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敏讷

1

小女孩的头发刷子搭在污垢斑斑的棉衣领子上，大眼睛每忽闪一下，就让乱草一样积压在额前的头发颤动一次。蓬乱的刘海始终罩在额前，像一团愁云。此刻，有两样事物映在她瞳孔里，一盏煤油灯，豆粒般的黄光，打在乌黑墙面；一个单薄人形，包裹在被子下，补丁贴着乌黑炕席。这两样事物让小女孩不敢轻易眨眼，她木在地上，下巴搭在炕沿边的木棱子上，眼睛盯着被筒里的人塌陷的脸，生怕动一下眼皮就会打碎眼前的一切。她目光呆滞，布满血口子的红肿小手不停地掐着衣角。她心里明白，灯盏里的油烧光了，眼前就只剩下黑漆漆的夜了。她目光决绝，似乎要阻止什么，她神情绝望，又似乎一瞬间将天塌地陷。木在地上的小女孩，刚满七岁。

作为五个孩子的爹，那个中年男人用一只手把两岁的女儿托在怀里，另一只手撑在炕席上，倾斜着身子，观察包在被子里的人，食指凑近鼻翼，试探着她微弱的呼吸，然后转身对小女孩说，兰花，你娘……今晚病重了……你，到你三娘家去睡。小女孩知道她改变不了娘的命，随即听话转身，跨出堂屋门，一脚踩进那年寒冬腊月漫无边际的黑夜里。

第一个台阶是稍平整的麻子石，第二个台阶是椭圆的青杏石，第三个台阶是方形的千层石，小女孩从学步开始就在三个石头台阶上爬，眼前虽然一片漆黑，但她还是心中有数，闭着眼睛也能走，她一步一步熟练地跳下了三个台阶，径直穿过院子，朝着大门走去。她的一只脚跨出院门的木门槛的瞬间，一个念头忽然闪过——我睡着了，如果我娘过世了，我就再也听不见娘说话了，我娘要给我说话，找不见我咋办哩——这样一想，她抬起的另一只脚在空中犹豫了一下，落在门槛内。顿了顿，小女孩急速回转身体，便要奋力冲回堂屋陪在娘身边。可就在那一瞬，她的头忽然碰到一个高大的人冰凉的衣服上，又一个念头在她脑海迅速闪过，她想，一定是娘要走了，娘的鬼魂已经从堂屋出来，走到院子里，就要离开了。她抱住那个人影的腿，跪在地上，扯破嗓子嚎啕哀求，娘……娘……你别走，快来人啊，救命啊，我娘的鬼魂要走了，求求你，娘，你别丢下我啊……堂屋的爹听见女儿喊救命，连滚带爬也应声哭喊起来，打狼——打狼——我的娃叫狼叼走了啊……我的娃啊……被小女孩死死抱住不放的大哥吓得瘫软在地，这深夜里他本来是不放心妹妹一个人出去，想跟在她身后，送她到三娘家借宿。慌乱之中，小女孩喊出那些含混不清的话，哥哥以为妹妹精神失常，倒被吓得手足无措。

他们的爹冲出屋子，在院子里找到两个孩子，三人在寒夜的风里，抱头，哭作一团。炕席上的人，终究没有熬过那一宿，39岁的她，像一株被冰雹打折的胡麻花，蓝盈盈的花凋零了，把五个孩子丢在人世，最大的19，已经娶了老婆，最小的两岁，尚在怀中。人们忙着准备年事，而小女孩尚年轻的娘，从此再无病痛，在腊月的一片寒凉里，永远地走了。

要出殡了，小女孩挡在棺木前，从大人手中夺下木棒和绳索，大哭大闹。有个胖婶大惊，吼道，疯女子……小女孩扑倒在大人面前，跪地哀求，求求你们，别把棺木抬走，棺木抬走了，我到哪里去找娘？爹抹着眼泪和小女孩跪在一起，哄她，让你娘先走，过一会儿我俩去找你娘。小女孩相信了爹，棺木被抬走了。她呆立着，看送葬的队伍越走越远。下午，送葬的人都回来了，木棒绳索丢在院边，孝衣孝帽脱下来了，小女孩看看人群的身后，没有娘，心里塌下去了，拉着爹的手，苦苦哀求道，他们都回来了，我娘怎么还不回来，走，我俩去找娘，娘一个人在山后头，我娘她一个人会害怕……一句话惹得所有人都红了眼，一院子的抽泣声。第二天，第三天，小女孩还不见娘回来，就拉着爹的手，到村子里每个巷道找娘，逢人就问，你见我娘了没？我娘好几天都没回来。小女孩疯了似的到处找娘，又惹得满村子的人抹眼泪，怜惜心疼小女孩命苦。

一年一年过去，小女孩没能找到娘，沒娘的孩子光着脚，没鞋穿。小女孩学做针线，只有针，没有线，她抽掉了缝在棉被上的线，棉被里的棉花就堆成一团，缝一床被子不容易，小女孩的爹发现被子团成了疙瘩，就狠狠地打了她，打完之后又打自己，再抱起小女孩一同大哭。学堂很近，别人家的娃娃坐在土台子上，跟着老师念书，声音传过来，小女孩在家里，一只手把妹妹揽在怀里，一只手干着活，菜板上剁猪草的声音咚咚咚，嘴里却跟着老师的节奏念起汉字和拼音。念着念着，就丢下手里的活，抱起妹妹不知不觉跟着声音一路走到学堂门口，在墙外面听老师讲课，她捡来一寸长的笔头，偷着写字，被爹发现了，又是一顿训斥。说，趁早把心收了，好好抱娃喂猪。小女孩的爹说出这些话时，心里像刀子扎，但他明白自家的娃能够活下来就算不易，大的拉扯小的，不妄想着念书识字。小女孩做贼一样偷听学堂里的老师教课，捡起小石子在沙土里勾勾画画，用握毛笔的姿势在牛皮纸上写会了许多字，人口手上中下大小多少日月水火山石田土……也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把糊在墙上的牛皮纸涂得密密麻麻，写满了自己的名字，符兰花。

