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蕾，史雁滔

（天津商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一、引言

“前疫情”时期的中国，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医患矛盾严重的社会语境下，有学者研究发现，偏向弱者的思维定势和一些新闻媒体的倾向性报道导致了对医生形象一定程度的歪曲化或污名化，从而造成了社会对医生的负面刻板印象（徐晨霞，2018）。特别是青年医生这个群体（朱桂生、黄建滨，2018），由于媒体间激烈的市场竞争，在医疗事件中刻意将其塑造成傲慢、不负责任和不可信的施暴者形象，造成对该群体的社会偏见和污名化，从而给医务工作者的社会信任造成严重影响。这些研究表明，媒体话语在建构医务工作者形象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值得进一步探究。

而在2019年，伴随着震惊全国的几件伤医、杀医案件的出现，医患关系的舆论天平开始向医生群体倾斜，并有学者（杨静、童宽，2019）建议在全媒体传播背景下，通过创新对医学界典型人物的报道形式、内容和路径，从而达到示范教育作用，还能让公众了解这一行业，实现公众和同行的认同感。

2020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席卷中国，国家启动一级响应并通过切断传播途径的方式来开展疫情防控工作。面对疫情，全国各地的医务工作者或主动请战驰援疫情一线，或坚守岗位守护着一方人民的健康安全。国内各大媒体对这些战疫一线的医务人员进行了关注和报道，具有引领舆论、传递正能量的效果。以《人民日报》的微信公众号为例，在此次疫情中该媒体依据舆情热度及网民关切度，运用文字、图片、插画、视频等多种形式，不仅主导了对钟南山、李兰娟和张文宏等医学界典型人物的深度报道，引起了广大群众对医学专家观点的强烈认同和转发，还对抗击疫情的广大医务工作者进行了既有群像式又有个体鲜活故事的多角度报道。

话语既是社会过程的意义产物，也是社会主体具体社会定位的体现，是一种参与社会现实构建的互动现象（Kress，1989）。费尔克劳（Fairclough，2001）认为，话语是社会实践，也是一种再现社会现实的方法。当今社会媒体话语充斥于互联网中，其实质也是话语生产者通过一定的话语策略来再现和建构社会现实（刘明，2014）。另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现代社会中的传播形式不仅限于语言符号，同时还以图片、视频、插画等其他符号形式呈现，而多模态话语分析就将研究拓展至非文字符号领域，旨在探究语言和其他符号意义的效果（朱永生，2007）。本文将研究目光锁定在《人民日报》，因其是公认的国内最代表官方权威的媒体，希望通过对其在疫情期间涉及医务工作者的媒体话语进行基于话语-历史研究法的分析，探究在此次疫情的人物报道中所体现的社会价值取向，讨论当前社会语境下医务工作者形象建构的新变化。

二、文献综述

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来看，媒体的人物报道多针对典型的重要人物，不同时期对典型人物的报道都具有时效性，但报道的内容趋于多元化，也常采用叙事方式进行报道，增强公众对人物的感知力。从历时的角度而言，有学者发现媒体关于人物的说教式宣传正转向平等对话模式（徐敏、陈怀林，2018），同时对典型人物的报道在互联网的作用下也呈现“双轨发展”的格局，通过构建平等公开的平台实现人物的价值型传播（庞书纬，2020）。从共时角度来看，近年来有针对特定平台上的人物进行的传播建构研究，如王炎龙和刘叶子（2020）从《时代周刊》榜上人物的主体属性和话语表达探究其影响力的传播和构建，从人物形象的分析转到了对国家形象塑造的思考，刘立刚和张岩（2017）则对央视“寻找最美”系列报道作了传播策略的分析，探究人物的故事化建构对主流价值观的传播作用。

这些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研究也在向多元化趋势发展，不仅仅聚焦于单一的人物宣传，还探讨媒体如何再现社会现实并实现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传播。庞书纬（2019）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人物的报道主要以网络依托、公众参与的新模式为主，应调动网民参与度，多从个人的生活细节去烘托人物特性，通过积极地宣传自下而上地对主流价值观进行构建。

