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4日，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正式卸任离京。驻华大使的离去，让中美关系未来何去何从再度引发各方猜测，因为根据美国近年来的外交传统，驻华大使是诠释中美关系的关键，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风向标。自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以来，共有12位驻华大使，见证了中美关系41年的历程。

开篇 驻华大使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风向标

2020年7月21日，美国政府单方面挑起事端，突然要求中国关闭驻休斯敦总领事馆。7月24日，中国政府根据对等原则，决定撤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9月11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指出：“去年10月以来，美国国务院对中国驻美使领馆及其人员在美正常履职多次出台限制措施……中方已于近日发出外交照会，对美驻华使领馆包括美驻香港总领事馆及其人员的活动采取对等限制。”

9月14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消息，确认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将于10月初卸任，并离开北京。

9月27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接受采访时称，特朗普与他回调美方自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以来50年的对华政策，美方正构建全球联盟来对抗。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表示：蓬佩奥扬言构建反华全球网络，是痴人说梦，他是等不到那一天了，他的继任者们也等不到那一天，因为那一天不会到来……

中美关系在2020年的一系列变化，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因为中美关系被认为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外交是两个国家之间建立友好往来关系的第一信号，两国互设大使馆并派遣特使进行访问、谈判的传统一直未曾改变，任何一方单方面地撕毁或撤回这份协议，基本上也就宣告了一段国际关系的结束。中美互设大使馆、互派大使的历史可追溯至1979年1月中美建交。在那之前，中美经历了20余年的隔绝时代，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破坚冰。

1973年，尼克松访华的第二年，中美互设联络处，两国自此有了直接联系与对话的窗口。此后的6年间，美国4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为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了應有的贡献，其中第2任联络处主任老布什后来成为总统，第4任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代表美国与邓小平进行了建交谈判。

从1979年1月中美建交至今，美国派到北京的驻华大使已达12位。大使们的个人风格和政治背景各不相同，他们一般都具有很强的个性，因此在奉行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界限内，不同的大使在任内能发挥个人的主动性，比如有人主张发展双方合作和对话，有人则主张对华施加压力或进行遏制。说到底，他们在任时期的表现和对中美关系所起的作用，都与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密切相关。

外交界有一句名言：“外交授权有限。”这在某种意义上对美国驻华大使也可适用，他们无一例外地遇到大事都要请示华盛顿，按白宫或国务院的指示行事。他们不管自己有什么观点，都必须奉行华盛顿决定的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他们之中有些人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时常讲的一句话是：“大使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执行者。”

2020年，美国驻华大使的离去，让中美关系未来何去何从再度引发各方猜测，因为根据美国近年来的外交传统，驻华大使是诠释中美关系的关键，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风向标。★

1、中美建交之前的特殊大使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开启了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2月28日，中美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简称《上海公报》）。从此，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破冰的第二年，中美互设联络处，联络处“虽无大使馆之名，却有大使馆之实”（基辛格语）。作为中美接触的“窗口”，联络处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自1973年设立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美国驻华联络处存续6年，共历4位主任。

“要领导这一联络处，我们需要一位具有突出地位的卓越的外交家”

1973年3月，尼克松邀请戴维·布鲁斯到白宫，让他领导美国驻华联络处，这一职位没有大使衔，因为当时美国还没有关闭在台北的大使馆。但这一职位对于美国外交而言，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布鲁斯在北京的副手是当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中国问题专家约翰·霍尔德里奇，据他回忆：“要领导这一联络处，我们需要一位具有突出地位的卓越的外交家，这位外交家必须与白宫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这个人的年龄和经验应与中国的高级领导人的年龄和经验相似。”

布鲁斯是当时美国资历和地位最高的外交官，曾先后任美国驻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大使，除了他之外，没有第二个美国人同时主持过欧洲3个高级大使馆。

1973年2月，基辛格特别助理温斯顿·洛德（后任第3任美国驻华大使）同中国政府明确了可能的对布鲁斯的任命，他代表基辛格将布鲁斯的简历送到了在纽约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联系人手中，并评论如下：

在两党制的美国，布鲁斯享有极高的声望。选择有这种声望的人，将体现我们重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象征意义。布鲁斯有信心并且充分理解你和我讨论过的原则。而且，长期以来，他和他的妻子一直都喜欢中国。

3月15日，中国政府宣布对布鲁斯及美国联络处其他成员的任命没有异议。5月14日，75岁的布鲁斯抵达北京，出任首任驻华联络处主任。

布鲁斯的任务是尽快同中国有关机构建立联系，开展两国间的各种交往，沟通两国间的高层外交信息。他在最初两个月内就在中国外交部礼宾司的协助下，拜会了中国外交部有关司、局领导，国家体委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等有关部门的主管官员。对一些重要的美国访华团他都要出面招待、介绍情况并派联络处官员随同访问。布鲁斯也招待中国访问美国的重要代表团，如中国古代文物展览团等。

布鲁斯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在两国领导人之间传递信息。如1973年5月18日，他与周恩来会见，主要谈了印支问题，周恩来强调解决印支问题对缓和远东局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敦促美国在结束印支战争问题上早日采取实际行动。布鲁斯把这一重要口信及时传回了白宫。

当毛泽东会见福特时，老布什被任命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消息已经公布，因此毛泽东对参与会见的老布什说：“你高升了。”接着又转向福特说：“我们真不愿让他走。”

1975年12月7日，老布什离任回国。临走前，他向中国领导人辞别，邓小平会见了他，并设午宴招待。老布什担心中国政府对他到中央情报局任职感到不满，但邓小平对此坦然处之，并对老布什说：“无论你什么时候来访问，我们都欢迎，即使以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身份，我们也欢迎。”紧接着的玩笑话吓了老布什一跳，邓小平低声问他：“你是不是在监视我啊？”说完还冲他神秘地笑了笑，老布什急忙连声否认。回美国后，老布什一路青云直上，直到入主白宫。

第3任驻华联络处主任盖茨的任期非常短。1976年5月，他抵达北京。到了10月返美述职时，美国大选的形势已对共和党的福特非常不利，民主党的卡特异军突起。不到一个月，大选结束，福特竞选失败。盖茨作为政治性任命的外交官，来华任职不到半年就不得不在1976年12月按惯例向美国政府提出辞职，等着被人代替。

邓小平对伍德科克说，如果能在其任期内建交，“我相信两国人民将会对你充满感激”

1977年4月，新执政的卡特政府任命伦纳德·伍德科克为第4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是工会领导人出身，谙熟中国当时流行的“无产阶级”思维，被认为“善于和中国领导人沟通”。在这年7月8日送别伍德科克时，卡特表示希望中美关系尽快正常化，伍德科克的报告将会成为卡特和国务卿万斯的工作依据。

1977年8月，卡特决定派万斯对中国进行探索性访问，解决久拖不决的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8月22日，万斯抵达北京。万斯表示，在当前的情况下，为了遵守《上海公报》的原则，美国承认中国的观念，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准备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但是，万斯同时希望在某种“非正式安排下”保留美国政府在台湾的人员，希望中国不要发表任何有关以武力解放台湾的声明。这一设想被中方认定是一个“倒联络处”方案，即把“中美建交前台湾在美有大使馆、大陆有联络处”的情况倒过来，变成“大陆在美有大使馆、而台湾在美保持官方的联络处”，因此中方断然予以拒绝。

