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慧芝 张晓旭

摘要： 唐代的纺织与服饰文化别具一格，唐诗作为当时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一种记载形式，文人常将这种文化融入其中，唐诗的英译是向世界传播此类文化的有效途径。文章以美国译者哈里斯的《唐诗三百首》英译本为例，分析唐诗中服装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功能，探讨英语服装文化的翻译策略。并基于“功能对等”“目的论”等翻译理论及“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对哈里斯译本中处理纺织服饰词汇的策略进行分析。发现其中的策略主要包括：采用典故修辞类词汇、名词术语统一、一词多译、特殊词汇直译与意译借代等。肯定了其译本对中国古典文学海外传播及跨文化交际活动的建设性意义。

关键词： 唐诗;纺织服饰;服饰文化;翻译策略;哈里斯

中图分类号： TS941.12;H315.9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17003（2020）10010006

引用页码： 101206

DOI： 10.3969/j.issn.1001 7003.2020.10.018（篇序）

Textile & clothing culture in Tang poetry and it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JIANG Huizhi， ZHANG Xiaoxu

（School of Fashion Arts and Design， Wuxi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Arts & Technology， Wuxi 214200， China）

Abstract：

The textile and clothing culture in Tang dynasty is unique. Tang poetry was a recording form of society， politics and culture at that time， and literati often incorporated this culture into it.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ang poetry is an effective way to spread such culture to the world. This paper take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ree Hundred Tang Poems by Harris， an American translator，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expression form and function of clothing culture in Tang poems and discus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English clothing culture. Based on the translation theories such as "Functional Equivalence" and "Skopos Theory"， and the translation principles of "Faith"， "Fluency" and "Elegance"， the strategy for processing textile and clothing vocabulary in Harriss translation is analyzed. These strategies include： the use of allusion rhetoric vocabulary， the unification of nouns and terms， multiple translations of a word，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 of special vocabulary. The author affirms the constructive significance of Harriss translation to the overseas spread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Key words：

Tang poems; textile and clothing; clothing cultur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Harris

收稿日期： 20200315;

修回日期： 20200917

基金項目：

作者简介： 江慧芝（1990），女，助教，主要从事服饰文化、服装设计的研究。

在当前“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下，中国不断加强中外纺织服装文化的交流，服饰文明早已具备物质和精神发展的双重意义，中外纺织服装文化的交流不仅包含基于实体产品和生产技术的贸易交流，还包括相关文化艺术品的翻译。

中国古代诗歌作品大多取材于生活但通常意境优美、寓意深刻，是古代文化的精髓。精准的古诗词翻译可以展现出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对跨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美国译者皮特·哈里斯（Pete Harris）是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亚洲研究所的创始人，从事亚洲文化及文学研究多年，其知名著作《唐诗三百首》（Three Hundred Tang Poems）备受海外读者喜爱。因此，本文以哈里斯的译本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对哈里斯译本中的纺织服饰词汇的翻译方法和策略进行分析，以期对未来古典作品翻译及古代文化对外传播有一定的帮助。

1 唐诗中的纺织服饰特点和功能

经过3 000多年奴隶制和封建社会的生产发展，唐朝的纺织工业已进入成熟发展期。唐诗中涌现出了大量的织物名称，既包含贵族所使用的质地优良的丝织品，例如“帛”“锦”“绡”“纨”“纱”“绢”等，也包含平民使用的“素”“罗”等;同时，纺织服饰的丰富性令人叹为观止，纺织品的材料、工艺、品质均在诗文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中即可窥探出唐代经济的繁荣[1]。

1.1 唐诗中的纺织服饰种类与特点

唐朝是中国最为繁盛的朝代之一，其繁荣景象在其服饰上也有所体现。色彩缤纷、样式丰富的服饰不仅具有明显的民族特征和创新意识，而且充分展现了时代的发展特色和文化底蕴。

1.1.1 丰富的服饰面料

唐朝空前强大的国力为纺织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其制衣面料丰富多样，除了前文中提及的“罗”“绮”“帛”等纺织品外，还包括“葛”“麻”和动物皮毛制品等。从窦巩《南阳道中作》中的“蜀锦”（东风雨洗顺阳川，蜀锦花开绿草田）;杜甫《丽人行》中的“罗”（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李白《湖边采莲妇》中麻织的“小姑织白纻，未解将人语”即可窥见一二。

