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机构的国家，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出现了对官僚的类型化评价。好官的标准是什么？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司马迁的标准是：行教、清廉、守法。在崇尚法家政治的战国、秦及汉初，守法是最主要的好官标准。到了“独尊儒术”时期，推行教化又成为好官的标准。但因教化的成效很难考核，从三国末年开始，根据司马懿的思想，清、慎、勤成为正式的为官标准，清官也就逐渐成为好官的代名词。

在中国古代，有许多为官者以勤、廉、俭著称，他们在当时污浊的官场中能洁身自爱，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敢于同腐恶势力抗争，深受老百姓爱戴。

如东汉名臣杨震，在赴任东莱太守途中路经昌邑，昌邑县令王密是杨震任荆州刺史时提拔起来的，听说杨震途经本地，为报答知遇之恩，特备黄金10斤，乘夜深人静时送至杨震住处。杨震不但不接受，反而严厉斥责了王密。王密辩解道：“三更半夜不会有人知道，更不会影响到老师的人品。”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么能说无人知道呢？”“四知拒金”的故事传为千古佳话，杨震也被后人称为“四知先生”。

还有著名廉吏包拯。据史书记载，公元1042年，包拯任职端州3年期满，即将乘船离开端州。端州百姓为了表达他们对包拯体恤民情的感激，送给他一方端砚，手下人见是一方砚台，并非金银珠宝，便收下了，没有告知包拯。船出羚羊峡，刚行至江中不久，包拯发现了砚台的事，严厉申斥了手下，并将这方端砚抛入江中，还于端州。这就是著名的“不持一硯归”的故事。

再如“大清第一廉吏”于成龙，他在广西罗城县任县令6年多，离任时连路费都没有。任四川合州知州时，他不愿给当地老百姓增加负担，首先削减了自己的驺从之费，自己仅“畜一羸马，以家仆自随”。

类似的事迹还有很多，这些能做到勤、廉、俭的官吏是依靠什么力量做支撑的呢？主要靠他们个人的道德自律和自我修养，虽然其思想和行为有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某些方面对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作风建设和创建和谐社会仍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当今时代，虽然迎来物质文明的大繁荣、大丰收，但精神文明建设仍需努力。一方面，经济欺诈、诚信缺失、文化低俗等问题，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绊脚石;另一方面，以奢靡浪费、攀比铺张为代表的不良风气，成为人心向上、风气拔节的阻碍。“有现代化的物质，必须有现代化的精神;有现代化的环境，必须有现代化的教养。”好风气、好操守、好品质从哪里来？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努力还是社会志士的引导，归根结底都要靠个人来完成精神文明的“骐骥一跃”。而家风和家教，正是一个重要基点。

“笃学修行，不坠门风”。好的家风为个人成长提供源源不断的正能量，对个人修身齐家具有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因为，这不仅是价值观的传承，更能为家庭筑起一道拒腐防变的坚固城墙。★

杨震家风

“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杨震的子孙们深受“清白吏”的家风影响，

个个博学而清廉，代代皆能守住“清白吏”之名声。

当时的天下名士孔融对杨震一家评价说：“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

杨震（？-124年），字伯起，东汉弘农华阴郡（今陕西省潼关县）人，幼通经史，博览群书;中年从教，有弟子三千，多成栋梁之材;50岁入仕途，官至太尉。杨震一生刚正不阿，勤勉清廉，以“四知拒金”的故事美名远扬，又以遗财不如遗清白的治家之道，给后世留下清白家风。

“四知拒金”

杨震，字伯起，东汉弘农华阴郡（今陕西省潼关县）人，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是名震一时的大才子。他早年热衷于教育事业，20岁后一心一意自费开设学堂教授学生，开始教育生涯。

他在家乡办学一办就是30年，因教学有方，有弟子三千，多成栋梁。他也因此被人们尊称为“关西夫子”“关西孔子”。

人们劝他趁年轻出仕做官，他却不改其志。50岁时，由于名声太大，杨震被大将军邓骘举荐，这才告别家乡，走向仕途。他先后担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到汉安帝延光二年（123年）已官居太尉，掌管国家军事大权。

杨震一生刚正不阿，虽位高权重，却始终勤勉清廉，不谋私利，一生追求清白正直。

据《后汉书·杨震列传》记载，杨震在赴任东莱太守途中路经昌邑，昌邑县令王密是杨震任荆州刺史时提拔起来的，听说杨震途经本地，为报答知遇之恩，特备黄金10斤，乘夜深人静时送至杨震住处。杨震不但不接受，反而严厉斥责了王密。王密辩解道：“三更半夜不会有人知道，更不会影响到老师的人品。”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么能说无人知道呢？”“四知拒金”的故事传为千古佳话，杨震也被后人称为“四知先生”。

杨震为官十几年，不修豪华宅府，衣无锦绣，常以素菜为食。他为自己规定，在官场“不受私谒”，即不私下会见求见者，以杜绝不正之风。

当时，在位的汉安帝昏庸无能，不理朝政，朝廷内部十分混乱。杨震对此痛心疾首，他冒死上谏，试图唤醒皇上，重整朝廷纲纪。据《后汉书·杨震列传》记载，杨震向汉安帝上谏的次数多达十余次，比之著名的谏臣魏征和海瑞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惜汉安帝对杨震的良苦用心置若罔闻。

汉安帝的奶娘王圣因抚养安帝有功，倚仗 圣恩，干了很多贪赃枉法之事。众人碍于汉安帝的情面，不敢言语，杨震站出来上书，说阿母王圣经常交际朝臣，接受贿赂、请托，扰乱天下，使朝廷清正的名声受到损毁，如同日月蒙上灰尘一样。因此，应当迅速送阿母出宫，让她居住在外面，这样就能使恩情和德行都继续保持，对陛下和阿母都是好事。汉安帝却将杨震的奏折给王圣等人看，王圣等人因此对杨震怀恨在心。

当时已故的朝阳侯刘护的远房堂兄刘瑰趋炎附势，娶了王圣的女儿伯荣为妻。汉安帝让刘瑰承袭了刘护的爵位，官至侍中。对此，杨震坚决反对，再次向汉安帝上书说：“臣听说，天子只封有功之臣，诸侯靠德行获得爵位。而刘瑰没有任何功劳和德行，仅仅以匹配阿母之女的缘故，就位至侍中，又得以封侯，这既不符合高祖定下的制度，又不合乎道义，以致满朝文武议论纷纷，百姓迷惑不解。请陛下以历史为镜，按照帝王应该遵循的规则办事，方得人心，以安天下。”可惜汉安帝仍没有采纳他的谏言。

朝中的宠臣樊丰、周广、谢恽等人见杨震接连进谏均未被采纳，因而无所顾忌，大肆征调，兴建巨宅、林园、池塘和亭台楼阁，所耗银钱难以统计。杨震再次上书说：“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城发生地震。我想到，那些亲近的宠臣，骄傲奢侈超过法律的限制，大量征调役夫，大修宅第，作威作福……愿陛下振奋帝王的阳刚之德，抛弃那些骄傲奢侈之臣，以回报上天的警告！”

杨震因刚正不阿，多次进谏，最终受到奸臣的陷害，被汉安帝下诏遣回原郡。

蒙冤后，杨震决定以死明志，他泰然地对儿子和门生说，死是不可避免的，我蒙皇上之恩身居高位，愤恨奸臣的狡猾而不能诛，厌恶皇上宠爱的女人胡作非为而不能禁止，有何面目再见日月。我死之后“以杂木为棺，布单被裁足盖形，勿归冢次，勿设祭祠”，绝不厚葬。

“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杨震平日里严禁儿女沾自己的“官光”，传给他们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清白吏的美德。

进入官场后，杨震为使儿子养成勤劳吃苦的习惯，常带着他们一起去后院种菜。一次种菜时，他因客人来访暂时离去，送走客人后回到菜地，见菜已经全部种好，感到奇怪，一问才知道，是儿子招来几个学生帮的忙。杨震当即与儿子将菜全部拔去，再重新栽上，然后语重心长地叮嘱：“劳作虽然辛苦，但能去惰养德，凡是自己能做的，必须尽力而为，不可依赖他人，今将菜拔去重种，既示自己劳动，又示再不要人代劳。”

后來，杨震位高权重，对子女的要求严格依旧。儿子去太学读书，来回不许乘车，只能自己走路。家中平日衣无锦绣，食不重肉，常年家常便饭。一天，小儿子身体不舒服，想坐杨震的车上学，杨震不允，说，这是朝廷拨给我的专车，并非私车，你不应享用。

一日，有朋友入京议事，顺便登门看望杨震，见杨震住所狭小而简陋，敬佩之余说：“司徒家中人口众多，房子却那么小，而且门窗蛀蚀，灰墙斑剥，何不另造新宅？”杨震摇头道：“就拿京师之地来说，尚有不少人家风雨难遮，我一家老少得以安居于此，已心满意足，不敢再有奢求。”

有人劝杨震，身为父母者，攒积家产以传子孙理所当然，无可非议。杨震坚决不肯，慨然说道：“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传子以金不如传子以德，人遗子孙以钱财，吾遗子孙以清白吏美德，这份遗产，丰厚之至）？”

“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

杨震的子孙们深受“清白吏”的家风影响，个个博学而清廉，代代皆能守住“清白吏”之名声。杨震的5个儿子都以“清白吏”而誉满天下。特别是杨震的三子杨秉自律极严，尤以“三不惑”即不饮酒、不贪财、不近色而闻名于世，人们赞其为“淳白”。

据《后汉书·杨震列传》记载：杨震家族从杨震起，四世太尉（杨震、杨震之子杨秉、杨秉之子杨赐、杨赐之子杨彪均官至太尉），德业相继，代代“能守家风，为世所贵”。

杨秉之子杨赐，官至司徒、司空、太尉，同样继承了杨家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风范。杨赐从政前，“退居隐约，教授门徒，不答州郡礼命”，从政后“切谏忤旨”。《后汉书·杨震列传》中载有杨赐的奏章，他不畏权势，仗义执言弹劾贪官，锋芒毕露。

杨赐之子杨彪，亦官至太尉。公元179年，杨彪时任京兆尹，毅然决然地处死了作恶的宦官黄门令王甫。公元189年，相国董卓想迁都关中，百官无敢反对者，司徒杨彪挺身而出，唇枪舌剑，董卓脸色大变，随后杨彪便被董卓上奏免官。

杨奇是杨震长门曾孙，“少有大志，不以家势为名，与英才俊杰为友，不和豪强富贵者来往”，又精通经学，“才情聪明敏锐，门徒常有二百人”，汉灵帝时为侍中。他不献媚求荣，敢于直言，汉灵帝曾说他：“你脖项硬直，不低头屈项，真正是杨震的子孙。”

杨震四代为官，皆为朝廷重臣，均做到太尉高职，都留下了清正廉洁、忠诚正派的美好赞誉。当时的天下名士孔融对杨震一家评价说：“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

天下杨氏出弘农

天下杨氏出弘农，弘农是天下杨氏的发源地，杨震被公认为是杨氏家族的发脉始祖。杨氏后人都以“清白传家”“四知家风”作为祖训。

杨氏家族代代相传的家风，不仅影响着杨震的后人，也对整个杨氏家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杨姓后裔活跃在中华民族的舞台上，其文韬武略，载入史册者，历代不乏其人。

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大师杨时，一生官显名扬，但他非常廉洁，奉法爱民，“不枉费公家一钱”。他一生没买过一亩地，没盖过一间好房子。

南宋爱国诗人杨万里，也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好官。他退休回乡后，家里只有父亲留下的一栋老屋，仅可遮风避雨。宋宁宗看后非常钦佩，称他为“当今廉吏”。

杨士奇，曾辅佐明朝四位皇帝，可谓位高权重，可他从来不谋私利。他虽在京为相几十年，但他的妻子却一直在老家以农耕为生。

北宋抗辽名将杨业也是杨震的后裔，以杨业为代表的杨家将，精忠报国，满门忠烈，个个都是清明正直的英雄。

杨氏后人都以“清白传家”“四知家风”作为祖训，以杨震“四知”典故命名的“四知堂”“清白堂”，遍布各地，甚至在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国都有杨氏后人为纪念杨震所建的祠堂。杨震精神早已远渡重洋，超越国界，深深影响着人们。一如唐代诗人李白吟咏：“关西杨伯起，汉日旧称贤。四代三公族，清风播人天。”★

（责编/陈毓婧 责校/李希萌 来源/《东汉名臣杨震》，古淮/文，《文史天地》2011年第2期）

范仲淹家风

“清心做官，莫营私利”

毛泽东说：“中国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是文武双全，

不但能够下笔千言，而且是知兵善战。

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人，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一生“清廉守正，持俭忍穷，乐善好施”，被称为“大忠伟节，前不愧古人，后可师来者”。身为北宋名臣，范仲淹以卓越的文韬武略，整顿吏治推行新政，建立功勋造福百姓。在他看来，既然享受俸禄，由民供养，自当勤勤恳恳、清清白白地为国分忧、为民办事。

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

范仲淹（989年-1052年），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曾任陈州通判、苏州知州、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等职，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

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因贫无依，改嫁进士朱文翰。继父为人耿直，不趋炎附势，一生没做多大的官，且被频频调动，范仲淹母子也跟着颠沛流离。

