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贵颂

平民，就是普通人，中国有个最通俗的叫法：“老百姓”。自古以来，平民百姓一直都位于社会金字塔的最基层。

秦二世胡亥是个昏君，也是个暴君。他听信宦官赵高的谗言，将为秦朝立下汗马功劳的李斯逮捕，要把他腰斩于咸阳街头。李斯出监狱时，回头对他的次子说：“我真想和你再牵着黄狗，一块去东门外遛弯儿，但是现在办不到了！”牵着黄狗溜弯的事儿，本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所为，一个日理万机的丞相，哪里有时间干这个呢？可是当其行将被问斩之时，却想到了要过一下平民的生活，可惜晚了。

秦二世当了皇帝之后，对赵高说：“人生在世，就犹如驾着六匹骏马飞奔过缝隙般地短促，我既已统治天下，就想要尽享喜闻乐见的全部东西，玩尽我心意中所喜欢的任何事物，直到寿命终结。”（《资治通鉴》第七卷）于是骄奢淫逸，不理朝政，又不断地加重老百姓的负担。结果不久就弄得天下大乱。赵高乘机命令他的女婿阎乐率兵进宫，取二世的脑袋。二世求情说：我不当皇帝了，给我个郡来称王就行了。阎乐不允。二世又降低标准：那就当个万户侯算了。阎乐仍不答应。二世再退一步：那我什么也不当了，就去作一个平民百姓还不行么？阎乐牙缝里挤出三个字：“少啰嗦！”二世无奈，只好自杀了。

封建社会的官员如果犯了比较轻微的罪行，就被削职为民，“下放”劳动。将军打完仗，休闲下来，无事可做，觉得没有再立功受奖的机会了，就来个解甲归田。总之，原本有权有势有功有财的人，到了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的时候，就想去当个老百姓。这个法子，竟然一脉相承。现今的一些贪官，比如成克杰、慕绥新等，都曾跟查办案子的人员提出过：“能不能向中央反映一下，一分钱也不要了，什么官也不当了，到偏远地区盖个小房，做老百姓行不行？”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东窗事发后，也多次乞求审讯人员，想当一个老百姓，做一个民间书法家。看到这些，我不为这些贪官们的无耻感到愤怒，而为老百姓感到悲哀。

中国古代是一个阶级分明或等级森严的社会。元朝曾有定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清·赵翼《陔余丛考》）历史虽然漫长，但“一官二吏”却一直把持着头两把交椅，而平民的位置非但未曾往前挪动过，反倒成了倒数的角色。秦二世、李斯及当今的贪官们，为什么都要求去当平民呢？我想是因为老百姓的地位最低下，最可怜，最卑微。换句话说，老百姓与罪犯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如果去当老百姓，过平民的生活，他们就不至于被关、被杀，所以在犯罪犯法之后，都一鼓脑儿地“甘愿”去当老百姓了。

马到悬崖收缰晚，船到江心补漏迟。老百姓虽然不值钱，不被人重视，但也不是随便什么人说当就能当的。到了沦为阶下囚的时候，到了鬼头刀按到脖颈上的时候，才想起要当老百姓来，已经来不及了。

不管是秦二世还是成克杰、慕绥新、胡长清们，其实从他们的所作所为来看，是最瞧不起老百姓的。只是到了無可奈何之时，才想起要与老百姓打成一片，才要“混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向往过一次老百姓的生活。可是，你们在位的时候，为什么不体会一下当老百姓的难处，对老百姓好一点，关切一点？那个时候，你们如果真心想改变一下老百姓的生存条件，为老百姓谋一下幸福，本不是多么难为的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