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场景到结构：《我的叔叔于勒》的阅读视野

2020-10-30朱思弈

教育研究与评论（中学教育教学） 2020年7期

朱思弈

摘要：阅读者有自己的阅读视野，而多样的阅读视野，则形成了“视野的融合”，无形中加深了我们对阅读对象的理解。《我的叔叔于勒》近四十年来的阅读视野——两种主题的探究及其“视野的融合”，基本形成了我们对该小说的理解。但该小说的主题理解不能脱离语境分析与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也就是说，现代小说的阅读，不同于传统小说，其阅读应该关注场景，以及由场景构成的结构。该小说的结构有两种：一是场景与二级叙事的对应关系，二是“人”型结构。而主题正是从这两种结构中显现。

关键词：阅读视野视野的融合场景结构

什么是阅读视野？阅读理论告诉我们：我们的阅读总是与我们过去的经验知识联系在一起，我们总是与所要阅读的对象共处于同一种关系结构之中。因此，我们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无不受到文化背景、传统观念、知识水平和思想状况的影响。这一切便形成了阅读的“前结构”，这种“前结构”构成了人们的存在，伽达默尔将其称为阅读的“视野”。同时，伽达默尔也认识到，阅读者的视野是多种多样的，且在历史之中不断变化，阅读始终是开放的，不存在一个终极的答案，阅读者在不同的视野中相互接触、对话、交汇，互相拓展与互相限制。而这个过程，伽达默尔又称之为“视野的融合”。显然，我们的阅读，就是在“视野”与“视野的融合”中加深对阅读对象的理解。我们对《我的叔叔于勒》的阅读就是这样。

一、“视野的融合”：两种主题的纠结

“两种主题”探究成为这几年的热门话题。我们检索知网数据库（截至2020年7月8日），设置的检索条件是：主题 “《我的叔叔于勒》”，模糊匹配。我们得到文献总数592篇。文献呈现的总体趋势是：自1978年的2篇始，逐年缓慢增加，但于2015年数量骤增至58篇，随后呈下降趋势;2018年29篇，2019年17篇，2020年只有10余篇。

这种研究趋势至少说明这样两点：一是《我的叔叔于勒》稳定的结构及其显示的主题争议不大;二是认识基本趋同，即从菲利普夫妇身上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炎凉的关系与金钱至上的思想。

这也可以从592篇文献检索可视化分布情况看出，排序第一的为：菲利普夫妇，141篇，占10%。也就是说，人们基本上都将菲利普夫妇视为作者塑造的主要人物，是小说的主人公。后面排序多为：莫泊桑、语文教学、阅读教学、教学法，等等。

我们在知网数据库中再检索“《我的叔叔于勒》主题”，文献总数为62篇。自1980年1篇始，平均每年2篇多，关注度低，主题类型排序依次为：资本主义社会、多元解读、叙述者、人与人、主人公、现代小说，等等。

在所有研究中，有两篇来自《名作欣赏》的文章，可能代表了主题研究的两种主要趋势。一篇是卢昆的《巨匠的名篇——读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该研究认可主题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并以为“生活琐事”是该小说的“取胜之道”;另一篇是胡芃原的《〈我的叔叔于勒〉主题新解》，以为该文揭露并批判了“势利之心”这一普遍的人性弱点，且正是这一点极大地开拓了作品的意义空间。

这几十年的研究，基本聚焦以下两种主题——

主题一：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的人性丑陋。

在知网等数据库里，查阅该课文的研究和教案，我们就会发现，大部分主题依然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的人性丑陋;而主人公菲利普夫妇的形象多为自私冷酷、唯利是图、爱慕虚荣、嫌贫爱富、爱财如命等。

这一主题是自1961年文章选入语文教科书之后便被确定的。1963年的语文大纲还进一步在“选材标准”中做了要求，即对“稍有消极因素的作品”，要“防止学生受到不良影响”，应“在注解、提示或练习里指出消极因素”，并“作适当的说明或批判”。