范仲淹少年时便发愤成才，刻苦读书，誓“以天下为己任”。后来，他到山东章丘的醴泉寺求学，醴泉寺藏书丰富，他把自己关起来，足不出户，通宵达旦读书。范仲淹求学生活实在清苦，划粥断齑——即他每天的食物只有一碗稀粥，先放冷凝固，然后分成四块，早晚各两块，配以腌菜食之。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中進士，被任命为广德军（行政单位，现安徽广德县一带）司理参军，官从九品，从此开始了近40年的政治生涯。入仕后，范仲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始终把百姓的冷暖忧乐放在心上。

广德军司理参军只是掌管狱讼的九品小吏，但范仲淹做得有声有色。据《广德州志》记载：“治狱廉平……引囚讯问，皆得其情。”这种“小大之狱，必以情”的为官风格，伴随范仲淹一生。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狱讼办案过程中，范仲淹为秉公循法，经常抗颜犯上，《广德州志》有翔实记载：“时抱狱牍与守争是非，守数以盛怒加之，不为屈。归必记其往复辩论之语于屏。比去官，字无所容。”

范仲淹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时，想回苏州老家接母亲来广德。因积蓄不多，下属为他筹集了路费，但他坚决不收。他说，自己有一匹马，把马卖掉就足够回家的路费了。因政绩突出，两年后范仲淹升任集庆军节度使，离任广德时，范仲淹身无长物，缺少盘缠，只能徒步而去。

后来在苏州为官，范仲淹兴水利，办府学，造福桑梓。难能可贵的是，虽官居要职，他始终严于律己，对国财民脂秋毫不犯。范仲淹常直谏朝廷的腐败和弊端，并积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虽然屡屡受挫，但不改初衷。

1043年，宋王朝因为内政腐败，加上战争中军费和赔款支出浩大，财政紧张。范仲淹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改革，触及皇亲国戚、权贵大臣、贪官污吏的利益，范仲淹在京城难以立足，于是主动要求到陕西防守边境。

在边关，范仲淹并没有因个人遭遇而感到懊恼，他整肃军队，体恤百姓，在他的治理下，一直侵扰北宋疆土的西夏安静下来，选择与大宋和睦相处。毛泽东曾评价范仲淹：“中国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是文武双全，不但能够下笔千言，而且是知兵善战。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1046年，范仲淹应老朋友滕子京的邀请，作《岳阳楼记》，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句，这是他对治国实践和历史规律的深刻思考，也是他超越时空的浩然正气。

时人评价他说：“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无论得势还是失意，无论在朝主政还是将兵戍边，范仲淹均系国之安危、时之重望于一身，为国为民，忠心耿耿。后人论宋朝人物，甚至“以范仲淹为第一”。

做官几十年，未增加一名仆役

范仲淹一生节俭，《范文正公言行拾遗事录》中记载，范仲淹做官几十年间，未增加一名仆役。《宋史·范仲淹传》也记载，范仲淹以清廉自持，不与世沉浮。即使他显贵之后，亦“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不仅如此，由于范仲淹一生奔波各地任职，长期居无定所，到死都没有置办一处宅第。

范仲淹虽清正节俭，却乐善好施，他把自己的大半俸禄及所得赏赐都用来接济别人，如创办义庄、周济穷人、赐赏部下等。

义庄是旧时族中所置的赡济族人的田庄，包括学校、公田、祠堂等设施。范仲淹在苏州吴县所置的范氏义庄是历史上最早记载的义庄。范氏义庄订立了非常详细的章程，规范了具体的帮扶细则，前后持续了800多年，是中国慈善史上的典范。

范仲淹曾在苏州买了一块地，准备盖房子自己住。风水先生说，这是块风水宝地，“居之，必世出卿相”。范仲淹听后表示，如果真是这样，好处不能让范家一家独得。于是，他把这块地捐出来办学，苏州府学自此开始。

《宋史》记载，一次，范仲淹让次子范纯仁自苏州运麦至四川。范纯仁回来时碰见熟人石曼卿，得知他逢亲之丧，无钱扶柩返乡，便将一船的麦子全部送给了他，助其还乡。范纯仁回到家中，没敢提及此事。范仲淹问他在苏州遇到朋友了没有，范纯仁回答说，路过丹阳时，碰到了石曼卿，他因亲人丧事，没钱扶柩回乡，被困在那里。范仲淹立刻说道：“你为什么不把船上的麦子全部送给他呢？”范纯仁回答说：“我已经送给他了。”范仲淹听后感到很高兴，夸奖儿子做得对。

范仲淹临终时，《遗表》一个字也没提私事。他一生为官，却一生贫困，最后“殓无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诸孤无所处，官为假屋韩城以居之”，真正做到了清清白白。

范仲淹谥号“文正”。司马光说：“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其实，“文”并不难得，关键在“正”字。按照谥法，“惟众人之所同服者正也，天下之义惟众为最公”，大家都佩服的才可谥之以“正”。“文正公”中最知名的当数范仲淹和曾国藩。

“清心做官，莫营私利”

范仲淹出身穷苦，当官后却从未渴望荣华富贵。他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一心只为国家、百姓着想。他对家人同样要求严格，在范氏家训中，他叮嘱后人要志存高远、勤俭节约、遵守规矩、和气做人、清白为官。

其兄范仲温曾要求范仲淹给自己的儿子们谋个一官半职，范仲淹在《与中舍书》回信中，着重谈了对侄子们的教育问题，指出要督促二侄、三侄发奋学习，每天必令其钻研功课，苦读苦练，决不能让他们得过且过，混天度日。要让他们了解，只有等到他们学有所成，自己才能按规定向朝廷请示给他们安排职务。两个侄子在他的教育下，学业上进，品行端正。

后来经范仲淹推荐，朝廷按典章惯例给予恩荫入仕。此时范仲淹又马上给他们写来书信，提出了一系列做人做官要求：“汝守官处小心，不得欺事。与同官和睦多礼，有事即与同官议……莫纵乡亲来部下兴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营私利。”

大理学家朱熹曾赞扬说：“范文正公写给侄子的信，语言朴实易懂，让人感到亲切，其要义在于莫营私利。”

“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范仲淹一再要求自己的孩子要学会“忍穷”，甘于清贫。《宋名臣言行录》中记载：“范公常以俭廉率家人，要求家人畏名教，励廉耻，知荣辱，积养成名。”

范仲淹在朝中做官时，曾多次给苏州的家人写信，说：“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也。”“居官临满，须小心廉洁，稍有点污，则晚年饥寒可忧也。”

范仲淹任参政知事后，可谓位高权重。一日，他召集家人于厅堂，当范仲淹看到满堂子孙一个个衣着朴素、袖藏经卷时，心里很高兴。他告诫子孙：“贫贱时，无以为生，还得供养父母。吾之夫人亲自添薪做饭。当今吾已为官，享受厚禄，但吾常忧恨者，汝辈不知节俭，贪享富贵。”

范仲淹有四子：纯祐、纯仁、纯礼、纯粹。4个儿子皆德才兼备，当上朝廷重臣，口碑极好。

在范仲淹身体力行的影响及严格管教下，范家始终保持着俭朴的家风。《宋史》中有这样的记载，范仲淹的孙子范正平小时候学习勤奋刻苦，穿的用的比穷苦人家的孩子还差，与普通人家的孩子一同在离城20里的果林寺里读书，来回步行，用一把破扇子遮挡烈日，谁也看不出他是当朝宰相的孙子。

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结婚时，看到儿媳饰以锦罗帷幔，范仲淹传训其子：“吾家素清俭，安能以罗绮为幔坏吾家法，若将帷幔带入家門，吾将当众焚之于庭。”于是，儿子和儿媳清俭成家。

范纯仁后来当上宰相，《宋史》评价说：“纯仁位过其父，而几有父风。”从布衣到宰相，他廉洁勤俭、关注民生始终如一。曾有亲友来请教为人之道，范纯仁说：“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范仲淹至晚年“田园未立”，居无定所，没给子孙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他留下的“先忧后乐”思想，又怎么是金钱能够衡量的呢？范仲淹之后，范氏家族创造了我国的一个家族传承奇迹，近千年而不衰，人才辈出，家风纯良。★

（责编/陈毓婧 责校/李希萌 来源/《中国家规》，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络中心著，中国方正出版社2017年3月;《范仲淹：北宋第一臣》，晏建怀/文，《天津日报》2013年5月13日;《范仲淹：夜半苦读寝不解衣》，卢润祥/文，人民网2016年5月6日）

包拯家风

“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包拯尤其痛恨贪官污吏，在弹劾贪官时，

他常常引用范仲淹的一句话：“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意思是，弹劾掉一个贪官只是他一家哭，而一方百姓就能免受其害了

包拯（999年-1062年），字希仁，庐州府合肥（今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人。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宋仁宗时任监察御史，后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开封府尹等职，官至枢密副使。他为官清正，执法严明，吏不敢欺，权豪势要为之敛手，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卒谥“孝肃”，有《包孝肃奏议》十卷。其事迹长期流传民间，在多种小说、戏剧如《铡美案》《包公案》《三侠五义》中，都把他描写成刚正廉明、不畏权贵的清官典型，世称“包公”“包青天”。

据包氏宗谱记载，包拯的父亲名叫包令仪，母亲张氏。包令仪自幼刻苦攻读，后来考中进士，做过知县。在他看来，勤奋读书、考取功名、报效国家是儿子必然选择的人生道路。包拯兄弟3人，长兄包莹、二兄包颖都早年夭折，他成为家中独子。家庭环境和良好的家风，对包拯以后的为人为官有着重要的影响。

这时包氏家风的主要内容是忠、孝和廉，这三个方面在包拯的父辈就已经存在了，到包拯时期他为人为官进一步丰富了家风的内容，后来形成了名垂千古的孝肃家风。

公元1027年3月，29岁的包拯高中甲科进士，被授任为大理评事，出任过建昌县知县。建昌在江西，距离庐州（合肥）十分遥远。因父母年事已高，包拯要求在庐州附近做官，以便能伺候双亲、忠孝两全。于是，朝廷改授包拯为和州监税，离庐州很近。然而，父母仍然不愿意随同包拯一起赴任。

左右为难之际，29岁的包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辞官回家，侍奉双亲。而且，这一辞就是10年。包拯辞官侍奉双亲的行为，让世人钦佩不已，一代文豪欧阳修也肃然起敬，赞美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

古人说，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孝，德之本也，一个人在家孝顺父母，品行端正，言有信，行必果，必然家风正、行为端，走上工作岗位也会尽职尽责。

父母去世后，公元1037年，39岁的包拯奋笔写下明志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这首诗的核心即“清心”“直道”。

“清心”，指心地恬静、居心清正，少生欲念，是中国古代道德修养的基本内容，也是修身为官的根本。“直道”，意为不偏不倚，公平公正。包拯这首诗，直抒其为官心要清、为人道要直的心声。“清心”是对官员品格的要求，“直道”是官员为官为政的哲学。在包拯的身上，很好地把“清心”和“直道”有机地统一了起来，这是他为官的起点，也是他为官的根基。

这首诗成了包拯一生为人、为官的座右铭。他用26年的为官生涯，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也成就了一个千年包公。

据史书记载，公元1042年，任职端州3年期满，包拯即将乘船离开端州。端州百姓为了表达他们对包拯体恤民情的感激，送给他一方端砚，手下人见是一方砚台，并非金银珠宝，便收下了，其实端砚当时便十分名贵。船出羚羊峡，刚行至江中不久，包拯发现了砚台的事，严厉申斥了手下，并将这方端砚抛入江中，还于端州。这就是著名的“不持一砚归”的故事。

父子三人中最出名的是苏轼。苏轼在文学上的造诣很高，其散文标志着北宋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他的诗称“苏诗”，代表着宋诗的最高水平;词称“苏词”，开创了豪放词风;他创造了新一代文赋，开明清小品文先河;他创立了“尚意”书风，史称“苏字”，为“宋四家”之一;他是中国“文人画”的倡导者，其绘画理论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他在农业、水利、医药、军事、音乐、烹饪、养生等领域亦著述甚丰，创造极广。苏轼的影响早已跨越时空，跨越地域，成为中国文人的杰出代表。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曾特别提到，苏轼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黎民百姓的好朋友，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历代人们对这位大文豪的仰慕，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艺，而是他穿越岁月而依旧熠熠生辉的人格魅力和优美情操。

苏轼所到之处，言行如一，勇于担当，屡遭贬黜而无怨无悔，为官一任，就造福一方。在《六事廉为本赋》中，苏轼写下了八个字：“功废于贪，行成于廉。”他认为，功业毁废于贪婪，德行养成于廉洁，为官从政以廉为先，为官之道以廉为首。此外，苏轼主张“保民生”，要“与民同乐”，他继承孟子的民本思想，“以民为贵”。

苏轼曾两度在杭州为官，带领杭州人民治理西湖。在大规模的疏浚工程中，西湖得到全面深挖。他在今湖心亭一带、全湖景深之处，建立了石塔3座，疏浚出来的大量淤泥，被建筑在湖中，成为一条连接西湖南北岸的长堤，并在堤上修6座石桥，以流通湖水。全堤遍植芙蓉、杨柳和各种花草。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西湖的无限妍媚，因为六桥烟柳，而融入了诗般的意境。如今，世人将西湖长堤称为苏堤，在这长堤的别名中，留下了后人对苏轼的怀念和崇敬。

西湖侧畔曾有一座安乐坊，是一家看病住院不收钱的公立慈善医院，其创始人正是苏轼。这个领先时代的创新举措，在史册上留下了令人称道的一笔。元祐六年（1090年）春季，杭州突疫情，苏轼下令多做稠粥和药剂，并筹集白银2000两，设立病坊，免费为患者看病。苏轼的善政之举，影响深远，铭刻史册，被一代又一代人感念。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是苏轼贬谪之途的第一站。苏轼前后在黄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生活了4年多。当时的黄州，老百姓生活穷困。苏轼倡议成立民间慈善机构——育儿会，邀请当地富户加入，捐献钱物，管理支出。乡间贫民无力抚养新生儿，育儿会便给予一些必要的帮助。育儿会的发起，使数以百计的孩子得以存活。