9月，伍德科克返美述职时，向万斯提出：美方在与中方会谈时，不要再提中国保证不对台湾地区使用武力，这是中方不能接受的。他认为美国可以继续对台军售，但不宜将这一条提到谈判桌上要中方做出保证。万斯对此未置可否，但答应提出新方案，由伍德科克带回北京。但直到10月底，万斯只承诺美方将不再提在台湾设官方联络处一事，没有提出什么新方案。

11月14日，伍德科克奉令约见中国外长黄华，表示美国政府会对中方观点予以充分考虑，希望降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阻碍。

1978年1月31日，伍德科克应邀在华盛顿举行的全美汽车工会的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他说，美国过去的对华政策一直是以台湾代表全中国，这“显然是荒谬可笑的”。美国应该“有勇气采取明显的步骤”，“正常的美中关系对这个世界的和平是绝对必须的，我对此深信不疑”。

经过不断地“接触”，伍德科克为促进中美建交作出了重要贡献。1978年7月5日，中美建交谈判正式开始，黄华和伍德科克分别作为两国的代表，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举行首次会谈。12月13日至15日，伍德科克就中美关系正常化与邓小平进行了关键的谈判。谈判前，美方向伍德科克发去经卡特批准的与邓小平谈话的要点，一共有20条，包括“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和台湾人民保持非官方、非外交关系”“希望联合公报和各自声明都能在1979年1月1日得以发布”“建议不迟于1979年3月1日就开设各自大使馆”等内容。据时任驻华联络处副主任的芮效俭回忆：

我们1978年7月开始秘密谈判。谈判被高度保密，除了我和伍德科克大使外，驻华联络处的其他员工都对此毫不知情。中方提出了三个条件：要我们和“中华民国”断交，停止与“中华民国”的安全协议，从台湾地区撤军。卡特总统决定，我们可以满足这三个条件，前提是确保两岸和平统一。

我们知道对台军售是最大的问题，而这最终也确实成了谈判中最大的绊脚石。但我认为，最终邓小平副总理以大局为重，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即便无法马上就军售问题达成共识，还是先建立了外交关系。大约3年半后，中美通过签署第三个联合公报就此问题达成了一致。毫无疑问，双方都想促成建交。我们承认大陆才是真正的中国，而台湾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其实，我们和“中华民国”建交是因为朝鲜战争。

伍德科克大使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论点，他说：“我们现在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我们建交，就可以比没建交时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句话很准确。

谈判中，邓小平曾对伍德科克说：“如果这个重大问题在你的任期内得以解决，我相信两国人民将会对你充满感激。”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美国时间1978年12月15日晚9时，两国元首各自宣布了两国建交公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简称《中美建交公报》）及两国政府关于建交的声明。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伍德科克自此享有了邓小平所说的荣誉，并在随后成为首任美国驻华大使。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访美。两国媒体均在报道中指出，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之后，邓小平的这次访问对发展两国关系有重大意义。伍德科克在9天行程中全程陪同邓小平，打破了国际通行的外交礼仪。

2、中美“蜜月期”的大使

20世纪80年代，在中美间三个联合公报（1972年的《上海公报》、1979年的《中美建交公报》和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所达成的共识下，中美关系经历了两国建交之初的“蜜月期”。这一时期，中美关系较全面地发展，驻华大使们非常“走运”，没有遇到棘手的难题。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部分政府政策却明显违背联合公报精神，导致中美关系滑向冰点，驻华大使甚至“變了一副面孔”，从积极与中国沟通的外交官变成了坚定的“反华分子”。

第2任驻华大使恒安石：促成《八一七公报》发表，被美国国内反对派列入“亲华五人帮”

1981年，里根在大选中曾一度表示要“恢复与台湾的正式关系”。伍德科克异乎寻常地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批评里根“言辞不当”。里根上台后，伍德科克几乎第一时间就收到了离任通知。伍德科克离任后和中国渊源不解，他坚决反对美国对华贸易限制措施，认为“害人害己”，支持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

里根任命恒安石接替伍德科克。恒安石出生于山西省汾阳县（今汾阳市），他的父亲是一名传教士，曾在中国传教多年。8岁时，恒安石回到美国。20岁时，又来到北平。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在辅仁大学男子附中教书的恒安石被日本军队送到了山东集中营。一年多之后在游击队的帮助下才逃出生天。

这一次，恒安石在北京面临的挑战是谈判解决美国對台军售问题。

恒安石在任上的最大贡献，是促成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报》的发表，这一公报至今仍对两国关系起到重要作用。

在公报中，中国政府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政府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政策”。美国政府进一步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与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来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至此，关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谈判告一段落。

《八一七公报》的发表使当时紧张的中美关系得到缓和，使中国在国际上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中美间三个联合公报提出的中美关系的指导原则，对上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得到较全面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八一七公报》达成后，共和党保守派议员赫尔姆斯把该公报说成是美国对台湾的出卖，并将参与谈判的恒安石大使、傅利民公使，以及在国务院参与处理谈判事宜的中蒙处处长罗普等人称作“亲华五人帮”。这些人后来在外交仕途上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比如恒安石在驻华大使任务结束后即告退休，傅利民明升暗降，罗普甚至直接被驱逐出了国务院。总之，这些人都离开了“对华关系”。

1985年9月，恒安石任期届满，即将回国。9月20日，他在发表离任讲话时表示，当前中美官方关系的特点是坦诚相见、对抗逐渐减少。

恒安石是第一个拥有汉语姓名的美国驻华大使，也是第一个出生于中国的美国驻华大使，还是历届美国驻华大使中和中国共产党打交道最早的一位（1945年，他作为盟国被解救人员代表，曾参观淮北解放区，受到新四军第4师师长张爱萍的接见）。

恒安石的成功引发了美国总统对“老资格”和“中国通”的兴趣，恒安石之后的美国驻华大使与中国多多少少都有些渊源。

时运最好的大使洛德：美国大力推进对华关系，大使任内一帆风顺

温斯顿·洛德来华就任第3任美国驻华大使前，已随同尼克松、基辛格和福特等美国领导人11次访华。

洛德说：“我参与的最富有戏剧性的外交事件，就是1971年7月随同基辛格博士从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到中国北京的秘密旅行。美国22年里没有任何官员访问过中国。”“当巴基斯坦为我们提供的专机接近中国边界时，我走到机舱前面，这样我就成为中美22年隔绝后进入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官员，当时基辛格博士在机舱后面。”

在与基辛格会谈前，周恩来和美国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轮到洛德时，周恩来对他说：“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还是半个亲戚呢。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洛德的妻子包柏漪出生于上海，母亲方婉华为安徽桐城人，是清代文学家、“桐城派”创始人之一方苞的后代），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洛德惊讶之余连声称谢。

在所有美国外交官中，除了基辛格，洛德是见到毛泽东次数最多的人，他亲身参与过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中美关系解冻的整个过程。

