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一

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作家。

作家与其他手艺人没什么区别，手艺人经常有活干，心情才可以平静，作家也要持续不断地写作，才能感到充实。一旦大脑空空没有写作冲动，就会感到痛苦。我已经半年没动笔了，没动笔的原因就是大脑像被抽干了水的池塘，一点想法都没有。这半年来，我生活得六神无主，丢三落四，总觉得自己将要虚度余生，直到碰上了我家早年的邻居小四儿。

小四儿是女的，是我老邻居郭家的四女儿，小四儿的父母平时就“小四儿，小四儿”地喊她。小四儿与我同龄，还是我小学同班同学。小四儿的大名叫郭翠，可没人喊她的大名，都叫小四儿。

那是一个晚秋的下午，我从海水浴场游泳归来，在路上，迎面碰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小四儿。我和郭家人多少年没见过面了，自从二十多年前父母家那条小街拆迁之后，原先的邻居们各作鸟兽散，谁和谁很难见上面。今天能碰上小四儿，应该算巧合，因为我每天游泳回来都从这里走，从没碰上过她。我们站下说话，无非说说两家的兄弟姊妹如何如何，两家兄弟姊妹的孩子如何如何，顶多再提及几个老邻居，然后就客客气气告别了。

小四儿现在日子过得相当不错，她的儿子是一家私企老板，儿子结婚生子后，她和丈夫一直在儿子家帮着带孩子。小四儿两口子都是企业退休工人，工资虽然不高，但根本花不着，一切开销都是儿子负责，提及生活，小四兒一脸满意，连说知足知足很知足，她和丈夫现在吃香的喝辣的，一点心思都没有。

和小四儿告别后，我回到家中。坐在电脑桌旁，燃上一支烟，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半个多世纪前父母家的那条小街上。我在那条小街上出生，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光，只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条小街拆迁我才搬离别处，以后的二十多年间，我又搬家好几次，和记忆中的小街渐行渐远了。如果这次没碰到小四儿，我是不会主动从记忆深处打捞出小街的情景、打捞出我家老邻居郭家的生存状况。

我父母家住在老城区一条不足百米的小街上。这条街1949年以前就存在并且住上了人家。小街是南北走向，街东街西全是住户。街西一溜，有四个门头房和两个大杂院，郭家就住在最南边的一个门头房里。街东原本是一家工厂的仓库，1949年后，为了解决企业职工住房问题，就把仓库一户一户地间开，临街一侧开了十一个门，住进了企业职工。我家住在七号，和郭家斜对着门。街西的四个门头房，房门上面都有拱型窗，还镶着玻璃，老人说，过去这都是做买卖的房子，图个门头气派。老街短而窄，即便是对门的邻居，谁家做饭炒菜，街另一边的人就可以闻见味道，谁家拌嘴吵架。则更是一条街都能听到。

听说，郭家户主郭大爷的父母，在1949年以前花了几十块大洋买下了这间门头房，开了家小饭馆，1949年后，公私合营，小饭馆并入了国营饭店，房子就纯粹住人了。我记事时，就知道郭大爷是在一家国营饭店工作，但并不是厨师或服务员，而是拉胶轮地排车的苦力，每天去啤酒厂，装满一车形状像炮弹一样的铁皮桶装散啤酒（当时，人们称这样的啤酒桶就叫“炮弹”）拉回饭店，卖完了，第二天拉着空桶送去啤酒厂，再换回一车灌满啤酒的“炮弹”。

郭大娘没有工作，专门在家照料孩子，也不知为什么，郭大爷和郭大娘竟生了四女二男六个孩子，我母亲说应该是七个，早年还夭折了一个男孩。在郭家四女中，小四儿是老小，她身下有两个弟弟。郭大爷和郭大娘两口子都说一口当时我们认为是纯正的普通话，这在我们这条小街上很特殊，人们纷纷猜测着他们一家的来龙去脉。后来知道，他们的祖先属于满族八旗中的正黄旗，都是带兵打仗的军官，那支部队驻扎在离我们这座城市几百公里外的益都县城，负责守卫那一片国土。再后来，官兵们成了家生了儿女，在益都县就形成了一个满族八旗子弟的居住地，这个居住地的居民都是八旗后代，每家每户都享受朝廷的终生奉禄。