密州，捕蝗抗灾，收养弃儿;惠州，引泉入城，供百姓饮用;儋州的东坡医所，各地的东坡井、东坡书院……不胜枚举。凤翔、扬州，黄州，密州，杭州，惠州……到处是苏轼善政的足迹。这徐徐展开的文化地理画卷，与之有关的印刻，不仅仅是人文地理的点缀，更是苏轼道德风范的绵延，中华文明传承的象征。他的足迹、功德，寄寓于民间，散播于海内外。他怀抱经世济民之心，而人民，也赐予了他以厚报——至今，苏轼的文章歌赋，仍然被广为传颂，人们所获得的，岂止是辞章的优美？

苏氏一门注重家风家教，苏洵、苏轼、苏辙三人皆留下大量与家风家教相关的文字、诗词。苏洵撰有《苏氏族谱》一卷，概述了苏氏家族的起源发展，记述了苏氏先祖的嘉言善行，教育后代不忘祖宗先人，孝悌忠信、和睦友爱，继承和发扬先辈优良传统。此外，苏洵另有一篇《名二子说》，解释了为两个儿子命名的缘由，寄托了对儿子的希望和告诫。

苏轼也非常重视总结家族优良家风，教育子侄。他的《记先夫人不发宿藏》《记先夫人不残鸟雀》等讲述了母亲程夫人的教子事迹，弘扬仁厚、不贪财的道德理念。他对于弟弟和侄子、侄孙的教育，多为诗文、书信形式。他和苏辙感情很深，认为弟弟“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苏辙则说哥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几十年间，兄弟二人相互勉励，诗文词往来，从未间断，留下《初别子由》《送子由使契丹》《和子由渑池怀旧》《狱中寄子由》等不少感人篇章。

苏轼还教导子孙后人要多读史书，写文章不能一味追求辞藻的华美，“期于适用乃佳”。做人方面，他教导后人要保持宁折不弯、豪放刚直的风骨。在给侄孙的信中，他说自己虽被贬到海南，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

兴衰无不本于闺门

苏门三父子，一门三杰，可谓前无古、后无今。然而，如果没有一些优秀的女性在家庭教育和生活中发挥巨大作用，三苏父子恐怕很难有如此辉煌的成就。

苏洵年轻时好游历大山，27岁才发愤读书，大器晚成，他的这种转变与其夫人程氏的善诱和鼓励是分不开的。苏洵27岁时，程夫人对他说：“子苟有志，以生累我可也。”并且说到做到，不仅包揽全部家务，还操持全部家计，让苏洵专心读书治学。所以司马光在程夫人墓志铭中由衷赞美道：“妇人柔顺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齐其家！”并进一步指出，程夫人不仅以其辛劳贤德和智慧成就其夫，还成就其子（苏轼、苏辙），成全父子三人共同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令司马光惊叹道：“兴衰无不本于闺门！”

但母亲能够陪伴儿子的时间是有限的。程夫人之后，陪伴、鼓励、见证苏轼兄弟成就大业的，是相伴他们生命始终的几位女性。

先说苏轼，原配王弗颇有文化，聪明而又沉静，苏轼读书，她就陪着“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她往往能从旁提醒;苏轼问她其他书，她也“略皆知之”。她还经常劝苏轼不要同那些脚踏两只船、完全根据苏轼的意思说话的人交往。对那些急于同苏轼亲近的人，她常说“恐不能久”，因为与人交往快的人往往抛弃朋友也很快。继室王闰之也十分贤惠，她对王弗所生的苏迈和自己所生的蘇迨、苏过完全一视同仁，“三子如一，爱出于天”。最著名的当然还数苏轼的侍妾朝云了，她也姓王，苏轼为杭州通判时跟随苏轼，生有一子。朝云还是苏轼的知己，很了解苏轼。苏轼贬官岭南时，朝云随他来到惠州贬所。苏轼《蝶恋花》词有“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之句，朝云很喜欢这两句词，“日诵‘枝上柳绵二句，为之流泪。病亟，犹不释口”。

苏辙之妻姓史，比苏辙晚5年去世。苏辙《寄内》诗说：“与君少年初相识，君年十五我十七。上事姑章旁兄弟，君虽少年少过失。昏晨定省岁月短，五十还朝定何益。忧深责重乐无几，失足一坠南海北。身居穽中不见天，仰面虚空闻下石。丈夫学道等忧患，妇人亦尔何从得？”史氏一生随苏辙升沉浮降，时谪筠州，时谪岭南，“忧深责重乐无几”，也是患难夫妻。

陪伴“三苏”父子一生的几位优秀女性，都有诚实做人、诚实做事，决不投机取巧的优秀品德;都能吃苦耐劳，无论丈夫、儿子顺境逆流，都相依相伴不言弃;知书达理，唯其知书达理，才明智、才坚定，才不以顺逆改变对丈夫、儿子的态度，因为她们相信自己的选择，无悔自己的命运。

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景仰“三苏”，远不仅仅是品他们的诗、读他们的文，更重要的是，要学习他们的为人，同时也不妨敬仰那些成全了“三苏”、具有高风亮节的女性。古人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苏氏家风家传，超越了一宗一脉的意义，成为中国人重要的精神财富。★

（责编/陈毓婧 责校/李希萌 来源/《中国家规》，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络中心著，中国方正出版社2017年3月;《苏轼传记》，王水照、崔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7月）

喻茂坚家风

“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

嘉靖命内侍官给予喻茂坚金帛奖励。

喻茂坚连给内侍官的赏钱也难以筹措，心怀不满的内侍官到嘉靖面前搬弄是非，嘉靖却感慨地说：“喻茂坚乃天下清官也！”

喻茂坚（1474年-1566年），字月梧，号心庵，明重庆府荣昌县（今重庆市荣昌区）人。正德六年（1511年）进士，授安徽铜陵知县，后历任浙江临海知县、福建道监察御史、陕西巡按、大理寺卿、刑部侍郎等职，官至刑部尚书。喻茂坚为官清廉、办案公正，在当时就有“真御史”“汉庭老吏、当代法家”的美誉。

“借尔降龙伏虎力，养我腾蛟起凤才”

重庆荣昌城东，潺潺濑溪河畔，历经百年风雨的万灵古镇依山层叠而起。古镇中心，明朝刑部尚书喻茂坚告老还乡后为教育族中和乡邻子弟而创办的尔雅书院，临街而立。

“衍祖宗一脉真传克忠克孝，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在书院正门，喻茂坚留给后世子孙的这副垂训联，悬挂于显眼的立柱上，吸引着行人的目光。忠诚孝悌是家族应世代传承的品德，子孙后代唯有勤耕苦读才能成长成才。400多年来，荣昌喻氏继承和发扬这一家训，逐步形成了完善的家规家训，涵养出了良好的家风，哺育出许多优秀族人。

喻茂坚是荣昌喻氏的第三代。据喻氏族谱记载，明宣德十年（1435年），喻茂坚的祖父喻志善带领家人，从世居的江西丰城出发，经过一年多的风餐露宿，在正统元年（1436年）来到荣昌。定居之后，喻志善坚持以耕读为本，勤俭持家、苦心经营，很快就使喻家成为富足之家。喻志善坚持与人为善，对有困难的乡邻总是解囊相助。一些乡邻欠的债实在难以偿还，他就当面烧掉借条，免掉债务。喻志善的这些善举，使喻氏得到乡邻的赞誉和认可，成为荣昌颇有名望的家族。

喻茂坚出生后，荣昌喻氏对读书明理致仕之道愈加重视。据喻茂坚为其父喻洪深撰写的碑铭记载：“（喻志善）见坚垂髫时，稍识字义，指而语坚父曰：‘此儿他日必贵显，其善教之。”秉承庭训，喻洪深在教子读书方面不吝投入。他花重金购置经史图书，把五个儿子都送进私塾。喻茂坚的母亲，粗识诗书、孝敬慈爱。喻茂坚读书时，不管是三伏炎夏还是数九寒冬，母亲总是在一旁，边做家务边默默陪伴，有时甚至通宵达旦。

重耕读的家庭环境，父母的悉心培养，为喻茂坚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他坚持每天鸡鸣起床入城学习，并立下读书成才的远大志向。据记载，有一次，喻茂坚游览荣昌城东的三教寺时，看到降龙伏虎罗汉的泥像触景生情，便在墙壁上题写了一副展露抱负的对联：“借尔降龙伏虎力，养我腾蛟起凤才。”

通过刻苦学习，喻茂坚23岁时就以学识渊博而名扬荣昌，并被县里列入“特等食饩”，由朝廷资助学习。33岁时，喻茂坚中四川乡试第十一名。正德六年（1511年），37岁的喻茂坚到北京参加殿试并中第三甲三十二名。第二年，喻茂坚被委任为铜陵知县，从此走上仕途。

不阿权贵，“天下清官”

纵观喻茂坚一生，为官38载，始终秉持经世济民之志，清廉有为，不畏权贵，深受百姓爱戴。

正德九年（1514年），喻茂坚任浙江临海知县期间，力除陋习，禁止溺杀女婴，并制定对女婴发给衣裙等奖励措施，使数以万计的女婴得以存活。他离开时，临海百姓不仅为他立碑建祠，凡被其所救女孩都取名为“喻女”。

嘉靖元年（1522年），喻茂坚任陕西巡按，负责调查总兵李隆唆使军兵杀害巡抚许铭一案，喻茂坚秉公执法，将大有背景的李隆绳之以法，并上疏建议在这里复设总督一职，以平衡地方官员的权力。由于他的上疏及弹劾内阁大臣、各部长官一事触怒权贵，结果嘉靖二年（1523年），喻茂坚被迁为真定、河间二府知府，但他的奏疏为人传颂，人称“中兴第一疏”。

此后，喻茂坚先后被贬为贵州左参政、福建按察使、浙江右布政使和陕西左布政使，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喻茂坚都兢兢业业，毫无怨言。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喻茂坚任应天巡抚，总督漕运。因其管理有方，结余修漕白银十余万两，按惯例可归个人。喻茂坚力辞不取并带头捐出俸禄，筹集资金，代缴了淮安府、扬州府、凤阳府、庐州府四府水患灾民所欠税银。百姓爱戴他，他的清白之聲久传。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喻茂坚任刑部尚书不久，就发生了奸臣严嵩构陷内阁首辅夏言之事。喻茂坚虽深知严嵩要置夏言于死地，但他不畏强权，援引《大明律》中“议能”“议贵”等条款坚决反对死刑，并向嘉靖进谏：“人不足惜，国体宜惜。”嘉靖不采纳谏言，将夏言处死后，还降罪喻茂坚，罚俸以示惩戒。

经历夏言事件后，喻茂坚发现《大明律》存在“例”“令”过多导致司法实践不统一的问题。为避免更多冤狱错案发生，他上书请求修订《问刑条例》，增加了严惩贪赃枉法官吏等内容。嘉靖召见他，对新法规提出疑问，喻茂坚对答如流，有理有据，嘉靖很满意，命内侍官给予他金帛奖励。而他宦囊空空，连给内侍官的赏钱也难以筹措。当心怀不满的内侍官到嘉靖面前搬弄是非中伤喻茂坚时，嘉靖感慨地说：“喻茂坚乃天下清官也！”

归隐田园，教子孙耕读忠孝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冬，因厌倦了朝堂之上的明争暗斗，喻茂坚告病隐退。回乡以后，他一直想“以诗书课后生”，但这个愿望直到10年后才实现。因为他实在太清贫，根本拿不出建一座书院的银两。

尔雅书院是在1559年由喻氏族人共同出资建成的。当时，喻茂坚已经85岁了。

在这座古朴幽静的书院里，喻茂坚不仅把渊博学识倾囊而出，还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为人处世的理念和经验，通过撰写垂训联、订立家训等方式要求子女传承忠孝家风、恪守耕读之道，对喻氏族人乃至当地百姓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喻茂坚饱读诗书，但不迂腐泥古，他将读书看作颐养人心、使人心胸开阔的第一要事。在肯定读书的重要性的同时，喻茂坚家训也很重视农事。他告诫子孙不能忘本，正所谓“领千钟粟以粟养，读万卷书以书养，在我子孙自修”。

作为传统士大夫，喻茂坚认为，田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同时唯身体力行，亲莅垄亩，方能悟稼穑之艰辛，从而不至于因端坐庙堂而导致施政乖错无方，最终殃及百姓。所以，“耕读传家”既学做人，又学谋生，真可谓两全其美。

喻茂坚儿孙颇多，在他的悉心教导下大多有所成就。喻祯，喻茂坚三子，字述梧，嘉靖己丑贡生，一生潜心教育，好义乐施。1537年，荣昌大饥荒，他拿出2000石粮食赈济饥民。朝廷因此事诏令他为湖北汉阳知县，但他无意仕途，告假还乡，终日读书教子。喻祯去世后，灵柩进入乡贤祠，受到奉祀。

喻应豸，喻茂坚之孙，明隆庆年间任寻甸府通判。他勤于政事、任劳任怨，曾撰联自勉：“每日说几句阴骘话，虽非求知于人，鬼神闻矣！凡事存一点天理心，纵未施及于物，子孙赖之。”喻应豸为官清廉，逝于任上时，其幼子甚至无钱扶柩归乡。《荣昌县志》赞其为“不愧其祖之清白”。

