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贵

作为个体行为性状，我所谓犯“正确”与犯正确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意指认为自己永远正确的认知障碍，把自己当成真理化身的行为缺陷;后者则是指为捍卫常识真理而无畏挑战权势权威的理性行为。

就表征粗分，犯“正确”行为不外乎三种：一种为偏执自信不考虑别人意见。正如“刚愎自用”典故所传：春秋时期，晋楚因郑国生战，楚军打得郑国将降，并拟撤军。支援郑国的晋将先縠（hú）不听统帅荀林父令擅攻楚军。楚大夫伍参进言楚庄王：先縠刚愎自用且晋国内部不团结，可出兵灭晋军，结果楚大胜。再一种乃自以为是排斥异见。倚仗自身权势权威把自己视为真理化身，自己言行永远绝對正确。殊不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是人都会犯错;世上更无绝对真理，只有不断接受实践检验的相对真理，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乃实践而非权势权威。第三种则是不承认多元价值，用自己一元价值绑架他人。世上很多事情，原本既无对错之分也无统一答案，基于不同价值观和视角，便会有不同答案。比如6与9，正过来看是9，反过来看则是6。法治时代，公民私权利“法无禁止即为允许”，别人如何言行只要不违法度便是其自由，哪怕颠覆你的价值标准，你看不惯也得看，否则不是道德绑架便是涉嫌侵权。

犯“正确”乃思维方式短路，复加认识方式出错。排在“世界十大历史文化名人”之首的孔子早就教导：“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法兰西思想之父伏尔泰也曾开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更何况，每代人所获真理性认识，既有绝对性又具相对性，当一个杰出的老科学家说什么是可能的时候，他差不多总是对的;但当他说什么是不可能的时候，他差不多总是错的。传说拿破仑在征俄惨败时感叹出一句名言：“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遥。”

另一种犯正确，本质上属挑战权势权威的犯上的正确。三国时期，袁绍同曹操官渡大战前，谋士田丰分析敌我形势，力劝其不与曹决战，不然必吃大亏。悲催的是，袁非但不听还将田投入大牢，声言败曹班师后再与他算账。不幸被田一语成谶，官渡一战袁大败。有人向田道贺：事实证明他正确，袁回来该向他认错，他将得到重用。田乃具先见之明的大智者，他断言自己定死。果然袁羞于见田，为自己开脱说：“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令人将田杀于狱中。田之所以被杀，是因为其犯正确罹祸。如若事态是另一结果，袁得胜凯旋，事实证明田错了，袁反而会放过他。有人据此穿凿附会出职场“成功学”精髓：在上司眼里，下属可分三类：一类是紧跟类，对上司言听计从始终保持一致。是类一般不会犯正确，因为绝对顺从讨上司喜欢最能官运亨通。一类是偶或不与上司保持一致，动辄犯些无关痛痒小错。上司对此属谈不上喜欢却多能容忍，其也能得到一些事干，吃稳一碗饭。原因在于，其犯错通常伤害不到领导面子，有时反而歪打正着反证领导英明正确。再一类是时常不同上司保持一致，却总为事实证明正确。此类犯了“目无领导”“不紧跟”大忌，除非他们有一个容人纳言的上司，否则难遁田丰宿命。现实尴尬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再世“袁绍”们对其显然最不待见最难容忍。道理“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因为他们捍卫的正确反衬了上司的错误，设若容忍他们“犯上作乱”，上司的“面子”“威望”岂非成了“皇帝的新装”？如此看来，此类倒霉吃亏恰恰是因为犯正确。

犯正确不是犯“正确”，蔑视潜规则犯上的犯正确，不仅可谓推进民主法治题内之义，而且堪称犯有所值。不容忍不接纳犯正确者，只会将真话与正确拒之门外;久之势必壮大“沉默的大多数”后备军队伍，恶化“集体无意识”公共精神生态，催生溜须拍马谄媚奉承之徒疯狂繁殖。

犯“正确”不仅与核心价值观南辕北辙，而且不利培育“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公民精神;犯正确顶多只会影响职场际遇牺牲个人利益，但却可以阻遏犯“正确”病毒大行其道感染暴发，推动现代文明进步。犯“正确”与犯正确此消彼长，犯正确者愈来愈多，犯“正确”者便会愈来愈少;犯“正确”者愈来愈多，犯正确者则愈来愈少。如若说，犯“正确”症高发乃民族不幸，那么，犯正确风勃兴则是国家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