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俗文化在东北地区的文学创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能够在文学作品中展示出多样化的民俗文化成分，对作者的文学艺术创作具有极强的推进作用，给予东北地区文学创作崭新的生机与活力。东北民俗文化元素的存在形态多样，在众多作者营造的文学艺术作品中能够在民俗文化与人物性格的塑造、社会历史场景的描写之间展开丰富的联想和结合。本文基于在文学作品中作为人物塑造辅助要素的民俗文化存在、作为环境描写辅助要素的民俗文化存在，对东北民俗文化元素的功能进行分析，以期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以及东北民俗文化元素的传承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关键词：东北现代文学 民俗文化元素 精神民俗

东北民俗文化在文学作品中的展现主要是将东北地区的民俗文化结合当下的时代发展需求和趋势进行整合和提升，进而为东北地区的民俗文化发展建立更加广阔的平台。其中具有较强表现力的作用主要是营造历史时代特点、展现特定社会阶段的悲剧意义、传达作者的思想主张等等。民俗文化自身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其与文学创作结合之后则更加能够展现出文学与文化之间的良性连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东北地区文学作品创作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对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东北民俗文化元素的存在形态和功能进行分析。

一、作为人物塑造辅助要素的民俗文化存在

（一）精神民俗的功能

端木蕻良在《科尔沁旗草原》中展现了萨满文化的核心部分，在表现上充满了黑色幽默和戏剧特点。在情节的表现进程中能够展现丁四太爷狡猾世故、阴险贪婪的性格特点，为了保证自己能够得到相应的财产，将自己所作所为蒙上一层“神明”的光辉，提升自身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进而借助萨满完成了心中的愿景。在萨满表现得愈发能够吸引别人、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受到人们广泛尊崇的基础上，也能够使人们对当时一些传统东北居民的愚昧、无知等精神层面的现象窥探一二。同样，在《科尔沁前史》中，作者还展示了东北地区特有的“狐狸大仙”“黄鼠狼大仙”等一系列耸人听闻的轶事，在不同的“神明”描写中能够看出封建、半封建社会穷苦农民在当时受到的精神压迫和生活压迫，将历史的发展进程浓缩成一个具有闪光点的历史事件，管中窥豹却也意味深长。

文学作品能够体现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问题，在进行建设的过程中应当考虑到观众对于民俗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给予观众更加符合国人审美需求的文学作品，满足新时期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将民俗文化的特点和底蕴融汇在文学作品中。文学作品借助民俗文化的建设而不断深化，民俗文化结合文学作品的展现而走进广大观众的视野，能够有效提升传统民俗文化的发展和成长空间。萧红小说《生死场》营造了我国特定历史阶段的悲惨现象，展现了饥饿、暴力、欲望的乡土缩影。其中充满了社会的压榨、人们的反抗、社会底层的不幸等等。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方面展现了女性在闭塞、保守的环境中自身展现出的坚强性格，同样也有着难以抵抗社会和礼教压榨环境的“尘埃性”女性，不管女性的命运是积极向上抑或是苦难绝望的，这类女性在我国的文学作品中是真实鲜活的存在。同样，在我国历史上对这类女性的写照也十分广泛，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女性个人命运的悲剧，也是当时整个时代对女性的不公正待遇导致的。小说中的故事基本上源于生活实践，并且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中的斗争和主要矛盾，即便是没有整体反映出社会中的重大事件或者变故，但是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窥探当时社会风貌。故事的取材基本上是源于生活实践，是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小故事，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民众在聆听故事的过程中也具有极强的代入感。

“跳大神”情节描写在文学作品的营造中具有转变人物性格特点、提升人物精神层面的重要作用。“跳大神”的描述能够将民间的艺术行为和理念展现得淋漓尽致，并且发挥文化传播自身的强大功能，传播文学作品的能量和激情。

（二）语言民俗的功能

东北现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的语言文化具有自身特点和极其深刻的影响力，更能展现出主人公的意识形态、性格特点。在文学人物的创设上能够产生极强的艺术魅力，使作品富含精神层面的养分。在弗洛伊德的理论研究中，人格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本我，遵循快乐原则;自我，遵循现实原则;超我，遵循理想原则。如果人们对以上三个阶段的自我人格认识没有稳定平衡的状态，那么自身就会出现精神层面的问题和人格的异常现象。在萧红的《生死场》中，逆来顺受的形象屡见不鲜，试问这类女性在生活和生产中是否真的愿意忍气吞声地接受命运、家庭、社会之间的安排？答案是否定的。但是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悲剧再现，正因为20世纪初期的社会情况，导致这一阶段人性的麻痹和泯灭。女性在这种环境下的生活状态和心理发展已经逐渐接受了不公正的行为和指责，甚至认为自身的命运本就如此，女性难以在社会中勇于反抗，追求自身的幸福和自由。换言之，当时一些女性认为即便追求之后又能如何，庞大的社会压力和舆论影响，一介女流无法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社会和整个时代的不公正。