二十年后，那个小女孩，成了我的母亲，把我生在土炕上。

六十年后，那个小女孩，成了奶奶。她最小的孙女贝贝扎着满头的头发刷子，绕着她笨拙的身子转圈，嬉闹。她和小孙女贝贝一起念着——人口手上中下大小多少……故此，她的微信取名为——贝贝的奶奶。春天的夜晚，我陪“贝贝的奶奶”睡在一个叫御景花园的高楼林立的小区里，十楼的席梦思床上，月光透过窗玻璃，照着她，她头发上染着一层霜，借着微弱的月光，她语调平缓，对我讲述了那些古经一样的旧事。

2

冬天回娘家，路过符庄，我去看了二舅。二舅家在马路边上，大门上有铁扣子看着，在玩老牌的人堆子里，有人发现路边停着车，见我在二舅家门口张望，便推推二舅说，城里的亲戚来了，走开走开。二舅埋着头，说，莫哄人，牌正好哩。等二舅把头从一堆头中间扭过来，他看见了我，急忙丢下手里的一副好牌，用他仅有的那只左手在土里撑了一下，反身站起，一边拍着屁股上的土，一边佝偻着腰背摇晃着小跑过来，他歪斜着身子，右边的袖子软踏踏的，任寒风吹得左右乱摆。宽大的布底鞋在地上噗嗤噗嗤，脚步过处，一些微尘被掀起，跟在他身后。

二舅是我母亲的二哥，少年时大高个，浓眉大眼，好动顽皮。那一年过年之前，外爷家欢天喜地庆祝两件大好事。二舅被招了工，过完年就是公家人，能上班领工资了，与此同时，二舅也有了对象，虽是一个离异的女子，但二舅终归是有对象了。全家人紧锣密鼓地迎接新年，似乎要过一个很不同寻常的年，才足以显示家里的喜庆。年三十晚，母亲和小姨跟他们的爹，围坐在土炕上，团圆，守岁，并像往年一样祭奠早逝的娘。最淘气的二舅却在院外放雷管。雷管是自制炸药，响声震天，村子里没有炮仗，就用雷管代替，村庄喜欢用最响亮的声音庆贺新年。别人在放雷管，二舅也在放雷管。村子里的雷管声此起彼伏，欢庆走向了极端。可是，最后一声闷响过后，村庄突然死寂一片。无边的安静，像黑夜漫过来。被发现时，二舅躺在大柳树边的沟渠里，昏死过去了，身边一滩血。外爷叫了一声苍天，跪倒在地上，把17岁的儿子抱在怀里，右臂血肉模糊、血流不止，二舅的右手被炸飞了。年三十的夜，二舅的血一直没有止住，半夜，二舅疼糊涂了，问道，手在不在了？外爷说，手在，破了，淌血呢。大年初一，外爷跪在医院的门诊室，把二舅的一只手交给大夫，说，求求你，你把我娃的手接上，我给你磕头，便晕倒在地……手保不住了。大夫说，保命吧，病人急需大量输血。大姨刚出嫁，怀着孕。大舅血型不配。小姨才10岁。唯独我的母亲，那个O型血的瘦弱女孩，忽闪着眼睛，没有哭，让400毫升的血，从她血管里流到哥哥的血管里。她的哥哥保住了命，少了一只手。而她抽了血，又总是饿肚子，从15岁那一年开始，她的个头再没有长，人黄瘦下去了，老是感冒，得了慢性的气管病症，从此留下了一生的病根，成了哮喘。外爷还用一柜子粮食换来了村里人的200毫升血，从此欠下了一辈子的人情债，那人每年从外爷那里索要粮食，用來补偿抽掉的血。二舅一只手没了，工作没了，外爷家的天就此塌了。二舅那个未过门的对象，成了所有人眼中的扫把星，是她害二舅丢了工作失去了手，二舅家的一切灾难和厄运好像都因她而起。人们骂她命穷，押不住福，好事到了她那里都成了倒霉事。

远山一片苍黄，路边上的两棵大柳树伸出黑灰的枝干，稍峪河谷的风，冷硬凛冽，河道里冰碴子白森森的，白天短，太阳似乎绕一下就到山背后去了。二舅走近了，我问，舅舅，在打牌哩。他一把拉开铁扣子，嘴里念叨，冷得很，屋里走，屋里走，地冻实了，没事干，掀老牌混时间。二舅大部分牙掉了，露出零星的几颗黑牙，嘴唇塌陷，那些豁口让他说话时显得底气不足，他两腮凹成深坑，黑脸膛上只剩两块颧骨凸着。进到院子，由小石子砌成的一条歪歪扭扭的小路，一直通向那三个不同颜色形状的石头台阶，我正欲抬腿向堂屋，二舅示意我到西厢房，他说，大屋子里多少年没住人了。我看到西厢房是新近打的平顶，墙壁贴着白瓷砖，镶着玻璃门窗，但显然不是窗明几净，污垢和灰尘随处可见。白瓷砖的地板上，满是煤渣子。窄窄的屋子中央架着铁炉子，黑乎乎的，上面的铝壶冒着白气，壶里烧着的水丝丝响动。靠窗有一块土炕，被子和衣服乱堆在炕席上。另一侧靠墙的地方，是低低的电视柜，电视套半遮半掩搭在电视屏幕上。挨着电视柜，是装在纸箱子里的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电视上方，挂着一块婚纱照，女孩的脸陌生，不像是本地见过的女孩子。二舅说，这一间平顶房给最小的两个儿子结婚时都用过，用完就闲置着。漫长的冬天，这一间狭小的平顶房下面包藏着二舅的衣食住行。二舅拾起几块煤丢进铁炉子，转身，单手扛起一个装菜籽油的大桶，往小桶里倒油，因为掌握不好平衡，亮黄的菜油从小桶周围漫下来，洒了一地。我惊慌，问道：这是干啥舅舅？二舅不回答我，只是说，我自己种的菜籽，榨的油，吃着香，你回去了尝尝。