除了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对人物报道进行研究外，批评话语分析学者也关注某些群体或个体形象的话语建构。例如，李娜（2017）从《人民日报》社论中高频词的变化发现，随着社会历史语境的变迁，女性的身份地位也经历着动态变化。还有针对英雄人物的话语研究，如赵芃（2017）研究了话语对“学雷锋活动”的建构，通过分析话语策略、互文关系、使文本化过程等话语手段，发现这一社会实践过程是由持续性话语所构建的，进而引导大众进行学雷锋活动。这些研究表明，从媒体话语和形象建构的角度研究人物报道，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探究人物报道与社会价值取向的辨证关系。而本文一开始提到，“前疫情”时期医务工作者形象较为负面，2019年医生逐渐成为社会暴力受害者，而媒体话语如何利用疫情这一突发事件改善医患关系推动社会变革，相关研究目前还不多。

由于当下新闻呈现形式的创新性，很多公共话语也呈现了非正式化的趋势（蒋颖，2019），媒体话语也是如此。以《人民日报》为例，由于其纸媒文章普遍篇幅较长，受众有限，便主动融入新媒体的融合发展，其微信公众号采用丰富的媒介手段吸引公众，普及了亲民爱民的党媒形象，广受民众关注（蔡胜辉，2019）。因此，本文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疫情期间推送的涉及医务工作者的相关报道为语料，综合运用互语性分析、话语策略分析和视觉语法分析，探究疫情下媒体话语如何构建了什么样的医务工作者形象，并讨论其前因后果。

三、语料收集和理论框架

本文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自2020年1月22日至3月18日对抗疫中医务工作者的报道为语料，共计131篇报道，其中以纯图片报道的共有53篇。报道内容有对个人贡献的叙述，有对团队整体的介绍，还有民众对医疗队员的感激；而从报道形式来看，大多采用小句形式进行文字叙述和插图的方式，或者直接采用大图或特写并在图中附配文字。

本文以话语-历史研究方法为基本理论框架，该方法强调以社会问题为出发点，探究话语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话语-历史法在确定所研究的主题或内容后，探究不同话语之间的互语关系以及文本和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在此话语是语言在相关语境运用中再现意识形态的一种社会实践，而在体现该社会实践的话语中还包含着与前述相关的话语，故而互语就是探究这种话语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田海龙，2009：157）。而互文性主要指文本生成中与其他文本的重复和交叉（辛斌，2000）。另外，该方法还强调要侧重对语篇策略进行分析，这些策略主要包括指称（提名）策略、述谓策略、论辩策略、视角化 / 框架化或语篇再现，以及强化或淡化策略（Reisigl& Wodak，2009：94）。除此之外，为了适应当下读者快节奏的阅读方式，所考察的新闻报道中超半数都以图片报道为主，因此，本文引入Kress和van Leeuwen（2006：15）提出的视觉语法理论，主要涉及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三个方面，主要从互动意义对报道中具有代表性的图片进行分析。

综上，本文针对《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中医务工作者的报道，将先进行互文关系和互语关系的讨论，而后再对报道中所涉及的话语策略和图片的互动意义进行分析，从而探讨医务工作者媒体形象建构与社会价值取向的互动关系。

四、人物报道分析

1 互文性分析

话语主要以文本的形式来参与社会实践，而新闻报道中也会重复其他语篇中出现的内容，从而增加报道的可信性和可读性，调动受众的参与度。

（1）这些按满红手印的请战书，看哭了……

（请战书图片）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千名医护人员，请战抗击新冠肺炎。他们按下自己的红手印，发出铮铮誓言，“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

……甚至还有离退休老干部群体。（科技退休党支部汇报的微信聊天截图）

……向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致敬。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2020-1-24）

这则新闻中，“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与“请战书”语体中的原文形成了互文关系，同时两个文本有一些重叠的主题，即医务工作者负有使命的主题和报名请求支援一线的主题重叠。这展现医护人员不畏生死的崇高精神，体现了医护人员对国家的责任和奉献，从而构建他们的职业精神。

（2）“增兵”火神山！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军队抽组1 400名医护人员于2月3日起承担武汉火神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专科医院医疗救治任务……

……据了解，医护人员中有不少人曾参加小汤山医院抗击非典任务……（《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2020-2-2）