作为一代法学名家，喻茂坚不畏强权、捍卫法纪的理念也深深地影响着子孙。

喻思恂，字醒拙，喻茂坚的曾孙。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考中进士，历任真定府柏乡县、枣强县知县，并考选为山西道御史，奉命巡视漕运。当时专权的宦官魏忠贤派人向他索贿，他严词拒绝，说：“宁断吾首，不可曲志以事之。”天启四年（1624年），他多次上疏弹劾魏忠贤，震动朝野，却遭到朝廷的严旨斥责，愤然辞职回乡。崇祯即位后惩治魏党，启用喻思恂继续担任山西道御史，巡查长芦盐政。

“几百年来，喻氏族人没有一个因为触犯刑律而被记入族谱”

好家风的养成往往需要几代人的积淀和努力。1642年，喻氏后人、明末著名易学家喻国人将喻茂坚的垂训联和之前已有的家规进行补充、深化，又撰写家训6条，形成相对完整的喻氏家训：注重文教，以耕读为本;注重养德，以忠孝为范;注重法纪，以知敬畏为基……400多年来，富含独特家族精神的家训涵养出了荣昌喻氏独特的家风，使榮昌喻氏后裔人才辈出，仅明清时期取得功名的就有322人，高中进士者27人，涌现出了一批清正廉明、秉公执法的好官。

喻思炜，字耀区，明天启七年（1627年）举人。永历元年（1646年），喻思炜因功绩卓著升任云南布政司，后遇战事，属郡沦没，他坚守孤城、竭力抵抗。看到援军难来、粮草断绝，喻思炜告诉家人：“吾负隆恩厚禄，不能舒九重宵旰，当死。捍卫失职，翠华遥狩，当死。且吾家世受国恩，当死。吾之所以不死者，徒以有城在。今城将危矣，吾不知死所矣！”滇城破，喻思炜被抓后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最终被烧死。

喻菘庆，字仲如，明崇祯元年（1628年）贡生，官至贵州分守贵宁道参议。出仕之初，喻菘庆任嶍峨县知县，审理案件清楚明白、决断诉讼公平，百姓无不敬服、遵纪守法，以至于监狱都空了。

家风影响持久绵长。时至今日，荣昌喻氏仍然受益于重耕读、守忠孝、崇法纪的良好家风。喻茂坚第十三世孙喻权坚说：“按族规，族谱不仅要记载喻氏族人的成绩，也要记载喻氏族人的劣绩。成绩用以激励后人，劣绩用以警示后人。几百年来，喻氏族人没有一个因为触犯刑律而被记入族谱。”

自喻茂坚而下，优良的家风哺育出很多优秀的族人。曾参加淞沪、武汉、长沙等多次对日会战的抗日名将喻孟群;新闻学家、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喻权域;钱学森的第一助手、火箭专家喻显果等喻氏族人，都在自己的职份或领域忠于国家、无私奉献。

喻氏后人说：“喻茂坚还有其他一些老一代的人，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对我们家的影响都很大。第一就是要学，学要有长进，学要学好。而且还教导我们不能偷奸耍滑，也不能够见便宜就上，要克己奉公。我觉得我们喻氏家族优良的家训家规，一定能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后辈子孙要各务正业，凡从政者一定要以喻茂坚为榜样，公正廉洁，为后人留下清名。”

由喻茂坚建立的尔雅书院，至今仍伫立在重庆荣昌区的万灵古镇。时有学习国学的孩子来这里读书习字，寻找历史深处的中华民族优良家风传统。琅琅的书声伴着濑溪河潺潺的流水，轻轻地传扬开去。★

（责编/陈毓婧 责校/李希萌 来源/重庆喻茂坚：克忠克孝 惟读惟耕》，佚名/文，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2016年4月12日;《明代廉吏喻茂坚：克忠克孝 惟读惟耕》，李立峰/文，《畅谈》2017年第18期）

刘应麒家风

“不将山水带还乡”

无论是在礼部任职，还是出任地方，刘应麒都竭力为国分忧，为民解难，

因不愿与当权者同流合污，刘应麒几次辞官归乡。

每当离任，除来时行装，别无长物

刘应麒（1539年-1612年），字道征，号芝阳，江西省鄱阳县人，明代著名廉吏。明隆庆二年（1568年）中进士，历任礼部郎中、广东提学副使、四川参政、湖广按察使以及应天巡抚等职。他为人光明磊落，清廉耿介，居官不畏权势，勤政忠贞，所到之处，皆留下清廉之名。

少年时已显露出不同凡响的才华与志气

作为历史上有名的清官廉吏，刘应麒被时人誉为“匡山威凤，鄱水神龙”“玉壶风露之清，雅推气韵;金薤琳琅之贵，有斐文章”。其祖父刘文桂，受封为通议大夫，父亲刘济众则累封为中宪大夫、广东按察司副使等职。因此，官府特为其祖孙三人竖立“三世九卿”牌坊，以彰显三人清正廉明的质朴气节。

刘应麒的成长，既有乡邑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有家教训诫的涵养，二者汇融，铸就了他刚毅圣洁的秉性与品格。

鄱阳乃千年古邑，秦时设县，历代文人学士、清官廉吏不绝如缕，道德风尚润益乡里。仅宋一代，就有洪浩、姜夔、范仲淹、颜真卿等与之关联，或出生鄱邑，或主政饶州（鄱阳故称），他们或是廉政清官或是文人雅士，但均以道德文章传世、清廉刚正扬名。他们的道德风范流传民间，垂训后世，刘应麒自幼便受到熏陶。

明嘉靖年间，刘应麒少年问学，正值饶州知府应鸣凤重教化、育人才之时。应鸣凤将刘应麒住所附近的浮洲寺改建，创办了浮洲书院，延聘博学名儒执教，培育学子。刘应麒就读该书院，他天资聪悟、勤奋好学、志向高远。书院先生以于谦精神教育学子，并引其诗“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勉励诸生。少年刘应麒铭记心中，并吟诗一首以言志：

风雨潇潇湖上扉，我于此处可忘机。

更栽十里绿荷芰，他日归来可制衣。

少年抒怀，已经显露出不同凡响的才华与志气，也展现了刘应麒高远的志向与雅洁的心性。

以“廉”为灵魂的家风家训

南宋末年，刘氏族人开始着手制订家规家训，并逐步完善，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家规家训，包括《刘氏家训八条》《刘氏家规十二款》《刘氏垂规凡例二十三则》。

刘氏家训强调“敦孝悌、端士品、务忠诚、戒奸险”，教育子弟“不孝悌，虽有功名富贵，亦不足观矣”，要求子弟“耕读为本，当教以明理义，励志节”。为人为官当“宁方勿圆，宁直勿曲”“宁朴实勿狡诈，宁肯愚拙勿乖巧”。

时至今日，鄱阳仍流传着关于刘氏先祖“执礼桥”的故事。五代时期，鄱阳清塘刘太清与义城刘太初，是同一个曾祖父之下的堂兄弟，都是刘氏迁居鄱阳的第三代。二人兄友弟恭，情深意笃，若你来我家做客，那我必把你一路送到家。为了不耽误业产，双方约定在路程中途建桥一座，命名为“执礼桥”，一旦一方造访，对方就送到此桥头揖别。这正是刘氏家训中“敦孝悌”的代表。

刘氏家训以“孝”立本，以“端”为根，以“诚”为内核，以“廉”为灵魂，充分体现了刘氏家族自律和进取的精神，润泽着刘氏世世代代的子孙。

每当离任，刘应麒除来时行装，别无长物

明隆庆二年（1568年），刘应麒以第三甲成绩考中进士，由此踏上仕途。无论是在礼部任职，还是出任地方，刘应麒都竭力为国分忧，为民解难，尽职尽責，忠贞无私。

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初夏，时任四川参政的刘应麒所分守的酉阳州彭水县（今重庆市酉阳县），发生了特大洪灾。肆虐的乌江水，夹杂着折断的树枝和石块奔泻而下，冲击着屋舍和篱笆，时刻威胁着百姓的生命安全。刘应麒临危不惧，亲临抗洪救灾第一线，现场指挥民众撤离，并积极筹措粮款，赈济和安顿灾民。连日劳累奔忙，刘应麒病倒了。但第二天，病情稍有缓解的刘应麒又出现在救灾第一线。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当地官员、乡绅纷纷捐资捐物，使满目疮痍的彭水灾区出现了新的生机。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刘应麒临危受命，出任应天巡抚，遵旨推行“按田亩面积计征赋税和徭役”的举措。然而苏州一带以戎政尚书凌云翼家族为代表的豪绅势力，不仅大肆兼并农民土地，而且隐瞒田产，逃避赋税。农民失去了土地不说，还得交纳已被掠夺的土地的赋税，致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按亩征税，举步维艰。刘应麒想，“海青天”海瑞也曾担任过应天巡抚一职，我就不能做一回“刘青天”吗？

想到这里，刘应麒决定会一会这位尚书大人。会面中，他慷慨激昂，振振有词，直戳得凌云翼无言以对。凌云翼知道刘应麒向来耿直坚毅、刚正不阿，况且这“按亩征税”是朝廷极力推行的新政，也就只好补交赋税了。其他豪绅见尚书大人都屈服了，便纷纷上官府缴纳赋税。刘应麒刚正不阿，不畏权贵，让豪绅们胆战心惊，老百姓则拍手称快。

因不愿与当权者同流合污，刘应麒几次辞官归乡。每当离任，除来时行装，别无长物，正应了他自己所写的诗句：“来时行李去时装，午夜青天一炷香。描得海图留幕府，不将山水带还乡。”这一诗句也成为古今为官者清廉的写照。

辞官归里后，刘应麒杜门谢客，专心学问。由他主持修撰的《鄱阳县志》，被称为方志中的经典，并著有诗文《芝阳集》。同时，刘应麒留心民间疾苦，为百姓奔走疾呼，先后上书《条议南北兑》《请免吴家坊水田丁差疏》等，减轻了百姓的苦痛，被后人赞为“皆百世之利”。

山川静好，岁月轮回，400多年过去了，刘应麒“不将山水带还乡”的经典诗篇，依然荡气回肠。★

（责编/陈毓婧 责校/王文彩 来源/《江西鄱阳刘应麒：不将山水带还乡》，文/彭定安，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2016年8月15日）

于成龙家风

“俭为至宝一字箴”

于成龙曾对僚属说：“我生来无他嗜好，布衣蔬食免饥寒足矣。

不知世间有享受事，亦不知馈遗交际欲何为。

计俸入自给有余，要钱何用？”

于成龙（1617年-1684年）字北溟，号于山，清代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人。他45岁出仕，为官23载，从七品知县到封疆大吏，所到之处皆有政声。他3次被举“卓异”（清朝吏部定期考核官吏，文官每3年、武官每5年考核一次，政绩突出、才能优异者被称为“卓异”），蜚声朝野，被康熙帝评价为“今时清官第一”“天下廉吏第一”。

“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

于成龙，1617年出生于山西永宁州。于成龙的先祖于渊，明朝时曾任卢氏县知县，政绩卓著。他的父亲于时煌在乡里倡导孝义之道，有长者之风。于成龙少有大志，自幼受到较正规的儒家教育。

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于成龙参加乡试，当时太原考场的考官公然行贿，徇私舞弊，于成龙在考卷上痛陈时弊，直抒胸臆，结果正榜无名，考取了副榜贡生。当时，于成龙的父亲染病，为了侍奉父亲，于成龙放弃做官。父亲去世后，他又守孝3年，之后才开始步入仕途。

顺治十八年（1661年），因为国家用人需要，前朝举子可不经科考直接进京掣签为官，即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去哪个省任职。于成龙入国子监学习，结业后参加吏部掣签，结果抽到“下下签”，被分配到刚刚纳入清朝版图的广西，任广西罗城知县。

罗城偏处山隅，瘴气袭人，北方人水土不服，前往的生还者仅十之一二，人皆视为畏途，亲朋好友都劝于成龙不要赴任。于成龙何尝不知前途多艰，但仍毅然决定履职。他以“古人义不辞难”自勉，临行前，他在致友人信中说：“某此行决不以温饱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他嘱托长子于廷翼：“我做官不管你，你治家莫想我。”

45岁的于成龙卖房典地，勉强凑够盘缠，带着5名随从，告别妻儿，义无反顾地上路了。

初到罗城“夜枕刀卧”，3年后已和百姓“欢如家人”

罗城县当时隶属清朝统治还不到两年，战争刚刚结束，社会治安差，且民风剽悍，民众带刀携枪，械斗成风。罗城第一任县令全家被土司杀死，第二任县令上任未满一年就逃亡了，此后一直无人上任。

于成龙一行跋山涉水，一路上风尘仆仆，行程6000余里，路上还不幸染病，终于抵达罗城。当时的罗城遍地荒草，城内只有六户居民，茅屋数间。县衙也只是三间茅房，破陋异常，没有门垣，不避风雨，庭院中长满杂草，甚至“豺虎昼行于市，野狼啕嗥不已”，环境之险恶、条件之艰苦超乎想象。他见遍地榛莽，满目疮痍。目睹此情此景，尽管心中愁苦，仍“扶病理事”。

因县衙破陋，于成龙一行只能寄居在关帝庙里，床铺安设在周仓像背后。他率仆“插棘为门，积土为案”，挖坑为炊，日食两餐甚至日食一餐，炊具也只有一锅一盆。当地百姓都怜其清苦，有时凑少许银钱，供其购买盐米之用，他均婉言谢绝。