红女子——你要把我屋里的东西抢光啊……院子里忽然传来尖利的说话声。隔窗户望出去，二舅母眯缝着眼睛，面无表情，露出空阔的牙床，双手抱在袖筒里，斜着身子歪着头靠墙晒着太阳。她虽已疯掉多年，但每次见我都能叫出我的小名。二舅母年轻时皮肤白净，柔声细语，没有任何脾性，走路轻悄悄。秋后她会到上河的稍峪集走亲戚，提着竹篮，里面装着四个大花卷，画卷上沾满胡麻籽儿和荏子，透着香气，还装一袋子核桃酸梨。二舅母来到家里，气氛空前轻松，我可以跟前跟后地粘着她，撒娇。母亲急着擀面，汗珠子一颗一颗挂在额头和鼻尖。烧起柴火，烟雾缭绕，母亲大声咳嗽，在灶房里熏着烟火煮一锅臊子汤，蛋花浮在油汤油水里。面出锅，浇上汤，调上油辣椒，碗里五颜六色。二舅母吃完饭临走时，母亲送出来，到菜园子边割一捆韭菜塞到她的竹篮子里，再摘一些苹果，对娘家人就是无限盛情。她们俩在明亮的阳光下打架似的互相推让，我在一边观察这样的场景，高兴地上蹿下跳，偶尔帮忙往二舅母篮子里塞东西，就会得到母亲的表扬。转眼她们已走到院门口了，我就飞奔出来，脚尖绊了一下，眼前只看见一只布底鞋的后跟，下巴就磕在木门墩上了，裂开一道口子，血洒下来，染红了我的新衬衣，二舅母急急地从裤兜里掏出她的花手绢，捂住我下巴，脸色惨白，好似她做错了事，提着篮子低头从小路上急急地溜走了。我的祖母迈着尖尖的小脚跑过来，一面带着哭腔说，我娃破相了啊，一面紫着脸破口大骂我的二舅母，扫把星。等伤口结了痂，那条花手绢，归我所有了，我像宝贝一样珍藏着，那是记忆中最后一次见到正常的二舅母。

二舅母当年没有嫌弃一只手的二舅，嫁了，隔肚子带来了一个儿子，生下来，叫大德，隔年又生一个女娃叫红霞，再隔一年，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圆蛋。二舅用一只手耕地种十几亩庄稼，收割打碾，喂着骡马，过得艰苦，却也和乐。二舅母娘家打着光棍的哥哥却起了坏心，他盘算着像前一次一样再悔一次婚，把妹妹另嫁，这次他要用妹妹给自己换个媳妇回来。妹妹不依，哥哥又起了歪心，请了小神，在家设法场念咒语施法术，想让妹妹回心转意，妹妹没有回心转意，某一日却忽然人事不省，说着含混不清的话，哭一阵笑一阵，撕扯自己的头发，在泥坑里打滚，然后钻进黑乎乎的耳房，闭上门窗，从此再也不出来见阳光。二舅母精神恍惚，表情古怪，斜着眼睛看人，虽不伤害别人，却觉得她好似另一个世界的人，也不敢再靠近。见到她，她只问一句话，你认不认得我？你认不认得我？别人口中，她成了我的疯妗子。二舅母在黑色的耳房里，生育了近十个孩子，存活下来的有六个。三次结扎术都没有开展下去，赤脚医生注射了麻药之后，二舅母惊恐万状，翻身起来，满山遍野地飞跑。最小的一个男孩出生在玉米地埂边，二舅母拿着烂玻璃瓶割断了脐带，要把婴儿埋到土里去，村里人发现抱回孩子，男婴送了人，武山县一户不生育的人家，抱走了孩子。起先那家人还经常来认亲，等孩子长大后考了大学有了工作，就再没有了音讯。他是二舅母孩子当中唯一读了书上了大学有了工作的一个。人们评说，有福的找好人家去了，命贱的原地打转转。

我把一沓纸币装进二舅的棉衣口袋，他的衣服布满污垢，冷硬似铁。二舅用右臂一截剩余的部分压住衣襟，左手掏出那些钱，塞给我，说，我有钱，我不花钱，吃的都是地里产的。他仅有的那只手像一个装在他肉体上的农具，那些田间四季轮回里的所有粮食都从那里经过，山间的草木都知道这只锋利的手。二舅扬着一只胳膊和我互相推让，这只木质或者铁质的农具，生满各种齿，结了许多壳，我一触碰，就会生出无限的疼来。有一年，省康复中心到县上免费给残疾人装义肢，我得知消息的时候，专家组的人员已去了徽县。那时候没有电话，我一口气跑到菜市场，找到一辆从符庄拉人的面包车，求师傅捎话回去，一定让二舅来城里。第二天，天麻麻亮，二舅背了一袋洋芋出现在我家门口。得知消息后，二舅坚决不去徽县装义肢，说，半辈子了习惯了，不花那个冤枉钱。我说，是国家免费装的，他想了想又推说，来来回回车票也得花钱。我领着二舅倒了两班车到徽县，二舅坐在车窗前，一路上眼睛专注地盯着路过的村村寨寨，扭头给我说，真是大地方啊，我活了几十岁了，连石堡城都没下去过。

石堡城跟符庄只隔了一座石头山，是国道旁的一个村子，是去外地必经之地。一直到现在，二舅走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几十公里之外的徽县了。半年后，二舅的义肢来了，听说是硅胶的材料，肤色，还能活动，假肢活像是真的。我想象着二舅装上假手，右边的袖子再也不会是空空的，去符庄的路上想象着二舅斜了半辈子的身体终于要对称平衡了，看见稍峪河两岸，山挨着山，田块连着田块，树木倚靠着树木，一切都是相生相连相依相偎的样子。可是，见到的二舅，他右边的袖子还是随风轻飘飘，他从柜子里拿出那一截前臂和手，說，装上是好看，但是干活实在不方便，有些挡路，那是闲人才装的。那只钢铁和硅胶的手臂，没有撑起二舅的天空，他的半截手臂已经能熟练地使用各种农具，厨房的刀具，他能用骨头缝里的力量拿起钥匙打开一把锁。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二舅能给针鼻眼穿上线，缝补衣服和鞋子。在那间黑乎乎的灶房里，二舅用麦草烧火做饭，蒸出的馒头像绽开的白花，擀出的面从案板上垂到半空中。灶房年弥漫着草灰味，水缸周围潮湿冰凉，终年照不进一丝阳光。二舅母袖着手，她目光呆滞，表情僵硬，咧着嘴，咯咯咯，像为了照相而假装出来的开心，露出剩余的两颗黑牙，说，你舅给你给钱，你就捏上，去买糖吃。这个世界上，她什么都不争，一切都与她无关了。随你们怎么推让。二舅换上了我新买的棉衣，低头笑笑，脸色发黑，张着空洞的嘴吧，说，这么好的衣服，我穿，可惜了。我出门时，二舅从后面追出来，非要把一个装满粉条的尼龙袋子塞进我的后备箱。