1.1.2 精美的制造工艺

白居易的《缭绫——念女工之劳也》中，“广裁衫袖长制裙，金斗熨波刀翦纹。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昭阳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对直（值）千金”之句，描绘了华丽的服装制造工艺，从制作者的角度讲述了后宫嫔妃服饰的精美与奢华。

1.1.3 独特的服饰色彩的含义

唐朝服饰的颜色兼具美化及彰显政治与社会制度的文化内涵。在封建社会这种阶级森严的制度中，服饰的颜色通常与人物身份相匹配。例如，《乌衣巷》中“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的诗句。诗人通过描写服饰的颜色来体现晋代王谢两家子弟的尊贵身份。在这首怀诗中，“乌衣”是指黑色的服装，属于朱红色系，是贵族身份的象征。用以对比现在“夕阳斜”的荒凉，更能体现当时物是人非的苍凉感。又如，李商隐在《春雨》中为描绘由于权势的抵制与亲人分离，以致春节期间，仍躺在床上的郁郁寡欢。利用“怅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来表现自己惆怅与落寞的心境。这句诗中的“白袷衣”是指没有衬里的衣服，是唐代人居家时穿着的便衣，一般是平民的穿着，这也暗示了作者当时低下的身份地位。

1.1.4 广泛的应用场合

服饰经常用于展现诗歌发生的场景和一些特殊的功能，例如“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筯应啼别离后”中的“铁衣”为将士的护体铠甲;“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是女子出嫁时的礼服;“万户千门皆寂寂，月中清露点朝衣”是大臣上朝面圣时的官服;“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纍纍佩珊珊。娉婷似不任罗绮，顾听乐悬行复止”中的“霓裳羽衣”是舞蹈表演时的特殊服饰;“江寒亦未已，好好著春衣”中的“春衣”是春天的当季服装[2]。

1.1.5 佩饰文化

在唐朝，佩饰是衣着服饰文化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不仅可以起到装饰作用，也是地位、宗教、身份和民族风格的象征。唐诗中也有对人物佩饰的材质、款式、颜色等的细致描述，以突出诗歌意象的美学效果，例如《琵琶行》中的“钿头”和“银篦”及《长恨歌》中的“步摇”“花钿”“翠翘”“金雀”“玉搔头”等描写，不仅凸显了女性饰品的奢华与丰富，还有利于帮助读者增加画面感[3]。

1.2 唐诗中的纺织服饰功能

服饰是某个历史时期文化习俗最生动的物化表现形式之一，它既是直观时尚审美观念的体现，又是当时人们思想潮流的缩影。在唐朝，服饰材料与地位息息相关，是区分皇室贵族和平民的显著标识，同时其佩饰也需要与身份相称。在唐诗中，对服饰的描绘即起到了不同的文学功能。

1.2.1 服饰与地位

唐朝的诗人擅用简练的语言和细节描绘来表现生动的形象及复杂的故事，纺织服饰和佩饰即可用来表现人物的社会地位和故事发生的背景。因此，从唐诗可以推断出丝绸织造技术的发展与繁荣，同时这种繁荣又造就了丰富的服饰描绘语言。例如，具有尊贵地位的人物才能使用昂贵的丝绸裁衣，“慢束罗裙半露胸”中女子的“罗裙”，以及“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中帝王赏赐的“裘袍”和“五千貂锦丧胡尘”中士兵身着的“貂锦”等。由于这种服装的制造工艺复杂、价格昂贵，并不为大众所使用，因此考虑到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丝绸并不普遍。正因为如此，后人才能在“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中体会到悲哀意境。平民的服饰则包括“怅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中的“袷衣”等。

1.2.2 服饰与情景

服饰经常用于情景的描绘，例如：“蛩声入罗幕”利用“罗幕”来描绘军中的场景，“更教明月照流黃”将女子闺房内的罗帐描绘为流黄，“诏谓将军拂绢素”中“绢素”体现了画家作画时的场景，而“一曲红绡不知数”正是利用“红绡”——艺人缠头的头饰来体现舞女当年风靡一时的情景[4]。