另一方面，抗疫人物的新闻报道与“中央指示”的政治语体也形成互文关系。在这则新闻中，该文本发表在“中央指示”的文本之后，这从“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可以看出；同时还与人们的“非典”经验形成互文，在本则新闻中通过“不少人曾参加小汤山医院抗击非典任务”明确前指“非典”经验。从这组互文关系来看，政府在疫情防控中起到统领性作用，通过强有力的领导对疫情防控进行部署。

2 互语性分析

纵观本文语料的整体内容，可以发现涉及医务工作者这一群体的话语的互语性关系十分凸显。首先，互语性主要体现在话语的内部，通过主题进行关联。就疫情期间的报道而言，请战书是对医护人员进行人物报道的一部分，通过将请战书镶嵌在人物报道中，两种语体通过主题关联的相互作用，形成互语的关系，从而体现医务工作者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英雄形象；另一方面，在报道中引用医护原话，例如，“只有在战场上，我才能安心”、“想想自己作为一名医务人员，在这种病毒肆虐的情况下，我们不上阵谁上阵”，一方面让医护工作者通过自身话语构建医护形象，另一方面报道也通过新闻语体和个人语体的互动，形成互语现象从而对医护工作者形象进行“他塑”。

其次，由于媒体在“前疫情”时期对一些医源性失误的过度关注和报道，导致公众对医务人员的信任缺位，造成对医务人员的污名化和信任危机，这也与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的完美主义心理倾向相关（朱桂生、黄建滨，2018）。正因为这种认为医务人员应有道德圣徒般的人格和道德品质的心理预期，一旦其不能满足这种预期，会导致社会群体走向失望，少数会发生极端事件（尹洁，2017），疫情前发生的“眼科医生陶勇被砍案”和“杨文医生被杀案”正是如此。在此期间，通过媒体报道、公众评论转发、法律解读等对案件进行再现传播，让公众对医护人员的职业深入了解，同时引发了社会对医务工作者的关注和同情，也让社会对医生所处医疗环境和医患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这种对医务人员的重视和舆论倾斜使得公众在疫情开始后对医务人员参与抗疫救援有了情感铺垫，而疫情中医务工作者也用自身言行通过媒体构建了勇敢坚毅、不畏生死的形象。这些疫情期间的报道与之前案件相关的各种话语也形成了互动，构成了互语性关系，在话语互动中较为负面的医生形象开始转向正面。

通过对互文关系和互语关系的分析，可以发现在抗击疫情的社会实践中，医务工作者的“请战书”以及其他形式的直接引语与媒体报道之间形成互文关系，同时在抗疫话语实践中的不同语体以及疫情前后的不同话语也形成了互语关系，共同对医务工作者形象进行正面建构，凸显了他们舍生忘死、不畏艰险的职业精神。在不同话语的互动中，构建了团结奋进、顽强不屈的医务工作者形象和众志成城、稳中有序的社会现实，展现了政府稳健有序的疫情防控举措，体现了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同时微信公众号的评论区也塑造了媒体的亲民性，激发了读者的主体性参与意识，网友参与评论既是与报道内容的互文和互语，也属于下文中要讨论的视角化策略，凸显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身份认同。

3 话语策略分析

本文主要从指称策略、述谓策略、论辩策略和视角化策略切入，探究新闻话语在疫情防控的社会实践中对医务工作者形象的话语建构。

3.1 指称策略

指称策略是指通过归类将社会主体划分为自己人或他者，或以命名等方式赋予社会主体某种特征，以此来建构和再现社会活动（Wodak，2001：237）。一些新闻标题借用各省的简称拟题，如“‘渝’战愈勇”、“竭‘晋’全力”、“‘津’字招牌”等，通过正面意义的谐音造词，赞颂各省医务人员的艰辛卓越和奉献精神。此外，这些报道还列出了该省份全部援鄂医务人员名单（有的报道还附照片），承认个体的价值，也代表人民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认可和感谢。

“逆行人”、“生命的摆渡人”等词的使用，运用隐喻的方式将医生建构成迎难而上、救死扶伤的英雄形象。媒体的影响力使得这种指称策略也广泛在其他话语中使用，在疫情语境下形成了指向性特征，即一提到“逆行人”、“摆渡人”等词时就会联想到医务工作者的形象。