我问二舅，快过年了，圆蛋、幺儿他们都回来吗？二舅茫然地笑笑说，谁知道呢，也没往回打电话。回来也顶多三五天，大人娃哇，吵吵嚷嚷，路上来来回回费钱。

二舅家的孩子们，一个个在我脑中出现。大德有几年不回家了。他出门打工近十年，没有拿回家一分钱，他穿着时髦的衣服，抽着烟，假装是大老板的样子，说话含混不清，脑瓜迟钝。他嫌弃不健全的父母和家里的黑屋子，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能入赘别人家，做着坐享其成的美梦。他的梦实现了，到外地做了上门女婿。后来他就基本不回家来了，村子里的人和亲戚们也很少有人问起，好似他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红霞表妹小我两岁，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嫁到邻村，丈夫长她六岁，她一连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三个女儿都从一年级上到中学毕业，也都考不上高中。她说，你爹娘没本事，你们考不上就只能出门去打工，还能有啥办法！三个不满二十岁的女儿就在各大城市游荡，年底回来，穿着破洞衣裤，剪着古怪发型，每人抱一部手机刷着抖音，玩着微信。过完年她们又像候鸟，各自飞向不同城市。只有小儿子在上中学，她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想尽办法转学到城里的学校，她为了陪儿子读书，到儿子的学校食堂打工。红霞不识字，只知道儿子每晚抱着书看，挺用功，却不知道他看的是网络小说的盗版书，还经常为了抢她的手机和她打架。还有一个表妹叫宝盒，某一年夏天，山花开得正繁盛的时候，村子里来了一些放养蜜蜂的河南人，他们支起几座帐篷，在村子边上的树林子里安营扎寨，住了三个月。入秋了，花败了，他们的帐篷和蜂箱撤走了，一夜之间，只剩下满地狼藉。放蜂的走了，十六岁的宝盒也失踪了。一年以后，宝盒抱着一个婴儿领着一个河南人回来了，给二舅拿来了四色礼，算是认亲了。

二舅最瘦最小的儿子叫窑窝，因为被生在山上的窑洞里，就取了这个名字。他打工头一年回来，头发染成了红色，第五年回来，开回来一辆牌照以皖字开头的大越野。车上拉着媳妇和娃，她们住不惯家里的黑屋子，过年最多住几天。十几年没有见过面，也没有机会问他外面做什么。再见面，兴许认不出来了。

3

我是个没有外婆的人。

别人有外婆缝的花棉衣，得了痄腮，躺在炕上，有外婆拿蓝头巾包来的熟鸡蛋，委屈时有一个叫外婆的人出来伸冤。于是哭着向母亲讨要外婆，母亲说，你小姨两岁，你外婆就撇下我们走了。此后，我对外婆再没有奢望，也对外婆没有概念，不会称呼“外婆”两个字，别人问，去哪里，就回答，去底下的爷家。稍峪河往下淌，我家在上游，符庄在下游，底下的爷就是指外爷。而外婆，成了母亲嘴里时常念叨的一个老故事，我生命里的一个大缺口。

我们的外婆到底是怎么死的？母亲往往会用同一种语调重复着一种讲述来回答。

外爷年轻时力大能干，一顿能吃六碗饭，麦子打碾了，装进一人高的麻布袋，一个个麻布袋立在打麦场上，外爷脱下上衣，扎紧裤腰带，肋骨一根根凸起来，他弯腰低头钻进麻袋下，左手撑在腰间，右肩能扛起一麻袋小麦。外爷常年睡在马棚里，专门给生产队喂马，他喂的马壮实，能驮能耕，干活耐力好。外爷说话慢慢腾腾，干活不急不忙，手掌粗大，吃得下亏。外爷是方圆村子里有头有脸的人，凭自己的本事挣光阴，刚强气盛，性子耿直。家境也算殷实。

大舅母嫁进来，住在耳房，她把自己的柜子锁得严严实实，天天当新媳妇，不上地，脑瓜太灵活，想方设法偷懒，吃好的，会算计，只想着攒私财。大舅母高高瘦瘦，胳膊腿格外长，走路甩胳膊，甩出好远，长臂猿一样。她颧骨突起，薄嘴唇，面色苍黄，说话挤眉弄眼。

地划到户了，外爷种了十几亩地，东山一块，西山一块。全家老小一齐上地，一年四季，地里的活永远干不完，六月里，地里的人在大太阳下割麦子，抢黄天，嘴里起火，嗓子里冒烟，大舅母不上地，推说要留在家里给劳动人煮饭。太阳火红，她把唾沫吐到7岁的小妹头上，骂道，你就只会吃闲饭，还不去给猪拔草。我母亲提着菜笼子走了，拔了一些草回家，看见她的大嫂给自己擀的白面饭，一个人藏在灶房吃，给地里劳动的人煮的玉米面糊糊。大嫂威胁小妹，敢说出去，我掏了你眼睛。小妹每天拔一回猪草，为地里提一罐酸汤。大嫂每天吃着白面饭，躲在凉房底下。夏季结束了，人人都晒成黑煤蛋，背上褪掉几层皮，一年的小麦收回来了，装进麻袋，吊起来，码放在顶棚上。除了马圈和灶房，就剩下堂屋，堂屋搁一张八仙桌，八仙桌上坐各路神灵，天神爷、家神爷、财神爷、祖上近三代先人，墙上贴满神牌。另一头靠墙，盘了泥炕，外爷和他的小女儿住。房梁的横木间，架起几块厚木板，那些厚木板是家境优裕的人家，提前给老人打的棺木板，架起来，烟火熏染，就形成了一个顶棚。顶棚下搭一面床铺，挂上一道帘子，低矮的帘子后面，住着二舅和二舅母。顶棚上堆着粮食，防潮防虫蛀，也防偷。最珍贵的东西才架到顶棚上。秋季，玉米掰下来，挂在树杈上，干透了，再用手从玉米棒子上搓下来，黄灿灿的玉米晒了一院子，装进麻袋，也架到顶棚上。外爷家的粮食大丰收，顶棚上码得严严实实。冬天来了，稍峪河谷的风狮子一样吼叫，雪把四面的山都封住了，河道里的冰冻实了，外爷的手上脚上裂着小口子，但是外爷家里粮食多，不怕刮风下雪，外爷心里瓷实。他三口能吃掉一碗面，说，冷怕啥，大人娃娃有面条吃，啥都不怕。外爷说，一年四季里有三季都上地，冬三个月就是要在家里吃闲饭，好好缓着。地冻住了，人也该歇。

