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娜

关键词：佛教;观音;宗教画;闺阁画家

阁内史等，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精通人物、仕女、花卉，尤其是佛像画最为精妙，有“画状元”之称。陈文述作《秋红丈室遗诗·序》云：“金云门女士精绘事，工界画人物，近刘松年、赵千里、仇实父诸家，为海内大宗，非止闺房中巨擘也。”[1]395-396现藏浙江博物馆的《观音像》轴，是金礼嬴流传于世的宗教作品，是一幅以观音为主题的绘画作品。梁乙真的《清代妇女文学史》记载，金礼嬴“尝礼天竺，云门以手制观音圆通二十五像为仲瞿祈佑”[2]。

一、宗教画的祈佑目的

佛教文化发展到明清时期，普罗大众对于观音、罗汉等宗教人物的崇拜逐渐加深。与此同时，世俗因素不断被注入宗教人物的形象中。宗教人物画的功能性在不断扩大，从一开始的救苦救难转变为保佑家人长命百岁、家族人丁兴旺、仕途顺遂等。例如清中期的女画家陈书，字南楼，号上元弟子，晚号南楼老人，她的儿子钱陈群自小便受到母亲的鞭策勉励，勤奋读书，希望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走上仕途。但事与愿违，钱陈群几次乡试都无疾而终，经受多次挫败。陈书希望借助宗教神力以助儿子一举登科，故潜心创作出《出海大士像》轴，祈佑儿子可以仕途平坦。结果也让陈书如愿以偿，钱陈群高中康熙朝进士后，仕途平坦。钱陈群后将这幅意义非凡的作品献给了乾隆皇帝，流传至今。从陈书作《出海大士像》轴的例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宗教作品已经有强烈的目的性，在努力无望的情况之下，人们更希望借助外界的神力，帮助其实现愿望。

科考、仕途不顺遂的王昙，身为金礼嬴的丈夫，早年曾高中浙江乡试，但未获朝廷重用。此后几年，他皆科考不利。梁章钜《制义丛话》记载：“余甲寅同年王仲瞿昙，抱负奇伟，于风角壬遁之学靡所弗通。因有荐其发掌心雷者，朝廷嫌其近于怪诞，斥不用其所作。”[3]嘉庆七年（1802）再度会试不利后，王昙长达8年未赴京师赶考，而是选择了寄情山水的生活。王昙对科考的消极态度，从他给儿子善才作的两首诗中得以窥见。《善才二十五月矣，计识得二百五十余字，示以诗云》曰：“儿不闻仓颉作字鬼神哭，从此文人食无粟。”[1]77再如《弄书行示善才》云：“但愿吾儿读书读贯上下古，不愿吾儿一科一甲呼吾父。”[1]77-78王昙在诗中以自身仕途坎坷为例，聊以自嘲，透露出淡泊科考的心态。

金礼嬴深知丈夫对于仕途心灰意冷的态度，选择卖画的方式，承担起家庭开销。舒位《瓶水斋诗集·卷十·答示仲瞿话旧之作十首》其五夹注云：“仲瞿妇云门氏工画。方仲瞿遘飞语，时人多不敢与之往来。云门乃佣笔自给，求者踵至。其画亦由此益工。”[4]王昙的好友龚自珍在《金孺人画山水·序》中记录，金礼嬴曾作《山居图》以示王昙，表达心悦山林、偕隐遁居的意愿。“吾友王昙仲瞿，有妇曰金，字曰五云，能属文，又能为画。其文皆言好山水也;其所画有曰《山居图》，极命物态。仲瞿实未甘即隐逸，以从鱼鸟之游。五云飨笔研而祝之曰：‘必得山水如斯画之美而偕隐焉。昙曰：‘诺。吁！曩者同时之士，固尝拟仲瞿似晋宋间民，不闻其有奇妇。余窥其能事，与其用心，虽未知所慕学何等，要真不类乎凡凡民矣。”[5]从龚自珍记载可以看出，金礼嬴在面对丈夫仕途坎坷之时，以抛开世俗、归隐山林来宽慰失意的丈夫，并没有鼓励丈夫继续科考。反观王昙的第一位夫人朱穉香，她为了祈佑王昙高中，在大士像前祷告多年。王昙探亲归乡几日，朱穉香便催促丈夫赶紧归京读书。王昙曾记：“予游学京师，穉香祈佑于大士之神，长斋经咒，思感成疾。予归数日，复劝予竟学，又三年膜拜，当膝皆穿。”[1]219祈佑丈夫仕途顺遂之心，可见一斑。