鉴于此，人性的麻木和扭曲正在逐渐吞噬女性原本的生机和活力，将更多的苦难和悲凉留给了女性，造成了她们生活中的困窘和凄惨。小说中的环境营造和情节变化都具有自身的衰败、没落意味，进而能够在人物和情节的不断推进下看出当时社会历史的變化和发展，给予整体文章的大环境以颓败之感。这种现象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源于作者在叙述过程中的角度和形式，能够表达出失望、没落、局限等一系列的消极情感。也能够引导读者在这种情感变化下产生自身的沉沦和共鸣。这种语言环境的营造和渲染能够展现属于历史的悲凉与沧桑，更具文化底蕴与历史厚重感。

二、作为环境描写辅助要素的民俗文化存在

（一）营造氛围，暗示悲剧性

东北现代作家的环境描写往往色调暗淡而不明朗，隐藏着忧郁和阴冷。他们以充满野性的思维极力描绘东北边地特有的苍茫与质朴，为纷乱时代人物的悲剧命运提供了极强的暗示性，使人很容易就能联想到时代所造成的人物生存的悲剧状态。在那样阴暗的色调下，人物的命运显然不是明亮的，而矛盾也显然在剑拔弩张之间孕育着。

《生死场》在作者的笔下，这一段历史的华丽谢幕也如同罂粟花一样，罪恶、绚丽、明媚、消沉。作者用自己的一段段文字彰显了地主阶级的困境和局限，在无能为力而又无法逃避的环境下谋求自己最后的欲望和尊严，罂粟花摇曳生姿的背景下，必将是深入污泥的结局。在土地上罂粟花迎风招展，是一种绚丽的死亡现场，作为历史罪恶之花，展现了历史的实在性。罂粟花在我国的历史上是转折、是罪恶、是无法弥补。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的最终阶段，属于历史的罪恶之花，以历史和鸦片直接的丑恶联系，展现了属于鸦片历史的真实性。但是罂粟的历史具有双面的历史特征，是性的纵欲和颓靡的堕落相重合的事物，构成了萧红笔下对欲望和鸦片历史颓败的解释。这样的历史无法以一种政治、理性的层面去解释，而是要以一种肉身化的历史，展现属于历史的肉身写照。在有血有肉的历史环境下才能够看出这个阶段的迷茫和困顿，才能够认识到我国近现代民族和国家的迫切需求。萧红从罂粟的角度诉说了历史的必然，以历史本身呈现出了罂粟花的罪恶，也昭示了历史的必然。

（二）传达作者的情感与观念

就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层面而言，萧红作品在进行叙事的过程中将叙事描写的角度放在沉草身上，通过这一角度的描写和表达能够看出一个家族的兴衰和没落，而自身也是家族没落的一分子，面对这种大厦将倾的社会变革自身无能为力，只能够化身为其中的一分子随风飘零。这种伤感与悲凉中蕴含的是无奈和困苦，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不能回避的真实现象。萧红营造小说环境的同时，金枝这一人物的描写具有自身的真实性，也有一定的概念性。可能预示着历史的一种可能性，她打开了文本的裂口，从历史中走出，以流离的方式走出，但是这样的塑造可以说是失败的。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无法走出历史的宿命，逃不开历史终结的命运，消失在历史浪潮之中。在小说的背景故事营造方面，以人物的悲悯与社会的没落之间相互映衬，能够展现出对人生哲理的探求，以及对生命发展的思考等等。萧红在进行小说写作的过程中能够将自身的情感以“无所不用其极”的形式倾注在作品中，进而展现了其作品独有的先锋文学魅力。

三、结语

东北民俗文化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意义是极为深远的，能够展现出东北文化的历史基调和底蕴，展现了东北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建构，能够弥补东北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不足。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这样认为，即在边陲地区展现民生文化的重要形式，将传统的文化因素与文学作品之间相结合，能够给予读者更加真实的社会体验和精神感受，能够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受到人性的充实和饱满。在东北民俗文化的文学创作渗透过程中应当对文化因素与作家的特定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展开联系，能够呈现文学作品自身的历史文化价值与意义，也是进行文学研究的关键性环节。

参考文献：

[1]周青民.东北现代文学中民俗文化元素的存在形态与功能[J].地方文化研究，2016（01）：56-64.

[2]赫慧育.洪峰小說中蕴含的东北文化元素[J].北方文学，2019（12）：25-26.

[3]潘国玲.洪峰小说中蕴含的东北文化元素[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7，31（05）：13-16.

（作者简介：郑凯丹，女，硕士研究生在读，吉林艺术学院，研究方向：东北地域文化艺术）

（责任编辑 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