭示，要有对艺术良知和批评精神品格的坚守，对读者精神塑造的引领和自觉，只有这样，中华文化才能越来越好。

三、中华文化要“坚持正确的

历史观”，不能“去历史化”

近二十年来，我们不难发现文化领域的去历史化现象随处可见。文化创造变成了商品生产与买卖，严肃的历史摇身变为时尚的文化消费符号，胡编乱造、肆意歪曲历史的文化作品比比皆是，唯一的目的就是追逐最大的商业利益。这些作品毫无生活逻辑性与历史性，正确的历史观几乎处于缺席状态。此类作品轮番轰炸着人们既有的对历史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消解了人们曾有的历史悲剧感和历史责任感，以及对历史的信任感和对历史英雄的敬仰。甚至在不经意中，人们被抛到一个无历史联系的文化境域中，无法探寻与追溯自己的文化血脉及其对民族与当下的影响，历史的厚重感荡然无存，留给我们的是对历史价值、经典意义与历史英雄的戏谑与否定。

与此相应的，在一些文化批评中，“去历史化”“非历史化”变得非常时髦，甚至成了阐释中国文化成长发展与意义价值的的不二法门。此观点错误地认为，文化中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与社会因素变得无足轻重，文化也不必关注社会进步、民族解放、阶级斗争、现代化建设这种远离“人性”的“大叙事”，并且宣称这是对20世纪中国文化领域“历史化”创作的成功逆转。然而，这样的看法正是缺乏正确的历史观造成的，主要是受西方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潮影响，是在反主流文化运动中产生的，曾对推动中国文化发展起到过一些作用，但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这一思潮将历史观念与道德观念排除在历史发展的中心之外，有关历史的所有观念全部被解构，只有人现在的感受才是正确的，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13]。于是乎，“当代中国的文化人绝不站在秩序和传统一边，中国文化的继承性就这样被人为地打断了”[14]。当下中国文化发展中出现“去历史化”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实际上，对于中华文化发展来说，强烈的历史意识与整体把握历史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是影响文化产品与文艺作品深刻与否、厚重与否的重要因素。在这方面，一些成功的创作者有时比评论者反倒更能够保持足够的清醒。因此，当批评家们热衷于循着“去历史化”的思路与模式去品评某些作家作品时，并不一定能够得到作家本人的赞同。例如，有些批评家指出王安忆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作品多表现小市民的琐碎生活，是在向世俗化转向，认为这是她对此前带有明显启蒙立场的写作姿态的超越，具有“去历史化”倾向。但是，作家本人却声称：“将人物置于一个条件狭隘的特殊环境里，逼使其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个别的行为，以一点而来看全部。”“走的是方便取巧的捷径，而非大道”，“它还容易使人纠缠于细枝末节”，“使人忽略了大的悲恸与大的欢乐的情节，陶醉于趣味之中，而趣味性也是我所不要的。”[15]可见，许多优秀作家更愿意强调他们的作品与现实人生、现实社会的关联，更愿意谈论他们的作品触及历史的深度与广度。对他们来说，“去历史化”很难作为一种正面的文学价值被接受。批评与作者意愿的背离，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去历史化”的脆弱与肤浅。这在文化的其他领域中，道理也是一样的。

文化的“去历史化”也是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格格不入的。恩格斯曾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16]“去历史化”会使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历史变成一种没有深度、激情和审美的东西，会将文化导向抽象人性论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歧途。有学者指出：“文艺及其表现对象都是历时态的，除去历史维度，放弃在历史真实前提下求得艺术真实，文艺创作注定陷入凌空蹈虚、‘戏说、‘穿越、‘恶搞经典、断裂破碎、干瘪乏味的新形式主义泥淖。”而且，在市场化大潮中，“严肃对待历史的态度，清醒的历史理性，从宏观上把握历史的角度”，思考与把握历史的能力，对于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来说，“恐怕主要是一种保证其不被商业化原则过度侵蚀的积极力量，而不是一种限制思想的深度与作品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的消极力量”[17]。