《观音像》轴的最左侧是金礼嬴书写的落款：“时嘉庆八年太岁癸亥，观音成道日，皈依三宝，纵持楞严圆法受菩萨戒，弟子昭明阁内史金氏恭绘观世音尊像第贰拾贰躯敬礼佛，顶首楞严陀罗尼壹佰遍，祈保佑执持流布百年，香火供养无替者。”从落款可知此幅作品完成于嘉庆八年（1803），此间正是王昙放弃科考、纵情山水的时期，加之《山居图》的创作事迹可以明确，夫妻二人都无继续留恋仕途的心志。从《观音像》轴创作时间分析，可见此作与陈书的《出海大士像》轴的创作初衷并不相同，金礼嬴用以祈佑丈夫王昙科举顺遂的倾向性不强。

二、金礼嬴与佛教

《观音像》轴画面右上侧是金礼嬴用楷书抄录的一段《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六经文，此经又名《楞严经》。《楞严经》是华严宗一派极为重要的一部典籍，出現于隋唐时期，是佛教中土化的产物，很受清朝中期闺阁女性的喜爱。作为一部义理深邃的佛经，《楞严经》不似民间宝卷一般通俗易懂，接受层面多为闺阁中知识渊博而好学的女性。根据《观音像》轴落款和抄录的佛经可知，金礼嬴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用此画庆祝观音成道日的目的更为明确。金礼嬴儿时便“从祖母受儒经、佛典”[1]322。嫁给王昙以后，她更是潜心研究佛典、经书，对于佛陀看轻女子、不许佛姨母出家之事愤愤不平。金礼嬴对于佛典了解深透，逐渐有自己的想法。《继室金氏五云墓志铭》记载：“读莲经至龙女戏珠，便私心狂喜，以为一会中皆无明珠，独在女子，欲翻遍东土以来数十家公案……先数年读《大维摩经》至天女化舍利，佛又自高慢，谓十二部大经，仅有观音三十二相，东来者皆非佛法，遂抵驳《参同》《悟真》等书，谓：‘月下有弦，理无圆相，颌下明珠，当归女子，我当不转男身。”[1]217-218面对妻子如此痴心于为佛姨母翻案，王昙曾调侃道：“佛姨公案翻来怪，天女神通悟得狂。”[1]217金礼嬴更是对家中昭明阁供奉的梁萧统观音重视至极。王昙曾记：“梁萧统观音尊像随予四渡钱江，所居之地，每颜为昭明阁。亡人以古佛不可无家，而山庄内临池后阁，旧有‘昭明二字，以为前数。”[1]217

作为一名信仰佛教的女性，金礼嬴致力于用绘画和诗作的方式，表达对佛教的虔诚。王昙在诗作《昭明阁》夹注中提及，金礼嬴曾画三十二尊观音像：“内子画三十二应真观音像，首描金像。”[1]169