此后，语文教学逐渐步入正轨，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倾向还十分明显，“思想内容好”依然是选文的第一标准。许多教师的教学设计依然将菲利普夫妇的家庭悲剧作为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丑恶面貌的“典型事件”，以“钱”为核心的板书设计，依然受到教师的普遍欢迎。1992年人教版语文教科书还补充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论述，部分教师在学习活动中让学生结合这段材料理解小说的中心思想，或在教学收尾时使用这段材料来强化学生的学习;语文教师的教学用书也引用张志公先生的观点来支持该主题。

但是，近几年也出现了亲情消解金钱的主题。不少研究者发现了小说的独特结构，即在小说结尾，作者有意安排了小若瑟夫见叔叔的情节。在专家们看来，这个充满亲情感的细节，就是作者对金钱世界的否定。也就是说，小说中其他人都被金钱牵着鼻子走，都被金钱无声地腐蚀着，他们的话语、行为和心态，都在金钱驱使下，而小若瑟夫则是个例外，他善良的表现就是对金钱世界的否定;小若瑟夫仿佛小说的“天使元素”，成为这个社会净化人性丑恶、强化生存伦理、点亮生命希望的一种力量。

主题二：揭露并批判普遍的人性弱点。

进入21世纪，语文教育教学发生了深刻的变革。2000年，教学大纲开始强调“学生视野”“創新精神”“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2011年，课程标准强调阅读的“个性化行为”。2003年人教版语文教科书的预习提示把主题定位为社会问题，且在学习活动中不再出现“资本主义社会”一词，编者和教师开始站在人道主义视角重新解读《我的叔叔于勒》。这表现在：2003年人教版教科书的习题为“从儿童的视角审视父母对叔叔的冷酷无情”;2006年人教版教科书的习题为“从菲利普夫妇的视角进行自我评价”，且增加了课文删减部分，出现了成人若瑟夫的叙事视角。而教学也出现了更加丰富的主题解读：“嫌贫爱富”，“势利之心”;小人物怀抱梦想，与窘况斗争;幻想破灭，人性扭曲。

客观上说，这两种阅读视野，无形中形成了“视野的融合”，丰富了我们对《我的叔叔于勒》的阅读体验。

二、《我的叔叔于勒》的主题分析：历史存在与语境

“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是19世纪下半叶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普遍的主题。当时，法国不少批判现实主义的名家都以自己的小说揭开社会的本质，最著名的当属巴尔扎克。他说，“黄金是这世界的人要顶礼膜拜的唯一力量”“生活不是一部由金钱开动的机器吗”“没有一个讽刺作家能写尽金银珠宝底下的丑恶”……并且，在卷帙浩繁的《人间喜剧》中对此做了详尽而生动的描绘。而法国最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莫泊桑，在短短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写了350多篇中、短篇小说，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其代表作《我的叔叔于勒》，尤其产生了动人心魄的批判力量。

同时，《我的叔叔于勒》也一再暗示故事的语境。故事发生的地点是法国的海滨小城哈弗尔，文中反复出现一些隐喻性的词语，如“远方”“大海船”“海面”“天边”“美洲”“船长”“水手”“梦想”……还有一些解释性句子，如“人们按照当时的惯例，把他送上从哈佛尔到纽约的商船，打发他到美洲去”“有一位船长又告诉我们，说于勒已经租了一所大店铺，做着一桩很大的买卖”“他是个法国老流氓，去年我在美洲碰到他，就把他带回祖国”……

在西方文化中，这些词语本身就具有隐喻性。比如，海是“需要抗争与征服的对象，人海对立，界限分明：象征人与自然外力的拼搏”，同时，“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有限的一切”。地理发现与航海冒险促使西方人观照大海的科学与理性精神，激励他们超越那有限的一切;海外旅行不仅满足他们对新鲜事物的渴望，也能获取困守故里不可能得到的物质资源。

又如，船作为一种交通工具，引发人类对社会、对宇宙更为深入的探索，它是对阻隔的一种超越。《圣经》里的挪亚方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方舟在人类潜意识中的拯救回忆世代堆积，逐渐变为一种社会性的希望的象征语词，其获救意义逐步推广开来，在哲学、文学、宗教中都有所反映”。

