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宇新

（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6）

当今社会，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有目共睹，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国际合作与竞争也在不断升级，而文化交流正是各国合作、竞争的基础要素之一。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日益推进，对外交流的重要性日渐显现；此种情况下，培养具备跨文化能力的人才成为了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外语相关专业教育的一项重要目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也一再强调，我国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要着力推动学生参与跨文化交流，加强学生对各国文化的学习［1］。总的来说，为有效推进 “一带一路” 与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就必须培养有跨文化能力的人才［2］。此外，如何培养此种复合型人才，亦是我们所需共同面对的问题［3］。

近些年来，随着各高校硕士研究生扩招，我国的研究生数量不断增加，研究生群体作为引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军，该群体在实践中所可能肩负的对外进行交流、沟通的任务不言而喻；此种情况下，培养、提高研究生群体的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重要性正日益凸显。此前，已有众多学者对大学本科生的跨文化能力进行现状调查与分析，却较少有调查研究面向研究生这个庞大群体。鉴于此，有必要对研究生这一群体的跨文化能力现状进行考察，并对调查状况加以分析。此外，福建地区作为 “海上丝绸之路” 的起点，承载着跨文化交流的重担，基于此种思路，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福建省内高校研究生的跨文化能力现状进行考察。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生包含了博士研究生与硕士研究生两类，考虑到样本的便利性，该课题只集中研究硕士研究生群体的跨文化能力现状特点以及培养对策。因此，该课题随机对福建省三所高校500多位非英语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并进行随机访谈，旨在探寻该省硕士研究生群体的跨文化能力现状并进行相应的对策分析，以期为硕士研究生群体的跨文化能力培养带来启示。

一、跨文化能力理论基础

跨文化能力在全球化时代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是当今所有公民都应该具备的能力与素养［4］。学者们对于其构成要素提出了众多不同的见解，至今仍未能就其含义达成完全一致的见解。在对后文之调查过程及调查状况进行阐述之前，应当先对跨文化能力的构成要素进行阐述厘清。

在国外，早期学者Bennett 将跨文化能力看作动态、渐进的过程，建构了跨文化敏感性发展模型，认为跨文化能力发展大致分为否认—抵御—轻视—接受—适应—整合六个阶段［5］。Imahori &Lanigan 从相互关系的视角建构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该模型涵盖了三个层面因素：能力、目标与经验、以及互动结果［6］。Chen&Starosta 提出包含个人特性、交际技巧、心理调适和文化意识四个层面的跨文化能力模型［7］。Byram（1997）从外语教育的角度，建构了跨文化能力的理论模型，认为跨文化能力包括态度、知识、阐释/关联技能、发现/互动技能、以及批判性文化意识［8］。Spitzberg建构了包含个人系统、情节系统、关系系统三个系统组成的跨文化能力模型［9］。国内学者高一虹汲取中国传统哲学中的 “道” 与 “器” 两个范畴，提出极具中国特色的跨文化能力 “道” 与 “器” 理论，认为跨文化能力内在的层面是 “道” ，外在的层面是 “器”［10］。高永晨也提出 “知行合一” 的跨文化能力模型，将跨文化能力分解为 “知” 与 “行” 两个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系统［11］。孙有中从外语专业教育的角度，提出跨文化能力包括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等六方面素质［12］。

在前期的理论研究中，吴卫平等学者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创建了中国大学生（研究生）跨文化能力评估量表。该量表涵盖了知识、态度、技能与意识的四个维度，并将该四个项目进行合并与筛选后初步编制出一个包括四个维度、40 个项目的量表，通过探索因子分析提取了六个因子，最终形成28个项目的量表［13］。其中，因子1 “本国文化知识” ，包含3 个项目（如：了解本国的历史、政治、宗教文化知识等）；因子2 “外国文化知识” 包含7 个项目（如：了解外国的历史、政治、宗教文化知识等）；因子3 “态度” 包含3 个项目（如：愿意与外国人交流、愿意宽容外国人不同价值观等）；因子4 “跨文化交流技能” 包含9 个项目（如：礼貌对待、避免冒犯外国人的能力等）；因子5 “跨文化认知技能” 包含3个项目（如：运用技巧、策略学习外国文化等）；因子6 “意识” 包含3个项目（如：意识到与外国人的身份差异等）。通过吴卫平对湖北四所综合性大学的600 名研究生进行测评［14］，已证明该量表同样适用于硕士研究生群体的跨文化能力测量，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因此，笔者在该量表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调查。