入冬了，人都待在家里吃闲饭，大舅母不愿意了，她天天哭着闹着要分家，要分的东西只有两样，粮食和家具。家具也只有两件，一张八仙桌，一只木柜子。

外爷忍受不了，两眼冒出火，他脱下棉衣，爬上顶棚，发疯似的，把麻袋全部掀下来，把竹箩簸箕筛子木杈木锨木耙全部掀下来，把麻袋摔在地上，麻袋炸裂，粮食哗啦啦撒了，扬起的灰尘烟雾一样在屋子里翻腾。外爷扯着嗓子厉声吼道，分，分，全部打散，光净了，都拿去分，分了就永世散了。

外爷动了怒，使了大力，胃里出了血。

再过几天，外婆得了漏症，血流不止。去卜问，说家里动了土，冲撞了土神。那天本是逢毋，不能动高处的东西，外爷动了高处的土，从此外婆一病不起，血流了几个月，成了癌症，到腊月间，丢下两个最小的女儿，走了。那一年，小姨2岁，我的母亲7岁。尚年轻的外爷，既当爹又当娘，缝缝补补，拉扯着孩子。

大舅和大舅母另过了。他们住在耳房里，在同一個院子里，各走各的路，各吃各的饭。形同路人。再过几年，大舅母生了两男两女，耳房里一片打骂声，孩子们嘶里哇啦哭闹。大舅母斥责大舅，没出息，连一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大舅绿着脸，低声向外爷说，大，要盖一座房子。外爷垂下眼睛，没有说一个字。春天，地气暖了，外爷选了一块宅基地，背土，打基子，夯墙，攒木料，一片一片瓦插在屋顶上，整整一年，房子有了大概的骨架，门窗的木料没着落，再等一年，装上简易的门窗，大舅母欢天喜地搬进去了。那个先前的小耳房，留给了二舅。

大舅的大女儿身材修长，皮肤白净，不像是农村娃，她憨厚老实，说话低声下气，被人介绍，嫁到城郊，大舅母收了彩礼，给女儿陪嫁太少，公婆家怨气大。表姐嫁过去三年没有生育，公公婆婆骂她，娘老子遭罪太深，女儿身后连个虫儿都没有，嫌弃表姐是乡下人，没有脑子，不会做生意。表姐二十几岁，被车撞了，人跑了，表姐躺在医院，婆家人说没钱看病，怕人财两空，只问大夫还能不能生育，会不会瘫掉，一个月过去了，病房里连个给水喝的人都没有了。某一天婆家人来报丧说表姐突然去世。娘家人去看，表姐浑身发紫，猜想是婆家人买通了医生注射毒药害死了她。大舅母闹腾了一场，事情不了了之，她心里吃了亏，在炕上躺了三个月，有一天她起身拉了一辆架子车把陪嫁给女儿的一对木箱子拉了回来。三年之后，二表哥结婚了，媳妇水灵灵，见人客客气气，和颜悦色的。第一年生了一个女儿，再过一年，她肚子又大了，腊月底，快要生了，表哥有半年没有出去找活干，在家看着小精灵一样的女儿，陪大肚子的媳妇。大舅母瞪着两只三角眼剜了一眼儿媳妇，骂骂咧咧，唾沫星子乱溅，她咒骂表哥，眼看快过年了，整天在家里挺死尸，吃闲饭，拿不回来一分钱。瞅着这个骚婊子，能当饭吃？表哥实在忍受不了，腊月二十三，打起铺盖卷到矿山上找活路，别人都回家过年了，表哥在值班，腊月三十晚上被压在矿洞子里了，表哥那一年刚过27 ，用他的一条命换回来了几万元的现金。表嫂坐完月子，跪在公公婆婆面前，说，大，娘，走的走了，他狠心，不管我们大人娃娃了，这是我的命。二老放心，我的娃在，我就不抬脚步，我当牛做马，一辈子伺候家里的老小。三年过后，表哥托梦给表嫂，有好人家再找一个，替他照顾老人。表嫂不到三十岁，亲戚们动员她，总不能守一辈子寡。表嫂想通了，答应了邻村的年轻小伙，但她提出条件，必须入赘，她自己不抬步，她要守在这个家里。那人答应了。但是大舅母坚决不要一个陌生人住进她家，用棍棒赶走了年轻人，咒骂他，再敢踏进家门半步，打断他的腿。还骂表嫂，狐狸精，扫把星，把儿子害死了，还敢把野男人领进门。表嫂对婆婆绝望了，她一狠心，丢下一双儿女，抬步走了，她跪地磕三个响头，说，小辈不孝，日子长着呢，长得跟树叶一样，我后半辈子要一天一天过，您二老把我架在火上烤，我没路走了。日后哪一天你们同意我回来，我再回这个家当牛做马绝不推后一天。她欢欢喜喜跟年轻人拜了堂，第二年就为他生了个龙凤胎。大舅母认为，家里有孙子孙女，有传宗接代的苗就够了。最终没有同意表嫂回这个家，一双儿女母子离散了。