在经历了500年的现代性进程后，20世纪初的市民社会几乎已经被物质化、体制化和同质化了，人们从外貌到内心变得越来越相似，且“现代性主体是欲望的主体”。莫泊桑也曾经说过：“每个世纪都有它的性格。但从风俗角度书写的法国史，要比单从重大事件的角度根据需要而写的更加有趣。”也就是说，莫泊桑也深刻地意识到了“现代性”的重要性，即力争摒弃传统小说推崇的对“过去”“重大事件”“讲述”的时间观念——反映在文本操作层面则是追求单向线性时序与因果逻辑——开始特别注重更加“经济”，更多“展示”等具有“现代性”的时间观念，即在叙事方式上追求多以空间方式显现的展示性描述，这恰恰是现代小说的主要特征。

三、《我的叔叔于勒》的阅读视野：场景描写及文本结构

（一）《我的叔叔于勒》的场景描写

现代小说的创作离不开场景描写。在卢昆看来，《我的叔叔于勒》另有取胜之道，这就是“平凡琐事”。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选》，更是在其“序言”中进一步解释为“擅长从平凡琐屑的事物中截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片段，以小见大地概括出生活的真實”，也就是说，“平凡琐屑”还不够清楚，应该是“富有典型意义的片段”。这个“片段”其实就是“场景”的释义。而“场景”有时又与“片刻”“场面”“画面”“特写镜头”同义。正如美国小说理论家利昂·塞米利安所说，每一个场景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定环境的“特写镜头”，每一个场景都是情节中一个个互不相同的“片刻”，是一幅幅戏剧性的“画面”。也就是说，场景是文学作品构成画面的基本单元。

有专家就发现了《我的叔叔于勒》的突出特点是场景描写，即“海”“船”“岛”这三个场面的重组、编排、切换。场景描写和作品中人物性格、命运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自觉或不自觉地赋予这三个场面意义和情感意味，并具有更深层的空间意义。尽管这三个场面显得过于抽象且缺乏细节的描摹，但却强调了场景的作用。

“场面”原本是戏剧的一部分，是一幕中的一部分，没有地点的变换和时间的延续，表现单一的情境、对话，是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是安排故事、戏剧等情节的地方，是一个整体事件的背景。也就是说，每个场面都必须具备人物、冲突、时间界限、地点界限、情感氛围，每个场面也可以被视为整篇小说这一宏观世界中的一个微观世界。

在《牛津文学术语词典》中，“小说”词条解释为：“小说的亚文类是由特殊文类的人物、场景及情节中生长出来。”换句话说，小说的场景是文本中艺术世界的构成机制，是一种特殊的“艺术世界”，是艺术家生存与栖息的“场所”。

在斯蒂芬·欧文看来，场景就是“回忆得以藏身和施展身手的地方”——对于回忆来说，场景是必不可少的。时间不可能倒流，只有依靠场景，个人才有可能重温故事、重游旧地、重睹故人。如此，场景是看得见的表面，而在它下面，则是盘错纠缠的根节。也就是说，“场面的真正核心是主人公和场面的语义组合，这种语义组合是多义的”。场面不单单是物理空间，它已成为一种信息、一种符号，进入人类的记忆。小说家们为了自身的审美需求，将这些场面重组、编排，使它们具有更深层的空间意义。此时，它已成为一种意象，既有形而下的作用，又有形而上的意义。

许多受人欢迎的多产作家都玩“场面游戏”，即设置一个引人入胜的场面，以此作为磁铁，吸住整篇故事。现代小说，就是“画面式小说”，即要用画面和形象来表现，而不是靠叙述来阐释作品的思想和主题。

在“新感觉派”都市小说中，“场景叙事”是主要的叙事方式，即将人物、情节等置于某一或某几个场景中进行叙述展示，而场景除了作为故事发生的环境或背景，还具有凝聚、触发、牵引事件进程及人物关系变化的作用。

有专家就将“场景”“展示”的叙事方式视为现代小说的起点。“场景”叙事属于现代叙事方式范畴，即通过“展示”方式提供“活动”画面，包括“正在发生”的戏剧性事件，也包括一般的风景和场面的描绘。小说理论家卢伯克在《小说技巧》中说：“小说家将他的故事当作一件事物来展示，事情如此地展开，以致能够讲述它自己，只有在这个时候，小说艺术才算开始。”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也将日本现代文学发端的动因之一归结为“场景之发现”。因此，“场景”的展示叙事，就成为现代小说的主要叙事方式。