1.2.3 服饰的象征意义

唐诗常以各种织物为比拟，生动刻画所闻所见所感，由此足见唐代纺织技术的臻熟高超，以致丝绸文化深入人心。例如，白居易的《长歌行》中，先利用“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中的“云鬓”“花颜”和“金步摇”暗示杨贵妃盛宠时奢华的装饰和她雍容华贵的仪态。而后通过大量的服饰描写，例如“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中的“花钿”“玉搔头”等，体现其大势已去的凄凉景象。两处的描写形成鲜明的对比，通过细节描写展现了杨贵妃戏剧化的人生。在《琵琶行》中“四弦一声如裂帛”，诗人利用帛撕裂的声音来体现琵琶声戛然而止的效果，使读者体会到丝绸撕裂声的干脆响亮。类似的比拟性诗句还有：“屏风九叠云锦张”用织锦表现云霞的绚烂;“月明如素愁不眠”用白绢描绘月色的皎洁;“来日绮窗前”将雕花的窗子称为绮窗。

2 哈里斯译本中纺织服饰的翻译理论及原则

2009年，人人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皮特·哈里斯的唐诗译本《唐诗三百首》（Three Hundred Tang Poems）。根据书评显示，该译本以有效的翻译策略和语言形式，顺应了双层文化语境，备受海外读者喜爱。因此，进一步探索其译本中使用的翻译技巧和策略，有助于提高英译古诗的质量，推动中国古典诗歌的国际传播。

2.1 翻译原则

国内外翻译学者在翻译原则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自20世纪末，Venuti提出翻译的归化（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和异化（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后[5]，Vermeer和Nord提出了目的论（skopos theory），并解释了翻译三准则（目的法则、语内连贯法则、语际连贯法则），指出翻译活动应根据具体目标，破除“对等”标准，实现预期目标的充分性[6]。国内翻译“第一国手”严复提出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纲领：信（faithfulness）、达（expressiveness）、雅（elegance）。其中心内涵为翻译应遵循文字古雅，信为本，雅为表，达为两者纽带[7]。傅雷的“形似与神似”和谐统一理论突出了古典文学翻译和谐之美的文艺思想特质[8]。这些翻译理论在跨文化交际的背景下，对翻译研究及工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由于汉语思维和语言表达方式与英语存在着较大差别，且古典唐诗在文学思想和语言描写方面又蕴含鲜明的政治、宗教、美感、社会等特征，所以在唐诗翻译中应注重把握准确性原则、艺术性原则与文化性原则。

2.2 哈里斯译本中唐朝服饰文化的词汇翻译策略

基于上述原则分析，在纺织服饰文化英译策略上，哈里斯译本的突破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2.1 名词术语统一

古代诗人充分运用语言的丰富性、丝织服饰的多样性等特点在古诗创作中表达了各类配饰及丝织服饰的独特性。相关的名词术语无论是在信息传递，还是在诗人情感抒发方面均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在不将译者的主观臆想纳入翻译著作的前提下，准确翻译诗中的纺织术语无疑是一个挑战。为实现语言对等，译者哈里斯精心选用英文上义词汇来翻译唐诗中的纺织文化名词，以精确表达诗词的具体简化、统一名词术语和下义词汇。

唐朝的头饰样式各异，造型独特，材质多样，如笄是古时用以贯发或者固定弁、冕的;簪是在笄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用于绾定发髻或冠的长针。唐代头饰不仅具有实用功能，还具有寄情借代的隐含寓意。如钗蕴含着情人之间恋恋不舍之感。在文化缺失的背景下，译者要想实现译本的“信”和“达”无疑是巨大挑战。英语词汇稀少，hairpin与hairclip几乎涵盖了所有发饰。可见哈里斯选用hairpin翻译唐诗中出现的笄、簪、钗可以说是一个良策，实现了英汉语词汇意义的包含对应，使目标语简单易懂。

英语注重物体写实描绘，汉语注重实体功能分类。从目的论、读者接受中心论的观点出发，译者应根据翻译的目的、受众群体，适当选择翻译原则、翻译方法及翻译标准[9]。哈里斯在翻译过程中将“簪子”“搔头”均翻译成hairpin，表明哈里斯已经开始简化使用寓意一致、功能一致的物品的称谓，这有助于读者“知之”“乐之”“好之”。这种中国丝织服饰的翻译方式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提供了经典的范本。

采用统一名词术语的策略，对头冠、丝织品及纺织日用类词汇进行英译，典型译例如表1所示。

2.2.2 一词多译

翻译活动是一种多层面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应根植于语言所处的文化语境。根据文化转向理论，翻译实践应从语言传递（liguistic transfer）转向文化传递（culture transfer），打破单一文字替换和解码，注重文本背后隐含的文化因素[10]。唐诗中意象的灵活性、意义的多样性、结构的丰富性等特点，要求译者应基于字词结合诗句的上下文语境做足功夫，合理选词，从而保持并还原字词的深层含义，以突出纺织服饰类语言与其背后的文化特性及逻辑关系。