收麦时节，我去看大舅，天气燥热，大舅斜倚在炕席上，胳膊肘撑着身子，腿上盖着被单，大舅怕冷，他的坐骨神经痛有三十年了，咳痰，气喘，还被确诊为肺气肿好几年了。屋子里弥漫着浓重的膏药味，地上布满黄痰，腥臭引来蚊蝇纷飞不绝，炕席上的苍蝇拍，和那些纸盒子里的红色杀蝇粉都显得很无用。大舅母扬起长臂膀一阵乱拍乱打，蚊蝇停顿几秒，又从四面八方肆无忌惮地聚集到屋子上空，并从一个痰堆飞向另一个痰堆。大舅弓着腰背，挪下炕席，光着两只大脚踩在地上，从黑抽屉里摸出白砂糖，抓了一把，投进玻璃杯，要给我泡糖开水喝。

三十年来，每去大舅家，他都重复同样的动作，把藏起来的白砂糖或者红蔗糖化成甜水，端给我，说，喝糖开水。他努力地抬起头，疼痛让他时刻咧着嘴，露出几颗镶着银边的牙。大舅的眼睛向外突着，像两个没有通电的小灯泡，亮而无神。大舅母把装药的一堆盒子给我看，说，你舅每天要吃一堆药，我去新疆摘棉花40天挣来了三千元，给种半夏的老板挖半夏20天挣来了两千元，掐辫子做靠垫换回来的零零星星的钱，都给你舅吃药了。说这些话的时候，大舅母声音刚强有力，元气十足，语调顿挫，好似在讲述故事，没有悲伤也没有不幸，她像一个转述者。问她身体，她忽然咧嘴笑了，说除了血压高，腰腿都不疼，感冒也没有，一个人种了几亩地，把年轻时没干的活都干了。她只抱怨在城里念书的孙子孙女，每一周要花费掉50元，净给手机充了费。

三个月后，见到的大舅母，她两腿失去了知觉，端坐在西厢房的炕上，两手砸着自己的膝盖，大声哀号，这一对废物啊，啥时候才能动弹。大舅母满头白发，脸色没有一丝血色，身材更加瘦削。她给屋子里进进出出的人重复述说，那天给老湾咀的麦田打杀草剂，头只晕了一下，就倒了，头差一点磕到石头上，磕上就没命了。脑里溢血了，住院挂了十天水，腿还是不听使唤。而院子里，木匠正在为大舅赶制棺木，铁锤在木板上叮叮咚咚的撞击声，和乡亲大声的说笑响成一片。

纸白鹤，纸红马，金山银山，金元宝银元宝，别墅汽车金童玉女，彩色的纸货在秋风里沙沙作响，堆积成山。大舅在堂屋华丽的灵堂后面，正躺在冰凉的地上。层层绸缎的寿衣上，盖着一张白纸。大门外来了知己的亲戚，老远用哭声报到，大舅母在炕上随时应和，表示迎接。伤心的姊妹啊……狠心的姊妹啊……你叫我咋活哩啊……啊……她的哭声抑扬顿挫，起承转合，韵调悠长哀怨，但是没有一滴眼泪，像一场表演。大舅母用瘦长干枯的手指擦掉我的眼泪，说，我的娃，不哭，你大舅走到好处去了，不受阳世上的罪了。前几天夜里，他疼得用脚砸炕，炕都塌了一个大窟窿。她扬起手指着大门，说，问了阴阳，都是这大门方位不好，把你表哥害死了，把你大舅害死了，把我害得双腿瘫了。等把你大舅送上山，我就请人把它挖了，我要重立大门。

从符庄出来，我把着方向盘的双手不停地抖，母亲身体不好，我们向母亲隐瞒了消息，每天从城里到符庄，再到稍峪来回跑，但还没想好怎么样告诉母亲大舅去世。大舅入殓的时辰快到了，得让母亲见最后一面。等母亲喝了药，我们说说笑笑地端起大碗新玉米面搅团吃。我慢慢腾腾拉长声音叫了一声妈，停顿数秒，然后快刀斩乱麻说道，我舅走了。母亲随即凝滞数秒，筷子停顿在空中，然后丢下碗筷，眼圈忽然红了，眼泪在苍黄的脸上滚落下来，她吞咽了嘴里的食物，全身塌下去了。哽咽着问，你大舅還是你二舅？我说，大舅。她长舒一口气，说，走了好，走了好，疼痛受够了。你大妗子命最牢，两个娃都走她前头，走了的都超生了，只有她还像铁人一样。她的心是铁做的。母亲翻身下炕，打开所有的抽屉，翻出一堆香蜡纸钱，弓着腰不知所措地在地上打转转。

4

那一天，天空似乎格外空旷明亮，一大早，门前泡桐树上的喜鹊就叽叽喳喳。母亲给我穿上花棉袄，扎了小刷子，拿出平时不让穿的小红皮鞋。她端了半洋瓷盆热水，脱掉棉袄，只穿了一件贴身的衣服，猫着腰在廊檐下，洗头。大团的热气从盆口升腾起来，把母亲罩在盆子里，滴在石头上的水，瞬时就变成固体。母亲的牙磕得咯咯响，她朝身后的我扬着手，要铁丝上挂的毛巾，我接过去，发现毛巾就是一块薄板子。母亲把毛巾投进盆子，毛巾重又变回一块布料。母亲一手裹着滴水的头发，一手提着棉袄跳到她的东房。母亲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两个粗长的黑辫子，一直垂到衣襟边上。太阳晒上堂屋木门了，她提起藏在门后面的绿头巾，绿头巾包裹着沉沉的东西，是母亲从自己的口粮里节约出来的，包子，米饭，点心，花卷，还有炼好的臊子。趁着祖母不注意，母亲把绿包裹塞进衣服底下，拉我快步走出院门。母亲抓紧我的手，顺着稍峪河，在布满冰渣子的沙土路上，我们欢快地走啊走，呼啸而过的冷风里，我和母亲像逃脱劫难的小偷，朝着河的下游走去。母亲没有告诉我要去哪里，但是我隐隐感到，一定是个不同寻常的地方，而这个不同寻常的神秘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没有外婆的外婆家。