中国现代作家茅盾比较早地从“环境”层面考察了现代小说的“场景”构成元素——时间、地点以及自然的或社会的周遭境界。鲁迅的小说也非常注重场景的运用，擅长用语言进行“图说”，即通过大量的环境特写和一幅幅组合画面营造出视觉化的效果，鲁迅“从一种现实基础开始，在他二十五篇小说的十四篇中，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以S城（显然是绍兴）和鲁镇（他母亲的故乡）为中心的城镇世界”。

现代小说往往是情节感减弱，场面感增强。如果《我的叔叔于勒》的阅读依然围绕于勒的命运构成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或者依赖“赶于勒—盼于勒—见于勒—躲于勒”等这一线性阅读方式，那么，我们就很难真正理解现代小说。

因此，《我的叔叔于勒》的四个清晰可见的场景，共同构成了该小说的基本模式。全家在栈桥边“散步”的开头，就以其象征性的细节引人注目，并突出和预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追求发家致富成败的时代命运。随后的“吃牡蛎”“遇于勒”“见叔叔”三个场景，以舒、急、缓的节奏，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这四个场景描写，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嵌入了一些极富隐喻性的象征，并使之成为作品中整体的、普遍的象征，或如有的学者称之为的“广义的泛象征”。因为这种独特的意象或隐喻，潜在地表达了作家对于人类生存意义的追问与探索，从本质上讲，它也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象征”，是一种“本体象征”。

（二）《我的叔叔于勒》的文本结构

《我的叔叔于勒》并没有按照传统的时间顺序、空间联系和因果关系来安排场景，更多的是一种“空间图景”。也就是说，该小说的结构是将传统小说注重时间性的线性叙述结构改造成开放式的、枝蔓重生的空间化结构。正因如此，小说的视觉表现力更强，场景更加具体而真实，小说更加深刻、有感染力。

《我的叔叔于勒》的结构，是场景与二级叙事的关系。《我的叔叔于勒》的场景构成个人或共同体的实践性一级叙事过程，而其余则变成二级叙事。这里的“实践性一级叙事”就是结构性的场景，相当于一个仪式型活动;而“二级叙事”就是诉诸叙述的文字对生活事件进行的“解释”，而这些“解释”又非抽象话语，往往由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细节组成。也就是说，作为场景更接近于人们共同经验的生活事件即一级叙事，其余的补充叙事则更能体现二级叙事的解释功能。当然，《我的叔叔于勒》的结构也有着传统小说的影子，即明显的时空关系——场景或细节都发生在特定的时空关系之中。

四个清晰可见的场景，共同构成了该小说的基本模式。这四个场景极富隐喻性。作者潜在地表达了人类生存意义的主题追问，即由语境构筑的人类的普遍欲望。而现代性主体，事实上也是“欲望”的主体。

我们可以将《我的叔叔于勒》视为一个抽象的“人”（“人”型结构图见下图，为方便观察，让其横卧）。场景4“见叔叔”可以被视为一种梦想，儿童的美好愿望;而双眼作为观察点，便是场景3“遇于勒”，这可以被视为观看世界的眼光，又恰是心灵的集中体现;身体部分场景1“散步”与场景2“吃牡蛎”，仅仅是一种装饰，一种自我的美化，一种刻意追求的生活方式，即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最后，我们将行动的双脚幻化为“欲望”之脚，即人们如何行动，往往是欲望的结果。于是，这个抽象的“人”，有着作为那个时代或超越时代的人的普遍欲望——过一种闲适而富足的生活。因而，他就有着观看世界的“势利”眼光，但世界不仅仅是现实，还有诗与远方，这也正是这篇小说的可贵之处。

上述图式，就是象征了不断重复在人们身上的欲望，以及由此而生的生活方式、视野与梦想交织的图景——梦想人人可期，但梦碎又是残酷的现实。

本文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南疆中小学统编语文教科书使用研究”（编号：18BJY09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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