民国以后，八旗子弟的地位一落千丈，便四散而去讨生活。郭大爷的父母就带着一家老小来到这座沿海城市，靠做小买卖维持生活。郭大爷和郭大娘其实说的不是普通话，而是东北话，满族的发源地就在东北嘛。小时候，我去郭家串门，在一间屋子的墙上看到过郭大爷和郭大娘的结婚黑白照片，照片上，年轻的郭大爷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身着马褂，头戴西瓜帽，胸前戴着一朵花。郭大娘坐在一顶四人抬的轿子里，轿帘掀开了，郭大娘头上插满了花，穿着标准的满族女人的服装，一双鞋的鞋底很厚，就像京戏里人物穿的鞋一样。从这张历史照片上看，郭大爷和郭大娘的家境都不一般，不是平头百姓可以攀比的。

郭家一共八口人，只郭大爷一人挣工资，家庭生活状况可想而知。从上学起一直到小学毕业，我就没见过小四儿穿过整装衣服，都是上面姐姐穿过的破旧衣服，不是上衣有破洞就是下衣有补丁，一双洗得发白的黄胶鞋，从冬天穿到夏天，从未换过。

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价低，人们的收入也低，在企业里，厂长和工人的收入有区别，但区别不大，作为一把手的厂长，每月工资七八十元，一个五级工，每月工资就可以达到六十元。七级工和八级工的月收入，基本可以和厂长平起平坐。社会中下阶层，都是这样大差不差的收入，要想生活过得宽裕，惟一的办法就是少生孩子，谁家孩子少，谁家的生活就相对好一些。我父母只生了三个孩子，父母也都有工作，五口人，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费达到了十八元。像我们家这种孩子少双职工的人家，老街上也有几户，在郭家看来，这都属于高不可攀的有钱人家。实际上还有比我家过得好的，我父亲有一马姓同事，我们叫马叔叔，不知什么原因，结婚数十年也没生孩子。有一年春节，父亲去马叔叔家拜年，看到马叔叔一人在家喝酒，酒肴竟然是晒干的虾米。喝一口酒，往嘴里填一个虾米。回家后父亲对母亲说：“老马没有孩子生活就是好，咱家多少年没见着个虾米了，老马喝酒拿着虾米当酒肴吃。”

几乎是每个月底，郭大娘都会到我家，向我母亲借五块钱救急。郭家缺衣少食，可郭大娘却身宽体胖，她进了我家门，先向我母亲躬一下腰表示尊重，然后愁眉苦脸地说：“他大姨，借五块钱，明天去粮店买粮，要是没有，三块也行，老头子发了工资就还。”

母亲说：“五块真没有，给你四块吧。”

“谢谢，谢谢。”

母亲掏出两张两元面额的纸币递给郭大娘，郭大娘双手接过钱，小心翼翼装进衣兜里，并不走，总要站在那里和我母亲聊一些家常。母亲劝郭大娘出去干活，哪怕是去街道废品站回收破铜烂铁，一个月也能挣十八九块钱。郭大娘咧着嘴笑：“老头子不让，就让俺在家看孩子。”

郭大娘走后，母亲“嘁”了一声，说：“她就该受穷，没见过这样的懒老婆！”

当时，国家有政策：城镇户口的居民，如果每人每月生活费低于八元钱，可以每月吃十元钱的“救济”。这十元钱，由居民所在单位发放，但要调查清楚，不可弄虚作假。郭大娘一家八口人，就郭大爷一人有工作，每人每月生活费不足八元，是救济的对象。

郭家也确实困难，人穷志短，往往会为了一点儿蝇头小利，失去起码的操守。郭家门口有一棵大槐树，每年五月槐树开花，一串一串雪白的槐花压弯了枝头，清香四溢，诱得一条街的大人孩子垂涎三尺。而每到槐花盛开季节，就是郭家老小赤膊上阵准备战斗的时候。郭家视那棵槐树是自家的私产，谁也不准采槐花，只能郭家采。白天，郭大娘就拿着个马扎子坐在槐树下，守着槐树一步不挪，脸阴沉下来，眼凶恶地瞪着，街坊邻居，谁也不准靠近槐树。她的几个孩子，轮换爬上树采槐花，采满了一脸盆，端回家，再采满一脸盆，再端回家。夜晚，郭家人也是轮换睡觉，总是有一人站在家门里，透过窗玻璃监视外面，如果有人图谋不轨想靠近槐树，郭家的门就猛地开了，向来人大喝一声：“想干什么？快走！”