除却观音圆通二十五尊像和三十二应真观音像之外，金礼嬴还绘有维摩像及十大弟子十余幅画作流传至日本，画工精湛，吸引日本的长旗将军求画。“铜舶以所画维摩像及十大弟子十余帧入日本，而倭国长旗将军以柳絮笺来乞画。”[1]325即便是在病重垂危之际，金礼嬴也不忘绘制观音像。《鹤市诗四十二首于虎丘之盈盈一水楼作》记载：“赚我忘情游雁宕，为人力疾画观音。（原注：山庄仅一画观音，笔墨遂撤。）”[1]222金礼嬴曾作诗《礼天竺呈观音大士》云：“同感杨枝洗孽尘，心香一瓣共朝真。神仙堕落为名士，菩萨慈悲现女身。前度姻缘成小劫，下方夫妇是凡人。望娘滩远潮音近，唯有闻思是至亲。白檀香裹再和南，重献天花脱一簪。来世玉郎如处女，现身锁骨化男身。生天福命无须好，作佛功名且不贪。只乞爱莲三尺水，妙莲花下总同参。”[1]400从这首礼佛诗中可以一窥金礼嬴的佛学修养，长年累月诵读佛经，深有感悟。想来这也是金礼嬴绘制的观音像能够别具一格的原因。在金礼嬴病重之际，她选择皈心净土，趺坐二百五十余日，于嘉庆十二年（1807）病逝，遗令以《维摩诘经》陪她长眠于地下。在三十六载的短暂生命中，佛教对于金礼嬴人生的意义可谓深远。

三、闺阁女性与观音像

金礼嬴如此痴迷于绘制观音像，是明清时期闺阁画家的一个缩影。观音是明清女性画家比较热衷的题材，因为当时的女性从出生起便处在封建社会的枷锁之下。闺阁画家为了诉说自己的命运，往往选择绘制大慈大悲的观音作为一种精神寄托。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与其他宗教相比更受女性的青睐。因为佛教教义肯定了众生平等，让被封建社会压迫的女性在信仰中摆脱了低下的地位，这无疑是一种积极肯定。在男性神明众多的神佛世界里，妇女也需要向女性神明来诉说自己的心声。让金礼嬴狂喜的龙女成佛故事，就是大乘佛教中女性成佛的最著名例子。观音菩萨自传入中国后，从东渐之初的两撇小胡的男儿身转变为慈祥亲切、沉静清秀的女性形象，进一步淡化了宗教的神圣性和崇高感，在其中赋予了更多世俗情趣。观音菩萨转为女儿身，广度受苦女眾，反映出佛教对女性的现实安慰，帮助女性通过佛教信仰获得解脱。

金礼嬴生活的乾嘉时期，社会环境总体趋于稳定，尤其是江浙一带经济繁荣，佛教文化兴盛，观音信仰十分普及。在浓郁的佛教文化氛围中，无论是外出参加庙会还是选择绘画时描摹观音大士，亲手抄写佛经，写作诗词歌咏佛教，对于女性而言，都是构建属于自己的佛教空间的方式。她们通过各自的方式来表达自身的虔诚之心，以获得心理慰藉。在构建与现实社会截然不同的精神世界中，她们可以暂时于精神上卸下外界带来的负担，让精神重压得以释放，从而获取短暂的救赎与自由。

金礼嬴作为女性画家，一生致力于用绘画的方式表达对信仰的虔诚，处于女性境地，以丰富的情感融入作品之中。画中的观音身着白衣，头戴佛冠，双手隐于裙内，安详地坐于黄色的雄狮身上。观音所着衣裳的衣纹以长线条为主，线条清圆细劲，圆润舒展，如春蚕吐丝，行云流水，笔法随意而自然。画中最为醒目的一处便是观音乌黑的头发，从用浓墨绘制出的发丝中可见工细用笔。观音的整体造型风格趋向浑圆匀美，柔而不腻，飘逸高古之意韵跃然纸上。对于观音的塑造显示出金礼嬴自身的女性特质，更加注重情趣和精神追求。她笔下的观音是慈悲、崇高的神，是精神的寄托，更是女性心中至高无上的神明。她将一腔崇拜之情毫无保留地倾泻于绘制观音像的过程中。这种细腻情感的不自觉流露，是作者本人独有的绘画风格的反映，亦是精神世界的无言表达。

四、结语

金礼嬴身为礼佛之人和闺阁画家，诚心绘制此幅作品以敬拜神明，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精神奉献，表达虔诚之心，更展现出佛教信仰活动对于深闺女性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