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智 朴

南北朝至唐代在中国佛教艺术的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有搞清楚了五至九世纪佛教艺术，才能进一步摸清十世纪以后的佛教艺术在中国的发展过程。

长安与洛阳在北朝至唐代的大部分时期内都是以独一无二的地位创造着新型佛教艺术内容，并且对其他地区的佛教艺术制作产生了影响。换句话说，弄清楚了长安与洛阳佛教艺术内容，才能理清五至九世纪中国佛教艺术的发展脉络。常青教授新近出版的《长安与洛阳—五至九世纪两京佛教艺术研究》一书，便是全面研究这个发展脉络的巨著。

常青教授从事中国佛教艺术的研究开始于在北大的本科学习中，那时就对河西、陇右石窟进行了考古调查，特别是对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做了扎扎实实的考古研究。正如前文物出版社编审、石窟艺术专家黄文昆在本书序中所讲，常青的研究起点高，视角开阔，贵在从大处着眼。他能够在西秦石窟文物遗存中，洞悉后秦长安佛教的源头，进而揭示其对北魏云冈昙曜期石窟的影响，论证后秦长安对于北魏首都平城的影响，科学定义出十六国后期中国北方佛教美术的主潮—长安模式，使中国石窟寺从十六国到北魏的早期发展脉络变得清晰起来。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佛教美术始于东晋十六国时代。特别是在十六国后期，秦陇、河西相继开始了石窟寺的营建，有记载可寻的有麦积山、炳灵寺、天梯山、莫高窟等。遗憾的是，这些早期石窟中多没有留下开窟造像的第一手文字记录资料。20世纪60年代，在炳灵寺现编第169号窟内发现了西秦题记，给中国早期佛教美术考古带来了光明。常青先生通过严谨的考古学方法分析排比，解决了窟内自西秦至北魏龛像、壁画的年代序列，以及题材考证问题，是一个无可否认的重要贡献。他的硕士论文《炳灵寺169窟塑像与壁画的年代》，正式发表于1992年，亦是这本文集的开篇。

常青教授在以后的工作生涯中，凭借在龙门石窟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的工作经历和三十多年不懈的探究，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海洋东西，对洛阳和长安的历史环境及文物考古资源有深入的认识。他的研究集中在东晋至唐代五个世纪的佛教美术考古，特别注意到洛阳和长安两座都城—东西两京，作为政治、文化和宗教发展的中心，曾经发挥过的“模式”作用。有关“模式”的研究在五至九世纪的历史范畴之内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五百年中，除了宿白定义过北魏云冈模式之外，常青教授为我们诠释了后秦长安模式、北魏洛阳模式、北周长安模式、唐代长安模式和唐代洛阳模式。对这先后出现的五种模式，包括它们的产生和影响所及、所不及，都有详尽的论述，从而勾画出了十六国、北朝、隋唐中国石窟寺和佛教美术相当完整的发展过程。常青先生还探讨了“模式”研究方法论问题，对我们研究别的佛教艺术模式具有指导意义。

这本文集来自常青教授1984年至2016年对长安与洛阳地区佛教艺术的实地调查与研究。包括2001年以前发表的十三篇中文论文，2003年至2008年间发表的三篇英文论文的中译本，介绍保存在美国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哥伦比亚大学的龙门石窟与长安风格造像，还有在2016年写成的十篇中文文章，有些在本书首次发表。这二十六篇文章分属于五个部分与附录之中，以讨论长安与洛阳两京地区五至九世纪的佛教艺术样式、题材、风格及其相关问题，哪些时期长安与洛阳样式具有模式的功能，并对其他地区的佛教艺术制作产生了影响力。

中国人自己的佛教艺术研究已走过了七十年的历程。北京大学考古系的阎文儒、宿白先生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金维诺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先躯和开创者。作为他们学生一辈的常青先生，继往开来，勇担重担。本书对研究与爱好十世纪以前中国早期佛教艺术的学者、学生、收藏家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对新一代学生学者们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