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韵

摘  要：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家喻户晓，大禹治水的历史功绩对于统一九州以及中华文明的进程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大禹治水对各民族部落之间的触合和对社会经济发展都起到了促进作用，对世袭制度的形成和国家的产生也有强大的影响力。

关键词：大禹治水;历史成就;重要影响

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神话传说，在《尚书》、《论语》、《墨子》、《史记》中都有相关的记载，传说在远古的帝尧时期，黄河流域连年泛滥发生洪水。大水不仅冲毁了百姓们的庄稼，还毁掉了他们的住房，老百姓们生活十分的艰辛。尧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水患问题，就召集部落商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禹的父亲鲧被推举出来治理洪水，鲧“堤工障水，作三仞之城”1，将百姓居住的地区用堤坝围起来，但是收效甚微，鲧用了九年都没解决水患的问题。

舜帝即位后，鲧的儿子禹受命继续治理洪水，禹总结经验教训，找到了父亲治水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建立固定的河道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经过了实地考察后，禹“疏顺导滞”，先是带领人们用工具深挖泥土，凿开石头，疏通了床。再顺着地形疏通拥塞的川流，把洪水引入已疏通的河道，水患终于逐渐得以平息。禹为此受到了皇帝以及百姓们的推崇，成为夏朝的第一个君王。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及其精神，数千年来被后世的人民传颂不息，大禹治水的历史成就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大禹治水促进了氏族部落之间的互相融合

三皇五帝时期的时候是氏族社会，各个部落之间的交流甚少，随着黄河流域水患的频繁发生，而且黄土高原土质疏松，植被稀少，夏季又是降雨季，水土流失加剧，出现了“洪水茫茫，浩浩滔天”2的情景。到了尧舜时期，除了中原地区，在其他少数民族部落也需要面对处理洪水的难题。要靠单个部落治水很困难，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部落联盟开始顺应需要出现。

而大禹在率领百姓治理洪水的过程中，当时的生产条件有限，人们仅有些简单的挖土工具，既没有铁锹，也没有疏水工具，很难疏通河床和开凿水渠。而且洪水的疏导还需要经过其他部落的领地，禹认识到必须联合其他少数民族部落共同治水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禹竭尽全力来争取其他部落的联盟。在治理洪水期间，大禹与“涂山女”进行通婚，这样取得了通婚部落对治水行动的支持，通过大量的联合工作手段，大禹获得了大部份部落的支持，在治水上也卓有成效。

而对于坚决不加入统一治水行动的，大禹就通过武力来迫使他们同意。当时的苗部落自认为自己的实力强大，拒绝与禹率领的华夏部落合作一同治水，“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起”3，禹对三苗进行讨伐，这样拉拢了三苗部落也参与到共同治水的大业。由此可见，大禹治水的成功是建立在各部落间的界限被打破，换而之是互相的了解和合作过程的基础之上的治水联合战线，大禹治水的过程就是华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相互融合的过程。

二、大禹治水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恢复发展

尧舜禹时候的中原地区是原始农业时代，社会经济处于农业发展的初期，农耕水平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是频繁的洪水灾害，给百姓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据史籍记载，当洪水泛滥之时，“高地被龙蛇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百姓需要耕种的河谷地带被洪水淹没，居无定所。而当洪水退了后，之前涨水被淹没的高地，又到处都是随着山洪迁移来的猛兽毒虫，“下民其忧”，老百姓们深受洪水带来的困苦，纷纷怨声载道。

在灾害频发的水患得以消除之后，黄河流域有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优越条件。首先是耕作的土地面积有所增加。据史载，大禹“封崇九山，决泪九川，破障九泽，古泽九蔽，泪越九源，泽居九奥，合通四海”4。在疏通了黄河之后，洪水排入到大海。原来被洪水入侵，无法耕作的河谷平原和沼泽地带，在洪水退去后重新得到了开发和利用。“洪水茫茫，禹敷土下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5，大禹治理好水患以后，百姓们大规模地平治水土，国家土地面积得以大量增加。

其次是交流和推广先进的农作经验。大禹联合治水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部落之间以往的相互屏蔽，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学习和推广生产经验。人们用当时简单的木石生产工具，从事生产，也能生产出足够自己使用的物质产品和少部分的剩余产品。大禹又对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政策，“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樱予难得之食”6。这样在各个民族部落的交流过程中，先进的农作经验得到互相的交流，种植范围进一步增大，农作物的品种也有所增多和丰富，社会的物质财富也随之自然地不断增加。

第三是大禹开始使用奴隶进行劳动。为了治水大业的顺利实施，大禹对有苗部落发动了战争将其击败，在治水成功以后，又继续进攻有苗，将俘获的战俘转化为奴隶。在这场战争之后，有苗从此一蹶不振，“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不夷于民”7。这样增加了华夏部落的劳动力，开始使用奴隶劳动，推进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大禹治水促进了治水精神的形成

