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正如郭岱君所说：“‘两蒋日记对于了解20世纪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社会，是极珍贵的史料。它们不仅是哪一家、哪一个党派的珍贵记录，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经历的重要历史见证。”

历经多年诉讼，备受学界关注的蒋介石、蒋经国日记（即“两蒋日记”）所有权诉讼案，日前在台北地方法院有了初审结果：“两蒋”任职期间的文物归属“国史馆”所有;任“总统”前的档案归私人所有。对于此结果，几个蒋家重要当事人都谢绝采访。

作为当年把“两蒋日记”引进到胡佛档案馆的重要当事人之一，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说：“‘两蒋日记对于了解20世纪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社会，是极珍贵的史料。目前台北的判决虽然不是终审，但如果真的把两位蒋先生的日记分别归属于‘国史馆或家属，那就等于把‘两蒋日记拆散了，非常不利于日记的保存与研究。此外，能到胡佛档案馆看日记毕竟不是易事，未来可能很难看到完整的日记出版。我很担心，更觉遗憾！”

抛除蒋家内部对日记所有权及处理方式的纷争，由此诉讼引发的另外一个问题或许更值得思考。“日记作为历史研究的材料，有私密性，但政治人物有其政治身份，那他们的日记为公为私？这恐怕有待厘清。”胡佛研究所东亚馆藏部主任林孝庭说。

“两蒋日记”入“胡佛”

存放于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内容始于1918年，直至1972年蒋介石因病中止，跨度长达54年（注：蒋介石从1915年开始写日记，但1915至1917年的部分日记下落不明）;蒋经国日记则从他1937年自苏联返回中国开始，一直到1979年底，两份皆以毛笔书写。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去世，他的日记由蒋经国保存;1988年，蒋经国去世，蒋氏父子日记则由蒋经国三子蒋孝勇保存。1996年，48岁的蒋孝勇因癌症去世。此后，这部分档案就由他的夫人蒋方智怡保存。

“我先生（蒋孝勇）走了之后，我先处理过一段，怎么保存它、不损害它，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蒋方智怡说，整理蒋介石日记对她来说是一个有难度之事：“爷爷（蒋介石）每天都会写日记，里面的人物有些是昵称，有些是字号，我们也弄不清楚，要请专家来告诉我们这些人是谁，是怎样一个背景。”因为蒋介石日记记载了很多他早期的个人生活经历及内心世界，蒋家后人最初也并未有公之于众的想法。

据台媒报道，在一次传讯中，蒋方智怡透露了当年处理日记的细节。她提及当年蒋经国把“两蒋日记”交给蒋孝勇时，无论是蒋纬国还是蒋孝勇的两个哥哥蒋孝文、蒋孝武都没有意见。當年，蒋孝勇交付时也说明所有权属于她，后来许多学术研究单位都联系过她，而她当时通过宋仲虎（宋子文弟弟宋子安的次子）、孔令伟（孔祥熙与宋霭龄之女）与在美国的宋美龄讨论，确认不能赠予。只有斯坦福大学提出了可以“暂存”的方案，所以她才最终决定与胡佛研究所签约。

2006年，胡佛档案馆开放了蒋介石从1917至1931年的第一批日记;2007年4月，又开放蒋介石从1932至1945年的日记。按照计划，蒋介石日记全部开放之后，2010年会接着开放蒋经国的日记。但这一计划却因“两蒋日记”的归属权诉讼案而耽搁下来。

纷争不断

对蒋方智怡来说，决定公开日记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学者们几乎一致赞赏，而来自岛内的争议甚至负面消息却从未消失过。蒋方智怡说：“我一直为这些历史文件寻找适当的保存地点，最重要的考虑是档案保存能力以及学术环境的公正与否。很多学者认为，这些珍贵的史料应该留在台湾，但我希望有一个国际性的、公正性的学术机构，多元化、多面性的学者来研究，而不仅仅是大陆或台湾的学者来参与。”

另一个不和谐之声来自蒋家内部。反对意见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蒋经国长子蒋孝文的女儿蒋友梅。蒋友梅认为日记所有权应为蒋家继承人共同所有，蒋方智怡没有资格代表蒋家与胡佛签协议。

2010年，盛传已久的家族矛盾终于公开化，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复杂的诉讼。重重压力之下的蒋方智怡还曾当庭落泪。她自诉为了保存这批日记“尽心尽力”，也花了不少钱。好在诉讼归诉讼，最终各方同意开放蒋经国日记复制本，以供学界使用。

档案的价值

有“蒋介石日记研究第一人”之称的历史学家杨天石是蒋介石日记开放后，第一批去胡佛研究所从事研究的学者。他说：“在胡佛档案馆看到的蒋介石原版日记的好处，在于提供一个没有修改过的、原汁原味的日记。”

受蒋宋家族委托，宋子安的儿媳宋曹琍璇主要负责在胡佛研究所审阅日记。宋曹琍璇称，刚一接手这个工作，胡佛中心便向她介绍了几个原则：对原文件不能删，也不能销毁，涉及个人隐私、健康问题、财务问题、对外人不甚友好的批评，家属可以做一些处理。但所有过滤掉的东西只是暂时性的，到了2035年仍会全部公开。

杨天石称，蒋介石在早期日记中写了很多个人隐私，那时的蒋介石在上海十里洋场过着浮浪子弟的生活，逛妓院等经历在日记里也有所记载。

相对而言，蒋介石早年的日记被涂改的地方比较多。但按照美国的《档案法》，被涂黑遮盖的地方30年以后都要恢复原状。

不过，杨天石提醒，“不要把‘两蒋的所有东西都看成是档案”。蒋经国1937年自苏联回国之后，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开始写日记。不仅如此，每年年底，蒋介石还会审阅、批注蒋经国的日记，来观察他的政治修养和修为。

“有一部分人认为蒋经国的日记写得很刻意，是因为他知道父亲会来审读，这让他不敢说真话。但也有人认为蒋经国在日记里面写了自己的真性情，比如‘中研院近代史所前任所长黄克武在早年专访里提到，蒋经国先生对于某些人物的批评非常直率。”林孝庭说，“（蒋经国）数十年来没有间断地写日记，单就这一方面来说，它所呈现的内容，就很值得历史研究者去研究。我们可以窥见，作为重要的政治人物，对于某些重要的议题，蒋经国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对于过去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许也可以提供新的线索。”

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正如郭岱君所说：“‘两蒋日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经历的重要历史见证。我们希望所有中国人都能从历史记录里了解到，我们的民族经历了怎样的过去，这是比如何评价个人更重要的事情。”

（水云间荐自《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3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