此后，绿头巾的包裹藏在门背后，我就欢天喜地，那一天母亲会空前地宽容和蔼。我也会自觉地去洗头发。

路边的小巷道口，母亲突然停下来，蹲下来嘱咐我，嘴要甜一些，不许哭闹。

那一刻，在几棵大柳树后面，我看到一座旧房子，青瓦上长满瓦松，屋檐下，古旧斑驳的木门，布满黑色污垢。进到里屋，满屋子烟火缭绕，浮着一层雾气，炭火和灰尘的味道，直窜向鼻子。一个面目慈祥柔声细语的老人，严重的驼背，眯着一只眼睛，歪着头吹火盆里的柴火。他推了推头上的圆布帽子，跳下炕，要把我抱到炕上去，我知道他就是外爷了。我不肯脱掉小皮鞋，踩在炕席上，一手揪着母亲的衣襟。母亲低声问，大，胃疼得咋样？外爷停了数秒，说，好的，莫事，不咋疼。他脸部的皮肤松弛，满是褶皱，像北山上的梯田，又干又荒芜。我扫视四周，墙面糊上去的牛皮纸，被烟火熏成褐棕色。屋顶上的椽子，乌黑发亮。屋子里没有一样彩色的东西，除了黑色，还是黑色，只有火盆里的柴火在欢快地跳动。

门口进来一个人，肥大的布底鞋，嗤嗤响。一只袖子在空中空荡荡的，搭在炕沿边。他笑着，左手把敲破皮的核桃递给我。母亲说，快叫二舅。我正欲张嘴，抬头时，木门扇的背后，忽然伸出来一颗头，毛毡一样的头发，目光怪异，直直盯着我，她忽然问我，你叫啥名字，你认不认得我？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恐惧，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撕心裂肺的声音，把黑屋子填满。二舅转身扬着手朝她吼道，出去，把娃吓着了。

第一次被母亲带回娘家，外爷和他的黑屋子，画一样刻在了脑子里，傍晚时分，我哭闹不止，不肯睡觉。

那个黑屋子里，只有驼背的外爷。胃病像多年的茶瘾，随时来纠缠，外爷瘦弱，无力。他的炕上终年放着一个铁火盆，一把黑铁壶。屋子被熏黑了，满是烟火的味道。外爷犯胃病时，弓着腰跪在炕席上打转，脸色像黄裱纸一般。给他送去母亲做好的米饭，他吃一口就开始呕吐。嘴里喊着饿，看一眼碗里的饭，说，没福享受了。他瞅着两个小女儿，却忽然提起了他早逝的大女儿。母亲和小姨惶恐万端。

大姨当年嫁给了一个乡镇干部，一个高个子，皮肤白净，身材匀称端庄的男人，生了五个孩子。那个乡镇干部和别的女人好上了，工资都交给了那个女人，给她家买了一套新式家具，把家里老婆孩子的死活全然不管了。大姨家在中学附近，我和表姐在一个班，下雪了，我跟着表姐回家吃了一顿玉米面糊糊，回家后，母亲严厉地训斥我，你大姨家五个娃，狼崽子一样，家里没面，你去吃一碗，你大姨就得饿肚子。我们都憎恨那个乡镇干部，见了面也没人称呼他，最后连他的亲生儿女也不理他。大姨是被血淌死的，她得了病，一直流血，還种十几亩庄稼，不种庄稼，五个孩子就得挨饿。她背着一架麦子在山路上走，血从她裤腿里一直流到鞋子里。她把玉米须攒下来，晒干，压在屋檐下，流血时就用一大团玉米须垫上。大姨在大河里洗裤子，一大截河水就被染成血红。一年年拖下去，大姨的病成了癌症，到最后，血流干了，流粉红的液体，老人们说，流桃花脓，就没救了。身形高大的大姨，说话时声音绵软无力，接不上气，她萎成了一只猫，蜷缩在炕席上，面色如纸。在桃花开得正艳的三月，大姨走了，离开人世时49岁。

外爷的病忽然加重，吃不下任何食物，米糊都咽不下去了。在他的大女儿去世两年后的一个冬天，外爷一病不起，也撒手去了。

5

母亲打来电话，一反往常的层层铺垫，直接开门见山，语调悲凉。说道，圆蛋去内蒙煤山上打工，右手被机器咬了。

我耳朵一阵轰响，浑身软下去了。电话这头我一遍一遍追问母亲，母亲再没有说一个字，其实母亲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说得很清楚了，我反复追问，像是要竭力证明这是个虚假消息，或者只是一场噩梦。

表弟圆蛋算是二舅和二舅母亲生的长子，生得虎头虎脑，个子不高，像他的名字一样。圆蛋只念到五年级，冬天，他穿着圆筒一样的棉衣棉裤，手脚还是被冻烂，耳朵上的冻疮结着痂，抠掉一层，流着黄脓，擦掉，露出鲜红的肉。班里的同学欺负他，雪疙瘩专打他的头，骂他，独手的大大，疯人的娃娃。圆蛋用肿得跟馒头似的手背擦去黄鼻涕，嘶吼着冲过去，把骂人的同学压在雪地里，边哭边打，手上脓血模糊。然后他起身，冲进教室，抱着布袋子回家了。春天他就跟着二舅上地学犁地，喂牲口。河对面的半山上，他远远地看着大路上蜂群一样的学生，也不后悔也不羡慕，只把鞭子在空中打的脆响，他打算接替一只手的爹，一辈子光明正大地种庄稼。一年年过去，他壮实的跟牛犊一样，但是庄稼种得再多再好，只能保证肚子不吃亏。家里的房子像一个老人一样越来越老，越来越黑。同龄人都瞅对象了，上河的村子唱戏了，村子里的小青年，穿着新衣裳，吃着冰棍，嗑着瓜子，成双成对地在戏场院转悠，圆蛋从来不奢望哪家的姑娘能看上他，即使看上了他，还能看上家里的黑房子？谁家的女儿愿意当一个疯人的儿媳？一想到这些，圆蛋就离群索居，一个人跑进戏场看戏，戏毕了提前挤出来回家。他躺在炕上，想来想去，终于想明白家里不缺粮食，就缺钱。

村子里到外面打工挣钱的人，越来越多了，过年回来，都把头发染了不同颜色，穿着大裆裤，手里玩着双节棍，嘴里叼着烟，像电视剧里的人。过完年，圆蛋偷偷打起铺盖卷，跟上他们出门去了。

