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崇祯年间叶绍袁辑刊的《午梦堂集》，一经问世即引起世人瞩目，“海内流传殆遍”。其中所录《返生香》作者叶小鸾的形象，被后世文人构建为薄命才女的典型。《午梦堂集》之所以广受欢迎，除却其文学成就，也折射出我国文化中“诗人薄命”的悲剧意识，以及重视“愁苦之言”的文学传统。

关键词：《午梦堂集》 “诗人薄命” 文学传统 叶小鸾

《午梦堂集》是明崇祯年间吴江的叶绍袁编辑的一部家庭文集，其中收录了相继亡故的妻子儿女的遗著。汾湖叶氏世代簪缨，书香传家。“一门骨肉，文好情多”。[1]可惜彩云易散，叶家最有才气的三女叶小鸾于出嫁前五日突然夭折;长女叶纨纨归宁哭妹，一恸而逝。不久，次子叶世偁亦因科举不顺，抑郁而卒。叶绍袁母冯氏随之病亡。叶妻沈宜修连遭家难，精神受到严重打击，一病不起，终于撒手人寰。叶氏家道遂衰，一片凄凉。

叶绍袁本人颇有文名，其幼子叶燮后成为清初一代文宗。然《午梦堂集》最为人瞩目之处，却是叶氏一门闺秀之文采风流。绍袁妻沈宜修（字宛君）、长女叶纨纨（号昭齐）、次女叶小纨（号蕙绸）、三女叶小鸾（号琼章）俱有文才，“中庭之咏，不逊谢家;娇女之篇，有逾左氏”①为人称道。她们的令名并非附骥于男性亲属，而是独立地受到推崇。这既是因为明清文人看重闺秀诗的“性灵”，可能也与“诗人薄命”的悲剧审美意识相关。

一、《午梦堂集》与“诗人薄命”的文学观念

“诗能穷人”“诗人薄命”“文人命蹇”的观念自古以来就存在，但大概在唐代被明确提出。杜甫《天末怀李白》云：“文章憎命达”。白居易《李白墓》更直接地慨叹：“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李贺、孟郊的穷寒形象，更强化了“诗人薄命”这一印象。苏轼云：“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次韵张安道读杜诗》）诗人的不幸与天意联系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悲剧的宿命感。

到了明代，王世贞提出了“文章九命说”，这一论说将“诗能穷人”的主题发挥到极致。古人云：“诗能穷人。”究其质情，诚有合者。今夫贫老愁病，流窜滞留，人所不谓佳者也，然而入诗则佳。富贵荣显，人所谓佳者也，然而入诗则不佳。是一合也。泄造化之秘，则真宰默雠;擅人群之誉，则众心未厌。故呻佔椎琢，几于伐性之斧;豪吟纵挥，自傅爰书之竹。矛刃起于兔锋，罗网布于雁池。是二合也。循览往匠，良少完终，为之怆然以慨，肃然以恐。曩与同人戏为文章九命：一曰贫困，二曰嫌忌，三曰玷缺，四曰偃蹇，五曰流窜，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无终，九曰无后……吾于丙寅岁，以疮疡在床褥者逾半岁，几殆。殷都秀才过而戏曰：“当加十命矣。”盖谓恶疾也。[2]

王世贞的“文章九命说”对明清文人影响甚大。“诗能穷人”终于成为诗文创作中的独特话语。曹学佺为《午梦堂集》所作序中，开篇即云：“信乎文人多阨，不独须眉。彤管玉台，俱所难免矣。”

这种带着宿命意味的伤感叹息，萦绕着整部文集。叶绍袁《祭长女昭齐文》云：“荣盛变为衰落，多福更为薄命。”他评叶小鸾《汾湖石记》：“古来名媛，文君无德，左芬无色，荀奉倩妇无才。三者兼备，能无造物之忌乎？伤哉痛哉！”天赋异禀、灵气所钟之人，似乎总要遭造化之妒忌。张鲁唯《祭叶夫人沈安人文》即感叹“造物忌全”。“彩云易散，明珠易碎。五年之间，妗甥两见，岂红颜必薄命耶！”②美好的事物极其脆弱，最易消逝。这种痛惜又无奈之感，乃是爱美之人的千古同悲。沈宜修即言：“每诵白少傅彩云易散之句，以为千古伤心。”