此外，在“00后长大了！这就是中国年轻人的样子”、“战疫00后”、“了不起！抗议一线的90后”、“抗议一线90后的这双手，令人心疼”、“从30后到00后，他们在前线并肩战斗”等报道中，将人物依自然年龄属性进行划分，强调了在战疫过程中有各年龄层人员参与和付出。同时，侧重对“90后”和“00后”的报道，体现年轻一代的活力和社会贡献。一方面表现该年龄层在抗疫一线的人数占比之多，另一方面也体现他们在疫情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代表了国家的希望和未来。一些报道通过对个体的描述来代表该年龄段的一代人，不仅可以引起同龄人的共鸣并激励他们的斗志，而且也能够激发其他年龄层的共情之心，对青年医护人员塑造了信任、认可的基础，构建了负责任、有担当的医务工作者形象。

3.2 述谓策略

述谓策略是指运用否定或肯定意义的词语对社会主体的行为作出评价，其态度多以谓语成分或形容词来表明（田海龙，2009：158）。

（3）“我是汶川人呀！”24岁护士请战，聊天记录看哭……

佘沙：“这几天我也一直在关注新型冠状病毒，如果需要护士请先通知我，我可以去一线，原因如下：（1）从全员护士来看，我年龄小，如果不幸被感染了，恢复肯定会比年长的护士老师快（2）我没有谈恋爱，也没有结婚3身为汶川人，我得到过很多的社会帮助，如果我有机会能够去前线出自己的一点力，我一定义无反顾”“这几天的新闻，让我想到了汶川地震的场景，我觉得我应该去。”“因为我和其他护士不一样，我是汶川的呀！”（《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2020-1-28）

在这篇报道中，佘沙不仅是一名医务人员，还是2008年汶川地震幸存者，在她主动请战抗疫的聊天记录中，可以发现她对自身的身份形成了预设，即“我曾在汶川地震中得到过社会帮助，现在我应该回馈社会”，这种感激回馈式预设体现了佘沙知恩图报、为他人着想的精神。同时多重正面含义的谓语成分诸如“一直关注”、“先通知”、“义无反顾”、“出自己的一点力”等的连续使用，充分再现了她参与抗疫的坚毅和决心，以及回报社会的感恩之心。而她也是国家千千万万个主动请战抗疫的缩影，体现了医务工作者对抗击疫情心甘情愿付出、不怕艰难的形象。同时，这些述谓策略也能够感染读者，展现了责任的继承延续和民族的优良传统，加深人民对医务人员的信任并带动民众积极面对疫情。

3.3 论辩策略

论辩策略是通过不同的论题（topoi）即因果逻辑来阐释社会行为主体正面或负面的特征（Wodak，2001：237）。讲话者可采用不同的论题对话语进行描述和论证，本文所考察的新闻报道主要使用的论题有责任论、益处论、文化论等，这些论题均有由前提和结论组成的表示因果逻辑的惯用语句。

第一，责任论。其因果逻辑是如果一个国家或集体对某个具体的问题是负责任的话，该国家或行为主体应该采取相关措施去解决这些问题（ibid.：239）。在多篇《人民日报》的微信推送中都有医务工作者的一句话：“我们应该上！是医务工作者的职业操守和责任。”在疫情发生之初，人民都陷入恐慌，但是医务人员秉承对患者的服务意识和救死扶伤的信念，冲锋在一线，为人民筑起抗击病毒的防护墙。这些以责任为论题的推送报道，诸如“为保卫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作出我应有的贡献”、“医护人员现在就是战士”等体现了整个医务群体无私奉献、舍己为人的大爱精神，也构建了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的职业操守和坚强的信念，同时展现了国家在抗击疫情中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也构建了负责任、有担当的国家形象。

第二，益处论。其因果逻辑是如果一个行为在某种情况下是有益的，那么就应该予以执行（Wodak，2001：238）。

（4）“段子手男神”张文宏，又有金句了！

“我们以前说，防火、防盗，防什么，现在就是防火、防盗、防同事。我们的同事在日常接触中，有些人可能已经成为一个潜在的感染者。所以，跟同事在一起也要防着。”

复工以后，还是主张大家不要有大规模的集会；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这个疫情没有得到完全控制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戴口罩、勤洗手、不扎堆，电梯要经常消毒，所在办公环境要经常通风。（《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2020-2-23）