大禹治水的方法和治水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英勇精神，都已经形成了大禹治水精神，这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份。大禹治水精神是一种坚韧不拔、创新求知、公而忘私、民为邦本的优秀精神品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首先是大禹认真总结以往前辈治水失败的经验教训，对山川形势进行实地的勘测与了解，提出了“疏川导滞”这样因势利导的治水策略，充分体现了深入实际和开创进取的科学精神。而为了治理好洪水，大禹在十三年治水过程中，“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的这种为了百姓不畏艰苦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历代人们和自然灾害的抗争中得到了继承与发扬，这对中国古代社会及中华文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其次大禹奉行的治水目标高于一切，也体现了其民族至上的精神。大禹在带领各民族人民共同治理水患的艰苦历程中，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华夏族由此得以融合和发展壮大，并且进一步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起源。大禹还根据各民族各自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对于不同的民族采取相应的管理政策，还向他们传授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优秀的文化艺術，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团结和生产力的提高。

再次大禹治水还体现了其民为邦本的精神。大禹认为人民群众是国家的根基，人民生活安定，国家才能安宁。他还提出“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8。在治水过程中，大禹坚持以人民利益为先，处处为百姓着想，并得到了人们的拥护和爱戴。在治水成功以后，大禹又“身执来镭，以为民先”9，带领百姓养蚕栽桑，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这也是大禹精神的重要体现。大禹治水根本上就是为了是老百姓们能够不再受到洪水灾害的困扰和威胁，大禹最后帮助民众解决了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他的奉献精神让人为之感动，值得我们后世铭记。

四、大禹治水促进了世袭制度的形成

大禹治水成功后，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样在当时的氏族部落中，上层的首领人物占有了更多的财富，逐渐成为了贵族，而他们需要进一步加强自己的权利，来维护已经取得的利益。而在当时，大禹在治水大业中树立了极高的声望，甚至超过了尧和舜，成为了治水造就的英雄人物，得到了所有人空前的崇拜。在舜老去之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舜之子），而朝禹”10，这样禹顺利地取代了舜，并被拥戴为夏后氏，成为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

同时，禹对各部落首领的支配权也得到极大加强，禹处理要事时，已不再需要“谙四岳”，在出征有苗时，禹对将士们的誓词中说道：“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于之罚。”11。此时禹已经掌握了最高权力，并且奉天命以自居，各个部落的首领都必须服从他的指挥。大禹成为各部落的最高领导者以后，为了进一步加强自己手中的权力才继续征伐有苗。而有苗的势力一直和华夏部落不相上下，被大禹击败之后，中原地区以华夏族为主的部落联盟就得以进一步的巩固，大禹也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权力。

这时世袭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大禹开始准备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大禹首先颁布了“任土作贡”的命令，也就是根据各个部落不同的土质和具体生产情况征收贡赋。“今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为甸服，甸服以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侯”12。通过赋贡制度来确立了贵族的世袭统治制度，而且为了使贵族们能够更有利的占据部落内的剩余产品，进一步维护贵族的利益，大禹又制定了刑法。《左传》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13。所以大禹治水的成功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国家制度的形成。

五、大禹治水确定了我国大江大河的格局

大禹治水成功之后，还将全国划分成九州，各州之间的疆界就是指定的名山和大川。“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14。禹将全国划分为9个区（即“九州”），而后古人假托大禹治水以后的政区制度，对各个区（州）的疆域、土壤、山脉、植被、河流、贡赋、物产、少数民族、交通等自然和人文地理现象，作了简要的描述，定书名为《禹贡》，这样大禹治水的传说发展成为了一篇珍贵的古代地理记载。《禹贡》被收录于《尚书》之中，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最古老和最有系统性地理观念的著作。“后世研究、校释《禹贡》的书很多，著名的有宋程大昌的《禹贡论》及《禹贡山川地理图》，傅寅的《禹贡说断》等，清胡谓的《禹贡锥指》，更是一部具有总结性的著作”15。可见，大禹“平水土，定九州”16，对我国的水文化和地理文化的形成，以及测绘学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大禹治水的壮举不仅促进了华夏族和其他各民族部落形成为利益一致的命运共同体，还为国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禹的儿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中华民族从此跨入文明时代，而国家的产生、分封制的萌芽，又有助于各部族的交流融合和统一的道德文化、行为准则之形成从此，夏文化逐渐向各地延伸扩展出去”17，这样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夏文化，在随后的若干年里辐射到了其他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区，最后演化为一种统一的民族精神。国家的出现是人类迈入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大禹在华夏族由野蛮进入文明的时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大禹治水是中华文明的曙光，预示着文明的即将到来。

参考文献

[1]  《十三经·尚书》，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95年版。

[2]  袁珂著《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3]  《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4]  《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5]  《诗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6]  《史记》，岳麓书社2001年版。

[7]  《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8]  《十三经·尚书》，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95年版。

[9]  《韩非子》，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0]  《十三经·尚书》，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95年版。

[11]  《十三经·尚书》，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95年版。

[12]  《史记》，岳麓书社2001年版。

[13]  《左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

[14]  《十三经·尚书》，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95年版。

[15]  赵洪玺《大禹治水及对中国文化之影响》，《治淮》1995年第11期。

[16]  《盐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17]  徐少锦《大禹的治水道德及其重要影响》，《道德與文明》2008年第5期。