与“诗能穷人”相对应的，是“诗穷而后工”之说。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写道：“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而后工也。”这一理论与“诗能穷人”既有不同，又往往为人并举。对诗人坎坷命运的慨叹和对其穷苦之言的赞赏，常同时出现。它给诗人不幸的宿命带来一点慰藉。所谓“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是也。沈宜修之弟沈自徵在哀叹姐姐命运坎坷、终身食贫之后就笔锋一转，说：“虽然，使仲韶绾绶峥嵘，家拥金穴;姊珩璜节步，晖曜中闺。亦不过所称副笄六珈，享世之痴福已耳。又安所得金石之录，与采葛织锦，共垂不朽。所得孰与仲多？诗未必能穷人，姊又可一笑于塞原矣。”富贵不过是痴福，诗人虽遭穷厄，却在文学上获得了不朽。从这一角度来说，不幸也是一件幸事。叶绍袁也评价妻子之诗：“夫诗以穷故工。一穷愁之况，已足工诗，矧又离别之怀，哀伤之感，诗宁能不工耶？”

值得注意的是，唐宋人谈“诗人薄命”和“诗穷而后工”，一般僅指男性文人。而到了明代，能文妇女的“薄命”现象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胡应麟《诗薮》云：“若陶婴、紫玉、班婕妤、曹大家、王明君、蔡文姬、苏若兰、刘令娴、上宫昭容、薛涛、李冶、花蕊夫人、易安居士，古今女子能文，无出此十数辈，率皆寥落不偶，或夭折当年，或沉沦晚岁，或伉俪参商，或名检玷阙，信造物于才，无所不忌也。王长公作《文章九命》，每读《卮言》，辄为掩卷太息，于戏！宁独丈夫然哉？”[3]古今才女的薄命，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王世贞“文章九命”说，也更显示出“造物忌才”的残忍。这种对才女命运的关照，在《午梦堂集》行世后盛行一时。据陈东原考证，“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就形成于明末，而且与以叶小鸾为代表的才高早殁的闺秀关系至为密切。为此，叶小鸾表姐沈惠端所作《挽昭齐、琼章》套曲特地辩白说：“莫道多才薄寿，是乾坤无缘假留。”足见当时此类舆论的风行。

二、“写怨送愁”的感伤审美

韩昌黎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此言对后世影响深远。钱钟书说：“古代评论诗歌，重视‘穷苦之言，古代欣赏音乐，也‘以悲哀为主”。[4]诗歌的悲怨之美与诗人的悲剧人格，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午梦堂集》即是一部很能体现悲怨之美的作品。正如叶绍袁所说：“暂铭灵寿，还多写怨之题;偶赋郁金，半是送愁之句。”

叶家母女三人都赋性善愁。沈自徵追述其姊云：“姊报章言，从夫既贵，儿女盈前，若言无福，似乎作践。但日坐愁中，未知福是何物。此生业重，惟有皈向空王以销之耳。”沈宜修《鹂吹》集中，几乎篇篇言愁。秋日固然是悲凉的：“池上芙蓉怨秋夜，红妆泪洗愁难泻”（《秋夜听雨》）;“满目凄凉事，愁应罗带知”（《秋怀》）。其笔下春光，也充满寥落之意：“春为多愁不忍看，可堪春去众芳残。风前历乱吹肠断，落尽苍苔泪点丹。寄语春光莫来去，免教长恨倚栏杆。（《悲花落》）”

在未遭家难的时候，诗人就已经伤春悲秋，心情郁郁。有些篇章已是字字凄婉，如追忆少时友人的《梦怀感旧》：“歘然惊梦却知愁，此身岂复自能繇（由）。梦中不识愁来路，挈伴还同旧日游。吁嗟醒后夜虫喧，萧萧竹韵凄愁繁。不须更听天边雁，残漏依稀欲断魂。”（《梦怀感旧》）

