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辉

从最近一期《瞭望》周刊上获悉，国家统计局在向有关地区和部门反馈2019年统计督察情况时指出，违纪违法干预统计问题，在一些地方、部门仍然存在。督察发现，自2019年6月18日至2020年6月18日，因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处于公示期的严重失信企业达102家，涉及12个省份。其中，商贸、建设等领域，是“数据掺水”的重灾区。与此相对应，多地被查出存在固定资产投资、主营业务收入数据严重造假，山西省应县被检查的4家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全部虚报统计数据，主营业务收入虚报超30倍。

“數据掺水”，也是造假。长期以来，造假顽疾久治不愈、时有发生。比如，国家投资扶持养牛脱贫致富，有人信奉“借牛”比养牛省事——遂自作聪明，“借”得牛来，应付检查;又如，为了骗取绿化荒山补助款，有的地方平时不植树、临时抱佛脚——或在山上赶种“无根树木”，或以绿色油漆涂刷山头;再如，文明城市考评在即，少数地方硬件不够软件凑，妙笔生花做文章——在测评材料上涂脂抹粉、弄虚作假，有的甚至不惜搞形式主义应付检查……

透过《瞭望》披露的几组数字，不难看出时至今日，一些企业、一些地方“造假热情”依然颇为高涨。思前想后，冷静分析，其所以然，泛泛而言，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在兴风作浪，是沽名钓誉、欺上瞒下的必然结果;细细分析，与其背后的隐形“推手”助推密切相关。这只“手”，有“三变”：

——变味的需要。据悉，一些地方出于自身需要，相关部门通过微信指令、开会布置、层层分解等手段，严重干预统计工作。有基层统计人员表示，地方政府需要“亮眼”的数据，统计部门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中部地区一位乡镇干部反映，他曾参加过县里的一个会议，会上明确“要求”各乡镇完成经济增长指标。为了满足政府此类需要，个别县区对各乡镇进行考核奖惩，问责排位靠后的乡镇长。更有甚者，有的地市相关部门，直接印发红头文件，要求县区将“目标任务”按月分解落实到重点行业、企业。如此这般，“统计出数字”，也就在所难免了。

——变异的政绩。一些地方为了所谓的政绩，主动干预统计工作，导致数据严重失真。在国家统计局近两年通报的案件中，多次出现指令企业报送虚假数据案例。有的地方工信部门，借“调研”之名干预企业数据;有的乡镇，干脆代填代报企业相关数据。山西一家因数据造假被罚款20万元的工业企业负责人不无委屈地说，面对地方政府的要求，企业实在左右为难——既担心得罪地方领导，又担心被列为“统计失信企业”。有人实话实说：“地方政府有各种优惠。政府让企业多报，咱不好拒绝，也不能拒绝。”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变相的怂恿。为了遏制统计造假，2017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规定，统计造假案件“处理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可是，不少地方抱着阳奉阴违、我行我素的心态，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界定不清，落实不力。典型的表现是，对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甚或对统计违法案件，听而不闻、久拖不决。2019年，国家统计局曾发出四次通报，累计有23起统计违法案件移交地方处理。然而，时隔一年多，仍不见处理结果。如此这般，不是变相怂恿是什么？

除了“三变”助推之外，“数据掺水”居高不下，还有三个外因作祟：一是造假范畴广，法不责众。长期以来，但凡有检查评比的项目或工作，就有人弄虚作假。二是造假回报高，何乐不为。造假一旦成功，对地方有种种好处不说，地方官员还可望得到提拔重用之类的实惠。三是造假成本低，何惧之有？因为问责之软、成本之低，有人难免壮胆注水，数据造假现象自然也就屡禁不绝了。

“数据掺水”，表面看是形式主义，实质上是懒政怠政。中部地区某深度贫困县，有一个人口不足万人的贫困乡，每年需要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任务高达1亿元。乡长无奈地感叹，为全面完成各项任务，有时只能虚报：“实际投资十几万元的设施农业项目，至少要报100多万元。”如此这般，不是怠政懒政是什么？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不设GDP增速指标，其目的之一，是让地方集中精力落实好“六稳”“六保”目标。各级地方政府倘能脚踏实地，把保障民生摆在首位，不再简单地以GDP论英雄，统筹兼顾、合理确定各项绩效考核指标，则“数据掺水”之类现象，即便不会彻底根绝，也会日渐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