每年槐花盛开季节，郭家总会与个别想采槐花的邻居翻脸吵架，仗着郭家人多，一起上阵吵吵骂骂，对方也就会知趣避开不再纠缠。小街离着一座山头公园不远，山上槐树多得是，街上的大人孩子，宁肯去山上采槐花，被园林工人追得满山跑，也不愿和郭家人计较。

每逢槐花盛开季节，母亲总会叮嘱我们兄妹：“不准靠近那棵树，听着没？谁要不听话，我就打断谁的腿！”

于是，我们兄妹三人，从不到那棵树下，出了家门，眼睛都不朝那个方向看。倒是郭大娘，总会趁着天黑，端一碗开水烫过的槐花悄没声送到我家，告诉母亲怎么怎么吃。母亲推辞不了，只好收下，第二天会掺点面粉，蒸熟了蘸着蒜泥吃。

郭家因为有了槐花，一家八口可以一连十几天大饱口福。他们吃的花样也多，槐花掺上一点韭菜用地瓜面包包子吃、掺一点玉米面撒把盐蒸槐花饼吃、如我家一样蒜泥拌着吃、还可以腌咸菜。据郭大娘描述，用槐花腌咸菜，不像其它咸菜那样苦咸，吃起来有一股槐花的清香。郭家的孩子，也把槐花当糖果吃，出门玩，衣兜里装着一把槐花，时不时就摸出几朵填进嘴里。小四儿和我是同班同学，经常到我家写作业，和我一起玩时便优惠我，像孔乙己摸茴香豆一样从衣兜里摸出几朵槐花，还数一数，递给我。我怕被家人发现，接过来飞快填进嘴里，咀嚼着，感受着那股香甜。

父亲对母亲说：“郭家吃槐花，能省不少粮食。”

母亲说：“槐花一年就开一次，其它季节怎么办？过日子还得要长久打算。”

父亲连连点头：“也是也是。”

郭大爷单位的人来小街调查郭家的生活状况了。谁也不知道那人是哪天来的，谁也没看见那人是怎么来的，但那人确实来过，不是明查，而是暗访。有一天晚上，郭家突然传出郭大娘撕心裂肺的哭声，我们家刚吃完晚饭，盘碗还没收拾下去。母亲听着郭大娘的哭声，十分惊吓，以为郭家出了人命。她急忙冲出家门，去了郭家。郭大娘的哭，惊动了整个小街，左邻右舍的大人孩子纷纷走出家门，聚集在郭家门口。平时和郭家关系好的邻居，就推门走进郭家，探究缘由，因槐花和郭家结怨的人，就站在小街对面的我家门前，嘀嘀咕咕地看热闹。那天晚上，我也随母亲之后进了郭家。我看到，郭大娘上半身扑在床上，下半身跪在地下，埋着头大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郭大爷坐在一把椅子上，低着头一言不发。几个孩子都站在一边默默垂泪。

“嫂子，怎么了？你哭什么？”我母亲问。

其他邻居也问：

“病了吗？哪里不舒服？”

“哭什么？有话好好说。”

“到底怎么了？你说呀。”

……

郭大娘还是哭，不回答问题。我母亲又问郭大爷：“发生什么事了？你是个爷们儿，你说。”

郭大爷抬头看看我母亲，又看看其他邻居，深深叹口气，说出了缘由。

三

郭家的困难“救济”申请，被郭大爷单位的领导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经过调查，郭家生活并不困难。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彻底击碎了郭家想早日摆脱贫困的梦想。

“那么，领导有什么证据证明你们家生活不困难？”我母亲问。

“天呐！冤枉啊！”郭大娘的哭声又高了起来，“领导说俺家就着红糖吃饭，天地良心啊！俺家多少年就没见着红糖了。”

在那个年代，红糖白糖都是奢侈品，尤其红糖，只有刚生了孩子的产妇可以凭医院证明，去国营食品店买半斤红糖补身子。老百姓平时想吃点甜，只能买糖精。糖精是用化学品勾兑的调味品，那种甜很恶，和真正的糖没法比。