洛德认为，美国对华“接触”是一个双赢战略。2019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正因为亲历了那个年代，我认为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美国一个成功的大战略时期。尼克松和基辛格上任时，他们在国内外都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面。摆脱这些并在海外建立成功的外交政策，这需要一个宏伟的战略……当年与中国“接触”的整个过程都是秘密进行的，这与今天特朗普总统的做法很不相同——他总是用推特讨论外交政策。在与中国建立联系的过程中特别需要保密，以便让我们能进行坦率地讨论，并确保我们在公开协议之前，就已经达成一定数量的共识。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比我们今天看到的外交政策更加谨慎和富有战略性。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依靠直觉行事，他经常在不咨询任何顾问的情况下快速作出决策，而且还经常在没有仔细谋划或准备的情况下改变意见。我们需要坚持一种策略：不应该基于总统个人的利益而改变我们的观点，而应着眼于国家的利益。

2020年7月21日，美国政府单方面挑起事端，突然要求中国关闭驻休斯敦总领事馆。洛德感到担忧，他批评“闭馆”是特朗普连任策略的一部分，“特朗普的战略很简单，就是对中国强硬，并以此攻击其对手拜登的软弱”“推动中美脱钩成为特朗普的棋子”。

洛德于1985年11月到北京就任驻华大使，1989年4月离任返美。这一时期，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期，可以说，洛德是时运最好的大使，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危机或棘手的难题。这一时期，里根急于夺取对苏战略优势，非常愿意借助中国抗衡苏联，再加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势头非常好，美国大力推进对华关系，洛德也积极执行这一方针。

促进中美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是洛德的重要工作之一。洛德上任之初，《美中核合作协定》在国会通过，里根迅疾签署;里根还否决了国会通过的限制纺织品进口法案……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中美双边贸易额从1984年的61亿美元，增长到了1988年的143亿美元。

“在所有前驻华大使中，李洁明成了在中国最不受欢迎的人”

1989年1月20日，老布什成为美国第41任总统。上台伊始，他成为就职后最快访华的美国总统。他任命自己的外交政策顾问李洁明接替洛德，任第4任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1928年出生于山东青岛，1940年回到美国，1947年进入耶鲁大学，和老布什成为同学。毕业后加入中央情报局，从1950年至1973年一直从事反华隐蔽活动。1973年底，李洁明到中国赴任，与老布什成为美国驻华联络处的同事。

1989年4月，洛德前脚刚离开北京，5月，李洁明后脚就赶到了北京。

老布什急于派李洁明到北京是有考虑的，他想到的首先是戈尔巴乔夫定于5月15日访华，这是中苏两大国多年来第一次实现首脑互访，象征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李洁明于5月8日拜会杨尚昆主席，呈交了他担任大使的國书。他一见杨尚昆就表示，他出生在中国，这次来中国任职是“落叶归根”，他是“带着强烈的回到出生地的感情来当大使的”。临行前老布什交代过他，要努力使中美关系发展得更牢固，这就是他的使命。

中国政府也积极推进中美关系。1990年12月14日，李洁明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希望会见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江泽民于两天后会见了他。当时中美关系已经出现了危机，但老布什两次派特使访华，邓小平向对方提出了“一揽子解决分歧”的建议。因此，江泽民通过李洁明向老布什传达中方的立场，意在推动美方早下决断，采取积极的行动。

可惜，当时苏联正在解体，东欧发生剧变，使美国政府作出了错误判断，失去了改善中美关系的一次机遇。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国内反华意识不断增强，前驻华大使洛德甚至“变了一副面孔”，他公开攻击老布什的对华政策是错误的。洛德说，“美国对中国不应单方面作出姿态和保持高级接触”，应当“维持一种冷淡的工作关系”。

洛德这样做是基于他对中国的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据当时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工作的肖厚德参赞称，有一次，肖厚德与洛德在纽约见面，洛德当面对肖厚德下断言说，用不了两三年，也许就在一两年内，中国现政府就要垮台。

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老布什也最终改变了对华态度，他认为美国的“头号对手”已经消失，国际共产主义已经陷入低潮，中国的战略地位今非昔比，他没有必要为改善对华关系而与反华势力对抗并付出代价。

1991年5月，李洁明回美国后，逐渐走上反华歧路，并鼓吹“台独”。当年7月，他在台湾大放厥词，说“一国两制”和“对台主权论”已经过时。他还强调：1971年中美打开关系时，是美国有求于中国，而1989年以后，美国占据了主动地位，美国已抓住主动权。

李洁明的讲话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关切和各方人士的愤怒。

中国外交官王立在其2005年出版的《美国驻华大使传奇》一书中写道：“在所有前驻华大使中，李洁明成了在中国最不受欢迎的人。以前的美国驻华大使卸职后都多次回到中国参观访问，或参加研讨会等学术活动，比如曾在人权问题上攻击中国的洛德，近年也曾几次应邀访华，唯独李洁明无人邀请。”

3、中美关系滑向冰点后，大使“再创业”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芮效俭之所以会唱这首中国共产党早年的歌，是因为他1935年出生于南京，直到1950年才回美国。28年以后，芮效俭以美国驻华联络处副主任的身份重返中国，是伍德科克最得力的助手，参与了中美建交谈判。

1991年，芮效俭出任第5任美国驻华大使，为中美关系的“第二次正常化”起到筚路蓝缕的开拓作用。

芮效俭说老布什非常想缓和对华关系，他宣布对台出售“F-16”战斗机是为了谋求连任

据芮效俭后来回忆：“当我被提名为大使时，美国政府里没有人想和中国扯上关系……大家都担心，如果政府试图和中国进行某个合作项目，国会会从中作梗不给拨款。但老布什总统非常想缓和对华关系。他曾派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和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此事被曝光后成为了严重的政治问题，但总统决心和中国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

“所以我知道，我有总统的支持，改善中美关系是正确的努力方向。后来，国务卿贝克在1991年11月访华，商务部长富兰克林1992年12月也来到了中国。这些都是重要的举措。我觉得我们就应该这样处理对华关系：保持沟通，寻求合作空间和共同利益，避免冲突，推动两国关系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1992年9月2日，老布什宣布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老布什本人很清楚，这是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尤其是《八一七公报》的行为，但他在反华势力、亲台议员及通用动力公司老板的催促下，为了扭转他在大选中的颓势，企图多捞一些选票，并缓和同反华势力的矛盾，竟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出此下策。

9月3日，中国副外长刘华秋召见芮效俭，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提出中方将作出强烈反应的警告。老布什政府接到芮效俭的报告后，只得采取补救措施，派助理国务卿克拉克到北京，就老布什的行为进行解释，并提出了7项补救措施。芮效俭后来回忆：“总统最终决定出售战斗机，不是为了照顾台湾的需要，而是因为他在谋求连任……中国当然强烈反对，但中方足够聪明地意识到，老布什的决定是为了获得连任而不是为了助长台湾对抗大陆的实力，所以我们得以克服了这一危机。”

克林顿痛快地承认原先的对华政策“是不对的”

