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梨

奔波这些年，我总想着一句话，当你离开故乡，你才真正拥有了它。我常常想，我在什么时候最爱北京呢？也许是当我坐上离开北京的飞机，起飞前飞机猛冲升空，我的心随着飞行角度倾斜之时;当我坐火车，火车驰入偌大的河北，我望向苍黄的华北平原和收了半茬的玉米田之时;当我在莱斯特的中国超市里看到冰冻的糖葫芦，又冰又酸地咬下来，甜甜乖乖，同时不忘倒抽几口冷气之时。

只有当我肉身离开，灵魂即箭归北海，北京方能擺脱一切政治、文化和历史意义，斩除一切攀附其上的话语符号，重新回归我心目中那个单纯美好的北京：永远转不灵的西直门立交桥，四平八稳的东西城胡同儿，北海上荡起的双桨，可以随意攀跑的西山。正如老舍所说，北平城是不朽的城市。北京于我亦拥有不朽的魅力，只有远离心爱的城市，才能将透视（“Perspclre”）关系看得清楚。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张北海长居美国时写的《侠隐》，故都一别多年，下笔仍是故乡地图。2018年，我买了十幅民国北平地图，按照主人公李天然的路线走过东城西城，顺带吃遍书中所提北京小吃，甚解其中味。

爱一个人也许很短暂，但爱一座城却可永生永世，有时候不由琢磨，为什么人对人的兴趣总是那么短浅，但一座城池却能让你永生不厌地爱着它。崇明岛之于栗鹿，便似北京之于我。

崇明予栗鹿雾中花朵的美貌、斑鹿的体态以及陶然的白皙，小镇的好客和天然又与上海迥异，许多绚烂迤逦附于纸边观照，已是身外身，做尽梦中梦。即使崇明早已被划归上海市，每每与新人相见，栗鹿必对人强调她是崇明人，与上海人的身份割席。

大学时，每周她都要从上海坐船回崇明，恋人为了给她制造惊喜，会突然出现在轮渡上，送她回家。而她的闺蜜会坐在码头上，看着集训的男友坐着轮船从远处经过，两人隔着大海挥手，相视微笑。轮渡、港口和海洋，可能性时刻伴随着恐慌，短暂的蝴蝶翅影，在雾的号角中挥动，青春美好的事情发生在类似崇明的小镇，进入上海这个繁华世界后，也许会发生吃惊的转折。

如今崇明到上海有了高速公路，栗鹿也早已搬到上海，但有空必坐车回到崇明，与家人叙旧。有时台风天暴雨，无人愿意接单，她的家人会给她叫辆货拉拉，栗鹿坐在七座的小面包车里，一路向着岛屿前进，殷切地对我说，“我在车上，不能看手机，下车跟你说。”

栗鹿的旅程大多滞涩，遭遇堵车，走走停停，在这个强调效率的年代，若非出于对崇明、爸妈和奶奶的眷感，谁愿意花将近一下午的时间，每周奔波往复。我奶奶和我们住了几年后，搬回了燕郊，我事务驳杂，难以脱身，想起以前日日相对，委实想她得紧。栗鹿有这样的时间去探望阿奶，又有无比幸运的闲暇，以无数往复的公路和海岛旅行，跳出上海的包围，吹吹海岛的风。

是的，我与鹿有同样深爱的奶奶，她们在相同的年代，经历不同的时代话语，很快就缩水，被年轮吐出，成为小小的果核。我奶奶在隐秘的山川中劳作，装载着核废料的军车从她身边呼啸而过;而她奶奶在海岛建起机场，在云雾缭绕中独自美丽。无论是鹿的奶奶常宠她的爱称“囡囡（拗拗）”，还是我奶奶给我起的俄语美名“妮娜（Нина）”，总是爱得密不透风。隔辈之爱的称谓与表达形式如此直烈，以至于想起来总有热泪。情感的连接和交互，需要亲人几十年如一日的付出，如培育幼苗，避暑挡寒，向八个方向祭祷，令人困惑的是，它竟毫无倦怠期。

崇明往事在栗鹿的笔下以歌舞伎的形式出现，变幻出多种名姓：雾岛，海边村落，圆圆沙，瀛岛，乃至被主人公误解的嵊泗列岛……你能看出她太想赋予崇明以多声部的诗意，几种的名称转换和岛屿变形里，只有气候、飞鸟、浪潮和雾气不改颜色。在崇明的歌舞伎中，风喑雾涌的布景，精巧设计的兽类，干净优雅的男女，登岛时的浪腥，退岛时的风尘以及夜夜笙歌的何日君再来，常想到李金发所写，“你望晴和之风再吹你向故枝，我望雪鹅把全身吞在肚里”，北京冬日起微微的寒风，吹落枝梢的垂雪，小雪雾扑面清凉，寒蝉尚在土中安眠，亦有此种静殊之味。

