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强

下了三年的苦功，我写出了《乌有事件新论》，对发生在2000多年前蛮荒之地的乌有事件提出了全新的见解。千百年来，无论是野史还是正史，无论是小学教员还是史学权威，都认为乌有事件让吴有国由文明走向野蛮，而我认为乌有事件让吴有国由野蛮走向文明。我坚信我的说法是正确的，是建立在充分考证的基础上。我坚信我的新论不仅是对乌有事件提出了新的看法，而且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观。我要像布鲁诺一样，即使面对火刑，也要坚持真理。我要像陈寅恪一样，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某大学学报编辑在来信中肯定了我对乌有事件的见解，并预料新论一旦发表，必将在学界掀起巨大的波澜，早已被读者冷落的学报会因为刊登新论而使洛阳纸贵。“但是……”编辑用了一个“但是”，然后说，我对乌有事件发生后吴有国的文明程度写得过头了，要改一改。我觉得编辑说得毫无道理。我在回信中说，我可以修改稿件，但我不能将真实的修改成虚假的，将深刻的修改成肤浅的。我不能为发表改变我的见解。信发出后，我将稿件寄往别的报刊。三年中，我先后将它寄了20多家报刊，结果都如同石沉大海。唉，可怜的编辑，居然没有一个有点见识。没办法，我只好按某大学学报的要求修改了稿件。这不是我不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了，它们是我的灵魂，我岂能没有灵魂？我没做大的修改，只是做了一点变通。变通的目的是让乌有事件促使吴有国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新论早日面世。我还想，假如是陈寅恪遇到这种情形，也会作变通的。

某大学学报总编辑说，他对我的考证很感兴趣。他坦诚地说，我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好些资料，他是第一次看到，他的一些同行也是第一次看到，仅此一点，新论就极有价值，他与他的同行認为，虽然这些能够说明乌有事件并没有让吴有国由文明走向野蛮，却也不足以说明吴有国因乌有事件走向文明。总编辑说，学报是严肃的学术刊物，不能发表推理不严谨的文章。总编辑的话让我要笑，却又笑不出来。我以每分钟120个字的速度打了一篇文章准备反驳他，但我很快冷静了下来，重新发了一封回信，说了“看君几行字，胜读万卷书”之类的话，并表示要按他的指示修改。这并非我不学陈寅恪不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了，我只是作了一下变通。我相信，在修改稿中我虽然没有说乌有事件让吴有国走向了文明，但并不表明我放弃了这一看法，读者只要认真思考，就一定能自己得出这一结论。

我对新论又改了几次，当然，不是我想改的，是权威要我改的。小权威让我小改，大权威让我大改。每改一次，文章就离新论远一步。最后一稿改成我所挖掘出来的新资料为乌有事件让吴有国由文明走向野蛮的结论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当然，这不表明我不学陈寅恪不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了。文章虽然作了修改，但我对乌有事件的看法依然没有变。我的内心是独立的、自由的。今天我放弃自己的新论，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走进学术圈子。只有走进了学术圈子，才有取得话语权。只有取得了话语权，才能发表新论。看到了吧，我今天的退是为了明天的进。

多年之后，上文中的“我”成了史学界的权威，特别是研究乌有事件的权威。按照当初的想法，他终于可以在著作中说出他的新论了。可是不知何故，直到前天做讲座，他说的还是乌有事件让吴有国从文明走向野蛮。不过，有一点他没有变，那就是他经常说要学习陈寅恪，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