1994年新年，正当美国媒体大肆炒作反华舆论时，芮效俭在北京接受《纽约时报》驻京记者采访，公开发表了一次引人注目的讲话。

芮效俭首先谈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对于美国而言是个巨大的市场，在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上同中国合作不可缺少。接着他阐述了一个与美国反华者完全对立的观点：中国不是变得更坏，而是更好了，“如果你回顾鸦片战争以来150年的中国现代史，你必然得出一个结论：过去的15年是最好的时期，而在这15年中，过去的两年更是最佳时期。无论在经济繁荣、个人选择、吸收外来信息、居民迁移自由以及国内稳定方面都是如此”。

芮效俭的“一鸣惊人”使美国政府陷入混乱。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怒不可遏，助理国务卿沙特克更是暴跳如雷，扬言“不应允许驻华大使损害美国政府的政策”，副国务卿塔诺夫急忙让人打电话质问芮效俭，并要他速速报回演讲全文，以备审查之用。支持芮效俭的也大有人在，双方争论不休，最后不了了之。

1995年芮效俭离任前，中美关系因李登辉访美跌落谷底。据芮效俭回忆：

我的态度是，只有在让江泽民主席先来的情况下才能让李登辉访美，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展示官方访问是什么样的，和李登辉形成对比，因为我们不会把后者当作官方访问。那时克林顿政府认为请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的时机尚不成熟，但同时决定不会让李登辉访美。然而，因为国会投票说应该允许李登辉访问，他们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这种临时变卦让事态迅速恶化了，因为我们已经告诉中方高层，不会让李登辉访美，但突然他又被允许来了，所以这就造成了尴尬的局面。

1996年7月，克林顿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的末期总结自己的对华政策时，痛快地承认：“经过了两年，我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有机会对中国人和他们的领导人以及对中国所发生的变化作出评估，也了解了他们对这个世界和对我们的看法，我得出的结论是，原先的政策是不对的。”

基于此，克林顿在第二任期内，实现了与和江泽民的互访。“但不久之后，我们的总统卷入了国内丑闻（1998年，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性丑闻事件），又爆发了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遭意外轰炸事件（1999年5月8日，位于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轰炸）。所以也出现了一些负面危机，使我们无法趁着中美关系改善的态势继续推进两国关系。”

芮效俭说：“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多少受到了苏联解体的影响。对抗苏联曾是让中美团结起来的一大原因，却突然消失了，恰巧在同时我们国内对中国的态度也变得更加负面了，因此我们缺乏改善中美关系的基础，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任期就是这个情况，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和中国打交道。到了第二任期，克林顿政府开始意识到中国是一个不容小觑的新兴大国，应该以大国之道相待。这延续到了小布什政府时期。这是非常重要的转折。”

尽管发表过不利于中国的言论，但他仍然认为“‘接触是唯一行得通的战略”

从1995年离任直至退休，芮效俭一直在美国国务院外交部门工作，被认为是美国外交圈最重要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2001年，退休后的他加入基辛格事务所，继续从事与中国相关问题的研究。芮效俭非常乐观，他在办公室门口贴着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他笑着说，这是他最喜欢的格言之一。有人说芮效俭是“亲华派”，前参议员赫尔姆斯甚至将他列入“亲华五人帮”。芮效俭说：“我是亲美派，为美国的利益服务。赞扬中国，也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方向符合美国的利益。”

据新华社2005年四五月间的报道，芮效俭去柏林美国学院出席一次学术研讨会时，在论及中国各项事业突飞猛进的同时，认为中国在安全上已对欧美国家形成挑战，与时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中国威胁论”如出一辙。

2018年，芮效俭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见过抗战时期的中国、内战时期的中国，以及‘文革时期的中国，那时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截然不同，中国人的心态也截然不同。现在中国人都对中国变成一个迅速崛起的现代化大国充满信心。

“‘接触是唯一行得通的战略，符合美国利益。通常每个国家都会根据本国自身利益来制定政策，但仍会‘包装这些政策，使之符合主流价值观。美国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我们喜欢把我们的政策标榜为推进民主、人权等宏伟事业，但我们的政策本质上还是与国家利益有关。说我们的对华政策是为了把中国变为自由民主国家，那只是表象。作为局内人，我清楚这不是我们做出决策的基础。

“我在职业生涯中长期与那些和我们关系不好的国家打交道，比如苏联。对于苏联，接触都比对抗更讲得通。所以我认为‘接触政策肯定是处理对华关系的正确方式。如果宣称‘接触政策失败，那就要改变对中国的政策。而大部分改变‘接触政策的想法都会让我们误入歧途，增加与中国对抗的风险。现在我们面临的一大问题是：中国不再只是被视为另一个主要大国，而被视为我们首要的战略对手。”

如今，中美之间的互相怀疑正在增长，芮效俭对重建共识有自己的看法：“我发现，即使在和敌对国家打交道时，也可以建立信任，方法就是言出必行，言而有信。如果我发现你总是能坦诚相待、兑现承诺，那即便我们的利益并不一致，我也能在某个方面信任你，因为你从来没有误导我。我认为中美之间建立信任的空间还很大，只要说清楚自己打算怎么做，然后以此引导自己的行为。当然，双方都要这么做。我认为和中国加强互信并不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们不随意改变处事态度。没有人会信任一个永远在改變立场的人。不幸的是，特朗普政府总是在改变立场——这样是无法获得信任的。”

当被问及是否担心中美可能会滑向新冷战时，芮效俭说：“我认为有这个可能性，但这不符合我们任何一方的利益，也没有必然性。现在和冷战时期有一个关键区别。冷战的一大问题是意识形态冲突。苏联在国际范围推行社会主义，包括支持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传播。但中国不是那样的扩张主义国家。习近平主席谈到中国智慧和中国模式，但他只是愿意分享给有兴趣的国家，并没有说要向其他国家强行输出这种模式。

“美国却一直口口声声要传播扩散民主，但实际上并没有成功。近些年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试图强制输出民主是行不通的。每个国家都有适用于自身国情的人民代表制度。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合作，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制度强加到中国身上。

“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没有理由不能变得更强大、更富裕。每个国家都想实现财富和国力增长，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做得更成功，中国就是其中之一。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和一个强大的中国友好相处呢？在我看来，我们可以通过和中国接触，更好地理解中国的雄心，中国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的雄心，我们可以找到共同利益，为我们同时成为两个强大、富裕的国家打下良好的基础。”

4、世纪末的两位大使，经历了重重危机

1995年5月31日，中方接到美方通知尚慕杰任第6任美国驻华大使。由于克林顿已宣布允许李登辉访美，中国政府一直到9月22日才答复美方同意这一任命，尚慕杰成为等候到任时间最长的美国驻中国大使。他上任第二年，时任美国太平洋司令普理赫向台海调遣航母战斗群，引发台海危机。他离任前，发生了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美国驻华大使馆被示威者围困。1999年，普理赫成为第7任美国驻华大使，没当两年就遇上中美撞机事件，中美关系降至冰点。

第6任大使尚慕杰一上任，就遇上了1996年台海危机

1996年2月10日，尚慕杰到达北京。3月，为警告李登辉不要一意孤行地鼓吹“台独”，中国宣布在台湾海域附近进行导弹演习。害怕局势失控的美国急忙派遣两个航母战斗群在台湾以东游弋。这就是著名的1996年台海危机。据时在夏威夷的美国太平洋司令普理赫回忆：