我母亲和其他在场的邻居半信半疑，到底是郭大爷单位领导说得对呢，还是郭大娘说得对？似乎是不約而同，我母亲和在场的邻居开始在郭家“搜查”起来。有人掀开锅看，锅里空空如也，有人把吊在家中房梁上的一个竹篮子够下来，篮子里有一个掺了地瓜面的白面馒头。郭大娘赶紧解释：“那是给他爸吃的，俺家就他一人在外面挣钱，要吃点好的。”我母亲拉开了碗柜的门，把里面的盘盘碗碗端了出来，几只蟑螂受到惊吓，箭一般四散逃窜。我母亲看到，一只碗里有半碗高粱米干饭，一只碗里有两个煮熟的地瓜，还有一个较大的盘子里，是大半盘豆瓣酱。

没有什么红糖，连粒糖渣渣也没看见。

我母亲对郭大娘说：“别哭了，你们家的情况邻居们都了解，”又对郭大爷说，“你明天去单位，让单位派人来找邻居们了解情况，我们都可以做证，你们家吃不起红糖。”

其他邻居也七嘴八舌议论，对郭大爷单位这种不负责任的“调查”表示愤怒和不满。

没过几天的一个晚上，郭大爷单位派人来了，是一男一女两个人，首先来的就是我家。两人进门后道出了實话，说郭家的收入情况单位领导都了解，仅凭工资收入，完全够条件享受每月十元钱的救济。但考虑到郭家解放前是做小买卖的，脑袋比较活泛，有没有可能工作之余再捣腾点别的营生来增加收入也说不定。所以，特意在家家户户吃晚饭的时间点，派人来郭家暗访，看看他家都吃什么饭。前来调查的那个人，故意从郭家门口来回走了两趟，透过门上的玻璃窗，看到一家人围在桌子边吃饭，每人手里有一个玉米面饼子，桌子中间放着一个大盘子，盘子里盛着深红色的散状物，像极了红糖，就这么回单位向领导汇报了。

“天呐！”我母亲被这种荒唐行为惊得坐立不安，她几乎是喊了起来，“哪来的红糖，那是一盘豆瓣酱！你们还有没有良心！”

两人脸上堆满了笑容，连忙向母亲赔礼道歉，说工作没做好，损害了群众利益。母亲说：“你们应该去郭家赔礼道歉，快去快去！现在就去！”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就去。”两人起身告别，去了郭家。

郭家如愿以偿享受到了每月十块钱的救济，十块钱平摊在八口人身上，每人每月增加了一块多钱，生活应该比从前好一些了。但是，我的同学小四儿还是穿得那么破烂，有一年冬天，因为没有棉鞋穿，小四儿把双脚冻伤了，不能上学，我每天去郭家给她补习功课，直到来年开春。

第一个月发下救济款，郭大娘花一毛钱，买了四支“红光”牌香烟（那个年代，香烟是可以拆开零卖的）送到我家来，让我父亲尝尝，我父亲平时抽的是“跃进桥”牌香烟，两角四分钱一盒，比“红光”低档了很多。母亲过意不去，却又没有什么合适的东西送给郭家。

过了几天，一个在国营菜店当售货员的亲戚来我家透露，说下周一菜店要来一批大虾头，不用凭副食品供应证，可以随便买，还是老价钱，八分钱一斤。那年月，黄海渤海盛产中国对虾，这些珍贵的对虾国内老百姓别说吃，见都见不着。这些对虾捕捞上来，统统进了外贸公司的加工厂，除去虾头，虾身一律出口到国外，我小时候，听大人说一公一母两只符合标准的对虾，可以换一吨加拿大小麦。我当时还展开了想像：对虾可能比金子还值钱，两只就可以换一吨小麦。一吨小麦磨成面，那得蒸多少馒头啊！

对虾除去的虾头，就进入市场卖给老百姓了。虾头对我们来说是一顿难得的美味，买回家稍加清洗，添水在锅里煮，煮出的汤鲜红鲜红的，做成卤子，下面条吃，鲜香无比。虾头虽美，可是难买，一是虾头不常有，菜店里一年能来两三次。二是数量少，每次菜店来了虾头，排队的能有好上百人。菜店有定额，每人只准买两斤，但就是这样，也有差不多一半排队的人买不上。当然，像郭家那样经济困难的家庭，连虾头也不敢去想，菜店里来不来虾头，似乎与郭家无关，从未见到郭家人去排队买虾头。我母亲恳求那个售货员亲戚，下周一，无论如何也给我家留两斤虾头，有人情要打理。

