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她的那个日子，是极平常的一个日子。楼下门卫打来电话，说我传的人到了。

“让她上来。”说完，我放下话筒，端坐在办公桌前等候。我要等她上来，然后很严肃地指给她一个我事先摆好的凳子让她坐。这是我的习惯做法，我要在心理上给被传唤人一种压力，好让她觉得不说实话是不行的。

等了半天，不见人上来。

怎么？莫非找不到门？可传票上写得明明白白。正琢磨，有人轻轻敲门。

“进！”我很生硬地说。可是，当门被慢慢地推开时，我不由得打了个愣怔。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门口站着的竟是个架着双拐的女人。

我端坐着的身子伏向前，紧接着又站起来。

“我找曹乃谦。”

她拾起胳膊，把传票递给我，因呼吸急促，话语断断续续，声音也极微弱。

“噢，对，请进，请进。”

我跨着大步子急急地迎上去，想去搀扶她，可又急急地退至墙边，给她让开了道儿。

她撑着双拐，“咯噔、咯噔”地进了屋。她的左腿是健康的，脚步也正常。短小的右腿则完全悬在空中，随着步子一下一下地晃悠。

“请坐，请坐。”

我又跨着大步子急急跟了上去，想搀扶她，可又没上手，退至一旁。

她很费事地坐下，将双拐并在一起靠在怀里。虽然她努力控制着不出声，但从胸脯的一起一伏和微微圆张着的嘴，仍能看出她还在急促地喘着气。不用问，这种状况是四层楼的六七十级台阶造成的。

当她偷偷地看腕上的手表时，我才想起把她传唤来是为了询问有关她丈夫的情况。

可是，说老实话，我实在是没心思问什么了。

早知道这样，我该主动去家里找她。

就怪她涉嫌犯罪的丈夫，他怎么不说清妻子是个残疾人呢？我只知道她是个23岁的年轻人，没工作，有的是空闲时间，所以我才把她传唤来。

案情进展很顺利。她丈夫被刑事拘留了。

“去搜搜家，说不准还能发现点什么新线索。”分管局长说。

当时，天已经很黑了。她家是常见的排房格局，独门独户的一个小院儿。

听到有人敲门，她在屋里很响亮地应答了一声，随后就“咯噔、咯噔”地出了院，边走边叫着她丈夫的名字。我能听出，那叫声里有种期盼如愿的愉快，有种喜出望外的激动。到了当院，她才意识到并不是丈夫回来了，她才停下脚步“谁们？谁们？”地问。那声音微弱、颤抖，分明有种失望的悲哀在里面。

“是不是我的男人回不来了？”当我们进了屋，她看着我问。

她从我的沉默里似乎知道自己的担心已是事实。她跌坐在锅台上，左臂的拐杖“吧嗒”一声摔倒在地上。

她哭了。

她默默地哭着，任一串串的泪珠往下滴落，也不去擦一擦。

炕頭上，棉花绒毯围着个不足半岁的小娃娃。婴儿不懂母亲的痛苦，举起胳膊伸探着。昏暗的灯光摇曳着模糊的人影。

我把拐杖扶起来，轻轻给她靠在身旁。

搜查完该她签字时，她握笔的手在不住地哆嗦。捺手印时，怕模糊了指纹，我捏住她的食指帮着捺。可是，当我接触到她那冰凉抖动的指头时，我的手居然也不由得抖了起来。

那天夜里，我一个接一个地做噩梦。早晨醒来，头脑昏昏。夜里梦魇的惊悸还没有消除，我又发现我的黄挎包找不到了。那里面不仅装着头天的搜查手续，还装着手铐和记录着半年来工作情况的笔记本。天哪！这要是真丢了，少说也得给我个记大过的处分。

细细地回忆一下，我才想起那黄挎包仍旧挂在她家的衣帽钩上。

我赶快骑车向她家猛劲儿地蹬，可是她家的院门上着大铁锁。

顾不得许多了，我从墙头跳进院里，趴在玻璃上一看，糟糕！衣帽钩上并没有

我的黄挎包。

她给扔了？等我来取？还是给藏起来，等着敲我的竹杠？不，不会的。我摇摇头。

难道她？对！她一准是到公安局给我送黄挎包去了。我骑车向公安局猛蹬。

她架着双拐，在四楼楼道口旁靠墙站着。看见我，她那焦急的神色换上笑容。她左右看看，见两旁没人，便打开挂在左拐上的黑提兜，里面是我的那个要命的黄挎包。

“看看丢什么没？政府的事，重要。”她说。

她向我道别后，便撑起双拐走了。

我木呆呆地立在原地，听任她那双拐“咯噔、咯噔、咯噔”地狠狠敲击在我的心上。

（选自2019年12月18日《检察日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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