华盛顿的时间比夏威夷早6个小时。那天早上，我一到办公室，就接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沙利卡什维利让我尽快回电话的留言。几乎就在那时，我看到了助手放在办公桌上的情况报告。我觉得不妙。这会成为导火线，我们得采取行动。当时沙利卡什维利那边是下午1时。我告诉他，我们会在三四个小时之内提交一个方案。

其实沙利卡什维利并不是最高决策层的一员，他只是普理赫与国防部长佩里交流的“中介”。当时，在华盛顿说什么话的人都有，有些议员甚至说：“我们派5艘航母去，炸了他们的港口。”普理赫认为，那些都是“不负责任的人”。在短时间的磋商后，普理赫决定向台海调遣航母战斗群。他说：“我们当时在菲律宾部署有‘独立号航母战斗群。那天下午，我命令这些战舰向台湾东部移动，而不是向中国大陆这边。”

令人惊讶的是，在调动“独立”号时，他们对下一步怎么做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调动舰队以后，我们开始思考到底该怎么做。我们希望得到最好的结果，同时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后来，国防部长佩里对普理赫说，派遣一个航母战斗群还不够，需要再派一个。于是，他们又从波斯湾调来“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

航母调遣完后，美军开始评估中国大陆可能的反应。大陆会不会借此对台动武，成为白宫和国会辩论的焦点。当时，美国共和党议员们趁机宣扬“中国威胁论”，给克林顿出难题。克林顿政府则认为，美军的行动应有所收敛，否则两国关系将倒退到敌对状态。普理赫说：“我们按兵不动，密切注视着局势。我们肯定大陆不会攻打台湾。”同时，美国也通过相关渠道，警告台湾当局不要轻举妄动，“我们这样做不是给你开支票。我们是在阻止事态继续发展，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尚慕杰后来说：“我们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反应过度了，派了两个航母战斗群到那里去……台湾人，他们当然总想制造问题，而且想把他们和中国大陆之间的问题弄严重了，显得很严重，实际上有时没那么严重。”

后来在离开中国前，他还曾直言批评“两国论”，说“一个中国”的政策已经为台湾海峡两岸、美国以及亚太地区各国人民很好地服务了近30年，企图破坏、修改或者重新构架这种关系，有损美国的利益。中国的“一国两制”政策在香港实行得非常好，中国政府已经表示，在台湾实行的“一国两制”政策要比在香港实行的政策更宽，因此“一国两制”的模式是值得台湾当局认真考虑的。

“对一个强大、稳定、开放和繁荣的中国的崛起，除了与其‘接触之外，别无选择”

尚慕杰很注意阅读中国的报刊（通过译员），几乎每天都把当天报刊摘要看完。由于中国报刊当时对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霸权主义行动不断进行抨击，尚慕杰感到很不舒服。1996年8月21日，他向中国一位高级外交官提出了这一问题。

中国外交官礼貌地回答他：“中国的媒体发表的评论文章，不一定代表政府的表态，这说明了中国言论自由，而且有些报道也并非空穴来风。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近几年又对华制裁，不断施压和干涉中国内政，这必然会影响中国的舆论，美国应以实际行动改变自己形象，争取中国人民的理解。从另一个角度说，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十分消极，只说黑暗面，不谈光明面，甚至无中生有，编造谎言。希望大使多做美国媒体工作，使其摆脱偏见，实事求是。”

这一席话使尚慕杰对两国媒体的距离有了现实的理解，同时也对中国外交官员的犀利口才和敏捷反应有了新的感受。

1997年对于尚慕杰而言，有三件重要的事。其一，中国广大农村进行基层选举，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国际上引起广泛注意，尚慕杰和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应邀到河北省保定市高碑店陳各庄参观基层选举活动。其二，尚慕杰率使馆部分人员访问了西藏（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任美国驻华大使都要到西藏考察一番，这已成了惯例）。其三，美国反华势力竭力炒作“中国威胁论”，要求以“遏制政策”代替克林顿政府的“接触政策”，尚慕杰在返美述职时发表演说反驳，并列举了对华奉行“接触政策”的理由：“1、对一个强大、稳定、开放和繁荣的中国的崛起，除了与其‘接触之外，别无选择;2、不能因为一个问题而牵制整个中美的全面关系……”最后，他喊出口号：“1997年访问中国，我在北京欢迎你们！”

美国媒体1998年曾载文称，尚慕杰的优势是“他是唯一一位能随时打电话给克林顿总统和戈尔副总统的大使，也是唯一一位国会出身的驻华大使，他在国会的关系有利于改变华盛顿对中国的看法”，“在过去一年里，他动员100多位议员访问了中国”。

尚慕杰在任期间，中美间最重要的外交活动是1997年克林顿访华、1998年江泽民访美和1999年朱镕基访美。他不但参与了这三次访问的筹备事宜，还为每次访问提供了颇具建设性的建议，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中美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这个有建设性的提法，据说也是尚慕杰的发明创造。

美国大使馆被示威者围困，他成为“最不值得羡慕的大使”

尚慕杰曾被称为“最不值得羡慕的大使”，因为在他任上发生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使得美国驻华大使馆被示威围困。

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精确制导炸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点燃了中国人民举国抗议的怒火。北京的大学生和各界群众自发地前往美国驻华大使馆门前示威，声讨美国的暴行。身为驻华大使的尚慕杰，当然首当其冲，每天目睹呐喊而过的愤怒示威群众，身边虽有近10名海军陆战队成员保护他，但仍心惊胆战，生怕部分群众扔向美国大使官邸的地砖瓦块会伤着自己或打向躲在使馆内的家人。

“我打电话给中国驻美国大使（李肇星），我和他很熟。大半夜把他叫醒，说我们需要帮助。你得叫人，叫警察到我的官邸周围，保护我妻子和儿子……”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保护措施，尚慕杰才感到安心。后来他回顾这段经历时向美国记者说，他对群众的激烈反应感到意外，“轰炸的消息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在大学生中”，在中国有一种民族主义的信号灯，一遇意外事件就会点燃起来，这是过去150多年中国的历史造成的。

尚慕杰的最后一件公务，是接待克林顿派到中国的对轰炸事件向中国政府进行解释的代表团。他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中美关系的历史。他坦诚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犯过三次大错：第1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支持消极抗日的蒋介石，把积极抗日的共产党推到苏联一边;第2次是1949年，美国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对中国实行敌视政策;第3次是不顾中国的警告，美军越过了朝鲜的三八线，引发中美的冲突。1996年3月，台湾海峡发生危机，美国派航空母舰干预，几乎要犯第4次大错。

尚慕杰完成接待代表团的任务后，于1999年7月1日离京返国，结束了长达3年半的大使任期。

普理赫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月，美国侦察机在中国领空与中国战斗机相撞

1999年3月，普理赫卸任太平洋美军总司令。随后，这位曾统领包括第七舰队在内的10万官兵的美国将军，成为第7任美国驻华大使。

普理赫是1996年台海危机的主角之一，但事隔数年，他又成为了美国军界大力主张对中国奉行“接触政策”的支持者。他解释道，正是因为那次危机，使他认为有必要加强中美之间的预防性对话，以及设法发展中美关系和交往，包括两军交流，以防发生不测事件。

