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昌

读林语堂先生《秋天的况味》一文时，我不记得是在报纸还是在杂志上，好像是母亲从别人处要来用于糊墙的报纸上吧，那时我还在上初中，喜欢看一些所谓的闲书、杂志、连环画等杂七杂八的课外读物，被大人们斥之为“不务正业”。

我数学不是很好，喜欢语文，按现代的流行词来说，就是喜欢阅读，于是喜欢阅读的我，很自然记住了林语堂这个名字，也记住了他在《秋天的况味》一文中对吸烟的描述：“一口一口的吞云吐雾，香气扑鼻，宛如红倚翠偎香在抱的情调。”那时，我是不吸烟的，所以，不懂他描写的是雪茄，只知道吸烟原来是这么美妙的事，对烟也有了奇妙之想。但父亲那时不吸烟，所以我也就没了尝试这种奇妙之想的机会。

30多岁以后，我才体验到林语堂先生于《秋天的况味》一文中描述的感觉。坦率地讲，我是上了林语堂先生的当了，无论是雪茄或香烟，我都没有找到“红倚翠偎香在抱的情调”，倒是因为吸烟遭遇了各种非议和隐喻的批评，也得到朋友“少吸烟”的劝告。批评和劝告都是善意，我不介意，但对林语堂先生的文章依然喜欢得紧。

1996年，去拜访在兰州西北师范大学任英文教师的发小建军，见他的床头放了一本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便如获至宝拿起来翻阅。发小只知我在我们曾经一起念过aoe的乡村小学做了代课老师，并不知我那时已在报章上发表了一些豆腐块之类的朦胧诗和散文，看我拿起《吾國与吾民》翻阅时，笑说“喜欢你就拿去看”，于是，我便夺发小所爱据为己有。

如今，发小已漂洋过海，定居澳洲。《吾国与吾民》也随着我出城入村，再出村入城，然后居无定所，伴我漂泊浪迹天涯20多年。

20年来，我翻阅最多的是第二章“中国人之德行”，“而中国中国人之德行”一章我最常看的是第一节“圆熟”。对于林语堂先生所说的圆熟，我认为先生是采用了中国语言另一种方式的文明用语，含蓄了一些，直白地说就是圆滑。圆滑是一种处世哲学，虽不高深，却并非人人皆可悟其精义，得其要领。处世圆滑，不但需要阅历与智慧，还要有不问是非之心，善和稀泥之技。圆熟可以算作是一个中性词，而圆滑则是一个偏贬义词，所以说先生毕竟是先生，用文明词讲戳心话。

其实不论圆熟还是圆滑，都有八面玲珑的意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先生说，圆熟是人的一种消极品行，是劣行。既然是消极的品行和劣行，那岂不是我等俗人所说的圆滑？事实上，圆滑何止是消极的品行和劣行。更是一种放弃人格尊严而曲迎奉承的劣性和恶行，这种认知虽说偏激了一些，但圆滑之人多是工于心计者，正因为工于心计，在是非对错问题上，不是明辨，而是始终算计自己的利益得失，有了利益得失的算计，便也就没有了自己的主张见解、观点原则，倒是多了见风使舵的投机技巧，面对权力时，可以阿谀奉承，面对金钱时，可以媚颜屈膝，长此以往，便道德沦陷，底线失守，把公理道义弃之如履。

造就见风使舵者的根本原因，就是圆滑，也就是林语堂先生所说的圆熟，在《圆熟》一文中，先生说“中国人的圆熟并非来自书本中所得，而出自社会环境”。诚然如此，抛开林语堂先生写下《吾国与吾民》的时代背景暂且不谈，至少目前，对中国青年之教诲，虽然不再强调“在长者面前缩嘴闭口，不许放肆”，但“为了命运前途要学会察言观色”之类的言教依然大行其道。所谓的察言观色，说白了就是迎合，在单位，迎合上级意志，在社会，迎合权贵之流。

不论是察言观色还是迎合，只会使人丢弃原有的做人原则、尊严认知，把人变成揣摩别人心思、投他人所好、曲意逢迎的行尸走肉，于是个人价值扭曲，从而蔓延至社会价值观，导致信仰缺失，唯利是图。

当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金钱观全部偏离正确航向，最终的结果便是公序良俗的扭曲和公理认知的偏颇，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公理”之所在》一文中的一句话——“公理几块钱一斤？”

“公理几块钱一斤？”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伪问题，不是用具象的数字可以作答的，更不是用价值来体现的。所谓公理，就是无须证明而被公认的事实道理。最近追了一部剧，剧名《魔都风云》，主人公叶飞本乃一代魔术大王，亦心怀杀奸除恶梦。抗日战争结束后，其目睹国民党军阀的霸凌与横征暴敛，心灰意冷，对于未来不知归处，竟堕落于醉生梦死之中。当一个人失去了目标方向时，除了醉生梦死，他还能干什么？所幸，主人公终究是明公理之人，一番迷茫之后，为了上海的解放，他决绝地与身为中统上海特务头子的同学决裂，协助解放军成功解放上海。

由是，公理，也是根据人类理性和愿望发展起來的须共同遵从的道理，这种道理是建立在人的初心之上和社会的公序良俗之上的，就是坚守信念、坚守原则、坚守法律、坚守道德底线和独立的自我操守以及品行素养，而圆滑或圆熟的处世哲学，则是与以上坚守格格不入的。

一个人无论把圆滑或圆熟使用得再怎么炉火纯青，终究是与人格尊严相违和的，哪怕其再飞黄腾达，也终究是丧失了灵魂的行尸走肉。事实证明，见风使舵者最终难免会沦落成里外不是人的丧家之犬，只有坚守公理，方才堂堂正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