当母亲端着一碗虾头进了郭家，郭家所有人都惊呆了。六个孩子木桩似的站在那里，六双眼睛死死盯着碗里的虾头。郭大爷语无伦次：“他大姨，你这是……你这是……呀……多新鲜的虾头……”

郭大娘立马流泪了，说：“俺怎么敢吃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可是下饭……没有那么多粮啊……”

我母亲说：“不用担心，吃饱了饭再煮，每人喝一碗汤可以吧？”

郭大爷开始驱赶孩子：“去去去，都上床等着，等吃了晚饭，再给你们煮汤喝。”

我们家那些虾头，母亲煮了汤放着，第二天晚饭时，锅里倒一点油，先炒切碎的韭菜，加盐，再将虾汤入锅，这样的卤汁浇在母亲擀的杂面面条上，那个好吃啊，几十年过去了，我至今记忆犹新。

四

郭家门前的那棵大槐树，花开花落，花又开花又落，小街上的邻里八舍，日子就这么紧巴巴地过了下去。转眼间，我和小四儿已经上小学五年级了。我们这一代人，是七岁上学，五年级时，都十二岁了。十二岁的小四儿开始发育了，个子高了一大截，小胸脯也微微挺了起来。她上面的三个姐姐，已经成了名符其实的少女，下面的两个弟弟，也成了爬墙上屋的顽皮小子。郭家的生活依然没有起色，姐弟六个还是穿得破破烂烂。听小四儿说她大弟弟因为脚长得太快，过年买一双新胶鞋，不出半年脚趾头就顶破了鞋头，气得郭大娘把那双鞋扔出门外，又狠狠甩了大儿子一巴掌。当然，郭大娘很快就叫小四儿把那双鞋捡回家了，鞋头缝补好，还可以给小儿子穿。

郭家六个孩子都在疯长，饭量也大得惊人。凭证供应的那些粮食，早已不够吃了，郭大娘便每月去家口少的邻居家乞求粮食供应证。我家也曾给郭家粮证，让郭大娘去粮店买了五斤玉米面。

有一次，菜店里进了一批大葱，这些大葱很便宜，两毛钱可以买一捆。邻居们纷纷去买，郭大娘也去排队买回一捆。买回大葱放在家里，郭大娘便挎着一个草篮子去了不远处一家公共浴池的锅炉房门前，等着烧锅炉的师傅把燃烧后的煤渣用小铁车推出来，郭大娘扒拉着煤渣，专捡那些没有烧透的煤核。这些煤核带回家可以继续烧火做饭，一个月下来，可以省下几十斤煤钱。

我也曾去捡过煤核，可被母亲发现后就终止了。母亲说：“咱家还没到这个程度，不准去捡煤核。”

我说：“给家里节约买煤的钱，不好吗？”

母亲喝斥道：“犟嘴！你捡煤核，弄脏了衣服，是不是还要洗？浪费多少水多少肥皂？”

郭大娘捡完煤核回来，一进门，发现那捆大葱没有了，一堆葱皮堆在锅灶前。六个孩子坐的坐，站的站，都看看她不做声。最小的儿子左手拿着个吃了一半的煮地瓜，右手里还有一小截葱，见母亲来了，赶紧往嘴里塞。郭大娘明白了，这捆葱让孩子们就着地瓜吃了。郭大娘又气又急，把草篮子放下，一头拱出家门，坐地下嚎哭起来。郭大娘这一哭，惊动了邻居，人们纷纷围过来询问原由。郭大娘抽抽泣泣地说，她原本打算，一捆大葱买回家，吃饭时大葱蘸酱当菜吃，可以维持半个月。谁想到竟让孩子一顿给吃没了。

“天呐！我养的什么孩子呀，一群馋鬼！”郭大娘又开始嚎哭。

郭大娘的大女儿过来了，她拉着母亲的一只胳膊，想把母亲拉起来。大女儿流着泪说：“妈，是我的错，妹妹弟弟都喊饿，要吃地瓜和大葱，我心软，就让他们吃了。妈，我就吃了一根葱，我也饿。”

郭大娘抬头看看大女儿，刹住了哭声，说：“你将来后嫁人，千万别生这么多孩子，多一张嘴，就要往里填粮食，每张嘴都是无底洞啊！”

大女儿的脸刷地红了，她使劲拉起郭大娘，回家了。

晚上，父母下班回来听说这事，唏嘘不已。父亲说：“明知养不起，还生这么多孩子，这不是蠢吗？”