二、调查设计

（一）调查对象

2019 年11 月，笔者对来自厦门大学、福州大学与福建师范大学的500 多名硕士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除英语专业外的各年级硕士研究生。总计541 名受试者填写了调查问卷，其中有效问卷共510份，有效回收率约为94%，有效受试者的背景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受试者背景信息

（二）调查方法

1.定量研究——问卷。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使用吴卫平等人编制的中国大学生（研究生）跨文化能力测评量表。该表采用五分量表形式，由受试者在量表中勾选具体数值。为保证其信度，笔者在此三所高校中的298名硕士研究生中进行了量表的预测。经过数据统计软件分析得到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932；其中六个因子的 Cronbach’s α 系数介于 .758 到 .906 之间，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参见表2。

表2 硕士研究生跨文化能力量表的信度

2.定性研究——访谈。为了进一步提高调查的准确程度与深度，笔者在受访硕士研究生中随机选取了三十位学生，分别对其进行单独访谈。为了降低访谈环境紧张氛围，使回答者能够相对自如地对调查内容进行畅谈，因此访谈中取消录音环节，采取半结构式访谈与开放式访谈结合的方式进行一对一采访，并对访谈内容进行记录。

3.数据收集与分析。2019 年11 月初展开问卷调查，2020年1月初基本完成数据收集与访谈工作，使用SPSS 23.0 进行数据分析。首先把收集的问卷分别编号并依次整合，形成整体编号，进行数据输入与整理，通过SPSS 23.0 进行描述性统计；进而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方差分析等分析方法来考察硕士研究生的跨文化能力。

在进行数据分析时，问卷的数据分析结果虽十分重要，但为了更准确地进行分析与讨论相关问题，笔者将把对受试者的访谈情况纳入整体的评估体系中来。

（三）研究问题

研究旨在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该地区非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跨文化能力现状如何？

2.不同背景的硕士研究生在跨文化能力各维度上是否存在差异性？

3.调查与访谈的结果对硕士研究生阶段跨文化能力的培养有何启示？

三、调查结果与讨论

在该测评量表中，跨文化能力由六个维度构成。文章将从硕士研究生跨文化能力总体水平、各维度水平以及不同背景硕士研究生跨文化能力状况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硕士研究生跨文化能力总体水平与各维度水平

通过表3所呈现的数据，可以看出，这三所高校的硕士研究生跨文化能力总体上处于稍欠理想的状态，跨文化能力总体平均值为3.20，其中态度维度的平均值最高（3.75），外国文化知识维度平均值最低（2.46）。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尽管受试硕士研究生具有较为理想的跨文化态度与意识，然而在外国文化知识与跨文

化技能层面却远远不尽如人意。在深入访谈中，一位学生曾表示： “虽然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英语，我依然不是很了解外国人以及外国文化，就连硕士研究生期间的英语课程都依然是学课文，学语法点，很少有深入学习过外国文化。” 还有不少硕士研究生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由此可见，大多数中国学生，即便到了硕士研究生阶段，在英语课程的教与学依然停留在传统的 “应试” 思维，对外国文化仅涉及表面，未涉及更深层次的内涵。在访谈中，另一位学生就技能方面呈现出的弱项进行一定的评论： “读大学这么多年，也没开口说过几句英语，现在硕士研究生阶段，上英语课，基本上都是老师自己在说，我们在听，很少有机会说，遇到外国人更不知道怎么交流了。” 从对硕士研究生们的访谈中，笔者发现，即便是硕士研究生的英语课也呈现出与应试教育阶段英语课相似的弊病，课堂依然是教师主导，学生参与度不大，技能方面的训练过于缺乏，大部分学生的跨文化交流的意识较为薄弱，此分析似乎也能够解释跨文化技能薄弱的原因了。

表3 硕士研究生跨文化能力总体水平与各维度水平情况

（二）不同背景硕士研究生跨文化能力状况

1.不同性别。在此次参与调查的510 名有效被试者中，共有男生243 名，女生267 名。通过表4 可以看出，女生的跨文化能力总体水平显著高于男生，但男女生的总体水平却不是太理想。在外国文化知识维度上，男生的得分略微高于女生；在其余几个维度中，女生的得分均高于男生。独立样本t 检验结果显示，在总体跨文化能力得分，态度以及意识维度的得分，女生显著高于男生；在剩余的其他维度中，男女生并未体现出显著差异（见表4）。