张文宏医生采用风趣幽默的说法，宣传在疫情期间“防同事”等细节是能够阻挡病毒的传播，所以也被网民大量转载，并运用于工作场合。这种轻松易记的防疫知识很容易为公众所接受，同时也体现了医生并非是照本宣科、一板一眼的严肃形象，而是为民着想又风趣的亲民形象。同时，这种益处论采用公众耳熟能详的民间俗语模式，其宣传趋于教育化，使得医生的身份在防疫科普时由职业医师转向教育者，体现了身份是由语境的变化所决定的。这种话语策略强化了医生在疫情大背景下既要治病更要医心的使命感，体现了医生的专业素养和为民服务的意识，构建了医务工作者循循善诱、负责任的形象。

第三，文化论。其因果逻辑是如果某个行为主体具有某种文化特征，在特定情况下就会出现某种问题（Wodak，2001：241）。

（5）医疗队想念家乡的大馒头……硬核山东又来了

驰援湖北的医疗队，想念家乡味道了怎么办？山东老乡给出答案！

……和馒头一起送去的，还有德州的挂面、蒙山的羊肉、平度的水饺、沂源的苹果……满满三大车山东风味，运往医疗队暂住的九家宾馆。

……陕西医疗队的队员们想念家乡的油泼面了。队长马现仓带领后勤保障组，特地为队员做了一顿热腾腾的正宗陕西油泼面。

……福建福清市鳗业协会组织了一批鳗鱼养殖户……粤菜大厨带着湛江鸡、水产品、海割米、三厨萝卜等十几吨食材进驻医疗队驻地……山西第十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在太原武宿机场，则是人手一瓶老陈醋……

网友：想吃什么，跟家里人说！照顾好身体，早日凯旋！（《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2020-2-20）

由于我国国土幅员辽阔，每个省也因地域文化的不同，各自拥有具有本省特点的美食文化，在一个区域时间久了就会形成本地的口味偏好，所以在这次支援湖北中会出现“吃不惯”的现象。而这一“硬核”报道，及时地解决了因地域文化的差异而带来的问题，既表现了医务人员在驰援过程中的艰辛，也展现了国家和各个省政府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人文关怀，还展现了爱心企业的行动力。从宏观来看，这一需求-供应的快速响应，也反映了人民和医务人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和支持，社会各行各业都为疫情一线的人员提供支持和保障，构建了有求必应、互帮互助的国家和民众形象。

从这三个论辩策略可以看出，《人民日报》在对医务工作者的报道中，充分塑造了医务人员专业负责、亲民为民的形象，也构建了国家负责任、企业有爱心的形象，以及在民众和医务人员的互动中建立了信任的基础。

3.4 视角化策略

视角化策略，又称语篇再现，是指通过描述、报道或转述方法来表明讲话者对语篇的看法（Wodak，2001：237）。讲话者可以通过不同的视角将自己的观点与语篇进行融合（田海龙，2009：158-159）。该策略常通过指示词、直接引语、隐喻等手段来实现（Reisigl & Wodak，2009：94）。

（6）“疫”线家书

不知不觉来到武汉已经第十八天。当初我报名来湖北支援的时候，一开始你是不同意的，你说不要我那么伟大，我和你说我不想成为英雄，我只想疫情早点结束。就像当初我们医院成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护理应急防控小组，你分到了危重症护理小组第二梯队，我为你担心一样。其实我们都是职责所在，这些事总要有人去做……

您常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您总是冲在救援的第一线，2008年我出生才几个月，您就奔赴了汶川赈灾救援，我问妈妈这次出征和汶川救援有什么区别，妈妈说：“这次生死未卜！”……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2020-3-2）

这篇报道从医务人员和其家属的视角，运用书信的方式对他们的心理、所处环境等进行叙述。这些文字均使用第一人称，体现了医务人员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还有家庭氛围以及社会环境赋予其的使命感和价值。这些话语的直接引用也实现了在报道中的再情景化。这不仅是父母、子女、伴侣之间的家常对话，同时也是该媒体借助这些话语来表达自身的立场，引导舆论关注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展现他们在工作中的辛苦和不易，构建了医务人员用心努力、任劳任怨，不求回报的职业形象。报道通过家书的形式，把医务人员视为有情有义的普通公民群体，将医务工作者的形象“去神圣化”（尹洁，2017），从而强调他们对职责、对生命的重视和负责，能够引起与读者之间的共鸣，增进公众对该岗位人员的理解，从而构建了无私奉献、重视生命、为人民服务的医务工作者形象。