在对故岛的反复书写中，栗鹿已然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故园坐标，崇明岛作为她的创作母题不断被虚构、阐释、解构、吐纳，主题于爱与恨，生与死，背叛与和解中缠绕上升，在人物的你来我往中，她擅用一种轻盈的手段去打碎现实的沉重、滞涩与封闭。在我看来，她小说的呼吸感足够好，扯出大片的风与云，雾中亦看见山色或明或暗，像八音盒中的金属音符，粒粒间隔精巧雅致，在浓烈处集中烟火，痛吃葡萄痛饮酒，人共葡萄一色，儿童奔于竹林的快乐，成年人暴雨中的亲吻，短暂相接后，结尾又羽化成日暮和不断回旋的尾音，成为问号，成为追忆，成为圆舞曲。

这无疑让我想到开车去东海音乐节，夜晚浙江小镇的山，又远又深又近，朦胧地站立在道路的尽头，激起我明亮的兴奋与害怕。浓重的雾从海上蒸起，白日里微润的土地都变成了泥浆，跳也跳不起。恰逢窦唯的琴声响起，暮色与灯光交织，那一刻，甘愿陷进泥中，做一只地瓜。

栗鹿的雾岛风味在北方难觅，北方甚少有海边水雾，正如北京周边的张北、迷笛和草莓音乐节，白天的土地被一摇一滚后，只会爆起漫天碎草的土雾。南方是达达唱：“那里总是很潮湿/那里总是很松软/那里总有许多琐碎事/那里总是红和蓝。”北方是谢天笑唱：“向阳花/如果你生长在黑暗下/向阳花/你会不会害怕。”

平日，栗鹿在闲聊间常常提及崇明之日常风物，说起回小镇吃面是多美味，失踪的初恋又怎样古怪，深爱的奶奶骑着小车去做按摩。我记得，栗鹿有一次在群聊中发了一盆橘黄的蟹汤，内趴一只蟹，看上去很是美味，她说又去吃面拖蟹了，我好奇地问：“什么是棉拖鞋？”

仅仅在面拖蟹和“棉拖鞋”上，我就看到了南北相异的风景，北京小食总是贴地飞行，豆汁儿，驴打滚儿和芥末墩儿样样古怪，一般人初品，难以驾驭;而面拖蟹相较北方的米面，宛若异域奇葩，自有独特趣味，透过照片亦知香甜，引人垂涎。

好好，崇明岛的酒酿、烤子鱼、桂花糕和面拖蟹吃罢，风味吊足，接下来大幕拉开，栗鹿搬出她的小望远镜、星空、家人、朋友和清醒梦，剪辑成可爱的一帧帧画面。她在小说集中拟出的女人，大多成双，不仅神情体貌相似，对话也相互补充，“苏夜”与“拗拗”，“类”与“阿休”，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两生花》踏出幽灵的舞步，总在人物的漫步里相互挑逗，孤寂的灵魂拥抱爱抚。画面闪现，我大学时，爱在小白电脑上听果味儿VC的《双重生命》，那是一种永恒的、可以像果冻般凝固的青春，是17岁才能赐予的迷人凝望，是少女高贵而暗涌的荷尔蒙，它是如此圣洁，摒弃一切雄性特质的粗野、汗津和荤，它穿过云雾直抵天国，穿毛毛披肩，戴琉璃翡翠，拥有快乐王子的蓝宝石双眼和小王子唯一的玫瑰。

当我们近距离观察栗鹿的女主角群像，会发现一个奇异的命题：“我为何要在小说里创造一个‘我，又复制一个‘我？”

我似乎触摸到了栗鹿的隐隐担忧，好似阿休用手去触碰“类”的乳房时的颤栗。热爱结交朋友的栗鹿在小说中似乎也怕孤独，因此，她须求得一个随身行走的影子，一個有丝分裂的朋友，一只台风中的义眼，以随时伴随台风眼中的“我”，时刻证实“我”的存在和合理性，以预防浓雾中随时可能迷失的方向。这种方向行驶的迷惑性，是台风和暴雨中，那辆从上海驶向崇明岛小面包车所认真思考的不确定。