表4 不同性别硕士研究生跨文化能力总体水平与各维度水平

探究其中原因，部分男生在访谈中表示： “我们男生比较粗线条，而且对数理化方面较为感兴趣，对于这种西方的文化知识较为不关注，平时也较少参与一些跨文化的活动。” 这似乎能合理地解释了为何男生的跨文化能力水平相对低于女生。此外，在对部分女生进行的访谈中，她们表示： “我上语言类的课是很用心的，但是课堂上能学到的西方文化知识一直都只停留在表面，很少深入学习过，例如西方的宗教文化，禁忌以及价值观等等，我们很少能了解到，因此我认为在外国文化知识方面是很弱的。” 大部分学生表示： “我们很少有跨文化交流的机会，学校虽然外国人很多，但是他们基本都只和自己国家的人待在一块，我们也没有契机和他们接触。” 这些访谈进一步佐证了表格的数据中所呈现的男女在外国文化知识与跨文化技能方面薄弱特点。笔者认为，硕士研究生的英语教育中，应当加强外国深度文化的教育，并且创造机会让硕士研究生们有机会与外国友人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与沟通，以切实提升跨文化技能。同时，不同性别的硕士研究生在跨文化能力多个维度上呈现着较为显著的差异，女硕士较男硕士在跨文化能力的诸多方面显示出较大的优势。由于不同性别在生理与心理特点上有着较大差异，女生在学习习惯、学习方法等方面比男生更为细致，男生在此方面则较为粗糙。因此，笔者认为教育者在进行跨文化教育时，应当将性别因素考虑在内，对于不同性别硕士研究生的学习习惯、学习方法等因素进行充分的考量，适当地实施差别化的培养方式，采用符合不同性别硕士生特点的教学方式。

2.不同年级。本次参与调查的硕士研究生中，有199位研一学生，163位研二学生，148位研三学生。在跨文化能力总体水平方面，研三学生＞研二学生＞研一学生，体现出一种符合客观规律的增长方式，表明了随着年级的升高，阅历的增加，跨文化能力也不断地提高。通过F 检验，表明三个年级之间的差异具有显著性。在跨文化能力六个维度方面，除了本国文化知识维度在三个年级中没有显著差异以外，其余五个维度均达到了显著差异。除此之外，经过硕士研究生三年的学习与生活，研三的学生在态度和意识维度都较前两年有了很大的发展，均达到了较理想的水平（表5）。

表5 不同年级硕士研究生跨文化能力总体水平与各维度水平

根据访谈的情况，大多硕士研究生反映其在就读期间有较多的空余时间，这有利于其拓展涉猎面，并参与更多社会实践，也因此逐渐开始意识到跨文化能力重要性。特别是有些学生经过到外国企业实习与学习一段时间后，跨文化意识愈发强烈。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在态度与意识维度上显著进步的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外国文化知识、跨文化交流与认知技能维度中，三个年级的硕士研究生存在着显著差异，但即便到了研三，硕士研究生的均分却远未能达到较为理想的状态，其中原因是值得深究的，在经过采访部分研二与研三学生发现，大部分硕士研究生都专注于撰写毕业论文、忙于找实习岗位或者寻求工作，因此较少将精力放在提高外国文化知识与拓展跨文化技能上。因此，在跨文化教育方面，笔者认为各高校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应当建立起系统、高效、且连续性强的跨文化能力培养体系，根据不同阶段硕士研究生跨文化能力的发展特点与现实需求进行相应的跨文化教学。

3.不同专业。在510 名受试者中，文科类硕士研究生235 人，理科类硕士研究生275 人，分别占46.1%和53.9%。观察表6数据后可以发现，文科类硕士研究生的跨文化能力得分上基本略高于理科类硕士研究生。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文科类硕士研究生的跨文化能力在各个维度均显著高于理科类硕士研究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理科类硕士研究生在中外文化知识、跨文化交流与认知技能维度都显示出相当不理想的状态。

表6 不同专业硕士研究生跨文化能力总体水平与各维度水平

在访谈中了解到，目前跨文化交际类课程仅为英语专业的学生开放，很多非英语专业特别是理工科基本没有开设过类似课程，笔者认为非英语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有很大一部分会流入企业，而如今大量企业都在开展从事跨国业务，作为企业员工，其跨文化能力是否过硬，对其工作能否顺利开展，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笔者认为，为非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提供跨文化交际相关课程的选择是符合现实需求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不同文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跨文化能力各维度体现的显著差异情况为硕士研究生阶段的跨文化能力培养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文科类硕士生由于专业特点，涉猎广、信息资源输入较为丰富，跨文化能力各维度普遍显著高于理科类硕士生。因此，教育者应当在硕士阶段加强理科类硕士生跨文化能力培养的力度，以达到文理类硕士生跨文化能力均衡发展的态势。