2000年2月28日，普理赫在华盛顿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讨论会，并應邀作了演讲。由于他很少公开说话，这次表态颇为引人注目。他就中美关系谈了以下几点：一，推动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和给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是今年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中的首要任务;二，美国政府应同中国进行人权对话;三，他不赞成国会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案》，认为这一法案只会威胁海峡地区的安全。

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竞争激烈，小布什在竞选期间宣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支持《加强台湾安全法案》。小布什当选后，在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组成的领导班子中，对华强硬派占据主导地位，预示着中美关系将遇到麻烦。

果不其然，导火索出现了。

2001年4月1日，美国派“EP-3”侦察机沿中国南部海域飞行，当飞至海南岛上空100多公里时，与中国空军一架战斗机相撞。中国战斗机飞行员不幸牺牲，美机受创后迫降于海南岛的陵水机场，机上24人被中方临时安顿在军官居住区。

4月3日，中国政府特许普理赫派遣的武官等数人前往海口看望美方人员。中国政府在同美方交涉过程中，提出要美国政府为中国的机毁人亡道歉，这本来是最起码的权利，但美国却借此事件刮起了一阵反华风暴。4月20日，美国政府宣布同意李登辉（此时已不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再次访美。24日，美台军事官员在美国举行年度军售会议。25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台出售武器清单……5月13日，美国政府宣布允许陈水扁5月21日至23日从纽约“过境”。这一系列操作令中美关系降至冰点。撞机事件还未解决，普理赫就于2001年5月被调回国。

5、“9·11”事件后，

大使遇上了中美关系“第二春”

2001年“9·11”事件爆发后，美国出于建立反恐联盟的需要，积极调整对华政策，改善自小布什总统上台后十分紧张的中美关系。其后的3位大使“运气不错”，遇上了中美关系“第二次正常化”，他们在任期间积极促进中美交流与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阿富汗战争的结束，美国又把遏制中国作为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中美关系再度紧张。伴随着对华政策的转变，驻华大使也被更换。尽管如此，交流与合作依然是中美关系重要的主题之一。

“9·11”事件后，雷德成为迄今为止任期最长的美国驻华大使

从2001年7月开始，美国采取了包括中美就中国加入WTO达成协议、国务卿访华在内的一系列有利于两国改善关系的举动。7月23日，雷德抵达北京，成为第8任美国驻华大使。雷德一到北京，就表示要努力使美中关系“更上一层楼”。

雷德与小布什关系非同一般，在耶鲁大学读书期间，两人共居同一宿舍多年。雷德自认为“全部成年生活都是在为出任驻北京大使这项重任而做准备的”。1964年，雷德上大学时，父亲劝他选学中文时对他说：“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1/4，中国在我的有生之年肯定会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毕业后，从在空军服役到担任美中商务委员会驻北京代表;从80年代初在美国驻北京使馆做一秘和商务参赞，到20世纪90年代在香港做律师，他近35年的工作经历都与中国有关。

2001年“9·11”事件爆发后，美国出于建立反恐联盟的需要，积极调整对华政策，改善自小布什总统上台后十分紧张的中美关系。10月20日，小布什到上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时，与江泽民实现正式会晤，中美关系再次步入正轨。

2002年2月19日，小布什访华。雷德对记者说，小布什总统高度重视两国关系，两国有“超越一切的共同利益”。此后不久，雷德还在官邸为纪念尼克松访华30年举行招待会，他在会上引用唐诗说，中美关系经历过紧张阶段，现已好转，正像“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雷德的上述言论增强了人们对中美关系的信心。但是几乎同一时间，他在香港的一次讲话，口气有所不同，他说，“中国成为反恐联盟的一员，并不意味着中国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人权、台湾等问题上可以自行其是”。

2004年初以来，美国政府领导人公开扬言，“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后退了”，并决定当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人权会议上提出指责中国的提案。4月23日，中国外交部向雷德提出交涉，坚决反对美国在人权会议上挑起的对抗，认为这是适应美国大选的政治需要而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中美双方在人权会议上的较量当然以美国的失败而告终。2005年3月，雷德奉令会见中国外交部领导人，通告中方，美国政府已决定不再在人权会议上提指控中国的提案。

从2001年到2009年，雷德任驻华大使8年，成为迄今为止任期最长的美国驻华大使，这得益于该时期中美关系整体而言呈向好的发展趋势。

洪博培：“我们希望孩子长大以后还做美国驻华大使”

2009年5月，新上任的奥巴马总统提名洪博培出任第9任美国驻华大使。

洪博培的父亲曾任尼克松的特别助理，洪博培11岁时，在白宫偶遇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他正准备出发前往中国，进行第一次秘密访问。洪博培说：“我第一次见到基辛格博士时，不知道他是谁。他当时正在往门外走。我们几个人送他们出门到车上去。我问他：‘你要去哪儿？基辛格博士说：‘别告诉别人。我要去中国。我当时没怎么多想，但是‘中国这个词一直留在了我脑子里。”

洪博培曾自豪地对媒体说，他是唯一一个会讲中文的美国州长。他和妻子育有5个孩子，1999年12月又从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院收养了一个当年5月出生的小女孩，取名杨乐意。洪博培说：“我们希望孩子长大以后还做美国驻华大使。”

洪博培上任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奥巴马访华。

2009年11月17，胡锦涛和奥巴马在北京举行会谈，并在会谈后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就中美关系及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许多重要共识：

一、胡锦涛表示中美要采取切实行动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推动战略与经济对话;奥巴馬表示美中关系从未像这样对二者共同的未来如此重要，欢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中美两国元首都强调，当前形势下，两国应该有更加坚决的态度，反对和抵制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三，中方赞赏奥巴马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双方重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根本原则，继续本着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精神就人权和宗教等问题开展对话、交流，以增进了解、减少分歧、扩大共识，并继续推动两军关系;美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支持海峡两岸改善关系。

四、双方重申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将共同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强调致力于最终实现无核武器世界。

五、中方希望扩大两国人文交流，加强互派留学生合作;奥巴马表示国家应给予人民普世权利。中美两个国家已经同意在2010年年初举行的人权对话当中进一步推进这个讨论。

……

胡锦涛向奥巴马强调，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双方存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尊重和照顾双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奥巴马也表示，中美元首会晤对两国未来至关重要。美中两国有很多重要的共同利益，双方的共同点远远超过分歧和差异。

洪博培在担任驻华大使的1年多里，利用他独特的政治经历和沟通技巧，使中美关系向更积极稳定的方向发展。奥巴马曾经这样评价他：“洪博培大使作为美国驻中国大使工作得很出色……我对大使的工作再满意不过了。但就在2011年1月31日，洪博培向白宫递交了辞职信。媒体普遍认为，洪博培辞职是为争取赢得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而他未来可能挑战的对手正是奥巴马。洪博培对此并没有正面回答。

洪博培离任前，有记者问他：“这些年来，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中国人越来越自信，大使的工作是否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他说：“中国理应为她的成就而骄傲，就经济发展来说，这种发展如此震撼人心……经济衰退会让美国人民对于经济竞争、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变得敏感，而中国正在经历令人刮目相看的社会转型，这一切带来了新理念和新挑战。我们不得不在命运共同的危急时刻去确认为什么保持联系是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有着相似的利益。从经济、国家安全和文化的立场来看，我们必须努力承担。”