“去历史化”的不良倾向会把我们引入极度虚无的文化维谷里。弗洛伊德曾说，犹太人恰恰是在杀死他们的领袖摩西后，出于一种“弑父”的罪恶感，完全肯定了曾經被他们否定和抛弃掉的信仰[18]。当下的“去历史化”呈现的就是这种“弑父”的迹象，我们必须予以坚决的否定与摒弃。面对文艺创作中“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等现象习近平警示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2]9习近平的许多重要讲话自身的论证说理，就大量引用各种历史经典、历史人物、历史故事，深入浅出，鉴古照今，通篇充满历史元素与历史感，也映照出文化“去历史化”的荒谬。

四、中华文化要“坚持洋为中用”，

不能“去中国化”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一直是在“和世界文艺的交流互鉴”中进行的，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文艺对世界文艺的学习借鉴就更广泛了。”[2]27这种学习借鉴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的文化发展，积极作用毋庸讳言。然而，伴随着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的涌入，我们的文化发展在“学习借鉴”中同样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去中国化”就是一个典型表现。

文化领域的许多学者囫囵吞枣地全盘接受从西方传进来的文化，离开中国的现实土壤侈谈各种主义，侈谈与世界“先进”文化接轨，成为“西风东渐”的被动接受者。他们大多心浮气躁，充满功利之心，缺乏对中国自身文化传统、国情及现实的充分了解与掌握，忽视了文化存在的中国语境，也就无法做到将西方文化进行很好的本土化，实现其与中国文化的良好结合。一些学者在仓促接受中只能是简单套用某套理论，甚至仅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些术语、名词、概念的堆砌与组合，断章取义，仓促上阵，就用来阐释中国的文化现象。这种对西方文化及理论进行生搬硬套式的做法是浅陋的、艰涩的、肤浅和表面化的。

本世纪初，在西方理论的鼓噪下，连作为中华美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研究本身能否存在都成了问题。这是由美国学者米勒的一篇题为《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引起的，米勒在文中预言了在电信化时代文学必将终结的命运。这一观点引来众多中国学者的附和与支持，究其原因，就是忽视了此理论所产生的资本主义背景，忽略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现实。中国传统文论就有“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与认识，依此我们就可以知道文学的涵义是发展的、开放的、复杂的，我们不能用一成不变的观念去框定信息化时代下多元的文学现状，也就不会接受这种文学消亡的论调。而且，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来看，文学所改变的是叙事模式与形式，而不是文学的主题与审美内涵，这涉及到艺术生产的历久更新的问题。“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19]因此，“无论媒体如何变化，文学是不会消亡的。诚然，文学是永远变化发展的，但文学变化的根据主要还在于人类情感生活变化，而主要不决定于媒体的变化”[20]。“米勒认定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将在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的进逼下覆灭，……然而我却怀疑，与人类生命、人类语言、人类精神同根并蒂生长着的人类的文学，竟会如此仓促地被尖端电子产品轻轻抹去。”[21]这样清醒的认识与诘问，只有在坚守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华美学精神的背景下才能得出与发出。显然，我们“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2]29，不能盲目地套用西方的文化成果来指导本土的文化实践，不能在西方价值观和理论学说面前低三下四、挤眉弄眼、丧失创造的主体性。对西方文化的盲从，恰恰也反映出一些人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的欠缺和不足。“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9]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历史文化源泉，需要我们不断去学习与挖掘。

习近平批评了“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的做法，指出，“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2]25。“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盲目排外”，我们“并不排斥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相反，“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因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2]26。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华文化发展与兴盛必须立足自身，同时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合。

五、中华文化要弘扬“主旋律”，

不能“去主流化”

