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丹　姚君

摘 要：龙虎纹鼓座为安徽博物院镇馆之宝之一，全国所发现的建鼓座实物屈指可数，非常具有研究价值。文章结合现有的对该器物国别和年代的论证成果，从艺术与设计的角度对其造型特征进行细致分析。通过研究发现其虎头造型的构成元素与部分结构仍未摆脱殷商的图式风格，但其整体造型又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观看方式。

关键词：龙虎纹;建鼓座;造型特征;文化寓意

1980年9月，安徽省舒城孔集镇九里墩窑厂发现一座春秋晚期墓，文物工作者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器物中有一件重约67千克，残高约29厘米，底径约80厘米，厚约0.3～0.5厘米的青铜鼓座。其外观近似圆形铜圈，无底，上部盘踞着龙身虎头的神兽，鼓座顶部略有残缺;虎头呈对称排列，龙身相互缠绕;虎头眉心处有方形小孔，龙身也有若干方形小孔;龙身上方有两个对称的倒钩形铜饰，与对称排列的虎头将圆形鼓座均匀地分为四等分;鼓壁的外侧有四个对称的青铜衔环，与青铜底部齐平。考古报告对鼓座中铭文进行释意，将其命名为“龙虎纹建鼓底座”。①此鼓座现存安徽博物院，为安徽博物院八大镇馆之宝之一。

九里墩龙虎纹鼓座木制鼓身、鼓干损坏，无法复原，仅有青铜鼓座被保存了下来，有所残缺。事实上，除了曾侯乙墓与运河村一号战国楚墓出土的建鼓木制部位保存相对完整以外，其余的出土建鼓大多仅剩青铜底座。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在发掘报告中指出鼓座的出土地为春秋时期的舒国，为群舒故地①，但由于器物铭文缺失过多，无法获得准确信息，所以并未对该鼓座与墓葬的国别进行深入探讨。因此，对于此鼓座的来源地学界存在很多看法，谈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鼓座铭文的释读，并以此讨论安徽舒城九里墩墓的国别与年代，还原历史场景。其中不乏徐国说、蔡国说、楚国说、群舒说和钟离国说等。这些前人的研究对于历史脉络的认识有着重大的作用，本文也是在此基础之上对龙虎纹鼓座的形制、纹饰进行设计探究。

1 九里墩墓葬与龙虎纹鼓座的年代与国别

发掘报告认为该墓葬墓主为春秋末期群舒的某一位君主①，但多名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杨德标先生将九里墩墓与蔡墓从墓葬形制、出土器物进行对比分析，推断九里墩墓是春秋末期蔡成侯朔的墓②;徐少华先生详析了墓中青铜器的风格年代，将墓葬年代定为公元前500年左右，并认为出土青铜器大多具有楚国风格③;张志鹏先生赞同徐少华先生的关于墓葬年代的说法，对比认为该墓葬为楚国君王墓，认为墓葬中的蔡器与钟离器皆为战争获得④。

该墓葬中出土的龙虎纹鼓座，其上铭文大多模糊不清，先后经过殷涤非⑤、陈秉新⑥、曹锦炎⑦、何琳仪⑧等先生的释意研究，将器主释意为“童丽”，可能为钟离器，但钟离国在史料中记载甚微。直至2009年安徽蚌埠双墩一号墓⑨与安徽凤阳卞庄一号墓⑩的发掘，镈钟上“童丽公柏之季子康”的铭文被释意出来，钟离故国的事实概况才被揭示出来。朱华东先生根据九里墩墓葬随葬品的形制风格，认为鼓座的年代为春秋晚期的晚段。①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至目前为止，龙虎纹鼓座的年代与国别大致清晰：秦汉之前作“童丽”，秦汉之后作“钟离”，该器为钟离国国君童丽公魰（敖阙于之玄孙）所属，时间为春秋晚期的晚段，为钟离国之器，同蔡侯戟一样并非该楚墓所属器物。