洪博培认为：“从尼克松到奥巴马，我们经历了8任美国总统。但我始终确定，中美关系建立在同样的原则之上：我们合作、竞争，并且有时候会有一点争论，但今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更趋向于利益共同体。这已经跨越了简单的双边关系，而到达了全球议题的层面。”

随着阿富汗战争的结束，美国又把遏制中国作为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

2011年，骆家辉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华裔驻华大使。当奥巴马找骆家辉出使中国时，骆家辉一开始有些错愕，问：“要全家都搬到中国吗？”全家人对于要到中国来都很兴奋。骆家辉说，如果父亲仍健在，会为他能回到父母出生地担任大使感到无上光荣。

骆家辉祖籍台山，其夫人李蒙的祖母蓝妮，是孙中山独子孙科的第二位妻子。骆家辉对产自中国的东西格外垂青：电脑、书籍、手机、DVD、微波炉、庭院里的家具、孩子的玩具、全家人的衣服，甚至他的钱包都打着中国的烙印。他说，正是来自中国的物美价廉的商品，使得美国人能够将节省出来的钱用于教育、购房、旅游甚至养老。

就任驻华大使期间，骆家辉一直将推动中美贸易合作作为主要工作，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他说：“在我担任驻华大使的两年间，中国在美投资超过了过去11年的总和。”

最让骆家辉感到自豪的是，在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就将美国签证面试等待时间从100天缩短到了5天。正是通过他力促的简化留美签证程序，方才使美国真正为中国企业、商人、学生、游客敞开了“大门”。

雷德、洪博培和骆家辉3位大使经历了中美关系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然而，随着阿富汗战争的结束，美国又把遏制中国作为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美国利用反恐战争形成对中国的地缘包围、美台军事关系的逐步升级，使中美关系的发展增添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2014年，马克斯·鲍卡斯成为第11任美国驻华大使。其“战略优势”体现在两方面：第一，鲍卡斯与白宫关系“亲厚”，与奥巴马有私交，2012年奥巴马竞选连任总统，鲍卡斯的一名长期副手和老友曾担任奥巴马竞选团队的经理，鲍卡斯与副总统拜登是“铁哥们”，这有利于鲍卡斯今后更好地拓展中美关系，及时与华盛顿就敏感议题进行沟通。

在对华问题上，鲍卡斯既发挥过建设性作用，比如曾对中国加入WTO作出了贡献，也有态度强硬之举。

2011年8月，美国参众两院共同组成国会减赤特别委员会，寻求削减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在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哈里·里德的提名下，鲍卡斯成为特别委员会成员。在担任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期间，他推动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向奥巴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对中国的“不公正贸易手段”采取强硬态度。2013年7月，他和其他3名有影响力的国会议员致信奥巴马，要求美国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上向中国施压。

尽管如此，鲍卡斯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上都很少支持极端路线，而且善于沟通交流。离任后，他依然关注中美关系。近日，他在CNN新闻节目中表示：“如今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言辞如此强硬，仿佛重回麦卡锡主义时代——那个麦卡锡宣称美国国务院被共产主义渗透的年代;也有点像1930年代希特勒时期的德国。”

“所有人都知道正在上演的一切是错的，但没有人站出来对此说些什么，”鲍卡斯说，“现在在美国，如果谁想说一些关于中国的理性言论，他就会感到恐惧，会害怕自己马上会被‘拉出去砍头。”

鲍卡斯对此表示了担心：“现在有责任感的那些美国人，就像生活在纳粹时期德国的人们一样，无法站出来发声。”同时他认为，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特朗普政府意识到其在控制疫情方面的失责导致了经济形势的下滑，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指责怪中国）来转移注意力以及推卸责任。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制度不同，只能尝试与对方合作。”鲍卡斯说，“双方应将更多时间花在寻找能达成共识的地方，比如说应对气候变化、类似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问题，以及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地区问题。在我们难以达成一致的领域，我们也必须相互尊重，因为每个国家都需要维护自己的利益。”

鲍卡斯认为，目前美国一些人希望打造所谓国际联盟来“孤立中国”，这不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政策。“美国不可能阻止中国崛起。我非常尊重中国人民强烈的使命感。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不可能阻止中国发展。相反，美国应该找到与中国合作的方式，我们在许多领域都可以找到共识。”

针对美国国内一些鼓吹美中经济“脱钩”的声音，鲍卡斯指出，“推动‘脱钩的人显然忘记，美中两国经济是紧密相连、相互依賴的，难以割裂。”

6、特朗普时期的驻华大使

2020年9月14日凌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连发3条推特感谢、称赞第12任驻华大使泰里·布兰斯塔德。随后，美国媒体援引蓬佩奥的推文报道称，布兰斯塔德将离任。同一天晚些时候，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消息，确认布兰斯塔德将于10月初卸任大使一职。布兰斯塔德是特朗普2017年任命的大使，在国会也以高票当选大使一职。但现在，4年时间都不到，他就要离开中国。尽管如此，他与中国的交往超过35年，他曾在州长任上接待过当时还是县委书记的习近平。

“1985年，习近平带领一个5人的农业考察团来到美国。当时他是县委书记”

当布兰斯塔德多年后回忆获悉中美建交之时，“当时想象着这会是一个伟大的双边关系。中国这么大又这么神秘，因为此前很久未对美国开放，所以我们都对中国很感兴趣，想要了解更多。我们想着或许将来中国能成为我们农产品出口的一个市场，或许我们能和中国建立地方关系。但我不得不说，如今我们和中国的合作程度之大远远超出了我们当年的预期”。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艾奥瓦人，布兰斯塔德分别于1983至1999年和2011至2017年先后6次担任该州州长。在担任州长的第一年，他就代表艾奥瓦州签署了与中国河北的姐妹省州关系协议。第二年，他就访问了中国。这是他第一次到中国，他说：

我记得我们乘坐的是一种老式的煤炭蒸汽机车，车开了很长时间，可比不上现在的子弹头高铁那么快。当时在中国看不到高楼，大部分人骑自行车出行，人们都穿着中山装，没多少种颜色，除了小朋友的衣服可能花哨一点。我感觉好像穿越到了过去。中国这些年来的变化太大了。我们到达石家庄时受到了热烈欢迎，火车站还有专门的乐队演奏，他们给我夫人准备了一大束漂亮的鲜花。我们在华期间还参加了中国的国庆活动。我们很高兴1984年第一次来中国就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友谊。

1985年，习近平带领一个5人的农业考察团来到美国。当时他是县委书记。我的一个朋友，艺术家艾米·沃森接待了他，第一天晚上就在她家给他们接风。后来，习近平会见了我们州的农业部长鲍勃·劳恩斯伯里和我。我们在州长办公室和习近平一行5人一起合影留念……接待他们是一次很愉快的经历。我们对习近平一行印象深刻，他们是一群非常阳光、好问的青年干部。