中国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审美意识形态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体现的是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波澜壮阔的建设历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普遍的道德准则、核心价值体系和共同理想信念，必须长期弘扬与坚持。然而，纵观近些年来的中国文化发展现状，去主流化的文艺作品占据着各种媒体与版面。

当下的许多文艺作品通过充斥乱伦、偷窥、阴谋、暴力、仇杀等极端叙事来吸引眼球;一些玄幻、穿越、抗日、警匪、宫斗等类型的作品，靠荒诞怪异、夸张惊悚与尔虞我诈制造欣赏的快感;千奇百怪的网络小说、游戏、音乐为人们编织了一个充满色情暴力的虚拟文化空间。根据不完全统计，在原创网络文学作品中，大概每三部就有一部含有色情、暴力、迷信等内容，还有大量内容无聊、苍白无力、趣味低下的作品[22]。恰如习近平所言，这样的作品“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有的“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这些作品远离主流价值，大多是文化“垃圾”，或是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或是追名逐利的“摇钱树”[2]9。在销售量和收视率屡创新高中，文艺创作者与推波助澜的批评者们沾沾自喜，引以为豪。有人认为这满足了欣赏者的审美期待，经受住了市场检验，是文化“多元化”的胜利。然而，迎合不等于满足。这样的文化必然造成接受者价值判断出现模糊、混乱甚至颠倒，导致审美趣味和欣赏取向滑向异化、浮躁与庸俗，无助于培养大众积极健康的文化审美趣味，无助于提升受众的文化审美水平。

客观地说，当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领域，已从过去的一元化走向多元化，这为艺术个性的张扬和文化的自由言说提供了广阔空间。然而，个人价值的极端自由和欲望的过度张扬，也极易造成社会共同价值信念和公共道德认同的迷失，这就越需要文化发展保持定力与理性，如果“仅止于对大众价值观和审美趣味的认同、迎合，实际上恰恰忽视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大众的价值观、欣赏趣味因受平均的文化和审美素养及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往往相对混乱、粗浅和庸俗;在市场化的条件下，这些庸俗的欲望和趣味又形成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反过来刺激着文艺的创作”[23]。这样的认识是非常清醒和正确的。在市场化、娱乐化影响下的“去主流化”的文化现象及作品，与主流价值渐行渐远，甚至抛弃了核心价值观，必然越发趋俗，并与接受之间互相影响，最终陷入恶性循环。

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去主流化”的本质是排斥和反对“唱响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正是因为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着“多元”碰撞的状态，强调“主旋律”和“多樣化”统一才有了根据。“去主流化”将导致创作走向“支流化”“末流化”，走向所谓的“内宇宙”和“卿卿我我”。“一旦把有理想感的革命生活当作不值一提的东西，那么沉浸于‘小我的‘窃窃私语和‘一地鸡毛就必然成为‘香饽饽。这和创造无愧于伟大时代和伟大民族优秀作品的愿望是南辕北辙的。”对此，习近平鲜明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应身体力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当代文艺”要坚持“文艺创作的主旋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2]23-24。这也为新世纪中华文化及其美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六、结语

中华美学精神渗透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是中华优秀传统美学思想的本质和特点的集中体现。“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需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将中华优秀的传统美学思想与中国当代文艺实践和美学理论建设相结合，用新的观点和方法对传统美学思想、命题、概念、范畴给予科学阐释，并赋予新义，使其紧密结合当代实际，具有时代内涵，实现其创造性转化。”[24]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2]2，面对新世纪纷繁复杂的文化现状，中华美学精神要真正成为引领中华文化发展一面镜子，成为“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2]29，显然是任重道远。文化领域必须与时俱进，认真总结与运用习近平倡导的中华美学精神，“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2]13“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2]30来审视各种文化现象，敢于实事求是地对各种不良文化现象、思潮与作品表明态度，敢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表明立场，唯有如此，中华文化才可以真正影响、引领、矫正、提升人民的审美修养与文化品位，新时代的中华文化才能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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