关于钟离国的地望以及文化来源，由于史料记载甚少，争议很多，一说是徐国的附属国，一说是吴国的附属国，一说是楚国的附属国。春秋末年，群雄割据，钟离国与其他小国在吴楚之战中不断被吞并，与楚国、吴国、淮河上游以及中原地区皆存在着必不可少的联系，且钟离国作为天险之地，承东启西并连接南北，是兵家必争之地。从考古出土器物的文化遗存来看，可以发现楚、吴、中原等不同地区的风格。此外，何光岳先生认为：“钟离国应建于商代末年，为子姓封国，是商朝势力扩张于淮水中游之见证。”②此观点获学术界普遍认同，故钟离国也许保留些许殷商的风格与习俗，从宏观上来看，很难断定其文化来源。而九里墩出土的龙虎纹鼓座的文化属性为何，还需通过对器物造型的细致分解与对比分析来研究发现。

2 安徽舒城九里墩鼓座造型特征分析

春秋战国出土的建鼓座实物中，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长江中下游的江淮之地皆出现龙蛇造型为母题的建鼓座（表1）。

在古代神话中，龙蛇同属，纹饰中龙与蛇常混用，界限模糊。立体造型中，其区别点在于头部与身体。整体来看，龙造型中兽的构成元素复杂多样，或头部带角（平角龙、螺角龙），或身体有四爪或二爪（夔龙），或有首（双首龙），或尾部带勾刺（夔龙），风格雄浑硬朗，多棱多角;相比而言，蛇造型则更趋于写实，平滑蜿蜒，曲线感较强。经表1对比可知，安徽舒城九里墩鼓座的龍，龙身断面呈五边形，多棱，穿插纠结，相互缠绕，错落有致。从立体视觉层面来看，更趋向于蟠龙或者夔龙的造型。

舒城九里墩鼓座是用分铸再焊接的方式铸造，龙身的接缝处可以看见明显的锡块液体。该墓葬被盗两次，器件上部缺失，龙身与虎头后方处皆形成五边形断面，位于铜圈边缘的龙身处呈不规则断面。由于界面相同的部分可能曾相互链接，且龙身两侧存在龙尾钩状的青铜造型，所以鼓座中缠绕的龙可能为单首式结构而非双兽式结构，加上龙身弯曲的方向，可以看出部分缺失的地方可能曾经存在的痕迹（图1）。

发掘报告中认为鼓座中的兽头为虎头①，然后便有龙虎纹鼓座这一说法，其判定的主要依据是其竖立的耳朵，更倾向于抽象的虎形态。除此之外，位于龙身上的虎头造型特征为怒目瞪眼，张口似做吼啸状，嘴形呈现云纹状，耳朵上有成组的云纹纹饰，“T”形鼻子，与其他鼓座中的兽头，尤其是河南叶县建鼓座中的兽头相比，可以看到许多的共性特征，如瞪眼、张口、云纹状的嘴等。

除此之外，舒城九里墩龙虎纹鼓座中龙身处有一对钩形尾刺，与虎头造型两两相对，将圆形鼓座均分为四等分，尾刺的方向与龙身呈90度角。在钩形尾刺装饰的下方，龙身处刻有云卷纹的浅浮雕，外层的云纹较为舒展，内层的云纹较为集中，浅浮雕云纹上阴刻着羽毛般更加细小的短线条。钩形尾刺、云纹、羽毛，整体来看更像一只舒展翅膀的凤鸟（图2）。于是，此倒钩状既可同兽首龙身构成龙的造型，也可同下方的云纹构成鸟的造型。此外，该钩形尾刺的侧壁饰有凸点纹饰，外壁较为光滑，未装饰点状纹饰，内壁有明显点状纹饰磨损的使用痕迹（图3），可看出该钩形尾刺造型具有一定的实用功能，凸点纹饰可能是为了增加摩擦力，勾挂绳索之类的物体，从而增加鼓杆与鼓座的稳定程度。

3 九里墩龙虎纹鼓座装饰的文化寓意

3.1 龙虎元素的文化寓意

龙与虎皆为远古崇拜的图腾之一，随着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社会的兴起，以龙为代表的农耕文化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关于龙在自然界中的原型，有“龙虫说”“龙蛇说”“壁虎说”等不同说法。在本体原型的基础之上，掺杂有兽的因子，以弥补其原型的不足或者增加人为的期望，呈现的是综合的形态。因而产生饕餮纹、夔龙纹、蟠龙纹等不同形式的纹饰，这些纹饰又因为组成兽的不同而变幻莫测。