圆蛋到建筑工地上绑钢筋，做外墙保暖当蜘蛛人。干了一年活，年终找不到老板，一分钱没拿到，白干了。又去煤山上挖煤，背煤，三年没回家，二舅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四处打问，一同去的人说出门第二年就失去联系了。村子里的人都传言可能上了传销了。二舅两只眼窝陷下去，哭着给我母亲说，娃怕是没了。三年后，一个圆墩墩的身形，穿着工装，从天而降出现在二舅面前，个头基本没长，还是出门前的样子。二舅抓住圆蛋的肩，哭得瘫软。圆蛋说，要盖一座新房。他买来了木料砖瓦，请了匠人，准备打地基盖房子。上梁那天，半空中的房架子上，爬满了人，房底下的工地上，帮工的人像水一样涌动，全村没有落下一户人家。男人们扛木头，搬砖挖，和泥上墙，干重活，女人们到后厨蒸馒头，擀面条，做大锅饭。母亲高兴得眼泪汪汪，说，太体面了，人就是人的势啊，我娘家庄子里的人太给人长精神了。我说，村子里的人都可怜二舅，才来帮他。母亲说，不是可怜，是报恩。六月里，你二舅不睡觉，前半夜磨镰刀，在夜里四点上地割麦，他的麦子收的最快，他把自家的割完，看见谁家的麦子粒往土里掉，就钻进谁家的地里帮着割，割完了自个回家了。谁家碾麦子遇到突降暴雨，他奋不顾身，在雨中帮忙抢粮食。冬天，谁家烧炕的马粪短缺了，二舅用一只高过头的背篓，把自家马圈里的马粪铲起来，装满一背篓，背着马粪踩着雪，送到别人家里。挑水，磨面，犁地，村子里家家户户的活二舅都帮着干，成了公共劳动力，二舅的一只手干了几双手的活。他在村子里的天天在行善，大家来帮他盖房子，是还情是报恩。命苦人天照顾，二舅家的一座新房子，一天一个样。

新房子盖起来，找媳妇也就相对容易一些。圆蛋有媳妇了，和父母分了家。家里的十几亩地分成两份，但是所有的地都由一只手的二舅一个人来耕种，只不过收成各有其主。圆蛋和媳妇住进了前院的新房子，二舅和二舅母住在后院的老房子，新房子在老房子的前面，刚好遮住了老屋的破旧，像掩盖了一个陈旧的伤疤。新房子在马路边上，门上经常挂一把大锁，像一个体面的道具。圆蛋的媳妇高大健硕，干起活来像个男人，她骑一辆电动摩托，载两个孩子还能驮一袋洋芋走40里路进城，她在城里租房子给三个孩子陪读，周末回家，用摩托车把洋芋面粉和菜籽油载进城。她在城里的街道上悠闲地游街，画着奇怪的眉毛，涂着艳丽的口红，出入各大商场，也学时下最流行的打扮，穿着奇形怪状的衣服。问她，孩子们学得怎么样，她很无所谓的样子，只怪罪孩子们都沉迷于手机，至于学得怎么样，她自己也说不上。我说，不能让他们玩手机。她变得无可奈何，说，夺了手机连饭都不吃，手机比命都重要似的。

圆蛋打工，每年过年回家一次。他说，自己没条件念书，一辈子出死力，现在累死也要让孩子把书念成功。他到内蒙煤山上干了将近十年，定时把钱打回来，媳妇用那些钱支付着一个大人三个孩子在城里的花销，吃穿都跟城里人没有多大区别。

圆蛋的右手被机器伤了筋骨，被送到地方卫生院做了简单的包扎，手指没有知觉，工头用花言巧语骗他，要一次性给他一些钱算是了结。圆蛋听着那些数字，动了心，没有了主意，打电话回来，二舅疯了似的咆哮道，不要钱，要手！

亲戚们共同商议了对策，要求到正规医院治疗。工头花了一大笔钱，圆蛋的手保住了，回家康复了半年，手指基本恢复了。但是医生说，这只手以后也不能使大力了。圆蛋拿到了一些补偿，等手恢复得差不多了，还是去了煤山。

6

掀门帘出来，院子里的冷风忽然迎面吹来，窜进衣领，在那间狭窄的平顶房里获取的一点暖意，一下子散尽。几次想踩上那三个不同形状的石头台阶走进堂屋，再看看外爷用过的铁火盆，存放过粮食的顶棚，以及窗扇背后那盏落满灰尘的煤油灯，二舅一再阻止，不能理解地大笑，说，六十年了，快塌了，房子里空空的，啥都没有，只有灰尘。没啥可看的了。

走出院子，回头看看老屋，黑灰的瓦松裹着厚厚一层落叶，灰瓦上生出一圈圈白色的苔花，风干的苔花附着在瓦上，留下生命的痕迹。屋檐的一角已经塌陷，瓦垄变得歪歪扭扭。老房子周围，有欧式小楼，有新打的平顶，老屋深陷其中，还在努力支撑着它的老骨架，就像一个老人歪斜着身子，努力支撑剩余的生命。

观后镜里，几棵大柳树垂着黑灰的枝条，在风里飒飒作响，枝杈上布满黑色的鸟窝，耐寒的鸟儿都在这里留下来过冬。二舅站在冷风里，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风吹动他右边的袖子，空空的袖子被冷风吹得上下翻飞。二舅歪斜的身体，和他身后倾斜的瓦屋顶，站在封冻的大地之上，等待又一个春天来到稍峪河谷。那时，稍峪河两岸山坡会冰消雪融，土层潮润，向阳的崖畔会提前冒出细密的草芽儿，牛羊重新走向山坡啃食青草。不久，山野就会像一面绿毯子，树林将渐次褪去老旧的枝干，浓密的新叶会变得郁郁葱葱，草木会脱下旧年的灰衣裳，绿色也将裹敷大地。北面和南面的田块间会重新长出一茬庄稼，玉米、洋芋、小麦和菜籽照着新一年的阳光，像往年一样，在各自的田块间，欢快自由地疯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