4.不同生源地。参与本次调查的硕士研究生中，有227 来自城市，283 来自农村。从表7 数据可以看出，来自城市的硕士研究生总体而言不论是跨文化能力总体水平还是各维度水平都明显高于来自农村的硕士研究生，独立样本t 检验结果显示，来自城市的硕士研究生与来自农村的硕士研究生在跨文化能力总体水平与各要素水平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这样的结果是符合常理的，因为城市的硕士研究生接触面广，阅历丰富，相比之下，来自农村的硕士研究生由于经济等各方面水平有限，导致接触面窄，跨文化经历不足。可观的是，两个生源地的硕士研究生都显示出较高水平的跨文化态度与意识。尽管来自城市的硕士研究生在各个维度都显现出一定的优势，但在外国文化知识与跨文化交流及认知技能维度依然达不到理想状态。经访谈，部分来自城市的学生表示尽管他们受到的跨文化方面的教育是较为丰富的，却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表层文化涉及多，深层文化涉及少，技能较少得到训练等等。不同生源地硕士生的培养问题对于教育者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笔者建议，在硕士阶段各高校应当重视由于生源地不同而导致跨文化能力各方面的显著差异，建立起有效的机制以保障来自农村硕士生能够享受到均衡的跨文化教育资源，缩小城乡生源地硕士生的差距。

表7 不同生源地硕士研究生跨文化能力总体水平与各维度水平

5.不同大学英语六级成绩。大学英语六级考试作为量化我国高校学生外语能力水平的权威标准，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亦能较好地反映出学生的外语能力。考查学生外语能力的好坏与学的跨文化能力是否有一定程度的关联，亦是本次研究的子目的之一。为此，本次调查将英语六级考试的成绩分为若干分数段，将其作为考察非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跨文化能力的不同层级维度。

表8 不同大学英语六级成绩硕士研究生跨文化能力总体水平与各维度水平

在受调查的硕士研究生中，大学英语六级成绩为优秀的有38 人，良好的有180 人，合格的为211 人，不合格的为81人。表8列出了处于不同分数段的硕士研究生的总体跨文化能力及各维度的得分情况。F检验显示，六级成绩位于不同分数段的硕士研究生在各维度上皆差异显著。根据该组数据，总体上可以看出：除本国文化知识维度外，硕士研究生的英语六级水平越高，其跨文化能力水平亦越高，两者之间的正相关性明显。

此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主要在于：（1）六级成绩越高的硕士研究生，往往投入了较多时间于外语知识的学习，所接触的外国文化、知识多于成绩相对较低的学生。在对若干个学生中的访谈中我们也发现，六级成绩为 “优秀” 的学生有很大一部分保持着阅读外文文献、社会新闻的习惯，接触外国文化较为频繁。（2）六级成绩越好的学生，往往具备更好的学习态度、更强的学习意愿及学习能力。但应当注意到，即便是六级成绩为 “优秀” 的硕士研究生，其在 “外国文化知识” 这一维度得分仍然不高，相较于其他维度的得分明显偏低。因此，针对不同六级成绩的硕士生，笔者建议可以实施差异化的培养策略，对六级成绩处在不同阶段的硕士生采用不同的跨文化能力培养方案，将学习习惯、学习态度、学习意愿等因素考虑在内，研制出一套较为系统而有效的差异化教学策略。

6.不同出国经历。出国经历对硕士研究生的跨文化能力水平是否有影响，或者说，具有出国经历的硕士研究生与不具有相关经历的硕士研究生相比，其跨文化能力是否有显著差异？

表9 不同出国经历硕士研究生跨文化能力总体水平与各维度水平

本次调查的510名硕士研究生中具有出国经历的硕士研究生为70 人，未出过国的为440 人。根据独立样本t 检验结果（表9），可以看出，有出国经历的硕士研究生相对于没有出国经历的硕士研究生，其在总体跨文化能力及各维度皆有显著差异。据调查，出过国的学生，往往具有相对优越的家庭经济条件及更好的家庭文化氛围，甚至有部分学生的家长是有跨国工作背景的，此种情况下，学生对外国文化知识的了解相对会更加全面深入。此外，出过国的学生所接触到的异国文化更加鲜活饱满，其于异国他乡与外国友人交往的经历亦锻炼加强了其个人的跨文化交流技能与跨文化认知技能。不仅如此，学生的出国经历又会促进学生意识到跨文化能力的重要性，从而引导学生进一步加强其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对于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出国经历的硕士生，教育者应当充分考虑到其背景、经历等因素，实施有差别的培养方案，以适应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的需求，实现有效的跨文化教育。