从功能角度追溯其源，夏商时期，殉人祭祀盛行，龙与虎皆具有食人的性质。郭静云先生认为，其性质并非真正食杀，而是以吞吐的食人方式来表现一种概念性的神化通道。②李学勤先生做出同样推断，认为虎食人或龙食人的吞食象征意味着人与神性的龙、虎的合一。③西周之后，随着巫觋文化的没落，殉人的祭祀方式逐渐消失，直至明清，在君王阶级依旧存在着神龙“吞食”的信仰，通过神龙的通道，为龙所生的即为天子。故龙与虎从食人的性质转变为君王的象征。春秋晚期，群雄争霸，各地称王，出现严重的僭越现象。《左传》杜林合注：“楚县大夫皆僭称公。”经朱华东先生考证，“公”在先秦时期代表爵位，钟离国国君虽未达到爵位，但仍以“童丽公”作称。④各诸侯、附庸小国皆沿用龙与虎的造型，以示与天子平坐，争霸天下。

3.2 九里墩鼓座造型特征的文化传承与发展

吕大临在《考古图》中讲：“祭鼎，文作龙虎，中有兽面，盖饕餮之象。”龙与虎组合在一起，为饕餮之象。饕餮虽构成元素复杂多样，但还是形成了以兽纹为主、龙纹为辅的装饰结构。当把这些龙虎纹鼓座中兽头的特征分解并与殷商时期的纹样进行比对时，这些特征虽然不是完全一致，但存在着许多共性，如对称的脸型、“T”形的鼻子、由两部分云纹组成的嘴巴以及作为定位的瞠目。如前文所述，舒城九里墩鼓座中虎头的造型与河南叶县建鼓座中的兽头有着许多相似的特征。殷商曾在河南建都，钟离国为东夷一支，史料虽未记载，但此前商王东征，东夷保留了很多商文明的习俗，如殉人习俗（双墩一号钟离墓殉葬者10人，卞庄一号钟离墓殉葬者9人）与崇日习俗。九里墩鼓座中的虎头虽含有较多殷商文化特征，但是整体来看，明显龙虎元素所占比重相当，甚至龙元素更为突出，而龙蛇纹饰正是吴楚地区东夷一族形成的独特地方文化。

此外，整体来看，“对半折分”为殷商时期主要的抽象造型法则，即两个身体共用一首，既有正面兽的造型，又可将其对半拆分成两只侧立的兽。九里墩鼓座中的兽头嵌入了龙的身体中，而非河南叶县建鼓座与曾侯乙墓建鼓座中蟠龙的叠加状态，如此看来，九里墩鼓座在铸造之始便已规划好龙的叠加造型，再经分段浇筑并组合焊接。若正对虎头以平视的角度去观察，会发现该虎头同时属于左右两边的身体，虽然身体造型不是完全对称，但也基本符合“对半折分”的造型法则。若起身观察整个鼓座，又会看到两条完整的龙相互交缠，错落有致。

综上所述，九里墩鼓座虽为春秋晚期钟离国的器物，但可以看出仍然存在殷商时期的影子，这有可能是罗樾先生所认为的，青铜器纹样仅是纯粹的装饰或纯粹形式，作为图式一直沿用于后代。①但是，古人的信仰并不能单纯地以今日理性的思维去衡量，任何一种信仰融入地方文化时，总会出现一些应用上的改变。正如贡布里希曾指出：“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的。伟大的装饰风格不可能是某一个人的发明，不管这人多么富于灵感……所以有些形式系列就像轮流跳绳游戏一样，每一个手工匠从前辈手里接过绳子晃一圈。”②每一件青铜器的造型都是设计者融合曾经的图示，加上环境影响以及自己的艺术造诣铸造出来的艺术品。

4 结语

经近半个世纪的研究，经各学者细致入微的分析，基本确定了九里墩龍虎纹鼓座的国别与年代，也为本文提供了历史与考古基础。鼓座虽缺失了部分造型，无法还原其本来样貌，但通过对其断面和曲率的分析，可将其部分还原，事实上，其更接近于一首三身的形制，以满足多个角度的独特观看方法。从钩形铜饰的使用痕迹可以看出，有钩挂捆扎绳索类物件的可能。青铜器中纹样与图示的研究自20世纪开始就从未停止过，吸引着中外学者，也给我们留下了重重谜团。安徽舒城九里墩龙虎纹鼓座还有许多值得广大学者研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