因水土不服，不到一年，于成龙带去的仆人死了两人，又逃走两人，五名仆人只剩下一人。于成龙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万里惟余一身，生死莫能自主，夜枕刀卧，床头树二枪以自防。”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于成龙以坚强的意志迈开仕宦生涯的第一步。

到罗城后，他实地走访，体察民情，认识到：“地方何盗，盗即民也。民虽无知，决不乐于为盗，必饥寒刑罚追之而为盗也，责在有司。清静寡欲，先之德教以端风俗，继之保甲以防不虞，勿戕民命，勿剥民肤，俾各安家室，各恋妻子，此弥草窃之未议也。”

因而他主张“稍疏一面之网，多方招抚，开诚布公，消疑释嫌”。他宽减徭役，兴建学校，创办养济院（古代收养鳏寡孤独的穷人和乞丐的场所）。境内初安后，他又组织乡民练兵，讨伐经常扰害百姓的“柳城西乡贼”。在其强大的声势下，西乡“渠魁府首乞恩讲和，抢掳男女中只尽行退还”。接着他又在全县搞联防，从此，“邻盗”不敢再犯境。

在消除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又招募流民开垦荒地，借给百姓耕牛和种子以恢复生产。他常常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很快就将百余人口发展到上千户人家。

农闲时，他又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对迁入新居的农家，还亲自为他们题写楹联，以示鼓励。种种举措，深得民心。随后，他又以刚柔并用的斗争策略，解决了“数大姓负势不下”的问题，使一向桀骜不驯的地方豪强“皆奉法唯谨”。

在于成龙的努力下，短短三年，罗城气象焕然一新。百姓都致力于耕作，农田里长满了庄稼，山坡上布满了牛羊。于成龙也和百姓打成一片，“或坐樹下，与饮食笑语，欢如家人”。

于成龙后来说，“我一生得力，在令罗城”。他的突出表现受到时任两广布政使金光祖的重视，罗城也被评为广西治理的榜样。

“闽省廉能第一”

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龙被时任两广总督金光祖举荐为广西省唯一的“卓异”，并升任四川合州（今重庆合川区）知州。于成龙离开罗城时，竟然连赴任的路费都没有，罗城百姓“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十里，哭而还”。

当时的四川连年战乱，人口锐减。于成龙上任时，土地荒芜严重，而衙门的各种供役、需索使百姓繁重不支。于成龙以招抚百姓为急务，他首先革除宿弊，严禁官吏勒索百姓，又免去规定的随从，以家仆随身。

他要求各县注意为新附百姓解决定居与垦荒中的具体困难，并亲自为他们区划田舍、登记注册，借贷牛种。不到两年，合州人口骤增，荒芜的土地得到开辟。由于招民垦荒政绩显著，清康熙八年（1669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

黄州同知作为知州的副手，负责保境缉盗任务。歧亭在黄州和麻城县交界处，山高林密，众多盗匪啸聚山林，治安状况相当混乱。而且这里的盗贼久盗成性，十分狡猾，难以捕获，查办盗案十分棘手。

于成龙上任之初，为了摸清盗情和每一件重大盗案，总是亲自访察。他扮作农民、旅客甚至乞丐，四处调查，很快对当地盗情了如指掌。他还特意在衣服内缝制一个布袋，专门放盗贼名单，“自剧贼、偷儿踪迹无不毕具，探袋中勾捕无不得”。

于成龙抓了九个大盗，公开示众，除了有当地百姓作保不再作乱的两人外，其余全部处死。于成龙还命令将接连不断发生的盗案上报，并责成各县加紧侦破，违者治罪。

消息传出，各县哗然，大小盗贼惶惶不可终日，从此收手。由于政绩突出，于成龙深为时任湖广巡抚张朝珍器重，再次被举“卓异”。

康熙十五年（1676年）十月，于成龙继母李氏过世，按照礼法，于成龙必须丁忧守制，但时任湖广总督蔡毓荣等联名向康熙帝奏请，安排于成龙在任守制。直到五年后，于成龙才得以请假回家，这是他为官23年间唯一一次回乡省亲。其尽忠报国之心、奉亲敬孝之情，由此可见。

于成龙为官清正廉洁、勤政爱民，所到之处，政绩卓著，因而频频升迁。康熙十八年（1679年）夏，于成龙在福建按察使任上第三次被举“卓异”，升任福建布政使。后来，时任福建巡抚吴光祚专门向朝廷举荐，称于成龙为“闽省廉能第一”。

康熙十九年（1650年）春，康熙帝“特简”于成龙为畿辅直隶巡抚。翌年春，又在紫禁城内召见于成龙，当面褒赞他为“今时清官第一”，并“制诗一章”表赐白银、御马以“嘉其廉能”。

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佐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

尽管于成龙不断升迁，官职越来越大，但他始终重视民命，关心民瘼，勤于治事，经常微服察访民间疾苦和属吏表现。除了政绩斐然，于成龙艰苦的生活作风，也非一般人可比。

于成龙曾对僚属说：“我生来无他嗜好，布衣蔬食免饥寒足矣。不知世间有享受事，亦不知馈遗交际欲何为。计俸入自给有余，要钱何用？”他在《劝民节俭歌》中写道：“俭为至宝一字箴，民安物阜无奇术，上为国家养元气，下为黎民储命脉。”

他在广西罗城县任县令六年多，离任时连路费都没有。任四川合州知州时，他不愿给当地老百姓增加负担，首先削减了自己的驺从之费，自己仅“畜一羸马，以家仆自随”。

在黄州八年，益励清介，恶衣蔬食。赴任福建时，仅被褥一束，朝衣一袭，沿途以萝卜为干粮，且作压船之物。

在福建，外藩来的贡船或有所献，他一概拒绝。布政使衙门常常连薪米也供应不上，他不得不将自己的衣物典当换取食物。

在武昌知府任上，其长子从山西老家千里迢迢来探望，他给儿子吃的顿顿都是青菜豆腐。他去南京上任时，为了避免地方官员送往迎来，既没有举行仪式，也没有张贴告示;旅途中既不打扰驿站，也不住宿公馆，而是自找宿店，自雇驴车上路;到任时，一概谢绝地方官员的宴请和馈赠。

在直隶巡抚任上，他屑糠杂米为粥，与仆共吃。就是来了客人，也以此粥相待，他说：“如法行之，可留余米赈饥民也。”他还颁布《严禁馈赠檄》，明令所属官员不准趁着年节收送礼品。那年，直隶旱灾严重，于成龙将自己家中的粮米都捐了，奄奄一息的饥民仍在他面前哀哀求食。万般无奈，他含泪杀了自己心爱的枣红马，让百姓充饥。回到府上，他摘下官帽，冒死罪开官仓放赈救灾，以救民于水火。康熙帝获悉此事后，不仅没治于成龙的死罪，反而被他的拳拳忠心所感动，将自己的银狐皮衣赐下。当地百姓编了歌谣赞颂他：“要得清廉分数足，唯学于公食糠粥。”

在江南两江总督任上，于成龙已年近古稀，治事愈益勤谨，大小政事必躬亲处理，生活则依旧极为简朴。江南富甲天下，他仍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佐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百姓因而称他“于青天”“于青菜”“于豆腐”。康熙帝誉其为“天下廉吏第一”。

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他的严格约束下，连客人来访时也没有茶叶招待，于成龙的随从便去大院里摘龙爪槐的叶子代替茶叶，导致总督署内的龙爪槐经常光秃秃的。

于成龙为官20多年间，从来不带家眷，连结发妻子也是阔别20年后才相见。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仲春，于成龙疟疾复发，请求回乡养老，但康熙帝降旨留任。随后，康熙帝命于成龙振作精神，巡视东海防务。于成龙强打精神，带病出巡，不久病逝于南京督署中，终年67岁。

于成龙去世后，他的床头敝筒中，唯有绨袍一袭、靴带二条，堂后瓦瓮中也只有粗米数斗，见者无不失声痛哭。城中的老百姓得知于成龙去世后，纷纷“罢市”“哭巷”，焚香祭奠，隆重悼念。

于成龙灵柩在南京停了三个月，他的长子于廷翼到江宁启运灵柩，百姓仍然络绎不绝地前来吊唁。于廷翼见老百姓给父亲烧化冥币，便劝告百姓：“家父生平不爱钱票，请勿强加于他，往后祭祀莫用纸票。”于成龙的灵柩运离江宁时，于成龙士民数万人，步行送至几十里外。

于成龙去世后，康熙帝亲自为于成龙御书碑文，追封他为太子太保，赠谥号“清端”，赐御书匾额“高行清粹”，赐御书对联“历仕甘棠随地荫，两江清节至今传”。

于氏家族，下至知县，上至巡抚，担任各种官职的有30多人，始终遵法纪

于成龙以其一生清廉节俭、勤政为民的端严操守，为吕梁于氏家族树立了光前裕后的典范。

于廷翼自父亲出仕之后的数十年间，悉心奉养祖母和母亲，代父抚育两弟成人。于廷翼虽然自奉节俭，但在周济亲友族人，以及筑路、修桥等方面，从不吝惜。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于廷翼把自家的五亩土地捐给了收养鳏寡老病无依者的养济院。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至三十六年（1697年），永宁州连续遭受自然灾害，接著又发生瘟疫，米价大涨，于廷翼与族人每月将家中存粮接济乡人，名为借给，事后却将借据付之一炬。

于成龙之后，长孙于准是于氏家族的又一名吏。他继承了祖父于成龙的清廉遗风，从山东临清知州，到贵州、江宁巡抚，他为官清廉，大举善政，康熙帝曾御书额联，赞其“恺泽三吴滋化雨，节旄再世继清风”。于准告老还乡后，仍好义乐施，周人之急，济人之危，州人之中受其恩德者，不计其数。

据《永宁州志》《于氏宗谱》记载，从明朝景泰年至清乾隆中叶的320余年里，于氏族人中，曾在国子监读书的就有数十人;下至知县，上至总督、巡抚，担任各种官职的有30多人，不论微品小官，还是封疆大吏，抑或士农工商，始终遵法纪、守规矩。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于准在《于清端公政书》的基础上，总结汲取于氏先祖的家风家训，历时4年，续修《于氏宗谱》，编订《于氏族规》22条、《于氏家训》41条，使于氏族规家训成为吕梁于氏族人世代践行的行為规范。★

（责编/陈毓婧 责校/王文彩 来源/《以一代廉吏于成龙为镜鉴》，王毅鸣/文，人民网2014年12月16日;于成龙是如何成为“第一廉吏”的》，胡恒/文《，解放日报》2017年2月14日）

张英家风

“今日行事俭，异日做官清”

张英六旬华诞时坚持不办寿宴，不受贺礼，

与妻子商定把钱省下来“制作衣绔百领，以施道路饥寒之人”。

他解官归田之后，布衣蔬食，至老不衰，而救人急难则动辄倾囊

张英（1637年-1708年），字敦复，号乐圃，安徽桐城人。康熙六年（1667年）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居官廉俭，门无私谒。有人行贿，则正颜拒绝。纵观张英的为人处世和传下的的家训，其核心精神，即是“廉俭”“礼让”。张氏家风绵泽后世，举业不断，先后出现“父子宰相”“三世得谥”“六代翰林”等人文盛况，有“门族清华，世代簪缨”之誉。

“使我为州县官，决不用官银媚上官”

张英，安徽桐城人，清代名臣。

元末明初，桐城饱受战乱和灾荒，人烟稀少，大批移民自江西、皖南等地迁至桐城。他们重农耕、重课读，在桐城逐渐形成了“穷不丢书”“耕读传家”的乡情民风。浓郁的书香氛围催生出恢宏的文化景象。明清两代，桐城共诞生进士236人、举人793人，贡生、监生不计其数，涌现出张、姚、马、左、方等诸多世家显族，形成了影响清代文坛200余年的“桐城派”。

桐城世家显族中的“张”，便是指邢台清河县张氏家族，并以其郡望称为“清河张氏”。张氏家族明初由江西鄱阳迁居桐城北乡土铜山，六世祖张淳科第起家，自浙江永康令官至陕西布政参政，因长于断案，人称“张一包”，即包拯之谓。

张淳为官毫无媚色。万历六年（1578年），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去世，需要人撰写祭文。综观满朝文士，鸿笔丽藻能入张居正眼者，只有张淳。于是，张居正特意写信给张淳。

谁知，百官眼里求之不得的机会，张淳却拒之如砒霜。张淳一直看不惯张居正结党之风，他认为自己是为百姓做官、为皇帝做官、为朝廷做官，不屑加入“张党”，于是回信托词养病，辞官返乡。这一辞，就是八年。

张淳的长孙张秉文是张英的伯父，为明朝封疆大吏。季孙张秉彝是张英的父亲，赠光禄大夫。

张英初入仕途时，张秉彝多次写信告诫他，“祖宗积德，累世以耕读承家，尔惟益自勉励，以无贻前人羞”“抱忠贞以事君，笃谦和以交友”“敬者德之基，俭者廉之本”。

张英入仕后长期从事编书、撰写公文等工作。他供职勤谨，为人厚重，待人和气，与同僚关系很好，又从不卷入是非之中，很得康熙帝的信赖。康熙帝称其“有古大臣风”。

张英居官廉俭，门无私谒。有人行贿，则正颜拒绝。他曾说，“使我为州县官，决不用官银媚上官”，“门下奔走之客，有损无益”。

张英做官后，家中仍不富裕。有一年张英为会试考官，入贡院半月不回家，以致家中乏食，竟然无米下锅，张英的夫人搜得家中有面数斗，遂举家连食面汤将近一个月。张家居虎坊桥时，度支困乏，夫人不得不取下孩子项上银锁换钱，以渡难关。