母亲叹口气：“郭家还是少的，有多少生十个孩子的家庭，也就凑合着过了。人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

母亲让我把买回家的一捆大葱，拿出一半给郭家送去，随便又从腌咸菜的坛子里摸出一个腌芥菜头一并捎给郭家。

大葱“事件”发生后，邻居们似乎对郭家生出许多同情心。一些因为槐花和郭家闹别扭的邻居也既往不咎，纷纷向郭家伸出了援手。几乎是每天晚饭时，都有邻居去郭家送吃的，东家两个玉米窝窝，西家一碗小米干饭，南家一盘蒸熟的虾酱，北家一把鲜嫩的韭菜，十八号院的孙伯伯去沙岭庄后海挖蛤蜊，一次给郭家送去了半面袋子……

郭家人对邻居的善心感激不尽，但实在没条件用物质的形式报答。一天，郭大爷出面了，挨家挨户串门，告诉邻居们，可以让孩子们跟着他练拳。他说他从小练武，练的是祖先传下来的少林长拳，功夫很深，年青时在益都城外走夜路，曾一人打倒三个拦路抢劫的土匪。郭大爷说为报答好心的邻居们，他考虑了许多天，才下决心出面教邻居的孩子练拳。来到这座城市几十年了，他从未公开暴露过他会拳术。郭大爷认为枪打出头鸟，一旦暴露了自己会拳术，会招惹许多麻烦，更何况他家出身不好，又是八旗子弟，实在是不敢逞强好胜。

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聚集了十多个，跟着郭大爷练拳了。练习场选定在十八号院里的一片空地上，晚饭后，孩子们都来到十八号院，看郭大爷练拳。郭大爷为此还剃了光头，剃光头的郭大爷看起来更像个武术教头。每晚开场，郭大爷都打一套拳给孩子们看，打到用力处，郭大爷还用力“嘿”一声。那一招一式，如风似电，波浪般起伏，看得我们如痴如醉。郭大爷打完拳，便教我们最基础的压腿、骑马式站立、一手托一块砖，胳膊平伸着围绕场地转圈儿。

家长们都很支持孩子们跟着郭大爷练拳，一是可以健身强体，二是练了功夫可以保护自己不受别人欺负，更重的是，每天晚上孩子们集中起来跟着郭大爷练拳，就不会外出学坏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十八号院里的一个李姓青年，还从工厂里借出电焊机，把捡来的废铁管烧焊好，在院子里竖起一副双杠，供我们撑双杠悠双杠，锻练臂力和胸肌。

我们跟着郭大爷练拳，渐入佳境，半年下来，也可以照猫画虎地打上一套。因为练了双杠，胳膊粗了，胸肌鼓了，身上的力气明显增大。家长们看着自家孩子身体的变化，十分感激郭大爷，有的家长基至在家煮两个珍贵的鸡蛋，拿给郭大爷吃，让他补补身子。郭大爷哪舍得吃？都悄悄揣回了家。

我们中断练拳，竟是一场突然发生的斗殴导致的。那是一个秋天的晚上，我们正在十八号院里跟郭大爷练拳，外面来了两个比我们大很多的小混混。两个小混混双手插腰，站在一边看，嘴里不干不净地说些蔑视我们话。郭大爷起先不理他们，后来一个小混混走到郭大爷跟前，说他们也要跟郭大爷练拳，问收不收他们做徒弟。郭大爷对他说：“这是哄邻居的孩子玩呢，我哪会练拳，请二位另请高明。”

那小混混说：“你不教我们，我们就得和你比试比试。敢不敢？”

郭大爷一摆手，说：“不敢，不敢，请二位赶紧走吧。”

“老头！”那小混混一把揪住郭大爷的上衣前襟。谁也没看清郭大爷使了什么招，头一歪，身子一摆就挣脱了。然后一头就把小混混顶出好几米远。小混混踉踉跄跄没站住，一屁股坐在地下。另一个小混混见状，朝着郭大爷猛扑过来，郭大爷倒背双手，躬着腰，挺起脖子，脚步像打醉拳一样晃來晃去，一头又一头，直顶撞得小混混连连后退，招架不住，也一屁股坐在地下。我们这些孩子看郭大爷胜了，胆子大了起来，一哄而上，朝着坐在地下的两个小混混拳打脚踢，直打得他俩连连告饶。