译者哈里斯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翻译过程中，哈里斯根据纺织服饰类语言的搭配特征，深刻解析语言隐喻的情境内涵和联想含义，恰当选词，再现服饰的真实形态，精确揭示了语言背后的文化意义。

例如，“锦”指“有五颜六色花纹的丝织品”，常比喻色彩鲜艳华美。唐诗有“女郎剪下鸳鸯锦”“狐裘不暖锦衾薄”等句，其中的“锦”字即为制作冬袍和被衾的华丽丝质面料。基于意义相同，译者统一将“锦”译为“brocade”。“brocade”英文定义为“a class of richly decorative shuttle woven fabrics， often made in colored silks and with or without gold and silver threads”，据此，不难发现将“锦”译作“brocade”实现了功能对等与准确原则。“锦”在唐诗中还可以指古琴，例如李商隐的“锦瑟无端五十弦”，译者使用了归化的方法，将其译为“decorated harp”，不仅迎合了本国读者，而且突出了中国琴瑟文化。另外，译者还通过分析辨别“锦”在不同语境的具体用途，将其翻译成不同的译文。例如“当轩下马入锦茵”，在译本中“锦茵”指锦制的垫辱，常比喻为芳草。为了突出“锦茵”带有精美编织图案的特性，译者将其译为“patterned carpet”。类似的还有“绮”。“绮”字通常指纺织品，而“damask”在英文词典中指“a reversible figured fabric of silk”。译者在翻译“轻纨细绮相追飞”时选用“damask”一词，恰当生动地表达了唐诗的意境。除此之外，“绮”还可以指“装饰的、华美的”，如诗句“花明绮陌春”“華堂今日低霞绮”，译者于是用形容词“fluted”和“carved”来进行意译，以表示不同的意象。

还有些唐诗典故与丝织品服饰本没有关系，但是与其搭配，便成了必不可少的配饰。例如唐诗中的高频词“玉搔头”，其在诗篇中译为玉簪。刘禹锡在《浙西李大夫示述梦四十韵并浙东元相公酬和》中写道：“宛转倾罗扇，迴旋堕玉搔。”该词源于《西京杂记》，汉武帝在探望其妃子李夫人过程中，突然头痒难忍，遂直接拔下李夫人头上的玉簪搔痒，玉簪由此得名“玉搔头”。除此之外，还有尺素，《当涂界寄裴宣州》中的“委曲风波事，难为尺素书”，用“尺素”代指书信。汉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有“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之句。

语言文字、艺术手法、文化内涵是横亘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突出的三大障碍[13]。翻译活动不应仅是语言文本表面上的形式和意义的转换，还应反映出原文本历史时期的地理、文化、法规等社会文化因素。由于中西方语言文字、艺术手法、文化内涵的差异，归化意译的翻译方式无疑是翻译唐诗中借代及典故修辞时的最佳选择。归化意译是指以读者为中心，有目的地对原语文本内容进行删减或改写。处理唐诗中有关纺织服饰的借代和用典等手法时，使用意译的方式有助于提高读者的理解度。译者哈里斯在翻译借代和典故等修辞手法时，应用了归化意译的方式，在保持目的语的连贯性的前提下，简明扼要地传达了原文内涵。除此之外，为了淡化读者对唐诗中服饰词语指代现象的陌生感，他还在直译的基础上添加了解释性语言，这就打破了传统翻译中以信息和语义为主体的格局。有关借代和典故修辞方法翻译，如表3所示。

哈里斯的译本显示，他对于原文中借代、典故类修辞格处理恰当准确，译文通顺、达意、可读性强。由于诗歌翻译须将内容与形式合二为一，实现形散而神不散，因此在处理借代、典故等带有过于深厚的历史性与严谨的互文性特征的修辞格时，简化其文化特质，适当意译不失为明智之举。

3 结 语

唐诗不仅是唐朝文人墨客思想的精华，感情的宣泄，还是其社会、政治、文化的记载。通过对唐诗的研究，不难发现唐诗中大量有关服饰的描写，折射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及纺织文化。美国学者哈里斯使用直译、异化、意译、归化翻译等策略，完美地处理了唐诗中丝织服饰词语的翻译难点。在文化差异的背景下，基本实现了翻译的“信”“达”“雅”原则。因此，该译本可以为后期其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提供很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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