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对于都市生活，有诸多不适应，说不喜欢更恰当些。比如理发，小区里面就有一家门面很大的美发店，我办了一张金卡，预存了足够全家人两年的费用，但是父亲每次都是皱缩着一张脸，很勉强的样子。

那天律所的同事在山庄准备了一个party，邀请我共度平安夜。我正要出发，父亲的电话打过来。他因为肺癌住院三周了。确诊之初，我悲哀不已，无法接受，但他似乎没受什么影响，安慰我说，人固有一死，一切顺其自然。我于是确定了这样的一个原则，尽一切可能医治，尽一切可能让他满足。

“我要回家！”他语气坚决。

“不行，得听医生的！”

这可是原则问题。

他顿了一下，换了央求的口吻说：“我已经好了A！再住下去就疯了！回家后我一定按时吃药，不行吗？是大夫同意的，不信我让他跟你说！”

电话被医生接过去，里面说：“老人家太犟，非要出院，不过回家继续用靶向药也是可以的。”

父亲在电话里抢话说：“我一定按时吃药，不行吗？”

劝说无果，只好去接他。

人生都有几个重要拐点，父亲也是。他曾在乡镇机关里面当过主任，公而忘私，把家当旅店。但一退休整个人就变了，特别恋家，在母亲去世后，几乎足不出户。家里面倒无需他做什么，有人专门照顾他，但我还是希望他有自己的喜好，生活得充实一些。他也曾尝试参加一些组织活动或者专攻于某一方面，比如琴棋书画歌舞诵读之类，但他看不惯群体里的规则和那些“志同道合者”的做派，常常不加控制地表达出来，所以越来越被边缘化，最终愤而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