4 典型图片分析

视觉语法理论是由Kress和van Leeuwen（2006）提出的，主要阐释图像的三大元功能对话语意义的构建，分别是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本部分主要对报道“5张对比图，看完泪目……”中的两张图片进行互动意义分析。互动意义指的是图像制造者、图像表现者与图像观看者之间的互动，其意义从接触、社会距离、态度和情态四个方面来表现。

第一，接触分为索取和提供两种形式，索取是图片参与者与观看者有眼神接触，否则就是不指向观看者，处于一种客观的视角（黄圣、张梅，2019）。在“无悔”这组对比图中，左侧是90后护士单霞的证件照，长发飘飘，秀丽淡雅，而在参加武汉抗疫时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和节约时间，她剃成了光头。在照片中她目光向前，与观看者形成了目光交汇，即是一种索取。这种目光的交汇与观看者形成了互动，也让读者在看到这幅对比图时为其敬业精神所感动。而在“再战”这一组图片中，左侧是儿子迎接宋丽萍参加2015年抗击埃博拉任务归来，而时隔5年后，母亲继续奔赴抗疫战场，已经比妈妈高一头的儿子给了她一个拥抱。虽然没有与观看者有目光交汇，但这一提供式接触也让观看者感受到医务工作者的视死如归、抗击疫情的决心和信心。这两组图片均体现了医务工作者的任务艰巨，工作辛苦，以及医务人员排除万难，坚守岗位，为人民服务。

第二，社会距离体现一种社会人际关系，取决于图像取景距离的远近。在“无悔”这组图中，以聚焦的模式对人物的头部进行了特写；而在“再战”这组图中，通过中远镜头展现母子之间挂念，反映了医务人员忠于责任，不畏辛苦的精神。

第三，态度由拍摄图像的视觉来决定，主要分为正视、侧视、仰视平视和俯视。在这两组图片都采用了平视的视角，是观看者与参与者处于相同的地位，从而能够与图片中的人物共情，体会医务人员面对疫情由难过到坚定的心理过程。

第四，情态指由色彩饱和度和色调来体现图像所构建的互动意义。这两组图片通过不同色调的碰撞，寓意着胜利终会到来，在国家的部署下闻令而动，在各医疗队队员的努力下可成功抗击疫情，从而展现了全国医疗队抗击疫情的努力和驰援湖北、战胜疫情的信心和期盼，从而塑造了全国众志成城、全力奋进的国家形象。

通过对图片的视觉语法分析，可以发现图片主要凸显人际关系，以平视的视角，采用目光接触或特写的形式与观看者形成互动，以及色彩对比的方式来呈现媒体对疫情走势的希望。总体而言，这两组图片通过对比援鄂前后的状态，塑造了无私奉献、温暖共情、责任至上的医护人员形象，同时也展现了生命至上、深厚凝聚力的国家形象。

五、结语

综上所述，《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对医务人员的报道在与之前媒体关注较多的医疗事件和“医患纠纷”的互语关系中，利用新冠疫情这一突发事件，对之前较为负面的医务工作者形象进行了正向引导。一方面，通过塑造医务人员临危不惧、负责任、有担当的平民英雄形象，在医务工作者与公众之间建立了信任和共情。另一方面，媒体话语通过使用指称、述谓、论辩、视角化等话语策略以及图片的互动意义，不仅对医务人员所做贡献给予正面评价，生动多样的话语形式也帮助缓解了新闻受众因疫情隔离而产生的紧张感和压迫感。另外，在新闻报道中杂糅其他语体，诸如公文语体、“请愿书”语体、书信语体、网友评论语体等形成了互文互语性关系，表明媒体传统的说教式宣传正转向平等对话模式，构建了《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平易近人的官方媒体形象。

这些在疫情期间涉及医务工作者的媒体话语引导了舆论对所属医疗环境的认识并与公众建立信任关系，构建了医务人员无私奉献、迎难而上的形象，提升了公民对医务工作者的认同感，有利于改善医患关系，推动社会变革。同时，媒体话语也帮助再现了国家控制疫情的效力成果和社会治理能力，进而塑造了负责任、众志成城、实力雄厚的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