四、结论

研究表明，目前该地区三所高校的硕士研究生总体跨文化能力处于稍欠理想的状态（均值为3.20）；在六个维度中，态度维度得分最高（3.75），外国文化知识维度得分最低（2.46）；以不同维度为观察视角，不同背景的硕士研究生均呈现出显著性差异。研究的结果为跨文化教学与教育改革提供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各高校应当根据各自人才培养方案与教学目标，加强跨文化教学课程体系改革。据了解，目前大部分高校中只有外语专业在本科与硕士研究生阶段开设跨文化交际相关课程，其余专业基本没有开设相关课程。事实上，跨文化交流并非外语专业学生的专属之物，非外语专业的毕业生在未来的工作场上需要面对的跨文化交流问题更是不胜枚举。因此，笔者建议应当将跨文化交际相关课程设置为硕士研究生阶段一门重要的课程进行学习，根据师资情况，以必修或公共选修课的形式为硕士研究生开设一定的跨文化交际课程，特别是应当加强深层外国文化知识的学习以及跨文化能力技能方面的训练。除此之外，任课教师应当更新自身教育理念，加深对跨文化教学的认知，弱化应试教育观念，将课堂的主动权归还给学生，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切实提升硕士生的跨文化交流技能。

其次，单一的课堂教学无法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实践条件，也无法满足学生的实践需要，容易导致多数学生仅仅停留在知识层面，而导致行为能力的欠缺。因此，笔者建议各高校应当充分利用我国推进 “一带一路” 计划的有利条件，开展国外文化学习交流活动。例如以跨文化类讲座或举办跨文化交流学习沙龙等形式，在课堂以外，为学生提供多渠道、真正意义的跨文化交际机会。营造高校跨文化沟通交流的良好氛围，从而提升硕士研究生跨文化交际的意识与能力，更好地为国家 “一带一路” 倡议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

第三，各高校需加强校企合作，尤其是与国际企业的合作，实现校企之间信息互通，达成优质资源共享的新局面。可根据各自人才培养方向与相应的用人单位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开展联合人才培养计划，安排或鼓励不同专业硕士研究生到相应的机构企业中参观或提供涉外企业实习机会。在此过程中，硕士生与来自不同文化的成员进行团队合作，不断加深和拓展对异文化的了解和理解。不仅有利于增强其跨文化敏察力与实践能力，提升其跨文化适应能力与灵活性，也有利于缓解该群体毕业就业的压力。

最后，教育者应当充分考虑硕士研究生群体跨文化能力的差异性。对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生源地、不同出国经历等的硕士研究生制定差异化的培养方案，实行差异化的培养策略。针对不同年级硕士生跨文化能力发展的规律性特点建立体系化且连续性强的培养方案；尽量弥补城市与农村生源硕士研究生的跨文化教育不均衡的现象，有针对性地进行因材施教，为来自不同生源地的硕士研究生提供相对公平的机会进行跨文化学习；对不同性别、不同文理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提供差异化的跨文化教育，例如实行按差异分班教学等教学组织形式，以满足跨文化能力处于不同层次硕士研究生的需求。

研究调查结果与结论可为高校开展硕士研究生阶段跨文化教育提供理论依据与经验借鉴，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较有意义的实证资料。基于该课题的结论，在后续的研究中，还可以考虑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探究：一方面，应当对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差异化培养方案作出进一步探讨，尤其应当关注差异化培养方案中的众多细节问题。例如应当如何根据跨文化能力的不同层级对学生进行类型化处理，并针对不同背景的学生制定何种不同培养方案等。另一方面，该研究主要是对硕士研究生的跨文化能力之现状作出调查，在该调查基础上，或许可以进一步基于动态的视野，对硕士研究生在接受有效的跨文化教育后，其跨文化能力的动态发展及各个维度的变化情况作出进一步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