张英六旬华诞时坚持不办寿宴，不受贺礼，与妻子商定把钱省下来“制作衣绔百领，以施道路饥寒之人”。他解官归田之后，“誓不著缎，不食人参”。布衣蔬食，至老不衰，而救人急难则动辄倾囊。

张英的廉俭之风，还体现在选拔、推举和保护廉俭官员方面。

康熙帝南巡，张英曾多次迎驾扬州、淮安。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的一次南巡时，时任两江总督阿山欲借机增供经费，时任江宁知府陈鹏年则执意反对，阿山想以诽谤巡游罪治陈鹏年重罪。张英及时向康熙帝澄清事实，陈鹏年始得免祸，后成一代名臣。

廉为官之本，俭为廉之基

除为官廉俭外，张英还推崇为人礼让。有关他“六尺巷”的故事，至今仍传颂乡里，为人敬佩。

张英的老家与吴氏为邻，宅旁有一块空地，被吴家越界占用，因此引起纷争。当时吴氏也有家人在朝中为官，张家告到当地县衙，县令根本不敢受理。于是张家修书一封，寄给张英，请示定夺。

张英收到信后，立即提笔批诗一首寄归：“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读后大为惭愧，不仅不再争地，还主动退让三尺地。

吴氏闻之，深感其义，亦退让三尺，于是桐城就有了一条六尺巷，两家也从此交好。朝廷得知后，特下令修建一座牌坊，写上“礼让”二字。

张英一生廉俭礼让，他说：“古人有言，‘终身让路，不失尺寸，老氏以让为宝。”晚年居乡时，他从不以宰相自居，遇到担柴人，也退立一旁，主动让路。

张英传承祖辈教诲，以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结合古圣时贤的言行事例，编成了一部教育子孙后代如何立身做人、持家治国的家训——《聪训斋语》。

《聪训斋语》深入浅出，以“立品、读书、养身、择友”为主要内容，要求子孙“务本力田、随分知足”。张英说：“予之立训，更无多言，止有四语：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尝将四语律身训子，亦不用烦言伙说矣。”

通览全训，纵观张英的为人处世，其核心精神和最终落脚点，即是“廉俭”“礼让”。廉为官之本，俭为廉之基，养廉必须以俭。张英把俭的内容归纳为“俭于饮食”“俭于交游”“俭于饮酒”等八个方面，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张英崇尚南宋著名学者陆梭山治家的以俭之道，要求家人把一年的日常开支费用分为12股，1个月用1股，月底总结所余，“别作一封”，以应付贫寒之急，或“多做好事一两件”。

“今日行事俭，异日做官清”

桐城张氏家风绵泽后世，张氏子弟举业不断，名宦迭出，先后出现“父子宰相”（清代不设宰相，但张英、张廷玉都担任过大学士之职，张廷玉还出任過军机大臣，相当于宰相），“三世得谥”（张英，谥文端;张廷玉，谥文和;张若渟，张廷玉第七子，谥勤恪），“六代翰林”（张英;张廷玉;张若霭，张廷玉长子;张曾敞，张廷玉之孙;张元宰，张廷玉曾孙;张聪贤，张英六代孙）等人文盛况，有“门族清华，世代簪缨”之誉。

其中，张英次子张廷玉最为突出。张廷玉（1672年—1755年），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进士，累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首席军机大臣，为官长达50年，“历得三朝，遭逢极盛”。

张廷玉恪守家训，亦以廉俭、礼让为务。他说：“今日行事俭，异日做官清。”“为官第一要廉，养廉之道，莫如能忍”，“拼命强忍，不受非分之财”。

张廷玉为官勤谨，雍正帝褒扬其为“调梅良弼”。曾有同事想找他谋私，他赋诗一首云：“暗室欺心古所难，四知常凛寸心安。簾前月色明如昼，莫作人间暮夜看。”同事阅罢，惭愧地走了。

后来，张廷玉担任吏部侍郎时，因惩恶除贪，获得“伏虎侍郎”的美称。

张廷玉继承和发扬了张氏一门的礼让之风，其中最有名的是“父子让探花”的事迹。

雍正十一年（1733年），张廷玉长子张若霭参加殿试，雍正帝阅至其卷时，觉得该卷字画端楷、文意绝佳，便拔至一甲三名（即探花）。待拆卷时，才知道是张廷玉之子张若霭的卷子。张廷玉得知后，立即奏请换选他人。雍正帝明确宣布，选拔非常公允，并非知道是大臣的儿子而有意甄拔。然而张廷玉仍再三恳允“以此让于天下寒士”，雍正帝深感其义，遂将张若霭降为二甲第一名。

张廷玉为官清廉，生活俭朴。他住在皇帝赐居的戚畹旧园十余年，连日用器具都不全，以致同事亲友“多以俭啬相讥嘲”。但他对百姓疾苦却忧戚在心，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桐城东乡陈家洲遭受水灾，他立即动员兄弟子侄捐款捐物，赈恤灾民。乾隆四年（1739年），他得知乡里歉收，立即驰书家人捐谷一千石，以成善举。

张廷玉在上书房和军机处任职30余年，手握太阿之柄，始终谨慎细心，历经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遭遇两次黜废太子的惊涛骇浪都平安度过，被称为有清一代的政治常青树。即使是雍正那样勤政的皇帝，也佩服张廷玉“比朕起得还要早”。

“知我之立身行己，处心积虑之大端”

张廷玉能成为一代治世名臣，与他的家庭环境，特别是与父母的言传身教分不开。

张廷玉兄弟入仕后，母亲姚氏教育他们做官惟谨，常说：“你父亲为官，冰清玉洁，你们也要谨慎宜守。”了解张家的人都说：“张文端公（张英）家教甚严，实则由其夫人佐成之也。”姚氏随张英居京师20多年，谦慎好善，贤声传至宫廷，康熙帝说：“张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独父训也。”后来康熙帝对入值南书房的张廷玉说：“汝兄弟其不愧家风矣。”

教子，张廷玉同样以“廉”“严”著称。长子张若霭为内阁学士，工书善画。一次，张廷玉看到僚属的一幅名画挂在张若霭的书斋中，知道是僚属投其所好，便正色道：“我无介溪之才，子有东楼之好，奈何？”“介溪”是明代权相严嵩的号，“东楼”是严嵩之子严世蕃的号，严世蕃依仗其父为相，招权纳贿，终被处死。张廷玉以此类比，让张若霭深为震撼，赶紧送还名画，从此再也不敢越雷池半步。

继其父《聪训斋语》后，张廷玉也著成了一部张氏家训——《澄怀园语》。这部家训耗费张廷玉大量心血，里面汇集了他数十年“意念之所及、耳目之所经”的处世经验和人生感悟，旨在继承其父张英的治家为官思想，同时告诫子孙后人“知我之立身行己，处心积虑之大端”。张廷玉的四个儿子若霭、若澄、若淑、若淳都先后入朝为官，政绩显著。这与张廷玉的教导和《澄怀园语》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聪训斋语》《澄怀园语》两部家训是张英、张廷玉父子留给子孙后代的精神财富。张氏子孙大多能谨守家风，克承祖训，或蜚声朝野，或著节岩疆，或噪誉文坛，或树望梓里，名垂史传。

桐城张氏虽为官者众，但他们在退休还籍后，大多居城养老，故城中张姓宅第甚多。其中张英的“笃素堂”、其子辈的“詹事府”“宗伯第”“司空第”联袂成片，虽称“相府”，但建筑朴实无华，与城中普通民宅无异。

张氏家族的文人士大夫们无论在朝在野，皆能恪守先贤教导，居官以廉，居乡以善，行礼让，重节义。每遇灾荒之年，设粥厂，开义仓，拯饥民于水火，扶贫助学，修桥铺路，乐施好捐，不惜倾其所有。当年由张廷玉捐助修建的“良弼桥”，至今仍雄踞在古城东门外的龙眠河上，成为历史见证。★

（责编/陈毓婧 责校/王文彩 来源/《中国家规》，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络中心著，中国方正出版社2017年3月）

郑板桥家风

“宦贫何畏，宦富可惴。吾既不贪，尔亦无恚”

郑板桥在山东任职期间，连年发生饥荒，百姓粮食奇缺，

他就把自己的俸钱捐出来，穿着草鞋去走访。

郑板桥辞官回乡时，百姓遮道挽留，走后家家画其像以祀

郑板桥（1693年-1765年），名燮，字克柔，号理庵，人称板桥先生。郑板桥出身寒微，幼年丧母，由乳母抚养长大。少年聪颖，随其父学。曾任范县、潍县县令，为政清廉，关心民瘼，颇有政声。去官后定居扬州，以书画为生。

克服命运的种种惨痛，活出自己的腔调与风骨

“臣家江淮间，虾螺鱼藕乡”，这是郑板桥眼里的水乡兴化，他出生并生活在这里，直至乾隆元年（1736年）中进士，才离开兴化，晚年辞官又回归故里。在兴化市中心的四牌楼上，历代朝廷旌表的47块牌匾中，有一块叫“才步七子”，就是颁给郑板桥的。

年幼时，郑板桥生母汪氏、后母郝氏相继病逝，他由乳母费氏照料长大。乳母的言传身教，父亲郑立庵和师父陆种园的教诲，对郑板桥品性的养成和才华的积淀产生了重要影响。

后来，郑氏家道中落，困窘落魄。郑板桥的父亲、师父相继去世，继而，幼子早夭、发妻亡故。但倔强的郑板桥，克服了命运加之于身的种种惨痛，活出了自己的腔调与风骨。

一枝桂影功名小，十载征途发达迟。康熙年间中秀才、雍正年间中举人、乾隆年间中进士，一路艰难走来，郑板桥从未放弃立功天地，字养生民的理想。乾隆七年（1742年），郑板桥才任范县（今属河南）县令，那一年，他已经50岁（虚岁）。在任上，他体察民情，予民休息，政绩斐然。

郑板桥还是一位杰出艺术家，世称“诗书画三绝”。他擅画兰、竹、石，自称“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可见其品格之高洁。在书法上，他独创“六分半体”，自成一家。他的诗作清新自然，直抒胸臆，表达着他自由朴素的思想。

把自己的俸钱捐出来，穿着草鞋去走访

郑板桥为官清正廉洁，不谋私利。他曾有文写道：“宦贫何畏，宦富可惴。吾既不贪，尔亦无恚。”有一年，郑氏族亲中有人想进衙门供职，修书一封给郑板桥，郑板桥沉思良久，提笔写道：“岂能为私人谋枝栖？”由此可见郑板桥的廉洁自守。

郑板桥为官关心民间疾苦，时刻为百姓着想。“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首创作于潍县（今属山东省）县令任上的诗，充分反映了他的爱民之心和勤政之意。当时，赶上百年未遇的大饥荒。潍县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郑板桥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毅然决定开仓放粮。但按照清代律令，凡动用官仓里的粮食，必须有朝廷批文。郑板桥说：“此何时？俟辗转申报，民无孑遗矣。上有谴，我任之！”掷地有声的话语，体现了郑板桥为官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的可贵精神。

郑板桥在任期间，山东连续发生饥荒，百姓粮食奇缺。作为一个地方官，郑板桥没有贪图个人的安逸，而是把自己的俸钱捐出来，穿着草鞋去走访，出行不坐轿子，让随行打一个灯笼，上面写着“板桥”二字，不讲排场，不讲享乐，积极想办法帮助百姓安家乐业。

对怀揣民本思想的郑板桥来说，不求官有多大，得百姓铭记便是最大的福泽。郑板桥辞官回乡时，百姓遮道挽留，走后家家画其像以祀。为民请命，不畏权贵，终换得百姓真心。

郑板桥在外为官期间，不忘对家乡的思念，对家人的嘱托，对子女的教育，留下了影响深远的《郑板桥家书》，内容涉及读书治学、人品修养、家庭教育等，情真意切，读来如话家常，诚如郑板桥所言“十六通家书，绝不谈天说地，而日用家常，颇有言近旨远之处”。其中，关于持身处世、教育子女等方面的做法，直到今天，仍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

孩子读书，不以中举人、进士、做官为第一要务，首先要明白事理，做个好人

郑板桥一生命运坎坷，面对挫折、苦难之时，却十分淡然。他教诲后人，要用难得糊涂和吃亏是福的心态来化解人生中的痛苦与纠结，辩证地看待糊涂和吃亏。

郑板桥曾写信嘱咐弟弟，对贫家之子、寡妇之儿等弱势群体，要倾注一份爱心。如果有人没有钱买笔买纸，“当察其故而无意中与之”。这“无意”二字，便体现了板桥的良苦用心。不是居高临下地施舍，而是在尊重对方人格和尊严的基础上帮助别人。

郑板桥老年得子，甚为开心。做过私塾先生、深谙教育之道的他，担心在家主持家务的弟弟对自己的孩子过于溺爱，便挥笔谆谆嘱咐：“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

郑板桥首先表明自己爱子心切的初衷，要让孩子和他人享受同等的权利。孩子读书，不以中举人、进士、做官为第一要务，首先要明白事理，做个好人。

《郑板桥家书》是中国古代“齐家”文化的代表作，传世以来，一直受到很高的评价。在清代，就有人评价《郑板桥家书》：“曲尽人情，多见道语。语语真挚，肝肺槎牙，跃然纸上。”

《鄭板桥家书》的核心，实际上是义利之辩。我们立人、立命，站立于社会，每天从事各项工作，主旨是什么？我们不仅仅要有物质的追求，更要有义的追求、伦理道德的追求。虽然各个时期的伦理道德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舍己为人，推动社会进步，对人善良，让社会更加和谐、大家更加亲近，这些都是普遍之义。