当儿女夭殇之后，作为慈母，诗人所作篇章更是泣血锥心：“乞巧年年事，愁怀逾往常。鹊桥填旧约，瓜果荐新凉。彩缕难穿泪，金针只刺肠。寄言河汉女，休弄巧丝长。（《七夕思两亡女》）”

“宋玉愁时候，何堪病后身。碧云飞古木，明月老江莼。冷叶偏含悴，幽花不厌贫。悲哉无限意，对景只长颦。（《秋日病起》）”

贫病交加，又伤逝恨别，笔下一字一句皆是真情流露，然而太过悲凉。沈宜修诗作多语句精工，典雅蕴藉。如“高林一叶人初去，短梦三更感乍生”（《立秋夜感怀》）即被誉为“足为高亮之词”（《玉镜阳秋》）。忧愁痛苦的心境，在诗意的语言中得到了艺术升华，显得高洁而凄美。

叶家长女叶纨纨诗集由叶绍袁题名《愁言》，其愁怨之意可见一斑。叶绍袁《愁言序》云：“诗以愁著，讵忍言哉……我女自十七结缡，今二十有三岁而夭。七年之中，愁城为家。”叶纨纨婚姻不谐，内心颇受折磨。沈宜修即说她是“半生只与愁为伴，七载尝从闷里催”。叶纨纨的愁绪，有不可言说、压抑而凄厉之感，如《春日看花有感》：“春去几人愁，春来共娱悦。来去总无关，予怀空郁结。愁心难问花，阶前自凄咽。烂漫任东君，东君情太热。独有看花人，冷念共冰雪。”

春日看花，本是佳事，应当开怀。诗人却在郁结之中独自“凄咽”，而这愁心又是连花都不能言说的，实在不可消遣。叶纨纨在夫家究竟有何遭际，连其父母都始终茫然不知。可见她一番心事全压抑在自己心里，无怪乎久而成疾。叶绍袁在此诗后评曰：“即此一诗，一字一泪，大概已见无限愁思，不必更说矣。王夫人胸怀自窄耳，相去何啻天渊。那得不死，伤哉伤哉。”

叶小鸾是叶家闺秀中名声最响的一位。她于出嫁前五日突然病逝，实际年龄仅十六岁。她的詩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歌咏闲情逸致，青春美好的，比其姊欢快很多。然而亦有一些篇章沉郁忧愁，不似少年人手笔。如果说叶纨纨和沈宜修的愁是以闺情的凄艳为主，带有脂粉气味;叶小鸾的有些诗作则更像是一个心境苦闷、追寻隐逸的文人口吻：“风雨重阳日，登高漫上楼。庭梧争坠冷，篱菊尽惊秋。陶令一樽酒，难消万古愁。满空云影乱，时共雁声流。（《九日》）”

“远浦归帆带夕阳，一声渔笛过横塘。疏杨影瘦蝉声咽，禾黍风低鸟渡忙。北望云山如恨叠，东流日夜似愁长。萧条此际柴门寂，极目平芜总断肠。”（《秋暮野望有感》）

其父叶绍袁在读到这些诗时，大惑不解：“于归在迩，何愁之有”（《九日》后评）;“游仙是平日本怀，但十六七岁女子，何至叹岁月晚、泪如丝。灵先告之耶”（《秋暮野望有感》后评）。叶小鸾的愁，大概是因为天性敏感细腻，在小小年纪就产生了人生命运不能自主的悲怆。这种悲怆不为具体事物而发，而是她心理上挥之不去的阴影。笔者认为她的七律近体颇有晚唐许丁卯风味，最典型的是婚期前不久所作的《秋暮独坐有感忆两姊》：“萧条暝色起寒烟，独听哀鸿倍怆然。木叶尽从风里落，云山都向雨中连。自怜华发盈双鬓，无奈浮生促百年。何日与君寻大道，草堂相对共谈玄。”

笔调沧桑沉郁，颇不类十六岁少女所作。“华发”“浮生”一联，更是无谓。叶绍袁评曰：“宴尔已近，有无奈浮生之语，明明不可留矣。”这一方面可能是叶小鸾故意仿作老成语，另一方面也说明她心智远较同龄人早熟，是个文学天才。天才比常人敏感，也更容易受到精神上的伤害。这正印证了“诗人薄命”之谶语。