第二天，派出所来了警察到十八号大院，专门调查昨天晚上发生的斗殴事件，说是被打的那两个孩子的家长报了案，要求打人者赔偿医疗费。十八号院一下出来了十几个邻居，纷纷做证是那两个小混混先进院找事，欺负小孩子，小孩子是自卫反抗，才打了那两个小混混。

“打伤了吗？”有一邻居问警察。

“也没有什么伤，脸上有青肿，鼻子出血了。”

另一邻居说：“活该！都是半大青年了，还找上门欺负小学生。”

警察问：“听说还有一个光头成年人，也动手打人了？”

邻居们纷纷摇头，说没有这么个光头人，就是一群小学生。还说警察同志如果不信，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十八号院的成年人都叫出来，看看有没有人剃光头。

警察问不出什么，走了，这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但无论邻居们怎么游说，郭大爷死活也不教孩子们练拳了。

五

小学应该是六年级毕业，可我们却上了七年，公开的说法是七年级，民间俗称“戴帽”。我是这样理解“戴帽”的：学龄前的小孩子原本是裸体的，进了小学就等于开始穿衣服了，到了小学六年级，已经穿好裤子、上衣和鞋袜，整整齐齐地要走出校园进入中学，没想到，因为“造反有理”社会大乱，我们又在小学里多呆了一年，这就等于额外又给配戴了一顶帽子。

1969年，我们终于上中学了。我和小四儿在同一所中学，但不是一个班级，我们那个级部共十八个班，近千名学生，在校园里，我很难见着小四儿，小四儿也很难见着我。只有放学回家，才能看到小四儿在家里出出进进。我们都长成少男少女了，不能和小时候那样一起亲密无间地玩耍，有时候和小四儿说个话，她居然还红脸。

小街上的左邻右舍，日子过得还是局促不安。小四儿穿的衣服仍然破旧，只是整洁了许多，毕竟是大姑娘了，脏兮兮的也说不过去。中学期间，我们学工、学农、还像军队一样长途“拉练”。所谓“拉练”，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把队伍拉出去练一练的意思。我们学校组织学生拉练，是从学校出发，一直步行走到很远的一个县城，来回十多天。在拉练归来的最后一天，我竟然碰上小四儿了。第二天就要进入城市，带队的老师允许学生们去乡村集市上逛逛。中午改善生活，吃的是白面猪肉大包子，那个香啊，我一口气把分配的六个包子全吃完了，撑得肚皮发胀。在集市上，迎面碰上了小四儿，和同住一条街的近邻在异乡见面，感觉还是亲切。我们站着说话，说起中午饭的白面肉包，小四儿说她一个包子也没吃。

“不是都有一份儿吗？男生六个女生四个。”我奇怪，小四儿为什么没有包子吃。

小四儿说：“我哪舍得吃？带回去给爸爸妈妈吃。”

“你中午吃的什么？”

“地瓜，”小四儿说，“房东老乡给了我两个地瓜吃。”

我说：“早知道这样，我可以省两个包子给你。”

小四儿笑了：“你也不知我们班住在哪里，怎么给我？”

说的也是，一个级部近千名学生出来拉练，每到宿营地，得分散住进好几个村庄，我和小四儿又不在一个班，谁知道她班住在哪个村庄？

小四儿又说：“就是你找到我，送我两个包子我也不能吃，也要带回家。”

我不做声了，心想，郭家老老小小八口人，多少年来，想都不敢想能吃上一顿这样的白面猪肉大包子，小四儿真是个孝顺女。同时也感到有些自责，吃包子时，我怎么就想不到少吃两个，带回家给父母或者弟弟妹妹尝尝呢？我们家生活比郭家好许多，但也很少有条件吃到这样的美食。

拉练回来的第二年，郭大娘病倒了。是肝癌！那个时代，人们对癌症的认识是茫然而模糊的，只知道這是个不好治的重病，未必能认识到得了这个病必死无疑。郭大娘病了，去医院住了两天就回家了。郭大娘病倒在床，家务活由四个女儿承担，郭大爷该上班还是上班，一家人的脸上，也看不出有多少忧愁和悲痛。有时候，郭大爷上班，孩子们上学，就把郭大娘自己一人留在家中，郭大娘起不了床，家人就做好饭，一盘一碗放在床旁的桌子上，郭大娘伸手就能够到。邻居们去家里探望郭大娘，看到留给她的饭也就是平时家人吃的饭，一块玉米饼子，一小碟咸菜。邻居们看不下去了，给郭大娘送来荷包蛋，送来白面馒头，我母亲几乎每天都熬碗大米稀饭送到郭大娘的床边。