不管是书画艺术，还是为官做人，郑板桥都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郑板桥故里兴化，郑板桥已经成为兴化人精神世界的一个标识，这种精神深深融化在血液里，为后人所传承。★

（责编/陈毓婧 责校/王文彩 来源/《郑板桥：些小吾曹州县吏 一枝一叶总关情》，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络中心著，《中国家规》中国方正出版社2017年3月）

蔡世远蔡新家风

“勿贪其非有”

蔡世远虽位列九卿，却过着非常清苦的生活。

有一次，其门生陶太常为其妻子诊病，

看到蔡世远卧室里挂的是补过的旧蚊帐，盖的是补过的粗布被，不禁叹息

蔡新（1707年-1799年），字次明，号葛山，是清乾隆时期的理学名臣，一代循吏，人品端正，学问深醇。乾隆元年（1736年）中进士，嘉庆帝师。历任工、礼、吏、刑、兵等五部尚书，拜文华殿大学士、上书房总师傅、《四库全书》馆总裁、太子太傅。虽官居高位，然笃操持，不矜张。与蔡新常常连名并称的蔡世远，是蔡新的从叔父（堂叔）。他比蔡新年长26岁，是康、雍年间的理学名家、文苑作手、著名廉吏，为人耿介敦厚，“严义利，守志节”，其一生所得俸禄，多半资助贫苦之人。

为师鞠躬尽瘁，为官清正爱民

蔡世远、蔡新叔侄是雍正、乾隆年间的重臣，分别为乾隆帝、嘉庆帝在藩邸时十分敬重的老师，被称为漳浦两帝师。乾隆帝对蔡世远的学问评价很高，说他“研究于天人性命，砥砺于理学文章”。

政声人去后，清名在人间。蔡世远、蔡新叔侄以其一生清廉节俭、勤政爱民的端严操守，烛照人心，启迪后世。★

（责编/陈毓婧 责校/王文彩 来源/《蔡世远示子弟：严义利 守志节》，佚名/文，中国纪检监察部网站2017年5月4日）

王尔烈家风

廉正宽厚，清俭传家

王尔烈致仕归籍时，嘉庆帝念其为官清廉，敕建翰林府。

王尔烈于是将御赐翰林府的前院及两厢配房改作义学馆，

自己家人只住后院

王尔烈，字君武，号瑶峰，1727年出生于辽阳州（今辽宁省辽阳市）一个世代书香之家。王氏家族原籍河南，后迁往扬州。明朝末，王尔烈四世祖任辽东都司指挥，定居于辽阳城南30里风水沟。1771年，王尔烈在恩科会试中考取二甲第一名，这是自隋朝实行科举制度以来，关东人取得的最高功名。王尔烈博学多才、工诗文、善书法，是关东文化的代言人;为人和善、讲忠信、行孝悌，是乡间楷模、闾里师表;为官清正，不贪渎，不谄媚，双肩明月，两袖清风，是为官者的典范。

惯儿如杀儿，宠儿如诛之

王尔烈的祖父王天禄，少年时即“博通书史，强识不忘，尤明于医理。施舍丹药，专务济人，人皆感之，识与不识，皆知王善人之名”。王天禄有4个儿子，长子名缙，即王尔烈的父亲。

受家庭影响，王尔烈的父亲也很有学识，能书善画。雍正年间补礼部官学教习，乾隆二十年（1755年）授深州学正。在良好的教育环境和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成长的王尔烈自幼钟爱书画，在父亲的熏陶下，王尔烈对书画有着独特的领悟力，并小有名气。因而每当同僚有喜庆之事，其父作画相贺时，都让王尔烈题诗题字，得到之人无不“宝之”。

学道者譬如游山，必上绝顶。坐使天下高峰远岫，卷阿大泽，悉献其状，岂不伟与？静观万物之理，得吾心之悦也易;动处万物之分，得吾心之乐也难。是故智仁合一，然后君子之学成。学问之道，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则私欲还释矣！

1771年，王尔烈凭借这篇《学道篇》考中进士。后来，这篇89字的短文也被王尔烈用来教育子孙勤勉学习。他认为做学问就像游山一样，要有必上绝顶的决心，既要体察万事万物道理，又要修养身心，达到“智仁合一”，才能算学有所成。

王尔烈膝下多子，虽都悉心教导，但一幼子还是禁不住他人挑唆，偶赌了一次，官府欲缉拿游街示众。

幼子惊慌不已，不敢直接告知王尔烈，于是向母亲求情。妻子哭求王尔烈，恳请免去此子责罚，王尔烈听后大怒，训其妻子说：“吾儿放荡不羁，身犯律条，理应惩处，吾妻若再袒护，惯儿如杀儿，宠儿如诛之。”妻子深感惶恐，将王尔烈之意转告幼子，幼子惭愧不已，主动到官府请责，可见王家家教、家风甚严。

一个考题、一个下联、一首打油诗征服了三江才子

王尔烈不仅为官清廉、治家严谨，而且才华横溢、性情纯静、为人坦诚、笃于孝友，被誉为“文压三江”的关东第一才子。

清朝时期，三江（江苏、江西、浙江）是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人文荟萃之地，有很多名震江南的才子。正是因为这样，没有考官愿意去三江督考。乾隆赏识王尔烈的才华，于是派他前往江南督考。当地才子们认为，关外在历朝历代没有出过经科考被任命为重要官职的人，对王尔烈自然不放在眼里。所以应考者一听主考官是来自北方的王尔烈，很是不屑。

王尔烈对此早就有所耳闻。开考之日，他以“学而时习之”为题，命众考生按八股文形式连作3篇，要求每篇文章立意和内容均不得重复。这个看似容易却很难的题目，使参加考试的南方秀才们捉襟见肘。有的作第一篇就已经搜索枯肠，作第二篇已才尽词穷，等到作第三篇时几乎都交了白卷。众考生都不服气，便请王尔烈自作3篇以难之。

王尔烈挥毫而就，立意新颖，字字珠玑，众考生不得不服。有一名江南高士认为王尔烈的文章必是事先有备而作，不足以证明其才，便在考场门旁写一幅上联，联曰：“江南多山多水多才子”。言外之意是北国为蛮荒苦寒之地，无好山、好水、更无才子。王尔烈见联微微一笑，大笔一挥，对出下联：“北国一天一地一圣人。”王尔烈联中的“一圣人”可以指孔子，也可以指乾隆帝。江南众才子大都哑口无言，心下叹服。随后，又有人问：“大人可曾听过‘天下文章数三江的说法？”王尔烈明白此话中的机锋，回答道：“天下文章数三江，三江文章数吾乡，吾乡文章数吾弟，吾为吾弟改文章。”就这样，王尔烈一个考题、一个下联、一首打油诗征服了三江才子，从此得了一个“文压三江”的美誉。

寿屏上的清正之气

王尔烈自从45岁时在京师太和殿应殿试，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到70岁时已为官25年。25年来，他不管是在京城任四库全书馆纂修官、三能馆纂修、校刊《永乐大典》纂修官、鸿胪寺少卿、光禄寺少卿、通政使参议、吏部给事中、内阁侍读学士、大理寺少卿，还是在地方上任陕西道监察御史、提督学政，他都能勤于政事，恪于职守，廉洁秉正。治家为人方面，他又能忠信和善，包容规范，内外相应，言行相称，成为友朋之间和乡亲邻里的楷模，在朝野获得了“神筆书士”“老实王”“十全翰林”等美称。

嘉庆三年（1798年）正月初六是王尔烈的生辰。这一天，他收到前来祝寿的同僚好友所赠送的百寿图屏风。

百寿图屏风荟萃了当时125位京城名家的字画126幅，其中寿字90幅，诗画36幅，有一幅楷书寿字无署名，其余每幅均署名钤印。

这次贺寿并非私人举动，从屏风上“公祝诰授中宪大夫内阁侍读学士加一级瑶峰王老大人七袠大庆”来看，这次寿庆活动是一次“公祝”，是翰林院组织的行为。一个行将致仕、要退休的老人，能获如此殊荣，正说明了王尔烈在乾嘉两朝的声望与地位。

屏风上的诗画也强烈地表达了对王尔烈清正人格的赞许之情。如画中的梅、兰、竹、松、月季、灵芝、佛手、水仙、山岳等，还有纪昀（纪晓岚）诗中的赞美：“鹤立霜林，神骨耸秀;性洁故高，气清故寿。”无不象征着王尔烈的清正之气。

王尔烈古稀之年，致仕归籍。嘉庆帝念其为官清廉，敕建翰林府。

翰林府分前后两进宅院，各有十楹，又有东西两厢配房，外加门楼偏厦，十分宏阔。王尔烈看到这样的深宅大院，感到自家住太浪费，心想居官多年，也未给家乡争得多少福分。如今回来了，应当给老家后代留下一点接续，最好的接续就是办义学，希望家乡士子能够像自己一样读上好书。于是他将御赐翰林府的前院10间正厅及两厢配房改作义学馆，自己家人只住后院。

嘉庆六年（1801年），王尔烈以74岁高龄逝世。王尔烈在临终前给子孙后代留下训诫：

耕田为本，读书为尚。

居官莫狂，为民莫惘。

本事吃粮，筋力求裳。

豆腐家长，不可奸商。

他要求后人，无论耕田、读书、居官、为民，都不能气馁，也不能张狂，要凭本事吃饭，靠劳动所得，不可巧取豪夺，毋占他人便宜。处事者以亏己为尚，交友者以憨重为先，教子者以严厉为本，度日者以勤俭为宗。时至今日，这些名言仍在关东土地上广为流传。★

（责编/陈毓婧 责校/王文彩 来源/《辽宁辽阳王尔烈：“关东第一才子” 廉正宽厚 清俭传家》，佚名/文，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2016年5月10日;《王尔烈的家书》，王金雪、杨芹/文，人民网2014年7月16日）

丁宝桢家风

“不可妄取民间一钱”

丁体常给父亲寄来皮袍、马褂，

丁宝桢认为这类衣服过于奢华，穿之可惜，

并要求儿子不要再寄，因“向不爱穿好衣服”

丁宝桢（1820年-1886年），清朝平远州（今贵州织金县）牛场人，咸丰三年（1853年），33岁的丁宝桢考取进士，相继任岳州、长沙知府;48岁任山东巡抚，57岁升任四川总督。“平远奇男抚东督川勇于任事惩恶扬善一身正气，晚清重臣爱国为民睿智超群廉洁奉公两袖清风”，这幅对联概括了丁宝桢一生的功绩，也是他德政双馨的人格写照。

家规祖训的训导下，丁氏家族人才辈出

乾隆初年，丁宝桢的先祖丁福汉来到贵州平远州牛场镇经商，见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就定居下来。丁福汉虽是生意人，却十分重视子女教育。百余年间，在家规祖训的训导下，丁氏家族人才辈出。丁公俊之子丁必荣，37岁入仕，先后任四川酉阳州州判和昭化县知县，廉洁敬业。丁必荣之子丁世棻，27岁成为优贡，在贵州镇远府训导职位上，十年如一日，克勤克俭，兢兢业业。

丁宝桢是丁世棻之子，深受先辈家风涵养，进入仕途后，精忠报国，清正廉洁，在晚清风雨岁月中淬铸了不朽的爱国为民精神，成为声名远扬的晚清重臣。

丁宝桢大力整顿吏治，倡导清廉务实之风

晚清时期，丁宝桢是山东颇有作为的地方官，他在山东创办了山东机械局，开辟了山东近代工业的新篇章，此外，他在文教事业上非常有作为，创办了尚志书院，创办了山东第一个官书局。

在济南崇孝苑碑林里，一块石碑上记载着同治十年（1871年）黄河在山东郓城决堤，丁宝桢带病治理黄河水患的事迹。当时丁宝桢正因病请假，他急忙赶到现场，督察治理水患。

同治十二年（1873年），黄河又一次大决口，数百万人流离失所。面对滔滔洪水，各地紧急调来的治河官员纷纷推诿，束手无策，以致华北五省几十个州县被洪水淹了整整一年。当时，55岁的丁宝桢正告假在贵州家乡，得知灾情严重，便千里迢迢赶回山东，主动请缨治水。

从酷暑到寒冬，在丁宝桢的率领下，军民同心，历时半年筑起了高14尺、宽30尺、厚百尺的障东堤。250里的障东堤修好后，近百年来黄河此地没有决口，保证了方圆几百里村庄的安全，造福着当地的百姓。

丁宝桢任四川总督时，都江堰水利工程已经失修多年，导致水旱灾害频繁。由于当时财政空虚，工程积年累月问题严重，修复工程困难重重，丁宝桢到任后立即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大修都江堰。

在丁宝桢的主持下，都江堰完成了清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修复，累计修渠70多里，砌堤一万多丈，使灌溉范围由原来的一万亩扩大到后来的十多万亩。都江堰修缮完成后，丁宝桢又在岷江内江上修建了一座南桥，方便百姓交通往来。

任四川总督期间，丁宝桢还对四川盐政进行了改革。丁宝桢到四川之前，四川的盐政收入较少，因当时盐商同分管盐税的部分官员互相勾结，多销少报，造成了税收的大量流失。

丁宝桢到任后，一边打击官商勾结，一边改革盐政，将“官督商销制”改为“官运商销制”，统一食盐运输，并积极整顿运务，清理整修水陆运盐道路。

改革使四川省的财政从原来的年亏空50多万两，转变为年盈余150多万两，还使贵州等地的食盐价格大幅下降。老百姓能吃得起盐了，他们对丁宝桢非常感激，将当时运盐进入贵州的道路称为“宝桢盐道”。