《午梦堂集》中的感伤之美，一定很能引起明清之际文人的共鸣。前后七子学“瞎盛唐”的潮流过去之后，六朝文赋的绮艳、竟陵派的幽深孤峭登上了明末文坛。六朝文赋之不同于盛唐气格，自不必多说;竟陵派即是尚中晚唐的，有细弱格卑之失。可见李沧溟等人所追求的壮美“气格”在明末已不时兴，人们更喜欢细腻多情、消沉幽微之风。《午梦堂集》中有“拟李长吉”“拟颜延之”之载，集中所录骈赋既多且精。叶氏家人于六朝诗文和中晚唐诗应都有所学习。这种融合了消沉与细腻，感伤而悲观的风格，正是符合了时代审美的。

三、叶小鸾形象构建中的悲剧意识

《午梦堂集》印行之后，“海内流传殆遍”。其中叶小鸾的形象在后世逐渐丰富，成为才高命薄、美丽多愁少女的典型。从叶小鸾逝世起，迷信仙佛之说的叶绍袁就幻想她是成仙而去，并在所撰《续窈闻》中附会了种种美好传说。这在崇信室女成仙的晚明士人中引起了强烈反响。③明季常州人邹漪遂据《午梦堂集》中《季女琼章传》和《续窃闻》撰成《女仙传》。很多人都将她目为“女仙”“仙媛”。但后人对叶小鸾的瞩目，并不仅因晚明崇佛求仙之风。到清代，尤侗的传奇《钧天乐》、冒广生的《疚斋杂剧》都曾取材于叶小鸾事迹。尤侗好友汤传楹在《湘中草》中记载其事说：“展成自号‘三中子，人不解其说。予曰：‘心中事，《扬州梦》也;眼中泪，哭途穷也;意中人，《返生香》也。”[5]《返生香》即叶绍袁所辑的叶小鸾诗文集。尤侗还有《戏集<返生香>句吊叶小鸾》十首。可谓对这位早逝的才女痴迷之至矣。

古人既有“诗人薄命”之说，又有“红颜薄命”之说。诗人与红颜，都是钟天地之灵气的人，但正因如此，符合了“造物忌全”的悲剧预言。“夫物盛而衰，乐极则悲”（《淮南子·道应训》），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有一种深重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折射到对美好事物的欣赏之时，形成了“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的悲剧意识。叶小鸾以红颜而兼诗人，最为美好而又最易薄命，于是成为这一悲剧的代表形象。

美好事物幻灭的悲剧，实际具有一种崇高之美。“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但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识、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6]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才子红颜的不幸，其实是对庸俗浊世的消极反抗，成就了他们的不朽。尤侗即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佳人薄命，才子亦薄命。虽然，不薄命何以为才子佳人哉？绿珠、紫玉，必不老于秦楚之宫;贾谊、相如，必不产于金张之室。五花诰、七香车，非彤奁之俊物。千金裘、万钱箸，非名士之风流。至今铜台金屋，红颜黄土矣，而怨女之名犹传;麟阁马门，青衫白骨矣，而贫士之文独著。天之报之，甚矣、厚矣！谁谓才子佳人为薄命哉！”（《西堂文集》）

悲剧意识背后，是崇高的理想主义。刘鹗说：“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在这感伤忧患之中，体现的正是人类最珍贵的灵性。清人钟爱葉小鸾，将其形象构建为薄命才女的典范，正是因为这位充满灵性的少女触动了他们多愁善感的灵魂。如果说对明妃的题咏寄托了贤者遭谗而不得志的悲愤，那么叶小鸾则象征了美好事物被造化所忌的宿命。后世文人对叶小鸾题咏不绝，在她身上赋予了独特的悲剧之美，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注释：

①钱谦益，编选：《列朝诗集》（闰集卷四），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②叶绍袁评叶小鸾《己巳春哭沈六舅母墓所》：《返生香》之“五言句绝”。

③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假昙阳”条，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

参考文献：

[1]冀勤辑校.午梦堂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4]钱钟书.七缀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5]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08.

[6]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张晴柔，女，博士研究生，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文学批评史）

（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