自我观照自我，便如葛史密斯在《旅游者》中所说，“行行复行行，能觅原为己。”“我”是“我”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唯一来源，在叔本华和福柯看来，这就是“爱自己”，只有无限浇灌和丰沛其内在的生命，“我”才有可能在叙事中得到“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快乐。

双重生命在文本中呈现出醉打金枝的娇俏，“苏夜”与“拗拗”的勉励，互为人生的春秋，平分海天的秋色。“拗拗”观察“苏夜”对阿奶的眷恋，亦是剥离自身浓烈的情感，寄生于一个更为冷静的自我，克制疏远的自我表达，也是一种作者对自我情绪的保护方式。“拗拗”在观察“苏夜”的失落中谅解了自己的慵慵，“拗拗”在探寻“我”的平和中解围了自身的痛苦，“我”和“我”完成了自证的圆满，而迷雾中的号角是如此忧伤和漫长。

来自潺缘的“类”为了避免重复自我的无趣感，它反复变成多种形态给阿休看，有时甚至不按阿休的要求来，自作主张。我也写过一只可以变成很多女人的养殖场的皮毛狐狸，她只要轻轻吹一口气，就能把人的皮剥下来，用完再还回去。蒲松龄的《聊斋》里曾写过一个男人喜逛青楼，爱他的狐妖便无数次地变幻成他喜爱的女子模样，最后狐妖累了，便离开了他。

在阿休的极度疲惫和心衰中，“类”变幻为迷梦中那张忧愁的脸，野生的“类”在城市里感觉不到任何快乐，它依恋着故土潺缘，可由于没有名字，它回不去。这也像时刻惦念着崇明岛的栗鹿，她将自我的焦虑一分为二，一面给了想家的“类”，一面给了想夏屿的“阿休”，甚至我们在“屿”中也能瞥见崇明岛那遥远的轮廓。

在类想离开阿休时，它念念说：“给我一个名字吧。”阿休在迷梦中回答道，“那你就叫阿休吧。”之后，阿休将自己的名字平移给了“类”，阿休和“阿休”完成了双重生命的有丝分裂，阿休孤独地留在城市的梦境中，“阿休”则回归了潺缘故土。“我”把名字交还给“我”，我和“我”各自回归了家园，潺缘（雾岛）似乎成了张枣的镜子，永远等候在那里，看见少年，看见杉木小船，看见她坐船归来。小说中的女人终将分离，小说外的栗鹿却因此完整。

“两生花”们交替出现，没有《闪灵》的恐怖和鲜血，没有政治的音墙和事业的绝境，更没有什么剧烈的起伏，只有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沮丧、离别、迷糊和竹林的暗罪。这些失望与别离均来自于那些“太空浪子”：拍假照片的K，远在非洲的夏屿和四处游荡的张酒臣，都给女人以熟悉的怠惰和疲惫，浪子总是收不回心，同样的蛀洞以不同的借口出现，即使是野生动物“类”，也能察觉出阿休被夏屿冷落的寂寞。

至此，我突然想到，人们在信息社会中所遭遇的断联黑洞，于个人而言，不亚于一次北极的冰架崩塌，小说里人物的不告而别和最后的大海雀蛋被人踩碎，你实际也说不出哪个心更痛。在现实中，我和十年的朋友决裂，鹿突遭家中变故，我们似乎被掐灭了长明灯，彼此摸索着对方的臂膀，惶惶然走向若有光的未来。这时再看栗鹿的小说，那些突如其来的告别和葬礼，彷佛是可怖的预言，我们面前似有无数的黑洞、白洞和虫洞，不知道下一次踏进的是哪个洞。

说来好笑，我和栗鹿的预言和通感一向准确，因此，与栗鹿对葬礼的书写相背，我从未写过葬礼，我选择了列夫·托尔斯泰式的复活。在这种无法割裂的亲情、友情和爱情中，栗鹿选择多次的阐释与书写，也许我们去打磨那最纤细的利刃，再用它来剖开岛屿的心脏，大爆炸般的痛苦将在反复切割中被钝化。

三年级时，我们班每人五块钱，集资批发了一批高级手摇转笔刀。我的转笔刀拥有崭新的深粉的身体，身上画着一个大眼睛的卷发小男孩儿，头顶四个金字“金色童年”，每次我用那个小转笔刀削铅笔，心底都会涌现出无敌的幸福。栗鹿无疑一直拥有这种“金色童年”的幸福，她自称炼梦师，将部分娇憨的意象放大至长夜，崇明岛的童年因而散发出金色的光芒，并在迷蒙雾霭中愈久弥亮，逐渐幻化为午夜港口的一只暖色触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