除了盐政改革，丁宝桢还大力整顿吏治、改革弊政，倡导清廉务实之风。

当时四川官场上，有赠送节寿礼金的习俗，每到逢年过节、官员寿辰，各级官员都要向上级送礼，借以获得上級宠信，为此官僚们挪用公款、收受贿赂、搜刮民脂，形成恶性循环。丁宝桢到任后，坚决废除节寿规礼。

丁宝桢认为这些风气，一害国家，二害百姓，下令所有的各级官府都不允许再送礼金。丁宝桢还查验四川各级官员的账目，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他的各项改革措施扭转了四川的贪风劣习，使四川社会经济焕发新的生机。

丁宝桢在给儿子丁体常的信中说：“遵率祖父家规，我之做官，志在君民，他无所问。宁可被参而罢黜，断不依阿以从俗，而自坏身心，贻羞后世也！为官，第一要务是为民。盖民为国本，培养民气即是培养国脉。凡有害于民者，必尽力除之。有利于民者，必实心谋之。”

光绪二年（1876年），丁体常被朝廷派往山西去做候补知府。从那时起，丁宝桢就以书信的方式教导儿子如何做官，如何持家，如何为民。丁宝桢在家信中告诫儿子要秉持公正之心，根除利欲之心，做一个廉洁爱民的好官。

丁体常也在丁宝桢为官做人的教导下，从大同知府、甘肃按察使，到广东布政使、护理广西巡抚，一直坚持着勤恳做事、为官清廉的祖训。

“两袖清风，一无所有”

“事事悉存忠厚之心，不敢侮人，不敢慢人，遇有善事量力乐做，不可妄取民间一钱，如供余之内，稍有赢余，即以之救济穷苦贫民……”这是丁宝桢写给家人的家书片段。一封封家书的谆谆教诲，既是丁宝桢一生身体力行的立身处世原则，也是他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

光绪十年（1884年），丁体常给父亲寄来皮袍、马褂，丁宝桢认为这类衣服过于奢华，穿之可惜，并要求儿子不要再寄，因“向不爱穿好衣服”。他还告诫儿子：“家用务宜节省，肥浓易于致病，不如清淡之养人。华服适滋暴殄，不如布衣之适体。”他认为，为人只要不饥不寒，即是天地间一大福气。奢靡之风助长官员恶习，“既富且贵”思想为廉吏所不齿。他严肃批判当时官场上的骄奢陋习，“动辄花费数千金，果有益乎？无益乎？不过暴殄作孽耳！”

1886年，丁宝桢66岁时，在病榻上强撑病体，给朝廷写了一封《叩谢天恩遗折》，陈述振兴国家的建议。而当时，他的家人却很忧愁，因为丁宝桢为官清廉、常年扶危济困，家中竟连安葬他的钱都没有。

《清史稿·丁宝桢传》里记载：“丧归，僚属集赙，始克成行云。”意思是丁宝桢去世后，是同僚凑钱才将他安葬，当时为他捐资的人排起了长队。

在丁氏家规家风的熏陶之下，丁宝桢的后世子孙中涌现了一批贤能之士。

丁道衡是丁宝桢的侄孙，也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和教育家。1927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参加中外科学考察团到西北地区考察，历时3年，行程数万里，在内蒙古草原的白云鄂博发现了特大铁矿，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包头钢铁基地建设和大西北开发作出重大贡献。

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丁宝桢之所以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肯定，在于其在为官从政生涯中，始终坚守明确的价值观，报国恤民、廉刚有威、疾恶如仇。他一生清正廉洁，其为官之道凝聚着儒家“保民”“养民”“教民”的光辉思想。李鸿章称赞他“两袖清风，一无所有”。时人赞其“清风亮节，冠绝一时”。★

（责编/陈毓婧 责校/王文彩 来源/《丁宝桢：一旦蒙恩受命时 清廉报国不负家》《中国家规》，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络中心著，中国方正出版社2017年3月）

张之洞家风

“贫，吾家风。汝等当力学”

在晚清地方官员中，张之洞经手的钱财是非常多的，

仅次于李鸿章，动辄以百万两计。

但即使是攻击他的人，也没有一个人说他中饱私囊

张之洞（1837年-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晚年自号抱冰，祖籍直隶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出生于贵州兴义府（今贵州安龍县）。他是晚清名臣，是中国近代重工业的重要创始人。在晚清地方官员中，张之洞经手的钱财非常多，仅次于李鸿章，动辄以百万两计，但他从来没有中饱私囊，“及卒，家不增一亩”。

“贫，吾家风。汝等当力学”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武汉以工业和经济的发展蜚声中外，这里曾云集了众多的工业企业，汉口甚至曾被誉为“东方芝加哥”。而这一切，都与一个人密切相关，他就是晚清中兴名臣——张之洞。毛泽东曾评价：“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张之洞，1837年出生于贵州兴义府（今贵州安龙县）。张氏家族书香门第，祖上数代为官，都以清廉著称。

张之洞的父亲张锳时任贵州兴义府知府，张之洞5岁左右开始学习，张锳为张之洞及其兄弟广聘名师，遍购藏书。张之洞8岁就熟读了四书五经，10岁开始学习诗文。

除了请名师教导，张锳还亲身教育孩子。他曾对张之洞说：“贫，吾家风。汝等当力学！”可以说，父亲张锳是张之洞最好的老师，他用自己的言行给孩子们做了榜样。

后来，张之洞靠着扎实的学识，考中秀才，16岁时考中了直隶顺天府第一名举人，27岁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从此踏上仕途。

张之洞秉持家风，居官清廉。一开始作为清流健将，客居京华，后出任学政，一直到担任封疆大吏，大部分时间他都住在府衙里面，直到后来奉旨进京，担任军机大臣，他才在北京买下住房。

从清流到学政，从封疆大吏再到中枢，无论抚晋、督粤、经营荆楚，还是入赞廷枢，张之洞都以干练务实、清廉无私的作风大得人望，“一时称贤”。张之洞幕僚辜鸿铭评价他：“全中国的总督衙门再也没有比他的衙门更破旧不堪，或更不讲排场的了。”他“服官所到，从不收受属吏馈送礼物”，哪怕一本书、一方砚，他都拒于门外。

他做官不用门丁，不收门包。早年在北京当官，过生日没钱，妻子把衣服当了;他到四川当学政3年，离开时没有盘缠，只得把书拿到当铺抵押;在湖北，腊月三十没钱过年，他把自己的皮袍拿到当铺抵押;他从武汉去北京，入阁拜相，要自己买房子住，没钱，只好借银子，打借条。

实际上，在晚清地方官员中，张之洞经手的钱财是非常多的，仅次于李鸿章，动辄以百万两计。办一个汉阳铁厂就是560多万，还有铁路、枪炮厂等等，但即使是攻击他的人，也没有一个人说他中饱私囊。

他出任两广总督时，依惯例可得太平关、海关等处馈银20万两。但他不肯收，毅然将这笔巨款悉数充公，分文不留。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出任督办商务大臣，再署两江总督。一个道员为某富商私献白银20万两给他祝寿，借机请求在海州开矿。他闻之大怒，断然拒绝了富商的寿礼和要求，并弹劾罢免了这个道员。

但我们不知道的是，这个打借条、“典衣置酒”的廉吏，一生捐献27万余两俸银，并用慈禧的赏银5000两、个人廉俸1.2万两，在南皮修建“慈恩学堂”，造福桑梓。他还自掏腰包，让家乡的200多名孩子到武汉上新式学堂。

“及卒，家不增一亩”

张之洞的清廉有口皆碑，连外国人也为之感动。当时，在汉口传教的英国人杨格非曾写道：“张之洞在中国官吏中是一个少有的人才。他不爱财，在这个帝国中他本可以是个大富翁，但事实上他却是个穷人。财富进了他的衙门，都用在公共事业和公共福利上。像张之洞这样的人，离开他实在是憾事，我将最诚挚地祝福他。”

张之洞“遇事敢为大言”，他好直言进谏，与张佩纶、黄体芳、宝廷并称“翰林四谏”，再加上刘恩溥、陈宝琛，并称为“清流六君子”。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在川地东乡发生一场官兵滥杀百姓的惨案，此案被多年推诿，未有定论。1879年，张之洞一天内连上三折，要求重审此案。迫于压力，清廷不得不认真办理，终将涉案官员严查，或杀或罚，还冤死百姓以公道。

张之洞不但不贪财，也不贪誉。

1907年夏，在任湖广总督19年后，张之洞奉旨进京，离开武汉。这时，他的门生、部下纷纷在武汉为他兴建纪念性楼堂，追忆他的功绩。军界人士筹款在武昌宾阳门内蛇山上修建抱冰堂，学界人士筹款在黄鹄山修建风度楼。张之洞在北京听说后，立即发电报制止。

然而，一些人依旧将纪念楼堂建成。张之洞听说后，又致电湖广新总督陈夔龙：“黄鹄山上新建之楼，宜名‘奥略楼，取晋刘弘传‘恢弘奥略，镇绥南海语意。此楼关系全省形势，不可一人专之，务宜改换匾额，鄙人即当书寄。”虽然纪念他的楼已经建成，但张之洞仍然坚持“不可一人专之”，坚决要求将宣扬自己的楼名“风度楼”改为“奥略楼”，并为之亲题匾额。

有个叫梁节庵的部下，专好投机钻营，巴结上司。他联络了一些人，又策划在武昌洪山卓刀泉关帝庙旧址上为张之洞建生祠，并将这一消息电告张之洞。

按照惯例，建生祠是为活着的人建立祠庙，加以奉祀。这是官员显身扬名的大好机会。有人以此为莫大的荣耀，而张之洞却对此嗤之以鼻。他电告梁节庵等人：“卓刀泉为明魏忠贤生祠故基，忠贤事败，拆去生祠，改建关帝庙;今建予生祠于上，是视我为魏忠贤也。予教育鄂士十余年，何其不学，以至于此。速急销弭此举，勿为天下笑。”

张之洞的廉洁操守，始终如一，为官40余载，勤奋做事，不谋私利。

《清史稿》本传记载：“张之洞任疆吏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辜鸿铭说，张之洞“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连他的丧事，都是靠朝廷的赏银、门人同僚送的“奠仪”才得以顺利举行。

“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

纵观张之洞的一生，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对教育、实业的发展贯穿了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同时，在对待子女的教育上，他也没有丝毫的放松。他对子孙的教育，主要集中在治家、报国、立业、修身四个方面。

1860年，張之洞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张之洞便写下了一首《续辈诗》：

仁厚遵家法，

忠良报国恩。

通津为世用，

明道守如珍。

此诗得到了张之洞全家上下的一致认同，此后，张之洞及其兄弟后代均按照此诗起名，这首《续辈诗》也成了很多张之洞后人坚守一生的准则。

1898年，张之洞的长子张仁权得中贡士，赐同进士出身，韱分户部任职。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张之洞却要求他到海外游学，“今洋务最为当务之急，故拟令其至海外一游，或可开扩胸襟，增益不能”。

张之洞是清朝为数不多的敢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国外留学的封疆大吏。身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手握公派留学生的大权，每年官派留学人数百人，他却让儿子舍近求远，到广东巡抚鹿传麟处出国，并且在给鹿传麟的信上写明“该员自备资斧，不领薪水”。张之洞坚持让儿子自费出国，除了“于公事毫无干涉，于他人毫无妨碍”之外，更在于他要让儿子懂得为官要廉洁无私。

除了《续辈诗》之外，张之洞对儿女的期望，还寄托在他的家信和文稿里，如他在给日本留学的儿子的《致儿子书》中写道：

父母爱子，无微不至，其言恨不能一日不离汝，然必令汝出门者，盖欲汝用功上进，为后日国家干城之器、有用之才耳。

汝今既入此，应努力上进，尽得其奥。勿惮劳，勿恃贵，勇猛刚毅，务必养成一军人资格。

汝尽力求学，勿妄外骛。汝苟竿头日上，余亦心广体胖矣。

张之洞还嘱咐儿子要从多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在处世上要“自视为贫民，为贱卒，苦身戮力，以此事于所学”。在修身上要“尽力求学，勿妄外骛”。他还告诫儿子在国外留学也要节俭开支，不能铺张浪费，“非遇星期，不必出校。即星期出校，亦不得擅宿在外。庶几开支可省，学业不荒”。

张之洞对后辈充满了希望，希望他们能够心存大志，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光绪末年，张之洞的长孙张厚琨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成归国，意外坠马身亡，张之洞悲痛欲绝，写下挽联：“宗悫坠马竟戕生，负我期望乘长风破海浪之志;汪琦虽殇亦何憾，恨汝不能执干戈卫社稷而亡。”遗憾孙子不能像南北朝时名将宗悫一展“乘长风破万里浪”的抱负，不能像春秋时鲁国少年英雄汪琦一样为国捐躯。

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病入膏肓，弥留之际，他嘱咐儿辈：“兄弟不可争产，志须在报国，勤学立品;君子小人，要看得清楚，不可自居下流。”为了让孩子们牢记教诲，张之洞让每个孩子都在他的病榻前把这段话熟记成诵，才溘然长逝。★

（责编/陈毓婧 责校/王文彩 来源/《张之洞：经世致用 俭约知礼》，把增强、晋宁宁/文，《人民日报》2020年5月5日;《张之洞：仁厚遵家法 忠良报国恩》《中国家规》，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络中心著，中国方正出版社201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