2011年，我再次当选艾奥瓦州州长，来华访问。通常我会被安排会见河北省委书记或省长，但当时我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中国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我们畅谈了45分钟，其间他告诉我他多么热爱艾奥瓦，他还留着当时的行程安排，记得我们好多人的名字：卢卡·贝鲁尼、莎拉·兰蒂、德沃切克一家……就是在这时，我突然想到我们可以组织一次老友聚会。几个月后，2012年1月，我接到了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的电话，他告诉我习副主席希望再次访问艾奥瓦，希望和我一起筹备具体安排工作。后来，我们在马斯卡廷的兰蒂夫人家里组织了一次聚会。兰蒂夫人当年负责姐妹省州项目，就是她配合安排了习近平的第一次访美之行。后来我们还在得梅因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国宴，有1600多人参加。我们还举办了高规格的农业峰会。习近平后来又去了金伯利农场，还坐上了那里的拖拉机，在中美两地都有广泛的媒体报道。

通过与习近平和中方官员的会谈与交流，布兰斯塔德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这为他在2017年成为驻华大使打下了基础。

有13个人想当驻华大使，他脱颖而出，来华第一年就在多个场合与习近平会面

2017年，候任总统特朗普曾给布兰斯塔德打电话说有13个人想当驻华大使，但他认为布兰斯塔德是最佳人选。对此，布兰斯塔德说：“我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我知道有更重大的问题亟待解决，我希望我能参与其中，为我们跨越障碍、处理挑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特朗普总统很清楚这个职位需要一位有相关背景的人才能胜任。能够宣称自己既是美国总统的忠实朋友和支持者，又是中国领导人的‘老朋友的人并不多。我和习主席是多年的朋友，我也有和中方一起处理问题的经验，所以我能发挥独特的作用。”

作为中美两国元首的朋友，布兰斯塔德对于营造中美合作关系充满信心。他的信心或许也基于他对中美关系大局的清醒认识。他曾在一线亲眼见证了40多年来中美地方和民间交流的持续活力，他坚信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双边关系，也能使整个世界获益。

担任驻华大使的第一年，布兰斯塔德就在多个场合与习近平会面。他还出席了特朗普和美方官员与习近平、中方官员的多次高层会谈。但最让他难忘的，却是一次家庭聚餐。“我出任大使后，习主席对我说：‘我和夫人希望请你们全家一起共进晚餐。他看到了我的新闻发布会，知道我的夫人、女儿、女婿，两个孙女都来到了中国。我的女儿女婿在北京的一个国际学校教书，两个孙女都在这里上学。2018年1月30日，习主席、彭女士、他们25岁的女儿和我们全家一起吃了顿晚饭。那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此外，我在这一年里也有幸踏访了大半个中国。我对中国取得的进步和变化深感敬佩……”

布兰斯塔德谈问题与挑战

2018年，布兰斯塔德在接受采访时被问道：“中美之间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您认为现在最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有哪些？”

布兰斯塔德说：“朝核问题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朝鲜最后一次核试验后3天，我去了中朝边界的图们。我了解到住在吉林的居民感受到了朝鲜核试验导致的轻微地震，他们对朝核问题可能导致的后果非常担心。现在我们看到，在中国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金正恩和朝鲜政府终于来到了谈判桌前。我们在新加坡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美朝领导人会谈。没有中国的支持合作，没有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我希望我们会最终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这是中美两国都支持的事业。这也能为我们避免战争、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打下基础。

“另外，贸易方面我们面临不少挑战。但我相信我们能解决贸易争端，因为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在过去几十年来实现了巨幅增长，这使双方获益。如果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能够处理好分歧，那么这不仅对我们两个国家有好处，也能给整个世界带来巨大裨益。”

2018年，布兰斯塔德对中美关系充满了希望，他“希望成为积极推动解决中美分歧的大使，希望为美国人、中国人，以及整个世界带来繁荣与和平的机会，希望我离任时世界能变得更安全”。对于美国率先打响了中美贸易战的第一枪，他“希望这不会成为一个长期性的问题。我们之间确实存在很多分歧，我们和中方已经进行了一些相关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显然还不够，不足以说服特朗普总统放弃加征关税。但是我对问题的解决还是有信心的。”

记者问：“很多人认为贸易战的背后是美国对华战略的转变。中国越来越被视为‘战略竞争者甚至‘威胁。您怎么看？”

布兰斯塔德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成长的经济体。我们必须把这看作机会，因为中国正在从以制造业为主导转变为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体。我不认为中国是威胁。相反，我认为中国的改变能给我们带来额外的贸易。我希望看到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一起努力合作，为我们两国的人民——不管是工人、农民还是消费者——改善生活创造机会。这么做对整个世界也是有好处的。”

“中美关系经历了波折，我们要学会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贸易是我们的一个摩擦点，但如果我们能解决贸易问题，我认为未来一片光明。”

布兰斯塔德离任返美后将协助特朗普的竞选

2020年9月14日凌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连发3条推特感谢、称赞第12任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随后，美国媒体援引蓬佩奥的推文报道称，布兰斯塔德将离任。同一天晚些时候，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消息，确认布兰斯塔德将于10月初卸任大使一职。一位熟悉情况的美国官员表示，布兰斯塔德离任返美后将协助特朗普的竞选。

9月17日，布兰斯塔德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和家人对于离任感到难过，“我们非常喜欢过去3年在中国的时光，认识这里的人，努力调整好美中关系——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

谈及任职美驻华大使3年零3个月时间做了什么，布兰斯塔德在发言中既提到了疫情、玉米和牛肉等农产品贸易，也提到了公共卫生、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还提到了南海、台湾及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他称：“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是一份重要的路线图。如果我们继续遵循这一路线图，将会在两国都看到有意义、可衡量并且积极的变化。协议的执行能帮助打造两国的互信。”

布兰斯塔德还透露，他卸任后，在新任大使抵达中国之前，美国驻华使馆副馆长傅德恩将以临时代办身份负责管理使馆日常工作。

2020年10月4日，布兰斯塔德离任返美。对于布兰斯塔德为何突然离任，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贸易专家马修·古德曼说：“跟以往一样，真正的答案就是最简单的答案：特朗普阵营需要有人帮忙撑住艾奥瓦州。”

艾奥瓦州位于美国农业带，在帮助特朗普赢得2016年大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布兰斯塔德在艾奥瓦州担任州长20多年，他在该州的名望对特朗普来说是一项资产。布兰斯塔德之所以要支持特朗普的竞选，除了他是特朗普忠实的支持者之外，他的儿子也是特朗普筹款委员会的高级顾问。

（责编/陈小婷 责校/陈毓婧 来源/《特殊机构：美国驻华联络处揭秘》，杨贤著，重庆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美国驻华大使传奇》，王立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美国驻华大使们的中国故事》，王一/文，《解放日报》2014年2月26日;《美国10位驻华大使的中国缘》，张晓芳/文，新华网2011年6月27日;《揭秘：美国历任驻华大使的中国缘》，周涵/文，人民网2013年12月19日;《四十人看四十年——中美外交风云对话》，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著，新世界出版社2019年12月第1版;《特里·布蘭斯塔德传》，麦克·查普曼著，刘辉译，五洲传播出版社2017年8月第1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