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

大约52年前，或许更早一些？那时候，我还在家乡一所小学里读书。那是一座小城市，城虽小，却是有些历史渊源的。那里有满城的荷花，有木桥，有明代的“文峰塔”，且还是古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方。当年，就连我读书的那所小学，名字也是有些雅意的，叫“古槐街小学”。

时光荏苒，许多事情记不得了。可那年秋天，一个少年背着书包，在夕阳里踽踽独行的情景，一直烙在我心底。

我出身于工人家庭。当年，父亲作为国营工厂的工人，月工资只有42块钱。母亲原也是这家工厂的工人，后来成了一名在街道上打零工的家庭妇女。父亲的42块月工资不仅要养活我们兄弟姊妹四人，还不时要接济乡下的姥姥、姑姑等亲戚们，委实十分吃力了。

那时候，为了养家，母亲整夜在一架缝纫机上给人轧鞋垫。轧一双鞋垫1分钱，母亲整夜要轧上100双鞋垫才能挣上1块钱。那时，夜半醒来，缝纫机的“咔咔”声每每在耳畔响着。昏暗的灯光下，母亲佝偻的身影印在墙上，就像是一头老牛。

当时的1块钱，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是十分当紧

的。经过了一晚的劳作之后，我的母亲，白日里还要站在街头给建筑工地织草苫子。织一个1.5米长、0.7米宽的草苫子，可挣5分钱。这样的活计时有时无，好的时候，一天可挣7角5分钱。可以想见，那年月，母亲把全身的细胞都当手来用，四下里扒拉，才勉强维持住了一家老小的生计。

在这样一个秋天，我家乡的城市要在10月1日举办一场国庆庆典，要在本市广场组织10万人规模的庆祝大会，规定参加的学生一律要穿蓝裤子、白衬衫，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正装”。

我们都觉得这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学校在国庆前一个月，就开始训练队伍了，队列走不好是要刷下来的，个头儿太低也要刷下来。在操场上训练时，我已连过两关，步伐走得很标准，个头儿也不低。可是，我遇到了一个难题——没有“正装”。

那年秋天，天很蓝，我心里却很苦。

整整一个月时间，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都是在沮丧中度过的。上哪儿弄这么一件白衬衫呢？那年月，我们兄弟姊妹就像一支“蓝色小队”，上下都是一身蓝，是母亲自己做的蓝上衣、蓝裤子，做时还要大上一号，这是为了让正在成长的我们多穿一些日子。裤子虽皱巴些，还是有的。这白衬衫就不好办了。

現在想来，那时家里有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吃饭都成问题，要无端添置一件白衬衫，这要求的确有些过分了。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能参加这么一个光荣的活动，是多么……于是，我与母亲整整对抗了一个月，甚至绝食，执拗地要求她给我买一件白衬衫。我记得，那时候，买一件商店里卖的标准的白衬衫，需要六七元钱和相应的布票。于是，在我跟母亲“斗争”了一个月后，在那年的9月29日早上，我含辛茹苦的母亲，经过一夜的劳作，终于把一件白衬衫放在了我的床头。

家里实在拿不出这六七元钱，也找不来布票。这件白衬衫是她用一夜的时间，用一块白布料自己做的。它不是商店里卖的那种，袖子没有缩口，是农民常穿的那种“一敞当”。

我哭了。

52年过去了，社会生活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子比那时好太多了，母亲却已走了。心里有些话，该对谁说呢？

现在的少年，绝不会再为一件白衬衫发愁了。我还听说，有些年轻入网购成瘾，有一屋子衣服。当然了，如今我的衣柜里，也有各种各样穿不完的衬衫。可那时候，一个少年的孟浪，直至今天，还是让我羞愧不已。

（选自2019年9月2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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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主要讲述“我”为参加国庆庆典，要求母亲给“我”添置一件白衬衫的故事，但作者并没有开篇就从这件事写起，而是用大量篇幅交代“我”的家庭情况，这样写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