原来胖胖的郭大娘逐渐瘦了下去，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弱。原本哭声嘹亮的郭大娘，现在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有时候邻居去看她，说起她的病，郭大娘只是默默流泪，嘴里发不出一点声音。

进入春天，郭大娘终于不行了。郭家全家人都明白郭大娘在人世间没有多少日子了，这个时候，一家老少才围在郭大娘身边，高一声低一声地哭泣。邻居们纷纷来到郭家，面色凝重地商量着，郭大娘走后，怎么给她穿衣服，谁去买烧纸，谁指挥丧事的办理等等。我母亲走到床边，大声问：“嫂子，你想吃点什么？”

郭大娘费力睁开眼，嘴唇蠕动着，谁也没听清她说了什么。

母亲侧过头，把耳朵凑近郭大娘的嘴边，又大声问：“嫂子，你想吃点什么？”

郭大娘没睁眼，嘴唇又蠕动了几下，母亲听清楚了，直起身子对众人说：“她说她想吃个苹果。”

呜呜呜呜……郭大爷和儿女们又哭了起来。

在那个年代，苹果绝对是稀罕物，就是逢年过节，谁家也不会花钱去国营副食品店买苹果吃。更难办的是，苹果属于季节果，秋天才收获上市。更何况那个年代，长期保存水果的手段和设施都落后。春夏两季，副食品店就是有苹果卖，价格也贵得吓人。这怎么办？众人犯了难。我母亲突然想起，十六号院里有一个王姓邻居，他的女儿在外贸公司加工厂工作，也就出产大虾头的那个加工厂。那个加工厂，不光出产大虾头，还出产苹果核。一些优质苹果，进了加工厂，机器旋切下果肉做成苹果罐头，剩下的苹果核就处理给本厂职工了。机器旋切下的苹果核是圆柱形的，上面还带着挺厚的一层果肉，十六号王姓邻居家，经常吃这种苹果核，让邻居们羡慕得啧啧赞叹。

我母亲出了郭家，来到十六号院王姓邻居家，向老王说了郭大娘的情况。老王说：“我马上去厂里找闺女，让她无论如何弄点苹果核，晚上下班带回来！”母亲千恩万谢，老王说：“郭家怪可怜的，咱也帮不上大忙，这点小事应该办。”

晚上，王姓邻居的女儿送来十几个苹果核。小四儿用汤匙刮苹果核上的果肉喂母亲，郭大娘只吃了两小口，就摇摇头不吃了，不多久就昏迷过去。

第二天早晨，郭大娘咽下最后一口气，郭家的嚎哭声如雷霆般震响，整个小街陷入了悲伤之中。那个早晨，几乎是所有邻居都派出代表涌进郭家，郭家地方小，盛不下那么多人，有些邻居就站在门外的槐树下。我母亲在屋里，她看到一只碗里装着的苹果核，一夜之后蒸发了水分，苹果核上斑斑驳驳，颜色已经变黑了……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郭家的生活明显好起来，甚至可以说是富裕了。六个孩子长大了，都有了各自的工作，每月可以拿回家六份工资。郭大爷退休了，天天晚饭时要喝二两酒，桌上的菜也经常有了肉鱼。喝了酒，吃了饭，郭大爷如果高兴，还走出家门，在老槐树下打一套少林长拳。如果有人问他拳术是跟谁学的，他便高调介绍他的正黄旗祖先如何如何跟着努尔哈赤南征北战，如何如何武艺高强，如何如何驻扎在益都县享受皇粮。这时的郭大爷，说话什么顾虑也没有了，底气十足。

这期间，郭家的四个姊妹陆续出嫁，小四儿出嫁不久，我也结婚了，搬离小街住到了别处，直到小街要拆迁，我们兄妹把年迈的父母接出去住，就再也没回去过。

现在，我以小说的形式把这个故事写完了。此时，我又想起前些天碰到的小四儿，她和我同龄，已经年过花甲。她穿红戴绿，满心欢喜，生活得很滋润也很丰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不知她现在还能不能时常回忆起她家当时的生存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